高高飞翔的文字
一提起春风，人们马上会想到温暖、柔和、舒适。一句“春风又绿江南岸”，让我们的千年文化诗意盎然。可是在过去的陕北，在那苍苍茫茫的黄土高原上，有时候，春风是狂风、老黄风，把刚播下的种子，或者刚出土的禾苗，一起吹走或拔走，造成严重的灾害。然而正是这些让人憎恶的大风，磨砺了陕北人的心。大约在清朝末期或民国初年，一些盲人艺术家，竟然创作出一篇超拔脱俗的《刮大风》，以夸张和想象的手法，极尽风的强烈，为我们树立了浪漫主义的艺术楷模。
在文学领域，山艰水险和云蒸霞蔚，缺一不可。我们的古典文学，从屈原到李白，到李贺、李商隐，再到吴承恩，构成了浪漫主义典范。譬如李白的诗句，“白发三千丈”“黄河之水天上来”“朝如青丝暮成雪”“燕山雪花大如席”“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都给人以极为强烈的艺术撞击，丰富了我们的精神宝库。如果没有它们，唐诗将会残败不堪。台湾诗人余光中，深得李白的精髓，他在《寻李白》中写了这么几句：“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文字不多，却纳万千于笔底，灵气飞扬，概括出一个啸傲于盛唐的李白。
诗人贺敬之的《回延安》，正是继承了李白的美学传统。贺敬之写作此诗时，正在延安参加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当时我是延安一个爱好文学的中学生。在我们学校的大院子里，他和盲艺人韩起祥合影，我给他们按下了快门。不久，他的伟大诗章《回延安》，在新创刊的《延河》杂志发表了。我急切地捧读，就像有一道奇异的光芒直抵我心，那洗涤生命的审美感受，使我激动得不能自已。此后的数十年里，我常读常新。《回延安》虽然只是一首短诗，却是影响了我一生的作品。在我们这块广袤的土地上，这首诗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后来者，早已成了脍炙人口的不朽经典。这首诗里，夸张和想象，俯拾即是，如：“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儿贴在心窝上”“一口口的米酒千万句话，长江大河起浪花”“身长翅膀吧脚生云，再回延安看母亲”。其中，含金量最高、传播最为广泛、最有资格进入人类精神圣殿的，则是这样一句：“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它看似言过其实，却突出了本质，含蕴有至情。而今，这句诗已经像陕北民歌一样，经常出没在人们之唇，并且被刻在延安的石山上。在这里，我想起了《漳河水》中的一节诗来：“写在纸上怕水沤，刻在板上怕虫咬。拿上铁锤带上凿，石壁刻上支自由歌。”人们对贺敬之这句诗的感情，便是如此。
韩起祥也是个不凡的人物。他创编说唱的《刘巧儿团圆》等作品，曾风靡一时。贺敬之在《谈韩起祥》一文中说：“他的声音、他的语言、他的创作都是很惊人的，表演也是第一流的。”我在少年时，为了学习他，同时为了了解农村，曾跟着他在延安河庄坪的杨老庄生活过一个多月。那当儿，我有幸听韩起祥说过《刮大风》，那风的生动形象，那风的气势，那风无孔不入的身段，那风造成天昏地暗的力量，使我如痴如呆，屏住呼吸。这一篇我只听了一遍，就记了一生，再也忘不了。上世纪80年代，我曾经写过一篇散文《老黄风记》，写的时候，韩起祥说过的《刮大风》，还在我脑子里模模糊糊地存着，我无形中汲取了它的营养。
近几年，《刮大风》就像千年花种，先是悄没声儿地在这里起根，在那里发苗，很快呼啦啦开得到处皆是，争奇斗艳，方兴日隆。有单人演唱的，有双人演唱的，有男女共同演唱的，有几十人演唱的，一时，羊肚子手巾，老皮袄，一把把三弦怀里弹拨，一块块甩板腿上敲击，有时还有民族管弦乐队一起演奏。《刮大风》，刮得何其热闹！
千百年来经受着苦难的陕北人，一边与苦难抗争，一边强悍着内心。久而久之，他们竟可以以欣赏的姿态、乐观的心态看待苦难。于是，那“劈头盖脸把你吹成从土堆堆里刨出来的秦俑”的黑老黄风，被进一步地夸张着，生动着——“把大山削得没顶顶，把小山抹得平又平”，它震撼着我们的神经，让狂风转换为审美对象。
我们陕北人对“刮风”的“刮”，体验深刻，情有独钟，在日常语言里，得到了妙用，如：“我早晨从清涧起程，多半天就刮到延安了。”一个“刮”字，胜过千言。
战国时代宋玉写的《风赋》，把风分为雄风、雌风，并且写出风的各种姿态，成为千古名篇，但是在我看来，比起《刮大风》，它还略逊一筹。在《刮大风》中，风有大旋风、小旋风、儿马风、叫驴风、母猪风、牛不老子（牛犊）风、卷毛风、日怪风、窜渠风，光这些风的形象，就使风成了奇特的生命，获得了巨大的艺术价值。而《刮大风》的成功之处，还在于它潇洒自如地运用了从屈原开始的浪漫主义，它把夸张和想象的修辞手法，运用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
把碾轱辘唔，刮得耍流星，
把碾盘，表！表！表！刮得掼烧饼！
一个老汉爱看风，
刷！迎面来了卷毛风，
冲！老汉一嘴胡子刮得尽光尽！
老婆看见不对劲，
案板压，擀杖顶，
还不行！
就一屁股把门压定！
可裤裆格拉拉，
格涌！钻进一股日怪风。
刮得瓶打瓮来瓮打瓶，
瓷瓶瓦罐飞上空，
奔儿！奔儿！窑上碰！
看看，这书词写得何其漂亮！
近代以来，我们纯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夸张和想象，比起古典文学，似乎有些萎缩。但是，在《刮大风》这样的俗文学中，它得以保鲜。我们文学界，怎能对它视而不见呢？
袁枚在《随园诗话》中写道：“一切诗文，总需字立纸上，不可字卧纸上。”我以为，成功的夸张和想象，是飞于纸上的。李白的诗，贺敬之的《回延安》，以及《刮大风》，之所以异乎寻常地充满了艺术感染力，激动着人心，是因为那些文字在高高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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