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驻马口
初晨，一缕阳光穿越厚厚的云层洒在内蒙中部广袤的大地上，希望的黄土养育着一方勤劳的农民，枯树皮的脸庞镌刻下历经风霜雨雪的皮肤褶皱，通天的腰杆支撑着这片蔚蓝的天穹，他们是炎黄子孙，是天地的子女。
在内蒙中部，临近山西的边界有一个村子，我生于斯，长于斯，或死于斯。在我记忆的深处，一直有一个永远的画面。那是夏天，知了也受不了晌午的酷热，蚂蚱蹦哒的正欢，扶风吹过青黄的树叶，瑟瑟作响。我站在北梁的小树下，乘着凉，看着前方农作的父母，他们戴着遮阳的草帽，手里拿着旧日的镰刀，弯腰伏地，高低起伏。
时光中的北梁，沟壑纵横，荒草遍布，零星的几颗杨树点缀在深黄的大地，就如戎边驻守的将士，脚下生根，北梁常年狂风呼啸，黄土漫天，但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致，茂密的荒草却是固守水土绝对主力，奈何，民以食为天。因此，每到春种之际，天刚蒙蒙亮，来往的驴车左摇右晃，上面放着当日的午饭，农具也横平竖直的堆在一起，趁着清凉的晨风前去农作。记得那时的父亲，上身蓝灰布格子亚麻衫，下身是一条黑蓝色的涤纶裤，一双泥泞点的军绿色“秋鞋”，跨坐在驴车的前面，撸起袖子，一手扶着驴车，一手拽着缰绳，他历经风霜的脸庞，恍若一颗成熟的麦子，一幅敦厚老实样，这是广大北方农民的形象。大约一刻钟，也就到北梁了，父亲把驴车停在田头，将驴拴在旁边的树上，他和母亲拿上农具去翻新土地了；我坐在树下，吹着晨风，嘴里含着一根荒草，稚嫩的脸庞也是红扑扑，脸上、手上勾画着白丝般的小缝褶皱，就好像黄土沟壑横行。农民的娃，自然是吃苦和吃饭一样啦！
父亲如山，记忆里的父亲是顶天立地的男儿，他有着北方人的豪迈，有着使不完的力气，他农作，手工，维修样样精通。当初，我的家乡常常路过由山西送往内蒙的拉煤车，父亲经常去当街路口，抡起铲煤的铁锹，一干就是一天，中间休息时抽上一根烟，干活更起劲。那时的当街路口，作为贯穿南北的交通枢纽，地理位置自不必多说了，三户人家各有各的生意买卖，小卖铺、饭馆、旅馆好不热闹。当街，常有走南闯北的游商和大车司机，他们都是周边县城的人，为了生活四处奔波。常记得。一个大喇叭嘶哑道:“卖东西啦，卖冰棍儿啦。”这不，周遭的小孩四散回家找父母要钱，就为了那冰冰凉凉的冰棍儿，游商一待就是一下午，和村子里的人打成一片，商贩走卒，不会说可不好挣钱呀！
当时的大车，我们称呼为”二拉三“，甚是宏伟，由于大车司机常在村子停留，一群小孩也是爱在车下钻来钻去，但危险也悄然来临；那天，我藏匿在大车的油箱下却不记在干嘛，“轰轰轰，嗤”，大车准备出发，我却听到大车轰鸣声一股脑的往车里面爬，千钧一发之际，邻居家的爷爷大喊一声：“嗨，别动。”然后一把揪出我了，车子也刚刚走起。我那时一幅呆滞模样，吓傻了一般；这时，父亲丢下锹跑了过来，抱起我道：“宏扬，宏扬，没碰着哇。”他边说话边颠着，却早已慌了神，额头的煤渣汉滴在我脸上，一整个人热气腾腾。我的世界，不知多久，“沉寂的湖面滴咚一声，泛起涟漪”，我“哇”的一声，嚎哭了出来，大家都长吁一口气。
村子的南头是滩中，滩中分东西滩，西滩全是耕地，常见就是劳作的农民；东滩毗邻二湾眼-“天热泉眼”，一到春夏两季时，清风徐来，溪水潺潺，水草丰茂。这时，一群小娃结伴而行，走在草地上千姿百态，或肆意躺下，或下河淌水，或追风逐影，好不热闹非凡。当初我去滩中时，母亲常摘一片树叶，盖在我额头，用以防暑降温，之后带我去“二湾眼”下河捉鱼，先赤着脚，轻轻踩着水，弯腰低头伸手入水，缓缓将小鱼包围，待其游入掌心，慢慢闭合，捧水上岸，大气不出却一气呵成，妙极妙极。
“二湾眼”不远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羊倌，呆坐在一块青苔遍低，顶上光滑细腻的大石上，他头戴一编织的草帽，左手拿着一根旱烟杆，嘴在不停吸动着，偶尔停下嘴上的动作，厉呵一声“呔，去哪呀！”羊群便乖乖吃草，绝不四下乱窜。
母亲如水，她滋养着我的成长。从寒冬腊月到炎夏酷暑，从年少的无知到青年的懵懂，从生而白纸到做人有品；母亲一直身体不好，干农活不是一把好手，平日的针线活也仅偶有出彩，但她却有着亘古的善良。大约在我六岁时，正是“非典”爆发，村子里缺粮少米，偶有几个逃荒的老人路过，母亲那时却不吝啬，慷慨解囊，她常说：“帮别人也是帮自己，举手之劳而已。
村子再往东，是颇具文化底蕴的旧时明长城遗址，但当时年少无知，只看作一个连一个的土墙和土丘，小时候顽劣，总是从长城土墙滑下，俗称“土飞机”。不得不说，年少时期，村子是个宝藏地，那里满是欢声笑语。
记忆走到这里，也仅余些许碎片，想回忆却不知道拾起哪片。顿足在记忆里的故乡，亘古不变的是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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