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文学》2022年第10期｜彭喜媛：彭喜媛散文二题
一
半夜起来小解。
父亲靠在床头吸烟，屋内弥漫着旱烟味儿，烟头亮起那瞬间，照在父亲紧锁的双眉上，吐出烟圈的同时，父亲也吐出一句我似懂非懂的话：“真是愁养不愁长，……
筑 巢
一
半夜起来小解。
父亲靠在床头吸烟，屋内弥漫着旱烟味儿，烟头亮起那瞬间，照在父亲紧锁的双眉上，吐出烟圈的同时，父亲也吐出一句我似懂非懂的话：“真是愁养不愁长，转眼就十七岁了。”
母亲坐在床尾，头埋在昏黄的煤油灯下，左手攥着布鞋，右手“嘶嘶”地纳着鞋底，接过话茬说：“屋里还没得巴掌宽，转个身都难，哪个妹仔愿意嫁进来嘛。”
“不行，得想办法。家有梧桐树，引来金凤凰。”父亲言毕，弯下腰，俯身将烟蒂屁股摁灭在地板上。
当我重新摸回床上时，两个姐姐像门槛儿似的，一个挡在床外，一个拦在床内，我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
有什么法子呢，一米五的老式木头床，容纳三个少女，挤得床夜夜叫疼，真够难为它了。三姐妹在睡觉前，总有一番吵吵闹闹、嘻嘻哈哈。要么你的脚丫儿蹭到我脸颊了，要么她的臀部抵着我的腰了，你挤我，我搡你，窖萝卜似的。
这会儿，我只得推推二姐的背，挪挪大姐的腿，她们发出“哼哼唧唧”的呓语，很不情愿地翻过身去，继续她们的美梦。
睡在阁楼上的大哥，传来此起彼伏的鼾声，我隐约知道，父母今晚谈话的内容了。
果然，第二天，我家便开始忙碌起来。
那一年，大哥十七岁，我九岁。
二
在此，请允许我赘述一下其时的居住情况。
我们一家六口，蜗居在两间带阁楼的老房子里。严丝合缝的双层乌瓦，半丈宽的屋檐，需双手合抱的木头圆柱，镂花木头窗棂，一尺高的木门槛，五尺来高的阶沿。一言以蔽之，我家房子是我们村庄当时最好的房屋了。
从父亲口中得知，我们家的栖身之所，是曾祖父遗留下来的。祖父是独生子，生下五个儿子，我父亲排行老大。子孙不肖，没有发枝散叶，一直赖在祖屋里遮风避雨。
农村的男青年，家庭条件越好，成家越早。眼看大哥快到成婚的年龄了，老屋固然再好，可毕竟狭窄，那间光线微弱的小阁楼如何博得别家姑娘的青睐？
就在我们酣然入睡时，不知父母商榷了多少回，才制订了一套宏伟的建房计划。
原生家庭成员，年少时都是一条藤上的瓜，或苦或甜。命运呢，则似一条船上的乘客，同舟共济。
在接下来刻骨铭心的时光里，我不再是那个无忧少年，生命的内涵突然复杂起来。尤其是为人父母，肩负着使命和担当，忘我与奉献，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感染着我，熏陶着我，一直以来，不曾忘记来时路。
三
为了不囿于那弹丸之地，为了筑个宽敞明亮的窠巢，父母带领儿女，夜以继日，开始“衔泥”。
那时刚分田到户。
穷则思变。我们村二十五户人家，相继有人做油豆腐生意，母亲不知何时也悄悄学会了制作油豆腐的本领。
家里很快购置了一套做豆腐的工具。
石磨安放在阶沿上，灶台垒在我家隔壁的公用堂屋里，还有一样必不可少的固定物，就是用一根手指般粗的麻绳，穿过头顶横梁，吊下来，绑上一个活动的十字形木头架子，届时把包袱的四个角系上去，就可以用来过滤豆浆了。
早晨，两个木桶泡满了水，水上漂浮着几片黄豆的豆衣。
吃中午饭时，吃饱了水的黄豆已“抛头露面”，颗颗滚圆。
丢下碗，有伙伴在门口探头探脑想叫我出去玩。
母亲说：“从今天开始，你们仨姐妹负责磨豆腐，磨完豆腐才能玩。”
新鲜的事物总是令人好奇。
母亲打来一盆水，麻利地给石磨洗澡，把一个大木盆子置放其下，将浸泡好了的黄豆端到石磨边，叫大姐开始推磨，她来喂黄豆。
石磨欺生，大姐推了半圈，石磨木柄横在胸前罢工，磨盘转不动了。
母亲摆摆手，走过去示范，双手抓住木柄架子两边，身子微微前倾，两脚一前一后，一运力，磨盘服服帖帖，顺畅地旋转起来。
二姐好奇，拿起木瓢喂黄豆，谁知黄豆还没挨到磨眼边，木瓢里的黄豆便被撞了个天女散花，二姐怔怔地握着空瓢，哭笑不得……
母亲停止推磨，走到二姐身边说：“弹到手臂有点麻吧。看好啰，这样喂的，瞅准磨盘转过来的时候，快速把豆子喂进磨眼里，它就弹不到你了。”
大姐自告奋勇又推起磨来，推了几圈，脖子青筋暴露，母亲命我在边上搭把手，做助推。说是新磨，磨齿咬得紧，吃力，你们仨要合作好，一个主推，一个助推，一个喂豆子。
母亲吩咐完，忙别的去了。
推了几十圈，磨盘吐出白白的豆浆来，一层一层，如大海涨潮，后浪推前浪，给人遐想。
母亲从井里担水，把厨房大水缸蓄得满满的。第三担水，倒在堂屋灶台上的大铁锅里，盖上木盖，从畜厩下扛起一大捆木柴。木柴多荆棘，几乎与她齐高，小山似的木柴，与她一齐艰难地移动，直到堂屋的角落里堆满，又转回去搬了一捆斑茅草来引火。她的头发、衣服上沾满了草屑，她拨拉了几下，回屋去搬了两个大木盆子，来到堂屋的灶台边，又变戏法似的，从腋窝下取出一个新纱布做的包袱，牢牢系在那个活动的十字木架上。
一切准备就绪，母亲转到石磨边，看看桶里的黄豆差不多磨完了，旋风样地裹进堂屋去，开始生火烧水。
豆腐磨完了，大姐和二姐把盆子里的豆浆抬到灶台边。母亲一边往灶膛里添柴，一边吩咐说：“你们抓紧时间把第二锅磨完。”
“哎哟喂，手好酸呀！”我们仨几乎异口同声，叫苦不迭。
母亲从火光中抬起头来，她的脸被烤得通红通红，汗水顺着面颊往下流……她顾不上擦汗，爱怜地瞧了我们一眼说：“好吧，你们仨辛苦了，休息几分钟。”
我们仨姐妹像得了特赦令，作短暂休憩。然而，母亲的工作才开头。
锅里的水“咕嘟咕嘟”欢叫起来。母亲起身，净手，把盆子里的豆浆倒进大木盆子里，用手刮干净了，再把它端回石磨底下，准备装第二锅豆浆。
母亲回到灶台边，开始制作豆腐。
她揭开锅盖，将翻滚的开水一瓢瓢舀进盛有豆浆的木盆子里，连续搅拌，再把它们舀进吊起的包袱里，双手用力挤压，乳白色的豆浆汁源源不断地流下来，直到挤干了，剩下一大坨豆腐渣。母亲将豆腐渣倒进空桶里，再去挤第二锅、第三锅。
豆腐渣也是宝，可以喂猪，可以拿来卖，五分钱一斤。
过滤完豆浆后，将它们倒进大铁锅里，盖上锅盖，开始烧火，直到白色的泡沫从锅盖下涌上来时，母亲迅速揭开锅盖，再把它们舀进另一个大盆子里，开始点石膏水。
点石膏水的过程至关重要，放入多少，直接关系到豆腐的老和嫩。放多了，豆腐变得老；放少了，则嫩，切不成块，甚至做砸。总之，它的性质，不亚于做菜时所放的食盐，决定菜品的咸淡。
石膏好比豆腐的灵魂。其实它的由来很简单。它的前身就是一种白石头，放在柴火里焚烧，烧熟后取出来，捶成粉末，就成了石膏。根据一锅豆子的重量拿捏它的分量。那时我们家一锅豆腐为七斤黄豆，母亲便取一两多石膏粉，放入瓦钵里，兑上水，用竹刷子左左右右、来来回回地擂呀擂，直擂得一丁点渣子没有才作罢。
制作豆腐的整个过程，紧张而忙碌，通常一气呵成。这个时候，母亲就是魔术师，尤其是点石膏水时，更为迷人。
母亲用竹刷子蘸了蘸石膏水，洒向豆浆汁，她不停地洒、均匀地洒，像园丁播种，动作娴熟、连贯，决不拖泥带水，她清癯的脸上露出坚定的表情，直到把钵里的石膏水一口气点完。
劳动的姿势最美丽，母亲的形象在我心中定型。
舞蹈家的举手投足固然很美，但我觉得母亲在制作豆腐时，快若蝴蝶翩跹，柔如蜻蜓点水，她劳作的场面就是一场优美的舞蹈。
石膏水洒下去，不多一会儿，便形成了豆腐脑。
等豆腐脑冷却到一定时间后，将它们“请进”豆腐匣里去，用纱布包好，盖上木盖，再在上面压一块十来斤重的石头，以便榨干水分，形成水豆腐。
做成两匣水豆腐，已是傍晚时分。
等到匣内的水分沥干，母亲掀开纱布，按照匣子留下的印痕，用刀一格格划开，一块块翻过来，以备炸油豆腐之需。
水豆腐大功告成之后，母亲并没有歇息，喂饱了家禽，又开始为一家六口的晚餐忙碌了。
父亲当时在外做手艺，补贴家用，因此家务活都落在母亲身上。
如今，我家祖屋已荡然无存，然而母亲忙碌的样子及茅棚泥壁的畜厩，成群的鸡娘，仍定格心底，在疼痛中永恒。
四
自从开始做油豆腐生意后，母亲肩上的担子突然加重了。
夜晚两点半，母亲起床，将炸豆腐用的油锅端上专用的灶台，开始生煤火。
父亲是个“秀才”，本职却是农民，很多农活并不精通。灶是父亲垒的，不太通风，每次生火都是一个难题。用嘴巴吹，用扇子扇，烟熏火燎的，怕影响我们，母亲把房门关严，自己熏得一边咳嗽一边流泪，但母亲从不刻意数落我父亲。
等到油锅热起来的时候，母亲将一块水豆腐划成九块，九块小水豆腐炸出来便是九个油豆腐。一炷香的时间后，油锅才慢慢翻滚起来，母亲把分好的水豆腐请进油锅里，只听“嗤——”的一声，如同调皮姑娘的一声长笑，在这乡村的半夜，听起来格外动人……沉下去的水豆腐在油锅里辗转腾挪，慢慢浮出水面。刚开始，它们是白色的、菱形的，母亲用一双特制的长竹筷子不停地给它们翻身，否则就会粘连在一起。它们继续“修炼”，颜色渐渐变黄，体形慢慢膨胀，棱角悄悄遁形，个个都变成了罗汉肚。偶尔也有个别淘气的，“扑哧”一声，笑咧了嘴。有的“嘭”的一下，头上冒出个角来……
该出锅了。
母亲操起一把大铁丝漏勺，往油锅里一抄，抄起满满一勺油豆腐，将它们一股脑儿倒在事先备好的簸箕里……
厨房门敞开，夜风不懂隐瞒，油豆腐的香味儿弥漫开来，东游西荡……我一骨碌爬起来，推开门，揉揉眼睛，耸着鼻翼说：“哇，好香！”
母亲疲惫的眼睛里含着笑意，说：“过来，妈给你挑点好吃的。”
母亲拣出一些模样儿不周全的，或“咧嘴”或“长角”的油豆腐给我，刚出锅的油豆腐，还有些烫手，捏在手里，颠来倒去，咬一口，又香又软又酥……母亲做豆腐从不掺米，做出来的油豆腐空心、皮香、味纯。
其实，母亲在给水豆腐变身油豆腐时，它已破茧成蝶，完成了变身。
母亲娘家家境殷实，外祖父是布商。她是老幺，读书至初小毕业，从未做过家务事。十八岁那年嫁到父亲家来，曾在我们堂屋里教村子的孩子们唱歌跳舞。母亲的嗓子好，又算是个文化人，当个小学教师完全没问题，可母亲胆子小，跟陌生人说话都面红耳赤，大队干部以此为由，让我母亲到队上出工，母亲也不计较，刚开始，连锄头都拿倒了，惹来笑话；砍柴时，荆棘刺得她龇牙咧嘴；挖土回来，手掌里全是血泡……
这一切苦楚，母亲默默忍受，把眼泪逼回肚子里，悄悄向别人学习，几年下来，母亲种豆、栽菜、插秧、打谷子，瘦瘦弱弱的她，干起活儿来又快又好，众人都夸我祖母得了个好媳妇儿，做事勤快，人又老实，言语又谨慎。
当东方露出鱼肚白时，母亲的油豆腐炸完了。她开始张罗一家人的早饭，等到鼎锅冒出米饭的香味儿时，爬到楼梯口，抻长脖子叫：“旭奶几，旭奶几，起床了。”
大哥匆匆扒完两碗饭，挑起一担尚带余温的油豆腐，迈出门槛，迎着晨曦而去……
母亲停下手中的活儿，悄悄跟出来，伫立在屋檐下，目光像水做的绳子，缠绕在我大哥的后背，直到看不见为止。
五
商人重利，为了增加油豆腐的重量，有人在黄豆里掺米，但口感相差甚远。
母亲从不掺假，时间一久，顾客自然吃得出好歹。平时，别人一天卖一锅豆腐，我们家每天两锅，逢年过节，则要做十锅八锅。
毫无疑问，磨豆腐的时间侵占了我放学后的美好时光。从此不能去荷塘边捉蜻蜓，不能去后山上折马尾巴草。我们一家人分工明确，磨豆腐便是我们姐妹仨的事儿，那沉重的石磨，推起来让人气喘如牛，大汗淋漓。
久而久之，对于这个石磨，我是望而生畏甚至可以说恨之入骨。
年边，记得一吃完夜饭，母亲就开始生火炸豆腐，厨房便是她的舞台，她在这儿尽情发挥她的“才能”，直到天亮。
母亲连打盹的时间都没有，我一度怀疑她的身子是铁打的。
到底，母亲累病了。
那天我放学回来，见母亲坐在厨房的灶膛前，手捧着腮颊，五官缩到一堆去了。
母亲牙疼的老毛病犯了，齿缝里“咝咝”冒着凉气。
我手足无措，眼睁睁地看着母亲疼得要命却无能为力。
母亲从三十岁那年开始犯牙疼，一直疼了十个年头，从未去医院拿过药、打过针，用她的话说，一是没时间，二是没有特效药。疼起来了，缩着动弹不得，不疼了，马上又起来做事。
这会儿，母亲正在“受刑”。她无暇和我说话，剧烈的牙疼袭来，身体失控，从蚂凳子上滑下去，跌落在柴垛上，她的脸色惨白，头发蓬乱，像个无助的婴儿，手捧腮颊呻吟……
那情景，直到现在，还留在我的脑海。
母亲外表柔弱，内心坚强。有点儿头痛脑热的，从来不吭声，别说在自己儿女面前流露半点痛苦的模样，就是在自己的丈夫面前，也不会装得可怜兮兮。
母亲体质弱，还有一种老病，一旦发作起来，更甚于牙疼。
由于睡眠严重不足，加之常在灶台边烟熏火燎，母亲尿道炎发作了。
母亲几分钟蹲一次尿桶，全身颤抖，牙齿咬得“咯咯”响，埋头佝腰，用手抵住腹部……
父亲在外打听到几个土方子，什么黄糖泡醋、酸菜坛里的陈年老盐水，老杉树皮泡柴火灰，等等，母亲一一照着吃了，照样无济于事。
然而，不管老病复发疼得怎样死去活来，母亲从未在床上养过一分钟的病。深夜摸到床边，还没脱下鞋子，眼睛就粘上了，但不到一刻钟，她自己又醒过来，坐到床上纳鞋底，纳着纳着，头又像钓鱼一样，一甩一甩的了……
六
人生三苦：撑船、打铁、卖豆腐。
为了改变现状，我家别无良策，只得选择人生三苦之一——卖豆腐。
全家人一天从早到晚，辛苦付出，收入微薄。那时的油豆腐六角六分钱一斤，猪油一元钱一斤，一天做两锅豆腐，纯收入五元左右。
村民们个个心里都有一杆秤。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没有分田到户时，我们生产队的工分测得三角五分钱一天，一年下来，就算满勤，也只能挣一百多元钱。
三年后，我们家靠做豆腐积攒了三千元钱，父亲决定筑巢了。
我们家这回建房，不是土砖房，而是红砖楼房！
说干就干。
首先打红砖，严格地说，应该是红砖泥坯。
红砖泥坯承包给了隔壁大队小胡。六厘钱一个，共四万块泥坯砖。
泥土就在我家新屋场地上的一块稻田里，小胡带领另两个男青年甩开膀子，累得流黑汗，一个月就摞起来一万多块红砖泥坯。
打砖要好天气，晒砖同样依赖太阳公公。但凡变天，大雨突降，全家人便急急抱了尼龙纸去遮盖，还要在上面加一层草蓑衣，这样才能保证泥坯子们安然无恙。
尼龙纸是花钱扯回来的，草蓑衣则是母亲制作的。就是用一根竹竿，将一把一把的干稻草扎紧了，扎齐了，左边一排，右边一排，专门为泥坯子遮挡风雨。
转眼三个多月过去了，四万块红砖泥坯子已然完工，付清工钱，紧接着就是烧窑了。
装窑的师傅是三十里外请来的。煤呢，用解放牌汽车运到山外鞭炮厂场地上，再请人一担一担挑回来。
装窑那天，比过年还热闹，上百人里三层外三层来瞧稀罕。
每餐四桌人吃饭，母亲就成了专职厨娘。
饭菜每天都做现成的，肉没有，可去圩上买。
酒呢，家里的酒坛已见底。
那时恨不得将一分钱掰作两分钱用，做喜事用酒量大，总不能花那么多闲钱去买酒喝吧。况且，买来的米酒寡淡如水，而母亲酿的米酒，甚合父亲胃口，口感纯正绵软，回味悠长。所以眼下当务之急，便是自酿米酒。
限于酿酒的器皿，一次最多煮十八斤大米。
母亲将米洗净，置于大铁锅内，煮熟。为了赶时间，把米饭舀出来，置于干净的簸箕上冷却，撒入酒曲，搅拌均匀，再放入大铁锅内，压紧，中间挖一个见底的小坑，如果气温高的话，二十四个小时便有酒渗入小坑内，这时候就可以装入酒坛，十天后就可以烤酒了。
烤酒，是一个庄严而神奇的过程。
母亲常说，邋遢豆腐，干净酒。
我目睹了母亲烤酒。
一大早，母亲搬一口大铁锅架在泥坯灶上，铁锅里盛着发酵好的米饭，将一个形如裙子的圆木圈围住铁锅，在锅沿缝隙处洒上厚厚的秕糠，用薄竹片“笃笃”戳紧了，以防酒蒸汽“逃跑”，然后在上面支一口同样大小的空铁锅，母亲用大木瓢一瓢一瓢地往空铁锅里加水，水是刚刚担回来的新鲜井水，水质的好坏直接关系到酒的优劣。
忙完主体，下一步就是衔接。拿一个带点儿斜坡的竹筒，一端与圆木圈上的洞眼衔接好，另一端则“请君入瓮”——对准空酒坛，用一块湿毛巾把酒坛嘴巴捂严了。
一切准备妥当，母亲蹲在灶膛前，用茅草引燃干木柴棒，“哔哔剥剥”烧起火来，干柴棒吐出红色的火舌，殷勤地舔着墨黑的锅底，一袋烟工夫，便见锅内水面上袅起一层轻纱样的雾气来，慢慢地，一缕酒香在空气中弥漫……这个时候，母亲立在酒坛边，凝神聆听。
好奇的我，学母亲那样，将耳朵贴在坛子嘴巴边，初始，疑是天上下了一阵零星雨，“滴答滴答”落进坛内，随之，雨越下越大，汇聚成一股小溪，流经竹筒，汩汩流淌，潺潺声如人间天籁……这时，母亲小心翼翼地掀开湿毛巾，把一个微型长柄木盅伸进坛内，取得小半杯酒，凑在唇边，微眯了眼，闻上一闻，呷上一口，咂咂嘴巴……
年少懵懂的我，不知酒为何物，只是内心惊异，原来，农民用一滴滴汗水浇灌稻谷，再用稻谷酿成一碗碗米酒，可陶情，可怡性，可自酌，可酬宾……
母亲酿的米酒，浓淡相宜，十八斤米酿二十三斤酒，三十度左右。有人图多，可酿出三十多斤酒，自然味道寡淡。如果爱好高度酒，则一斤米酿一斤酒，可达五十度。
母亲待客大方，宁愿自己勒紧裤带，也要让客人吃饱喝足。
为了菜肴丰富，母亲还重操旧业，一个人包打包唱——做水豆腐，这样便能保证餐桌上标准的荤素搭配。当时，母亲心里只有一个朴素的念头——把师傅和帮忙的乡邻款待好了，人家才会尽心尽力做事啊。
七
最考验母亲毅力的事情接踵而来，就是起房子的时候。
头一天晚上，父亲打着手电筒，到隔壁生产队去，挨家挨户请人来帮工，但凡叫了的几乎都来帮忙。
那时乡里乡亲办喜事，不要报酬，管饭就行。
当然，我们家除了管饭，上午下午还有一顿干茶，所谓干茶就是吃饼干。
每餐都有十来桌人吃饭，其时二婶和二叔在外地。三叔三婶在县城做生意，抽不开身。四叔和五叔与我大哥大姐同龄，自然帮不上大忙。
我母亲一人挑起百多人的伙食，每天都要做豆腐、烤酒，忙得昏天黑地。我白发盈顶的外祖父，步行三十里来到我家，帮我母亲收拾碗筷。
祖父其时年近六旬，背驼得像个罗锅，啥也干不了，只是到处转悠，指手画脚。
祖母见我母亲实在忙不过来，进厨房帮着煮了两天菜，便躺在床上喊得惊天动地，说是气痛病犯了。父亲吩咐我母亲炒盐、烧艾叶做纱包，弄得滚烫滚烫的，一路小跑着送过去，给祖母热敷，热度一旦减退，祖母又大喊大叫，我母亲三番五次去服侍祖母，一边帮她敷，一边帮她揉……
两层楼房，连续起了十一天。
房屋竣工时，几百人前来参观，那是我们大队的第一幢红砖楼房！
从此，我家的石磨闲置一旁。
挨过那几年恼人的时光，犹如做了一世人，就像隔世重生的样子。
次年，我大嫂进了家门。
云雀在歌唱
一
年初四，我回到故乡湖南。
民间谚语曰：“葱三薤四。”
眼下，正是野葱疯长的季节。
野葱为葱科属植物，名薤白，又名沙葱、麦葱、山葱，叶披针形，基部鞘状，先端细尖，两面平滑无毛。多生在山坡上及草地上，具有发汗、散寒、消肿的作用。
我们老家俗称野葱。
唐代诗人杜甫《秋日阮隐居致薤三十束》曰：“隐者柴门内，畦蔬绕舍秋。盈筐承露薤，不待致书求。束比青刍色，圆齐玉箸头。衰年关鬲冷，味暖并无忧。”
足见薤菜是一种古老的菜蔬。
记忆中，一到春天，我和小伙伴们在山坡上扯回一大把野葱，去掉根须和粗老的叶子，交给母亲，洗净，沥水，切碎，菜锅烧红后，放入一勺猪板油、豆豉煸香，下野葱，快速翻炒，炒至野葱断生时，停止往灶膛里烧柴，不放任何味精鸡精之类的调味品，刚出锅时，呀，一屋子的香！
老家人爱吃蒸菜，如果为了省事，将野葱放在粉蒸肉上，味道更是妙不可言。吃时把盖在粉蒸肉上的碎葱同碗底的油汁和豆豉搅拌，真是香鲜辣齐全，让人胃口大开。在那个油水寡淡的年代，有野葱这道菜，可以让人加碗饭。
那时，我恨不得餐餐吃野葱，但大人说，野葱不宜多吃，容易蒙眼睛。
二
去挖野葱的途中让人耳目一新。
走在村口池塘上，感觉村子就像整容后的美妇。原来的泥巴堤岸，用红砖加固，还砌了两个水泥码头，供村民洗涤。池水碧绿，呈长方形，如同一个巨大的游泳池，池塘岸上新种了几株茶花，花朵在枝头灼灼绽放，给这个宁静的小山庄增添了几分妩媚，好比一个村姑头上戴满了金簪银钗。
这个打扮一新的池塘，名叫枣子塘。因当年塘岸上有两株枣子树而得名，这口池塘，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曾热闹非凡，一百多口人都在这儿洗菜、捣衣。
夏天，坐在石板上，把小脚丫伸进水里去，高一脚低一脚地打水，会有一种叫穿条子的小鱼仔来咬脚板，痒酥酥的，待弯腰去捉，它们又像箭一样射到水深处去了。
兴趣来了，回家去取搬罾。
搬罾是自制的，都是就地取材，用四根手指宽的竹片烧弯，分别扎紧纱布的四个角头，成“十”字支撑，纱布不能绷紧，中部呈凹形，再用竹竿系一根粗麻线，吊在竹片交叉点，就形成了一个搬罾。
据说搬罾捕鱼法在宋代《清明上河图》里就有记载，流传至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
饵料很简单，用冷饭拌点米糠，反复揉捏，形成饭团，下钓时，掰一点饭团丢进搬罾中间，慢慢沉下去，过几分钟，蹑手蹑脚地提竿，当搬罾的竹片浮出水面时，里面的穿条子，鲫鱼，苦鳊鱼呀这才慌了神，急得乱窜乱跳，后悔贪嘴，丢了身家性命。钓得斤儿八两的，也就罢手。回去交给母亲，用油炸香，放豆豉一焖，哇，吃饭时狼吞虎咽。
岁月留痕，石板磨得光光滑滑，记忆却永远无法磨灭。
环视整个村庄，十来幢小洋楼散落在群山环抱之中，如一盘散落的棋子。
三
驻足在晒谷坪上，闻得阵阵鸟鸣，时而高亢，时而清脆，时而独奏，时而合唱，它们似乎在开音乐演奏会。
听，雄鸡居然也引颈长鸣，参与鸟儿的音乐演奏会。
村子里有两株百年柿子树，每当柿子成熟的时候，摘下来的杮子堆积成山，等大人傍晚收工了，挑着箩筐来分柿子。我们围着柿子，高兴地笑呀、跳呀，因为马上可以吃到香甜的柿子了。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柿子，诱惑着全村的男女老少。
还有比柿子更壮观的便是红薯了。我们村田少土多，土地肥沃，分布在山坡上，红薯成了我们的主打产品。红薯丰收时，堆满了晒谷坪，据说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凭红薯果腹。
“咚”，一个熟透的柚子脱离枝头，滚落下来，掉进田里，同时也砸断了我的思绪。
我们进入山坳，眼前顿时明亮起来……
四
山坳里都是油菜花，花儿开得正热闹，热闹的菜花引来成群的蜜蜂，蜜蜂忙着从这朵花儿飞到另一朵花儿中。黄的花，绿的叶，三岁稚童一般高。
这些，都是二叔的杰作，近两年来，他引进优良品种，成熟后可榨成菜籽油，自己吃不完还可以拿去卖。
现在，左边山坳几十亩田地，二叔是它们的主人。有些是他自家的，有些是外出务工村民的，反正荒着也是荒着，把田地交给他，总比撂荒好。
二叔在山坳里养有一口池塘，雨水丰沛期，不时有泉水从山上汩汩流入塘内。塘里的水不时被搅浑，说明塘里有大鱼。
记得有一年回来，二叔刚好请网匠来网鱼，塘里群鱼乱窜，有的直接蹦到岸上来，捞上来的大多是草鱼和大头鱼，二婶把一条大草鱼举在手里想称一称重量，大草鱼挺不情愿的，扭捏着身子，甩打着尾巴，如同捉着一头小乳猪，二婶脸上笑开了花。后来，二叔把大草鱼送给了我们，带回生活中的城市。
吃草的鱼儿，肉质嫩，汤汁甜，跟吃饲料的鱼儿味道有天壤之别。
如果把草鱼剖好，切成手掌那么大一块，抹上盐，置于专门烘肉的铁网格子里，放在灶台上，灶膛里埋着炭火星子，撒一层米，烘上一天一夜，不停翻转，这样烘出来的鱼仔外表金黄，内里鲜香，肉质硬实却不柴，咬一口吃得出人间烟火味儿。
遗憾的是，自从父亲去世，母亲随我们进城后，这种儿时的美味，便成了我餐桌上的奢侈品。
这会儿，二叔跟二婶正在地里忙活。
几年不见二叔，他的腰弯到了膝盖上，我心中一酸，二叔不过才六旬出头，在城里，和他年纪相仿的男子，腰杆直得还像一棵松。
据说，二叔年少时，早早辍学，下地干活。
二叔在塘岸上种有柚子树和柑橘树，一年四季都有吃不完的果子，没工夫去摘，留在树枝上，任鸟儿去啄，任果子掉落泥土，化作泥土更芬芳。
更妙的是，二叔还在池塘上方搭了个茅草屋，依石岩而建，内有床铺，等到鱼儿膘肥体壮的时候，二叔通常在茅房里守夜。
夜里，二叔并不寂寞。可以听蟋蟀弹琴、青蛙打鼓、稻穗拔节、种子破土……然后枕着星星和月亮进入梦乡。
二叔养了只母狗，母狗生了四五只狗崽，小狗崽肚皮圆滚滚的，像顽童，时而在田埂间追逐蝴蝶，时而在塘岸上抓捕蟋蟀……一到夜里，小狗缩在窝里睡觉，母狗蹲在茅屋下，瞪圆眼睛，竖起耳朵，为主人守夜。
二叔守夜也不用点灯，他居然拉进电源，在茅房里用上了电灯。
世上有各种各样的能工巧匠，我二叔便是。
他挥动锋利的镰刀，把一丘丘杂草丛生的梯田剃成“光头”，随便往土里撒一把种子，便可种出既有观赏价值、又有经济效益的油菜籽花来。
世上有统率千军万马的将领，我二叔便是“田园将军”。
他在这片空寂的山坳里“调兵遣将”，把一颗颗禾苗移进田里，变成黄澄澄的稻子，把一颗颗菜秧移进地里，变成绿油油的菜园……
鱼儿熟悉二叔的脚步声。踏着露水，他割一担青草，走近鱼塘，黑压压的鱼头就会争相浮出水面……
二叔痴情，和土地谈了五十多年的“恋爱”，土地虐他千遍万遍，他待土地如初恋。
二叔“吝啬”，他的背弯成了“7”字形，好多人劝他早晚做做运动，吊吊树干，他只做了一个早上便放弃了，说有那工夫锻炼身体还不如多侍弄几棵庄稼。
土地就是他的命根子。
在这早春二月，二叔的“管辖地”一片生机盎然。
半山腰上，田里种满了头菜，头菜叶儿青青的，散发着淡淡的香味儿，晒干后，用猪板油爆炒，有嚼劲儿，口感纯香，解油去腻，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土特产。二叔种的头菜，叶片儿一尺来长，洗净，晒蔫，入坛，有贩子上门收购，这种优质头菜，深受青睐，自然价格优厚。
听说我们挖野葱，二叔停下手里的活儿，笑着说，后面田里多的是，要好多有好多。
二叔从他的茅屋里找出一把小巧的锄头递给二婶，二婶走得比我还快。
啊，野葱，满坡皆是，我突然有发横财的感觉。
因为土地肥沃，环境优美，空气良好，几十年来，这些野菜生生不息，年年繁衍。你采或不采，它们都在那儿，从破土到结籽，从从容容完成一生的枯荣。
单株的、成群的野葱进入眼帘，我徒手去拔，可野葱的鳞茎很深，须用巧力儿才能连根拔起，用力不当，便会扯断，令人惋惜。
母亲比我有经验，几乎把每棵野葱的鳞茎都拔了出来，连说够了够了，吃多了蒙眼睛。
意外之喜。眼尖的二婶居然发现了一大丛野藠头，这一丛，足够吃一餐。都说野葱是“独行侠”，野藠头则常数枚聚生。
二婶两三锄下去，便将它们连根铲了出来，底下托着一大坨泥土，二叔又找来一个塑料袋，给我打包带回桂林。二婶想要把那坨泥土敲掉，我连说不敲不敲，连土兜进去，突然找到了年少的时光。
于城里人而言，常把野藠头与野葱混为一谈。
野藠头的鳞茎与野葱的鳞茎不同，野葱的鳞茎是“近圆球形”的，而野藠头的鳞茎是“卵形或狭卵形”的。
另外，两者的鳞茎皮颜色不同。野葱鳞茎皮外层带黑色，易脱落，内层为白色，而野藠头鳞茎皮白色或带红色。
区分它们，对我这个从小吃野葱长大的村姑来说，眯着眼睛都能分辨。
野葱满山遍野都是，而野藠头却稀有。就营养价值而言，野葱比野藠头更胜一筹。
查资料得知，过多食用野葱会损伤视力，看来老人所说的吃多了蒙眼睛并非空穴来风。
离开山坳时，我留恋地回头张望，突然意识到，我带走的只不过是土地的馈赠，而那连绵的群山，黑褐色的土地，才是故乡的魂、故乡的根。
拎着这袋沉甸甸的绿色植物，摸了摸那坨泥土，届时，我将把它们移进阳台上的花盆里，精心培育，这样，故乡就时时在我的身边，从未割离，这是每一个游子的情怀。
忽闻天籁之音，抬头四望，一群云雀儿，在鱼鳞般的晚霞下，振翅飞翔，一路歌唱，回归爱巢。
【彭喜媛，广西作家协会会员，广西散文学会副会长，在《北京文学》《广西文学》《西藏文学》等刊物上发表散文、小说。现居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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