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辛”这方印
“久辛”这方印（上图），是我至今仍在用的，为西安车辆厂一位工程师为我刻治。在我书柜珍藏的购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上百册图书的扉页上，除了我的签名、购买日期外，就钤着这……
“久辛”这方印（上图），是我至今仍在用的，为西安车辆厂一位工程师为我刻治。在我书柜珍藏的购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上百册图书的扉页上，除了我的签名、购买日期外，就钤着这方印。也就是说，这方印最少已经有了45年以上的“生命历程”。在我集纳印章的盒子里，收藏了金石好友为我刻治的三十多方印章，惟有这一枚，才是我最最珍爱并一直沿用至今的。它的作者，我再重述一下——马学正，一位远离名利场的理工老头儿。当然，在45年前，他好像还不到40岁，如今应该接近或者超过80岁了。
这方印的高光时刻，是1994年12月，也就是《狂雪》诗碑落成并先后在兰州东方红广场与南京江东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南侧悼念广场对面展览的日日夜夜。两地人民前拥后挤地前来观赏、诵读镌刻在紫铜诗碑上的长诗《狂雪》，而在题头我的签名之下，就钤盖着这方印章。我曾无数次看到游人手指着碑上的这方印赞叹——古雅清俊的“久辛”两字，被放大了十倍以上，像一对同胞兄弟，亲密地并立着，各领风骚。
获赠此印那年，我也就16岁左右。说来非常奇怪，当时我还那么小，又不曾向马师傅提出过要求，他怎么会突然想起来，为一个刚上高中的学生刻一方印呢？
当时，我常去工厂的单身宿舍楼找我的乒乓球教练段师傅，巧的是马师傅与段师傅刚好都住一楼，还门对门。有次敲门，我的段师傅不在，对门的马师傅却开门了。他问我是不是找小段，我忙应说：是。他就招呼我：进来等，进来等，别站在门外了。于是，我便进门，坐在了他写字台一侧的椅子上。我被他桌上的笔墨纸砚和双层架子床上摞着的书、整洁干净的床褥和他的衣着所吸引，心想，在单身工人的宿舍楼里，怎么会有这样一位穿得像旧社会里绅士般的人士？而且不仅戴着近视眼镜，还戴着一顶鸭舌帽！太不寻常了吧。我被唤进他的宿舍后，两只眼睛似乎不够用了，四下张望，感觉十分新鲜。马师傅说话和蔼可亲，琴棋诗书画无所不通，且说起话来娓娓动听，在情在理，很是入心。那时候我的爱好多，又学乒乓球，又学书法，因为写作文常受表扬，还爱上了文学，偷偷摸摸地天天写诗，所以遇到了一位这样“全能”的马师傅，自然的就主动“粘”了上去。后来去得多了，也随便了。每次去，我都要向他提出很多问题，他呢，也总是怕我不明白，不厌其烦地反复讲，我常常在他的宿舍聆听，一坐到深夜……
尤其令我难忘并铭记至今的是：他向我推荐阅读了苏联著名教育家、作家安东·谢苗诺维奇·马卡连柯的三卷本长篇小说《教育诗》，每一卷马师傅都用画报纸包了书皮儿，虽然有些年头了，却依然如新。当时我就想：以后我也要这样保护书，也要用质量好的画报纸包——我书柜里的一部分包着书皮的黑格尔《美学》《罗丹艺术论》《散文选》等书，虽都过去了三十多年，因为包了书皮儿，至今仍有虽旧犹新之感。
那天，马师傅递给我第一卷《教育诗》时，他对我说：“这个马卡连柯啊，可是非常了不起，他依靠自己在高尔基工学团和捷尔任斯基公社16年的教育实践经验，把三千多名流浪儿童和违法乱纪的青少年，改造成了工程师、教师、医生、科学家，有的还成了英雄和模范。”他还叮嘱我“看完一本，来换一本。千万保护好，弄破一点儿，就再也别想看了”。他拿了一张旧报纸，又要过我手里的书，将之包裹好，才又递交给我。那一刻，我似乎觉得获得了一种使命。所以，我翻读每一页每一行，甚至每一个字时，都不仅仅小心翼翼，谨小慎微，而且还有了信徒捧读《圣经》般的虔诚。
尽管那时候我已经读过了《铁道游击队》《艳阳天》《青年近卫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水浒传》等等小说，但是用心看完了这三卷本的《教育诗》后，我才真正觉得人是可以进步提升的，人品是有高下境界的，灵魂是可以充盈起来的，文学是世界上最神圣的，是可以净化人的心灵的……此刻，我得认真回答自己：是的，《教育诗》是我今生读到的第一本具有发蒙意义并使我获得新生的著作，它是我后来理解所有伟大著作的奠基石，是我的文学观与诗学理念最坚实的底座。我记住了马卡连柯，不容一点马虎。这其中就发生过一件甚至影响我前途的事情——军校的一位老师，讲课时误把马雅可夫斯基当成了《教育诗》的作者，我立刻举手纠正，惹得老师非常不满，给我穿了一路的“小鞋子”。
2007年底，当我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的成员，来到俄罗斯新圣女公墓参观时，竟十分意外地发现了《教育诗》的作者马卡连柯先生的安葬地——一米二高的墓碑上有个半身雕像，下面还有个男孩儿的雕像，依偎着墓碑。那个男孩子在倾听、仰望着的神情，使我突然觉得那个小男孩儿应该就是我，我在马学正师傅的指引下看到了马卡连柯先生启迪人心智灵魂的思想，又在他思想的感召下，对文学、对诗歌创作，有了精神追求……那不正是一个仰望着的孩子所孕含着的日后必定会成长起来的形象吗？
我没有叫过马学正“马老师”，我对他最最亲切的称呼，是工厂里最常用的：师傅。是的，我的马学正师傅，面色白净，瘦高的个子，大连人，哪里毕业？从哪里来的？家庭情况如何？等等，我一概不知。那时候我的父亲还未“解放”，但是知道他。父亲曾对我说：马学正家庭出身不好，是“历史反革命”，来往时要小心，不要过从太密。然而对我来说，马师傅却像一块巨大的磁铁一般，深深地吸引着、诱惑着我的心。我不仅没有减少与他的来往，甚至丝毫没有减少对他的喜爱以至崇拜，去的次数反而更多、更勤了。于今想来，那时候的马师傅，一定非常非常的寂寞孤独，而正因为如此，他才能于此境遇中沉浸于琴棋书画、文史哲思，才能学什么像什么，获得多才多艺的美誉。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工厂里搞运用“华罗庚优选法”进行技术改造的活动，我的马师傅竟然自告奋勇、毛遂自荐，成了厂里唯一一个能把“优选法”讲得头头是道并带着大家一起大搞技术革新的领头人。之后不久，我就在工厂俱乐部前的“灯光宣传窗”里，看到了他带领一群人攻关的好几个项目上了“光荣榜”，他戴着大红花的形象，风光了好一阵子呢。
一次，我去找段师傅练球，不巧，师傅又不在。对门的马师傅拉门露头一看是我，便高兴地说：“久辛！来来，我正想找你呢，我给你刻了一方印，你来看看喜欢不喜欢？”进了宿舍，他从抽屉里取出这方印，印头上是一只张翅欲飞的和平鸽，甚是精美。然后，他打开印泥盒，摁沾了印泥后，在一张不大的宣纸上按印了一下，抬起，便见宣纸上印着劲拔老辣的两个篆字，那正是我的名字：久辛。当时，我的心真是快乐得要飞起来了！那是我的名字第一次被刻在石头上，而且还这么的富有艺术的意味儿。我连声道谢：谢谢马师傅！谢谢马师傅！
“久辛”这方印，随我南征北战，先是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然后入伍从军到西凉戈壁沙漠，再后来随我上军校提干，再随我调兰州、上北京。这一路下来，我是满天飞了，而这方印上和平鸽的翅膀，却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撞掉了。于今想来，马师傅为什么会选择一块雕着鸽子的石材为我刻治印章？莫不正是希望我展翅高飞吧？谢谢我的马师傅——此刻，我的双眼满含着热泪，仿佛您就站在我的身后，望着我写作的背影……我拿起您刻治的这方印，凝视着那上面自己的名字，突然感悟道：我的马学正师傅刻治的这方印：“久”字顶上一撇一横折，右下边的捺，刻得稍向内偏了一点，刚好像一根结结实实的顶梁柱；而“辛”字更是端庄劲挺，一竖扎根；两字并立，端端正正，那正是一个学正人君子，走端庄大道的暗示……嗯，我会意地笑了，默誓今生今世定当铭记，并钤于心上。
2022.10.4凌晨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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