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2022年第5期｜阿依奔：我的伊犁
阿依奔，哈萨克族，1991年生于新疆伊犁。新疆作协会员。作品见于《诗刊》《民族文学》《青年作家》《诗歌月刊》《西部》等刊。出版文集《窗里窗外》。曾获第四届“中华情……
阿依奔，哈萨克族，1991年生于新疆伊犁。新疆作协会员。作品见于《诗刊》《民族文学》《青年作家》《诗歌月刊》《西部》等刊。出版文集《窗里窗外》。曾获第四届“中华情”全国诗歌散文联赛金奖。
因逢着周末，二桥上的车排起了长龙，艰难地向前蜿蜒游动。趁这个间隙，相识的出租车司机摇下车窗聊起一天的生计，或是像我前面这位师傅，点上一根烟，享受片刻的静谧。顺着烟雾散开的方向，我透过桥栏，看着伊犁河。多少年过去，伊犁河就这么流淌着，越流越小、越流越浅，像个老人般静静淌过城区，最终消失在晚秋的霞影里。它穿过并滋养着的这片土地，便是我的家乡——伊犁。
若想估量时间的破坏性，最好的方式是观察残存下来的事物，而不是寻找失去的东西。每每说起、回忆起儿时的伊犁，往日的伊犁生活里，那些丢掉的日子和文字，那些缤纷的色彩，就涌入脑海。我总感到一种特殊的必要，好似记忆中的伊犁是藏在某个角落、某件物什、某个人，甚或某种颜色之中，要去专门寻索一番才能找回。回到伊犁这几年，我总要时不时看看伊犁河，它还是一如既往地流着，静静地淌过家乡、漫过岁月。就在这种滋养和冲刷中，家乡不断生长，又不断缩小，终于模糊了面容。如同一位踉踉跄跄的行人，当他猛地回眸，那面孔显得既熟悉又陌生。而我，也开始学着从记得的那一部分，去思考和想象记忆中的伊犁。
初见伊犁河
距离我第一次见到伊犁河，已经过去二十余年。那应该是个周末，父母带着我乘坐从察布查尔县出发的大巴，到伊宁市置办些衣服和生活用品。行到老桥的位置，大巴惯例停靠了一会儿，内急的乘客们如厕，有的买些冷饮，或是纯粹下车透透气……父亲点上一根烟，领着我来到桥栏，指着桥下告诉我那便是伊犁河。一条壮阔的大河在阳光下泻出银色的锋芒，宽大的河面静静地往前推进，几条快艇来回穿梭、驰骋，载着一个个兴奋的游人，时而飞离河面，如同海鸟低飞掠过……那是我关于河的第一个记忆，自然也是我跨越的第一条河流。
时常看看伊犁河，对那时的我来说，是一件颇为奢侈的事。每年暑期，县里总会发生几起溺水身亡的事故，死去的多是下水游泳的学生。多半是因为这个缘故，家里总是对“河”“水”之类的字眼表现出格外的警惕，小到河渠、溪水，哪怕我只是想去看看，都不被允许。那时的我实在无法理解这种过分小心背后的缘由。毋庸置疑的，对伊犁河的热望，从此只能成为埋在心底的禁忌。
母亲的粗粮面包
为了提升健身的效果，我在2018年到2019年的近半年间，彻底戒掉了馕、米饭、面等传统碳水主食，只吃从面包坊买来的全麦面包来代替。起初，母亲并未表示什么，直到有一天，不知她从哪里听说“外面的面包吃多了会得老年痴呆”，便买来面包机和全麦粉等材料，执意要亲手给我做粗粮面包。
我耐心地劝导母亲，从面包坊买来的全麦面包并没有她想象中的那么多的添加剂，“面包吃多了会得老年痴呆”的说法在科学上也从未得到确证。然而，每当母亲执着于某件事、特别是那些她认为关乎健康和平安的事情时，试图阻止她往往都是徒劳的。没有办法，我只能默许她的“面包计划”。
一连好几天，母亲下班后就把面包机摆到餐桌上，一边盯着说明书细细地琢磨，一边小心地摆弄着面包机，每当看明白一道程序，脑袋便不由自主地往后靠靠，满意地发出一声“嗯”。为做好粗粮面包，据说她还专门请教了学校的年轻后生，并综合考虑了我减肥健身的初衷，对材料进行了科学调配。
这天回家，我看到母亲已经端坐在餐桌前，眼前放着面包机和一团面，她冲我笑笑，那笑里颇有些志在必得的信心，看来她已经掌握了面包机的所有要领。她开始忙活，遇到卡壳的地方，便接通那位同事后生的视频，在直播教学的帮助下，难关被一个个攻克。没多久，一大块面包新鲜出炉。母亲迫不及待地取出面包，切成标准的薄片，摆上餐盘。我细细嚼起来，慢慢嚼出些熟悉的麦芽糖甜香，如同多年以前母亲从馕坑里打出来的热馕味道。
母亲总是这样，任何关乎我的事情，总是格外上心，甚至操心过了头。
在奎屯上班时，办公单位和我租住的居所有一段不太长的距离，每天下班后我多半是步行回家。有几次母亲来奎屯探望，曾陪我一同走过这段路。这段路的半中央会经过一段步行道，步道的左侧，一排老榆树整齐地排列着，隔开飞驰的车辆与行人，疯长的树枝往往因其过盛的生命力而垂得过低，随时有扎到行人脑袋的危险。一路走来，母亲警惕地盯着这些树枝，一路提醒我注意躲避。我觉得母亲的神经过于敏感，有些不耐烦：“几十岁的人了，您就别操心了。”
一个人在奎屯的那几年，我反复走过那条步行道，清晨上班，加班晚归，每当我快要走近那排榆树，母亲的唠叨就会浮现萦绕于身。有时候，她也真的就发来微信或者打来电话，提醒我注意不要被树枝扎伤。挂完电话，我暗暗称奇，母亲究竟是怎么知道我刚好走到了这里？
这样的例子总是不胜枚举。有一阵我因劳累过度，心脏查出些问题，此后母亲几乎每早都会给我打来电话，聊些无关紧要的话便匆匆挂掉电话。父亲私下告诉我，这是因为她太想念我。母亲则笑着说她只是怕我迟到。只有我愿意承认，母亲其实是急于闻得我每日正常的讯息。
这么多年过去，我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我注定要过一种小心翼翼的生活，因为我的生命还包含着母亲的生命，我的任何痛苦和危险也可能随时蔓延为母亲的痛苦和危险。母亲的担忧，大概是永远不会停止的吧。
盗窃
我生平中唯一一次偷了东西又公开承认、道歉的经历应该是在初一那年。那时，男生间的较量总是五花八门。有一段时间，课间休息时去商店偷零食，中午去擀面皮店吃“霸王餐”变得流行起来，即便多数同学都有足够的零用钱支付这些费用，如同奥古斯丁偷吃邻居家的梨时自家分明也种了梨树。因为此举能够充分体现某种不羁的勇气，男孩们便趋之若鹜地争相模仿。自然，我也在其列。
如此持续了一段时间，因我的胆量和每次出手时的豪取，我的事迹渐渐在同学间传开，颇有了些了不起的名气。一天上午，我一如往常地进入商店，拿起雪糕，迅速塞进校服宽大的衣袖里，旁若无人地溜出商店，整套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就在走出门口的一刹那，我回头瞥见了老板的眼神，他正看着我，既不阻拦也不痛骂，一股寒意袭上我的心头。他究竟看了我多久，莫不是在我进门伊始就注意到我这个不速之客？那个眼神，是我行迹败露的明证？是一种谆谆的告诫？还是一种我没看懂的、来自未来的威胁？我没有任何头绪，丝毫搞不懂这种眼神预示了什么，脑海里只有那个挥之不去的冰冷的凝视。
从那以后一连好几天，我都不再偷东西，甚至不敢靠近那个商店。与此同时，我开始觉得类似的眼神似乎总是如影随形般从某个地方突然冒出来，狠狠地抓住我。上课期间，年级组长总是冷不丁地突然把头探进教室，似乎在找些什么或是找某个人，莫名点点头后又缩回脑袋，似乎也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儿，只留下错愕的老师和同学们；邻居家的同班女孩，经过我家门口，或是在周边遇到，总是冲我笑一笑，又意味深长地看向我父母，似乎什么也没说，又像什么都说了；几个高年级的“问题学生”，每当在校园或者街头遇到，时不时就向我眨眼睛，带着些认可，带着些进一步劝诱的意思，莫非他们也听说了我偷东西的“壮举”？
这样的揣测和挣扎让我辗转反侧、寝食难安。最终，在没有任何揭发的情况下，我在一次周五班会上向全班同学及班主任进行了自我检举，公开承认了错误，并表示要赔偿商店所有的损失。大家开始鼓掌，班主任说了几句宽慰的话，商店老板宽容地谢绝了我的赔偿请求，邻居家的同班女孩也开始展露不一样的笑容……似乎这是一件早已尽人皆知的事情，只有我一直把它当作秘密。似乎所有人都在等待这个时刻，等待着帮助我完成救赎。
或许就是那次“浪子回头”，我开始在不经意间受到所谓道德、文明之类更深刻的教化。不过说起来，那次并非我初尝偷盗的禁果，在此之前，小时趁邻居不在家偷偷溜进果园里偷吃苹果、杏子的事儿时有发生，特别是我第一次偷盗的经历记忆犹新。
那是在二三年级的时候，我因太过喜欢前桌同学的竖笛，趁中午放学同学们都走光后悄悄拿走了它。那个燥热的中午我基本是在内心罪恶感的折磨下度过的，毫无因获爱物的快乐和满足，下午还没上课我便将竖笛放回了原处。那个下午，甚而整个星期，我都是在紧张不安中度过的，生怕被人发现这件丑事。为了那午间并不快乐的两小时，我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
如今想起这件二十多年前的糗事，我突然觉得，假如能再回到那个夏日的正午，我想我一定会尽情地吹奏那支竖笛。
徒步伊宁
清晨出发，漫无目的地行走在伊宁市的大街上，我一路走一路感喟：伊犁人对花草果木的爱悦，果真是充溢于心灵而流露于日常。随处可见的伊犁风格的经典蓝色花窗和大门，给城市抹上了一层梦幻的“伊犁蓝”，把一排排维吾尔民居装扮得如同童话小镇，像极了地中海的蓝色小镇舍夫沙万。红色、黑色和尚未成熟的青色桑葚，挂满了同一棵桑树。家家户户在门前种着各色花卉，偶有几个神态慈然的阿姨拿着喷壶给玫瑰浇灌今日的滋养。一棵白杨斜着穿过墙壁长到了院内，展示出某种惊人的生命力……
一棵白桦树上，赫然刻着一行字“我爱你拉来”。字体吸食了树皮的营养，变作一个个活着的疤痕，在白桦树皮上肆意地扩张、生长，似是向根盘问着什么，又挣扎着冲上树梢。这是刻在一段美好感情的伊始，还是爱情临终前的墓志铭？曾是他热烈的告白，还是无人诉说后无奈的低喃？这行支离破碎的诺言背后，究竟联系、羁绊着一段什么样的故事？
我拐过一个街角寻找卖烟的商店，迎面遇到一位佝偻的老妇人，头戴一顶黑帽，花白的头发从两鬓和额角凌乱地散下来，正在垃圾桶里找些什么。她不时用一根火钳拨拉几下，眼睛眯成了一条缝，皱纹迅速涌满额头，更加卖力地翻找着。垃圾桶对她来说着实高了些，她踮起脚尖查看的样子就像在凝视深渊。突然，她睁大眼睛，小心地取出一个纸箱子，将那纸箱整理、折叠，放到地上踩了踩，又拿起来比划比划，一抹不经意的喜色瞬间掠过那张皲裂的脸，转瞬又被一股疲惫、凝重的神色占据。最后，她将翻出来的其余垃圾认真地整理、塞回了垃圾桶。
“烟酒商行”四个字已经进入眼帘，可前往商店的路显得很遥远。我驻足停留，刻意和老妇人保持了一段距离，静静地看着她收拾完垃圾，背起麻袋，消失在人群里。
临近一个工地，两个赤膊的中年人正在围栏外抽烟。我看看围栏内的建筑，走过去询问起他们正在建的工程。其中一位接过我的话茬：“盖个新楼，再把老楼这一侧凿掉，新旧两楼连成一体。”我说：“不会破坏老楼结构的稳定性？”两位大哥异口同声：“当然不会！”我随口嘟囔了句“厉害”。这一句外行人简单而真诚的赞叹，像是一剂快乐的药水，让他们感到莫大的高兴和自豪。刚才还几无喜色的两张脸上瞬间堆满了笑容，嘴里还时不时地嘀咕着“厉害呵，哈哈，厉害厉害”，然后摇摇头、耸耸肩，回过头久久地望着围栏内耸起的建筑。
我就这样走着，一直走到夕阳给城市披上一层金色的薄纱，便上了归家的公交车。一位二十四五岁的姑娘坐在我前排，正通过电话向那头的人诉说着最近的心事。这是一位在村里工作半年多的姑娘，一个月工资大抵在一千五百元上下，除去各项开支，每个月能留下的想必是寥寥。但她半年来仍不可思议地攒下了六千元，那是弟弟上大学的费用，此刻她正期盼着弟弟考上一所好大学。她说这些话时露出了一丝欣慰和得意，转瞬又抱怨起男友眼下在另一个县工作，几周才见一次，但每次去见他光路费就要四十元。她正为这钱心疼和发愁，期盼着能早日调到一起工作。
天色渐沉，公交车驶得越发快起来，路人也加紧了赶路的步伐，我看着窗外，行色匆匆、影影绰绰的无数张脸，在公交车驶过他们的一刹那似乎都在向我回眸一瞥，连起来如同一张奇幻的幻灯片电影，也如同一颗颗子弹，在我眼睛里留下无数个弹痕。
就像是落了什么在身后，我突然觉察了些什么，隐约觉得过去的某个东西、某个人正呼唤着自己。我回头看到一支明显上了年纪的施工队，正扛着铁锨，背起行囊，瘦削、佝偻的背影排成一列，消失在路的尽头。
夕阳之光漫过车厢，打在每位乘客的脸上，恍恍惚惚，就像是驶入另一个世界。
器物与文明
儿时的我很在意家中器物、建筑的款式与新旧，所谓古朴之美在彼时是全然不懂的。一直到小学三年级，我们家住的还是土木结构的老房，四面用泥巴混以麦草筑成，屋顶架几根粗壮的梁木，再放一层稍细些的相互交错，铺上草席，再覆上和墙壁一样的泥巴，一间老式的民居基本就成型了。家里也喝过一段时间的井水，做饭多是烧木柴，取暖用煤炉。不论冬夏，洗澡统一用大木盆。即便这些情况在当地很普遍，但因为我在县城里上学，这些都成为我不愿同班里同学分享、更不愿让他们知晓的秘密。偶尔被同伴问起，也总要坦然地胡诌一番，什么“楼房里住着就是舒服”“三天洗一次太阳能澡”“煤气做出来的饭可叫一个香”云云，就好像前面的那些东西我从没见过，平生也不会再见似的。说毕，我便极力隐着惶恐、忐忑，生怕被明眼人看穿，失去在同伴前的尊严，却又感到一股莫名的自责，不知道是在对不起谁。
这些老旧的物件真就那么不堪吗？
后来，我去过世界很多地方，回过头方才明白所谓的文明并非对旧器物、旧时代的逃避甚至畏惧，而是包容和深缅，感激、认可它们在那个时代所发挥的作用。老式的馕坑里，母亲曾脸色通红高兴地打出我和妹妹喜爱的小圆馕；外婆的箱子里，压了一件又一件母亲买给她却舍不得穿的衣服和布料……
或许，所谓文明与落后的分野，不在乎以所谓“现代”的视角看到的那些古旧的生活方式本身，例如是否洗澡勤快、穿着现代、饮食优雅……而恰恰在于看待它们的方式，从一应人和物的外表来简单评判他文明与否、现代与否，于人类文明而言是不幸的，有时甚至是危险的。
黄色的火焰
据我所知，哈萨克人是不大喜欢黄色的。哈萨克人历来依山傍水、逐水草而居，水草的丰茂直接关乎一家的生计。我个人估摸着，哈萨克人不喜欢黄色，多少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枯黄的草总是隐喻着某种衰败，颇有些汉语表达里常说的“那件事儿黄了”的意味。但这种好恶并不适用于所有人。
小时候，我经常会在街上看到洒落的黄色纸片，圆形中镂一个方形，如同古代铜钱一般。父母总是提醒我要注意这些黄纸，一旦踩到便会遭受厄运，至于原因他们却三缄其口。多年以后，我才明白那是坟头抛撒或者逢鬼节拿来烧祭的黄纸。
每年到了寒衣节、寒食节，伴随着夜幕降临，街上总会三三两两地簇起一些人，他们安顿好熟睡中的孩子——那些活着的、属于未来的人——便径直走向最近的路口，有时带着些衣服，有时带着黄纸，去祭奠死去的人。没多久，一团团黄色、红色的篝火便零零星星地燃烧起来。有时我觉得，那些团团燃烧的火焰并不是为了给亡人送去衣物和冥币，而是借由这些衣物和冥币的燃烧送去这个世界亲人们的问候，请这些亡魂回来看看，这个世界依旧是他们原先活着时的样子。
那些死去的人，是否还被人记得？抑或早已被人遗忘？每年的中元节又是否有一团团火焰为他们而燃起？他们对这个世界的思念或者怨念是否也疯长了许久、久未向人诉说？那些拥有火焰的亡人，当他们透过蒸腾、扭曲的气焰看到祭奠者的面孔，他们究竟能不能说清，他们死后在坟堆前独自啜泣忧伤的、默默放下一朵玫瑰便辞别的、平静地跟他们回忆往昔日子的、为他们亡灵而祈祷诵经或者恶狠狠地朝他们墓碑吐一口唾沫的人，究竟是不是他们生前以为最爱、最恨的人？
晚秋的伊宁市夜晚越发地清冷起来，街口又走来影影绰绰的几团黑影，他们慢慢地蹲了下去，拿出衣物和黄纸，渐渐燃起火焰。他们默默地看着这些火焰，轻轻嘀咕些什么。这些嘀咕声，确凿地证明了前人的死亡是真实存在的，是依旧被活着的人记得的。他们未曾忘却亡人。
归有光《项脊轩志》有言如是：“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燃烧的火焰如同人们的思念，此刻疯长得更加迅猛。
奕局
在奎屯工作最忙碌的那段时间，我曾有整整一年没有回伊宁。有天和母亲通电话，说这周可能要回去一趟，顺便带一份材料到州上。后来因临时走不开，这个计划又作罢。而后母亲打来电话说：“我去你那儿把文件带回来吧，顺便看你一趟。”我明白母亲的“顺便”和我的“顺便”一样，都是在刻意本末倒置，一种只骗得了自己的顾惜。母亲傍晚来到奎屯，我们一起吃过晚饭，各自聊了几句互不搭边的话，相视几许。闲来无事，又恰逢我工作上近来有些喜讯，母亲便决定下盘跳棋庆祝一番。
我下棋常常是只顾头不顾尾，最后剩下一堆孤子步履蹒跚，母亲则是整体推进，讲究团队精神。我一心只想着怎么规划自己的路，把自己的棋子送过去。而平日里善良、温和的母亲，不知道哪里来的那么多鬼点子，在开辟自己道路的同时，总是绸缪、算计着怎么把我刚想好的路封死。
棋下了一盘又一盘，我输了一局又一局，母亲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棋盘，好似自己已成为棋盘上的一枚棋子。突然，母亲轻轻地嘟囔了一句：“上次你回家还是在冬天，这会儿又入冬了，时间过得真快啊！”说罢，她继续低着头，似是在思索棋局或是别的什么。我突然想起小时候外婆常陪我下跳棋，我时常趁她不注意偷换她的棋子而不被察觉。抬头看看母亲两鬓的白发，如今她的岁数和当初的外婆相仿，也已经到了吃这种亏的年纪。
有趣的是，我小时候和母亲下棋，无论是跳棋、国际象棋、五子棋，我都很少输给她，待我成年工作后，下棋却很少能赢她。母亲大学所学专业为数学，工作后执教高中数学三十一年，我总是将输棋的原因归咎于此。仔细想想，又觉得或许这便是母亲的高明之处，始终知道每个阶段的我最需要什么。
丢失的文字，以及那些丢掉的日子
随着年岁增长，丢人的事发生得越发少了，颜面尽失那种久违的体验越发少了。可一旦到了具体的事物，它的到来有时就显得不可避免。2021年6月，随着笔记本的崩溃，多年来我所留存的文字材料也付之东流。
有时并不关乎丢的内容，而在于是谁丢的。《四库全书》部分册本的丢佚，关于《红楼梦》后四十章的种种疑谜，以及众多只留下书名而不见文本的经典古籍……说起来都让人唏嘘不已。对于乾隆佚失的那几千首诗，世人似乎并不在乎什么。换句话说，倘若并不是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哪怕并非丢于当事人之手，也会在历史的洪流中被人们遗忘。我这样安慰着自己，没几天便走出了困境——这次丢失的严重性远未到那种程度。
写东西久了，或多或少都会对一些固定的词语、句式、话题陷入执着。渐渐的，这种习以为常就会影响对它的价值判断，特别是对难以做到断舍离的人来说，更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次恰到的外力使然，来摧毁、遗忘一些东西不见得是个坏事。犹如壁虎断了尾，不断成为新的自己，丢掉的那些文字，总有一天会再生长出来的。我这么想着，试图从另一角度劝慰自己。
批量生产的东西总能在别的事物中寻到踪迹，唯独那些灵光一闪的东西抓不住、抓不牢，这是唯一让我遗憾的。或者猛地抓到了，也觉得不是那种感觉了，不愿意写下来。那些想起了却不愿再写下来的部分，正是过去自己的一部分。
几乎一切工作特别是写作都不可避免地要经历时不时修订、删改甚至全盘否定，而完成创作和决定删除之间的时间长短，是弥合“失去感”的关键。举个例子，前段时间清理硬盘，删掉了我觉得写得不好的文章四万余字，没有任何惋惜，因为这些基本是两年前所写，我可以归咎于当时的幼稚。但昨日奋战一晚上写完的讲话稿，今早再看发现思路出了问题，得推翻重来，这时候我就会不耐烦地嘀咕一句“昨晚咋想的”。
所谓的写作，就像是往一幅画作上不停地上色，丢掉的文字连同那些日子，就像一幅不断被上色、补色的油画，不过是被更为热烈、更富冲击感的东西掩盖了。从那以后，关于伊犁，关于过去的事情我已忘记了大半。与此同时，一种全新的东西开始越发清晰地呈现于我的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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