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人生
围绕生死、天地、修身、君子、劝学等十大核心概念，作家王蒙在这部新作中以近九十年人生阅历、六十年潜行研习为基础，全面解读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作品从文化与生……
编者说
围绕生死、天地、修身、君子、劝学等十大核心概念，作家王蒙在这部新作中以近九十年人生阅历、六十年潜行研习为基础，全面解读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作品从文化与生活之关系作为思考写作的出发点，阐发中华传统文化与新时代国人人生共情的可能，强调传统文化对当代生活的指导价值。
天地观是文化的重点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最阔大而又直观的概念是天、天地，最高远的终极性概念是道或天道，最本原的概念是从天地万物的生生灭灭中得到启示的“无”与“有”。
无、无极、无而后有。因为后来有了“有”，才感觉得到、谈得到原生的或将要变化成“有”或“万”有的无。你知道有人有了财富，或者你自己有过财富，你才能感受到自己的没有财富的背兴。你原来没有什么财富，才可能感受得到获得财富的感受。一个过去、现在、未来都没有的东西，谈不到无、没有、无极，也谈不上有、非无与太极。一个过去现在未来都一定有的东西，你以为都有永远有的东西，一般你也不会专门讨论到它的有。而无会延伸与比较到有，有延伸为太极、四象、八卦，万有、万物。
无与有，有与无、万物万象之间的桥梁与管道字应该是“易”。
最根本的人文概念、道德概念是仁，仁义、仁政、仁心、仁人、仁者。仁者爱人。
仁就是爱，仁与爱则是受到天与地的生生不息的大德的启悟与感应。某种意义上，对于士人来说，天地的概念，有无的概念，仁义的概念，比生死的概念更重要，更伟大，更深刻，更高远。
天地无垠
在中文里，天地就是世界，就是宇宙，就是人对自己的大环境的感受，就是人心、人的精神所能感知、认知与想像的最大、最高、最远、最包含涵盖一切的空间与超空间，甚至还包含了时间的稳定、强大、冷峻与恒久。
天地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最大的自然性、自在性、物质性概念、物质性认知；同时是人文概念，是伟大高尚、壮阔正道必须敬畏、信服、崇拜的类似西文“上帝”的同义语，是神性概念、终极概念、至高无上、至大无外的概念。天地还是原生概念、先验概念、无可置疑概念、无可亵渎概念。它是中华文化的一个概念实体、存在客体、物质实存；又是人的一个笼统、大美大善大仁的概念，是人的概念延伸、概念聚合、概念升华、概念大神。
顺便说一下，中华高端文化的崇拜与信仰，不是民间的多神、人格神与神格人，而是那些伟大的概念：大道、天道、一、天、仁……这个问题后面还要专讲。
中华天地观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上的这两句话，可以说是中华文化传统天地观的总纲。首先，它是物质的，天象、天气、天文、季节、寒暑、昼夜时时在运动变化之中，而地上，承载着万物的重量，承载着各种地形地貌地质结构，承载山川、大漠、丘陵、盆地、城乡、道路、舟车、建筑……这是不言自明的。
自强不息，强调的是进取，是动态，是勇敢向上；厚德载物，强调的是容养，是静态，是沉稳担当。二者互通、互济、互补，又各有侧面。
从天地衍生的更大概念是阴阳，阴阳包括了天地与万有的一切，包括了实存的天地，与未必实存的神鬼、气数、命理、灵魂、符瑞、报应、吉凶，包括伟大的天地与一切对于天地、终极、“上帝”的质疑、反叛、突破的幻念与冲击。
将天地的特色与功效总结为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就赋予天地大自然的存在以美德符号、美德表率、美德源头性质，赋予天地以人文性、教化性、终极性，成为儒家仁义道德的标尺与根据，又赋予道德教化以先验性、崇高性、宏伟性、必然性乃至绝对性，是道德教化的范式与信仰崇拜的对象。天地自然、道德教化、神性崇拜，三位一体，循环论证，互相补充演绎。
天地是原有的、终有的、总有的存在，而中华文化特别注意去发现、去解读天地诸现象诸状态诸变化对于人的符号——哲学符号、道德符号、政治符号、命运符号乃至军事符号——的意义，意蕴深长，韵味淳厚。
观星象，可以预知王朝气数，战役胜败，人物吉凶。体四时百物，可以感苍天之辛苦周全、自强坚定、生生不息、刚强沉稳有力。观地貌，感动于大地之坚忍负重，沉静有定、负载承担、提供万物存活的必要支持与条件。
从天地的变化与不变，变去又变回，有因与无因，有果与无果中，体会感悟万事万物的逝者如斯、不舍昼夜、与时俱化、有常无常、大美不言、变而后返的道法道术道心。
天地少言
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篇第十七》）第一是天生万物，一切生命的起源是天，更周到与完整地说是“天地”，一切变化运作来自天心天意。如果将天地作为大自然来理解，这话今天也是真理。加上“何言哉”，原来老天甚至还具备了埋头实干的美德，故而孔子不喜欢巧言令色，主张人应该“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篇第四》）。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批评说：“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老子的说法是“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道德经》第三十八章）。这里边都有批评儒家道德说教太多、太泛、太聒噪的用意，秦始皇更是讨厌儒者的挑剔性空论。直至今日我们也都公认“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孔子其实也表达了对于少说多做的推崇。一方面向往不言之教、不言之功，一方面不得不说许多话，不能不说太多的话，这是古今中外权威大人物的共同感慨、共同悖论。
老庄也一样，无为、不争、齐物、无用、虚静，说得极妙，无永远比有更深邃、更奥妙，而一切有都不可能绝对尽善尽美，都有可挑剔处，更有可非议、可抬杠、可攻击处。同时，老子庄子二人的文章神妙无穷，语出惊人、逆向思维，是语言大师、思想大师、文章与文学的大师。
人的修养也要讲究说与不说、做与不做。
天命
孔子讲“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篇第二》）。古代典籍与荀子、屈原、陶渊明、欧阳修等大家的著述中多用此语，是指上天决定着、干预着与安排着人的命运。国人还喜欢说：“尽人事，听天命”，说明人的努力还是要的，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认为有一个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天—天命—世界—大道，主宰着推动着一切。人为的努力，合乎天道天命则事半功倍、兴旺发达、功成事就、如有神助，违背天道天命，则事与愿违、八方碰壁、自取其辱。
天命云云，极接近现在的说法，叫作客观的与历史的规律，它们起着重要的关键的决定性作用。我们古人讲的“天命”或者天心、天意，在当年苏联的说法中，差不多就称为“时代的威严命令”，你必须听取、必须服从、必须把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知之者慧明，不知者愚晦。人们在世界上立论与行事行文的主体，应该是天命，是历史规律，是时代的威严命令，所以牛气冲天，所以战无不胜。
天行健，地势坤，这个说法极高妙有创意，别具特色。它像是文学修辞，比兴想象、形象思维。从四时四季，万物生长，从承载众物、支撑万有，联系到厚道积德、忍辱负重的品性。这又像是数学的编码，从本来未必有序有定的变化与数量互动关系中，托出规律、法则、大数据来。
这还可以视为直观、灵感式判断，猜测式、猜谜式接受暗示、影射式判断，是绝妙的、有趣的、启发性开放性的，却又是非逻辑非唯一非必然的。四时行焉，是健康的阳刚之气，但也可以从水旱灾害里体会天怒的无常与冷酷，负重无言，是厚德沉稳，但也可以体会成无奈无觉无语无力无能。天何言哉？人何知乎？
性善论与天善论地善论
这里需要的是与性善论一样的天善论、地善论，人、神、自然，大家俱善论。必须是你好我好天好地好个个都好，不然，底下的戏全部完蛋。老子拼命反对儒家的啰唆，但最后也得承认，“天道无亲，常与善人”（《道德经》第七十九章）。为了突出道，他把德、仁、义、礼都一通嘲笑，最后他除了道外还必须承认善。而别的方面的奇葩论手庄周，居然也步孔子的赞叹说什么“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庄子·外篇·知北游第二十二》），比孔子说得还美好、文学。老庄都爱否定，终于也承认了道、善、美。老子说过：“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道德经》第二章）
与对于天地的说法一样高妙独特的是孔子的“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篇第六》）。这也是独树一帜的比喻、联想、直观、编码，接受暗示、猜谜、想象思维。山高耸、稳定，以之形容仁与寿，靠谱。水灵动、更新、映射、清爽、柔润、适应，以之表现智慧、也很动人。天地山水，就这样把自然性、物质性、形象性、人文性、暗示性、道德性、文学性、语词性、原始性、终极性、启悟性、神性，都结合到一起了。这样的思想方法、描绘方法、论证方法与传播方法，也令后人叹为观止了。
天命至高，离不开人的努力
荀子的天命观就更积极、更富于人的主体性。他提倡的是“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令人想起的是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提出的“越是掌握客观的社会与历史发展规律，越能够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与荀子理念相近。天最伟大，天让人努力奋斗；天性善良，人更要仁义道德。天人合一，讲起来不费吹灰之力。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说的是地上的大河，这也是孔子对人、对于天地的观感。这里包含了面对时间的流逝，人们所产生的对于生命的珍惜与嗟叹，天地在催促圣贤、君臣、士大夫、君子，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这里有一种悲情的使命感，富有一种绝对的，不仅是自在，而且更重要的是自觉与自为的责任担当、对人生内涵的把握。
孔子又在说到颜渊死的时候长叹“噫！天丧予！天丧予！”（《论语·先进篇第十一》），他在悲天、怒天、怨天。当然，这只是一种民间化的情感表达方式，是抒发悲伤，或许并不代表什么不同的认知与见解。但孔子在此仍然流露着对于生者的督促与劝诫。那么好的颜回去世了，我们这些幸存者应该怎样地珍惜生命，多做修齐治平的好事情啊！
问天
天地同样是诗歌、文学、哲学并伸延到社会与人文学科中的一系列疑问、究诘、敬畏与赞叹，悲哀与激情。
人生活在天地间，却说不清道不明天地间的那么多现象、问题、设想、说法与关切。这方面表现得淋漓尽致的是屈原的《天问》。《天问》是一首大体以四个字一句为基本格式的长诗，提出了一百多个问题，其中问天文的近三十个，问地理的四十多个，问历史以及有关传说故事方面的九十多个。当然，这些疑问中抒发着诗人政治上的失意与激愤不平之气，但也确实地表达着人类对自己生存的环境与境遇的难以理解、难以接受。
有趣的是屈原受到了误解冤枉、排斥打击。“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汉·司马迁《报任安书》），他没有在《离骚》中问政、问楚王、问排挤他的贵族，而是问天去了。如果他政躬康泰、日理万机呢？反而可能顾不上去找老天爷对话去。文章憎命达，果然。
从屈原的问天中，我们还得到一个启发，在中华传统文化当中，我们头上的青天、苍穹、日月星、风雨电、白云彩霞，它的高大上久远的各个方面，就是我们文化中的自然之上帝，上帝之形象，是总负责、总方向舵的代表，是总制作的神性法人。它可以接受祈求赞美皈依敬爱，也可以接受提问质询迷惑抱怨悲情与遗憾。它管着一切、看着一切、听着一切、做着一切、为着一切，与无为着、无视着、无可奈何着一切的一切。
我们的先人，我们的老祖宗，我们的文化，怎么这样地会观天、闻天、敬天、感天、飞天、学天、顺天、承天、冲天、翻天、哭天、怨天、靠天、倚天、惊天、破天、补天啊！一个天，在中华文化中激活了多少思想念头猜测启示情感呼唤与响应啊！没有对于天的各种感情思想、言语说法、神思幻想，哪里会有中华文化、中华哲学、中华圣贤、中华诗歌、中华美术、中华故事和中华儿女子孙呢？
（《天地人生：中华传统文化十章》王蒙/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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