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
2020-09-24叙事散文太阳神
初到剑桥，在大街上过马路，等绿灯亮的时候，你如果向身旁的英国人行注目礼，你就会得到一个灿烂的笑。如果你向一位妙龄少女行注目礼，她会向你回报一个甜甜的笑，目光平视你，专注，从不会有丝毫的轻视和漠视的眼神，更没有表现她被注目礼“冒犯”的意味。如
初到剑桥，在大街上过马路，等绿灯亮的时候，你如果向身旁的英国人行注目礼，你就会得到一个灿烂的笑。如果你向一位妙龄少女行注目礼，她会向你回报一个甜甜的笑，目光平视你，专注，从不会有丝毫的轻视和漠视的眼神，更没有表现她被注目礼“冒犯”的意味。如果你向一位老太太行注目礼，她会快活地打开话匣子，张口就是天气很好，或风很大，或者托尼布来尔，或奥巴马……反正有的是话题，这就是回报你的注目礼的礼节。如果你手上拿着地图，向一位男士行注目礼，那么他会热情主动地迎上来：“Do you need help?”然后就耐心地给你指路。
来到伦敦，这样的礼遇也会同样发生。那天我在威士敏斯特大桥上拍照。上来一对夫妻。女士主动跟我打招呼，说拍照。我还以为她是要我给她夫妻拍照呢，结果她说，她帮我拍照。
我说行注目礼的时候，那就是说，我只是无意识地看了他们一眼，我并没有笑，也并没有想要向他们问路的意思。但是他们表现出了那样的好客。这是对一个陌生人的态度。
在剑桥的大街上，或在伦敦的大街上，我所见到的陌生人，并不像我在伦敦晚报上、剑桥消息上看到的那样，天天都有持刀攻击的报道。今天你会发现头条新闻，说是一位少年为了一个iPhone 用刀捅了另一个少年几十刀。英国也有药家鑫啊。Stab也会天天发生。还有一个十五岁的少年，仅仅拿到200镑报酬，就去捅死了一位25岁的孩子的母亲。英国的报纸上，这些凶杀案报道是头版头条，天天都有这样的头版头条了，让你感到到处很恐怖。
我们都愿意看到笑脸，都愿意看到礼节。在剑桥，在伦敦大街上，迎面走来一位陌生英国人，你总是会看到他先主动地向你笑。如果迎面走来一位少女，或少妇，她一准会先冲你露出笑脸。记得某本语言学书上写着，谁先露出笑脸，谁先打招呼，谁就在交流中占居领导地位。在英国文化中，这样的笑和打招呼，是抢占交流中的领导地位的表现，也是展示自己谦逊有礼的内涵的表现。这样的礼节，跟报纸上报道的天天有Stab其实并不是一回事。
其实，这样与人为善的文化礼节，并不是英国独有。这每每让我想到了中国的传统“仁”。这个字，是“二人”关系的表述。“二人”就形成了社会关系。应当形成怎样的社会关系呢？是互为敌人，还是互相加害，还是互相攻击，还是相互敬爱？中国传统中有些东西，其实具有普世价值。就这个仁，就具有普世价值。这个二人关系强调“爱”。
韩愈说过，“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德”。对这句话，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而我则愿意理解为，仁，就是博爱，博爱，就是对陌生的二人关系的内涵要求。对陌生人要有爱的胸怀，这就是仁。为了达到对陌生人的爱，我们就会言谈举止适“宜”，所谓“宜”，就是一个恰好的度。英国女孩子那灿烂的对陌生的人嫣然一笑，一切都在不言中，不需要开口说“哈罗”，也不必板着面孔，更不必把男人的注目礼解读成“色迷迷的眼神”而勃然变色。在陌生的语境下，这样一个自然的友好的笑，就是一个“宜”的最佳的“度”，这就是行为规范，是实现仁爱的行为模式。
怀着对陌生人的爱，采取最佳的言行的过程才是“道”。道是仁爱的实现过程。自我修炼，对陌生人怀有仁爱的思想情感，而不必由外在的社会约束才是伦理上的“德”，所以说，道德，便是“足乎己”的内在修养，是自然生发的情感，而不是外在的所谓行为规范，也不是所谓的纪律，更不是所谓的社会舆论的强迫。道德是这样一种内化的情感，不是在外的束缚。外在的束缚不是道德，那是违反道德的强权。
在某些人看来，似乎只有西方才有“博爱”精神。其实，博爱精神原就是中国传统国粹。仁，从孔子，到韩愈，都一直在理论建构和实践奋斗着这种博爱精神。就算是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的那帮无知少年指责中国传统有“满嘴的仁义道德，满肚子的男盗女娼”这句话，其实也说明了一个事实：仁义道德是一种谁也无法颠覆的话语体系，是一种普世共用的话语范式，无论是好人，还是坏人，无论是仁义之士，还是男盗女娼之辈，都必须“满嘴的仁义道德”。男盗，盗亦有盗，并不像贪官那样，连基本的贪都没了道德了。比如说，收了人家的贿，就该帮人家办事，事情没办成，就该把钱还给人家。可是现今的贪官，大多数被揪出来的，都是因为收了钱不办事，这就丢了起码的男盗女娼的“道德”，妓女收了钱，也许不大可能不办事的。所以说，在仁义道德面前，即使“男盗女娼”不是大的仁义道德，也得遵守小小的仁义道德。
中国的仁的精神体系是中国传统的国粹，它具有普世的人文价值。在仁的这种博爱内涵面前，西方的文化中也显得殊途同归。基督教倡导爱世人，上帝的爱是“无边”的，佛教也要倡导“慈航普渡”，爱世人，不管他们的终极目的是排除异教，也不管它们宗教实质的反人性，他们都不得不举起“博爱”的大旗，只有这样，他们才有信徒。
英国十九世纪伟大的女作家乔治爱略特少女时代就反叛宗教，因为不信教的原因，与相依为命的父亲翻脸，执意不悔。她不信任何宗教，不仅因为翻译了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而且因为她深刻洞察了宗教的偏执性。而这种宗教的偏执性却与博爱是矛盾的，是实现普世博爱的巨大障碍。换句话说，宗教的博爱，与非宗教的博爱是完全不同的。宗教的博爱事实上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悖论。即，它在宣扬博爱的时候，又排斥异端。这种自相矛盾的博爱实质上是虚伪的博爱。正是在这个哲理的层面上，乔治爱略特才执意不信教。
乔治爱略特所有的小说、诗歌、文学评论中都贯穿着一种博爱的建构。这种建构，其实就是中国传统中的仁爱的建构。仁爱要求达到爱自己的敌人，以爱来感化世间的一切。虽然乔治爱略特很少接触到中国的儒家经典，也很少接受到中国仁爱学说，但是，“仁”所包涵的普世价值，它以爱行天下的“世界大同”观念，却是谁也无法颠覆的观念。
孔子的“仁”的政治，就是要求当官的以爱治天下，行仁政，而不是行暴政，仁政久，而暴政亡。为什么要行仁政，那是因为世人皆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只要你做到克制自私，行为符合爱陌生人的度，那么天下就实现了博爱，打造了爱的生态环境。
与孔子不同的西方政治学，则是恶的政治学。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认为，夫妻“二人”为着“生产”的需要，才结合，组成家庭，家庭是这样一种政治力量的联盟，由于生产的需要，家庭会需要有帮手，于是就有奴仆，家庭是政治的基本单元，然后家庭再组成村社，然后组成地方团体，最后就组成了国家。国家的出现，是“因为人天生想要彼此加害”，英国的经典政治学家霍布斯也认为人“性本恶”，说政治的产生，国家的产生，是因为人性本恶，人“天生互相加害”，为了防止这种加害，就需要有个组织专门来阻止这种加害，于是国家产生了。
要说中国的政治学与西方的政治学不同之处，就在于中国的政治学的逻辑起点是“仁”爱，强调人的善的一面，以人天生为善作为政治哲学的基点。而西方的政治学则以人天生为恶作为政治学的基点。
尽管西方的政治学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上，但是，西方文化中这种博爱精神却是与中国传统的“仁爱”殊途同归。
我们往往轻易地否定了我们的传统，比如在社会学中否定的“仁爱”，在政治学中否定了“仁政”，在经济学中否定了“仁义”，以为去全盘西化就能暴发起来，却不知道，西方的发达，同样要靠相似的“仁爱”“仁政”“仁义”来建构一个博爱大同的社会。
我无意说西方抄袭了中国的博爱，但我们必须清楚，博爱精神并不是西方进口的，它是原汁原生在中国的国粹。仁，也不是虚伪的话语体系，它是中国几千年前就开始努力建构的社会学。
因为博爱，我们怀着一种对他人的丰厚的感情。因此，当我们的爱人，亲人，朋友……不在身边的时候，我们自然会生发出一种思念，行诸文字，便有感伤情怀。能写出感伤情怀的文字的你，恭喜你还有爱的能力。
当你写不出感伤的文字的时候，或者当你不能欣赏感伤文字的时候，很遗憾，你的情商八成有点问题了。
[ 本帖最后由 太阳神 于 2011-5-26 15:19 编辑 ] 太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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