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区文学》2022年第11期｜王国猛：我的两位导师
王国猛，古代文学硕士，创意写作博士。现任深圳市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著有学术专著《朱熹理学与陆九渊心学》《创意背景下的创意城市建设》，在各类报刊发表诗歌、散文百……
王国猛，古代文学硕士，创意写作博士。现任深圳市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著有学术专著《朱熹理学与陆九渊心学》《创意背景下的创意城市建设》，在各类报刊发表诗歌、散文百余篇，出版散文集《今日方知我是我》《微言大义》《别有根芽》《经略天下——另眼看三国》《吹尽狂沙》《明月清风我》等。
跟同门兄弟姐妹们相聚时，他们老是哂笑我说，研究生生涯数我最幸运，因为我有两位导师，获得过双重学业指导。就像《笑傲江湖》中华山派的令狐冲，同时得到了同门却分裂的气宗和剑宗两宗大师的指导，武功自是高人一筹。确实，问遍我当年那届研究生同学，没有人像我一样是两个硕导同带的。后来我才知道，那年报考我们大学古代文学专业唐宋文学方向的人虽然挺多，但除了我竟然没有人考过录取分数线，同届有个师妹则是保送直升的。如此一来，导师多学生少，我便荣幸地被同时分到两个导师的名下，不是一对一，而是二对一地悉心辅导。
现在想起来，自己确是幸运，在教育资源稀缺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竟然有两名教授手把手指导我读书学习，研究诗文。自己今天能小有所得，跟两位导师的教育有着莫大的关系。和其他的同门相比，多一名导师指导的优势日渐显现，益处不可名状。但在当时，两个导师就意味着面试要过两道关，书单得读完双份，发表论文要经过两次审定，答辩要得到双倍的认同。别的同学一次性就能搞定的事情，我必须得过完一关再过一关。那时节，心中可没觉得有两位导师是件幸事，倒觉得是多了一份风险。
我的两位导师一位姓朱，一位姓曾。初次跟他们见面是在面试之时，别的考生只要面试一次，我是两个导师分头对我进行面试，从那时起我开启了三年的“double”之旅。朱先生虽云年且六十，但看上去很是年轻，一双慧眼似要洞穿万里浮云，神情显得洒脱豁然，脸上总带着淡淡的微笑，让人如沐春风。他给我的面试题是：谈谈你所了解的唐朝诗人。这种试题宽泛而有弹性，同时又能大致摸清考生的学术家底。我乍见朱先生时已经放松了大半，至此更是心中坦然，于是从初唐四杰讲到盛唐的李杜王孟高岑，再到中唐的大历十大才子，晚唐的小李杜，娓娓道来，不急不慌。朱先生时不时颔首，目中始终带着鼓励之光，这让我既感亲切又添自信。我知道，在他这里，我已过关无疑。轮到曾先生面试时，情形则大不同。曾先生比朱先生小五岁，瘦高个，戴眼睛，满脸严肃，不苟言笑，一副中规中矩，公事公办的神情，完全是个老学究的样子，我的心顿时提了起来。他给我的面试题是：谈谈对苏轼《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一诗的理解。好在我十分喜好苏轼诗文，这首诗倒也读过，于是略作阐述。听完我的回答，他沉默了片刻，开始进行灵魂的拷问，“空余鲁叟乘桴意”中鲁叟是谁？为什么要乘桴浮于海？“粗识轩辕奏乐声”中轩辕之乐指的是什么？为何是粗识？“天容海色本澄清”有什么深意？一连串居然问了我十几个问题，很多我都答不上来，有些我只能凭直觉信口胡诌。我看他的眉头越锁越紧，我的心也就越收越紧，想着这下可能要坏了。然而就在我不抱太大希望的时候，学校却正式通知我前去报到，我因此委实高兴了好一阵子，觉得那个吓人的曾先生心地还是柔软善良的。
诚如初次见到两位导师时印象的截然不同，他们在性格特征、治学方式、生活态度等方面也十分迥异。朱先生为人诙谐幽默，机智善变，思维活跃，而且十分时尚前卫，岁月没有给他定格，学派也不能给他束缚，他提倡治学要中西结合，今古融通，雅俗共赏，只要观点新颖，视角独特，不必拘于一格。听他讲课总有一种天马行空的感觉，一会先秦唐宋，一会西欧北美，从文学历史到流行歌曲，从民族风情到时事逸闻，时空跨度极大，为我们广开视听。师妹曾盛赞他乃今之大儒，能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他是我们大学唯一一个读私塾出身的教授，却又毕业于名牌大学。所以传统文化功底扎实，西方文化也很精通，可谓学贯东西。
朱先生不仅在学术上著作等身，影响甚巨，在生活中也优裕从容，津津有味。他是省政协常委，古籍研究所所长，学术评审委员会主任，政治、学术头衔集于一身，参政治学两不误。学术研讨会上，他总能滔滔不绝，谈古论今，却毫不雷同。社会活动中，他又能谈笑风生，游刃有余，却不越雷池。从不困于书斋，学问却又做得一流，朱先生的智商情商双高，在我们大学，他是新派学者最为羡慕的人物。对我们，除了建议我们多读写书以外，并无任何苛求。而且常带着我们出去见世面，长见识。一次，他被一家出版社邀请去主持修撰一部地方文学史，他让我和师妹一起参加，说是一方面可以向那些大家当面讨教学问，一方面也可以打下牙祭。高档宾馆，吃住免费，而且一住就是十几天，这可是朱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巨大福利。跟着他，我们长学问长见识，还轻松愉快，吃喝不愁，可把我们乐坏了。朱先生是我们的师长，也是我们的好友，和他之间，我们没有任何代沟。
曾先生则不同。他继承了老派学者的治学方式，细致严谨，一丝不苟，绝不投机取巧，敷衍了事。他教导我们说，从事学术研究要潜心贯注，排除一切尘心杂念，多读古籍，多做记录，多背诗词文章，读书破万卷才能下笔如有神。听他上课，我们就能充分体味以前老辈学者的甘苦。一字一句，考证得清清楚楚，诗词歌赋，解释得妥妥帖帖。连王安石和曾巩是什么亲戚关系，李白到底是死于酒醉溺水还是死于重病不治，李颀的少年、青年时代是如何度过的，这些史料记载不详的问题，他都像陈寅恪老先生一样希望以诗证实，以诗证史。
他对自己在学术上极为严苛，对我们要求也很严。隔三差五，我们都要领到一份开着长长书目的作业，要求我们一一通读。面对他那张神情肃穆的脸孔，我每每心存敬畏，怕他突然发难，提出一连串的学术拷问，让我措手不及，乃至显露出知识的浅薄来。尽管如此，在他的“苦苦相逼”之下，我不得不在图书馆资料室静下心来，照着他开出的书单慢慢地攻读下来，虽然囫囵吞枣，受益还是匪浅的，总算没有白白浪费三年青春时光。
曾先生一生以对学术的孜孜以求为最高境界。因为研究生毕业时已是四十好几的“高龄”，所以直到五十多岁才评到教授职称，每次谈及他的教授身份，他都会展颜一笑，仿佛“教授”二字为他一直的勤奋努力正了名、定了性，让他毕生满意知足。对社会生活，他是极少涉猎的，也从不作计，乃至于家徒四壁，身无长物。我曾到过他家，但见一壁一壁的书籍，一沓一沓的文稿，其余不过破旧沙发，陈年凳椅而已。事实上，他在研究生毕业后曾分配到我们大学附中当老师，一度荣任校长一职。那可是全省数一数二的名校，多少达官显贵的孩子挤破头都想进去就读。作为校长，即使不想通过资源交换发家致富，但其社会地位和受欢迎程度绝对是远超一个大学普通教授的。然而曾先生毅然辞去校长职务，申请调入大学中文系从事学问研究。后来我问他是否因此感到过遗憾，他语气坚决地说，我厌烦跟那些凡尘俗务打交道，现在这样清清静静地做做学问不是挺好吗？
在对待我的毕业去留上，两位先生的态度也是完全相左的。听说我要到深圳去从事行政工作，朱先生大力支持，认为好男儿志在四方，而且不一定非要进高校搞学术，到政府工作也是上好的选择。他只给了我一个建议，那就是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阅读。这话我至今记忆犹新，多年来也践行不懈。朱先生已行将九十，但仍体健思敏，每年我都要和先生聚上两三次，汇报学习心得和人生体悟，请他释疑解惑。
曾先生并不反对我到沿海开放城市工作，但始终认为我不应该走行政之路，而应从事学问一道。时隔二十多年，我又开始重返学问一途。只是曾先生早已仙逝，我无法在学问上当面讨教。我有时想，朱先生恰如他欣赏的李白和苏轼，豪放不羁，豁达通透，一生任才使气，学问生活两不误。而曾先生则似他倾慕的杜甫和曾巩，规规矩矩，法度森严，虽然生活一般，却一直怡然自得。令人讶异的是，性格特点、治学理念、人生态度都截然不同的两位先生却能和睦相处，在校时从未发现两位先生有何争执。相反，他们互相尊重，互相溢美，曾先生盛赞朱先生学识渊博，为人通达。朱先生则称许曾先生穷且益坚，品格高尚。印象中我们弟子们也从未因两位先生风格各异而左右为难，滋生嫌隙。
得两位先生三年身教，实在是我一生的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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