酱菜·文化·作家
朋友发给我一位百岁老人的早餐食谱:一碗小米粥,或是棒渣粥,或是白米粥;一个煮鸡蛋,要是“散养鸡”下的红皮鸡蛋;半个馒头或是一个小窝头。我问朋友,完了?朋友笑道,没完,还有一小碟酱菜。随后朋友补充道,注意,是酱菜,不是咸菜。
对于饮食没有多少热情的我,倒是知道咸菜与酱菜的区别,两者不是一个概念。在牛奶面包还没有摆上百姓餐桌的年代,北方百姓家的三餐无论多么简单,都会有一碟酱菜搭配,有时也会摆上一碟自制的咸菜。
先说咸菜吧。自制咸菜常见的有五香萝卜,就是把青萝卜切成条,用盐腌上,吃时再撒上一点五香粉。我小时候吃得最多的家腌咸菜,除了五香萝卜,还有雪里蕻和芥菜丝,记忆中只要喝粥,雪里蕻和芥菜丝肯定会忠贞地陪伴在粥碗旁边。芥菜丝进锅爆炒之前,先用花椒炝锅,一定要大火苗子,锅最热的时候,猛地把芥菜丝放进锅里,快速盖上锅盖,这时候要掌握好火候,稍微焖一下,立刻关火儿。吃芥菜丝时候放少量醋,一边吃一边扭头打喷嚏,父亲说这叫“七窍活泼”。记忆中母亲腌制的甜蒜也是特别好吃,咸中带甜。咸菜品种可是太多了,想吃什么就腌什么,那时候在北方城市,无论什么蔬菜都可以用来腌制,变成餐桌上不可或缺的咸菜,解决男女老幼那咸淡无味的嘴巴,同时也是对普通家庭餐桌上只有一到两个主菜的有效补充。
那时候年岁小,还不是特别清晰明白“咸菜是咸菜,酱菜是酱菜”的道理。如今在天津一家调料企业“深入生活”,这才了解到酱菜与咸菜的差异。二者虽然腌制方法大同小异,却是两个品种,味道也有很大不同。原因在于,咸菜需要的原料和辅料非常简单,主要以盐为主;酱菜是用酱或酱油腌制,腌制时间要比咸菜长,因此也就有着更加丰富的口味儿。远的地方不讲,就说京津两地。北京酱菜历史比较悠久,老北京人喜欢酱菜,日子宽裕时把它当佐餐,日子紧巴了把它当主菜。特别是酱黄瓜和酱甘露,这两个“酱菜兄弟”无论是在春夏还是在秋冬,必定摆在老北京人的餐桌上。天津酱菜历史没有北京历史长,这是没办法的事,天津卫才六百多年的历史。但在酱菜这件事上,天津卫可是没有含糊,始终拥有自己的独特之处。
上世纪六十年代,母亲经常领我去大姨家。大姨家在天津东楼地区,离商业街区小白楼很近。但那时东楼很荒凉,街道两边都是独门独院的平房,树木很少,街上光秃秃的,与拥有大名鼎鼎的维克多利西餐厅的小白楼街区比起来,恍如两个世界。大姨和我母亲每次见面,都会热烈地聊家常,担心我打扰,给我一个木头马骑着玩。我抓住木头马的两只耳朵,身子先是前后摇,然后再左右摇,因为摇摆幅度太过剧烈,最后我摔倒在地。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母亲去看大姨的次数开始减少,遇到年节就派我去。那时候我已经十几岁了,对于周边建筑开始注意,隐约记得大姨家不远处有一家酱园。那家酱园除了经营酱菜之外,还有油盐醋以及蜡烛纸张等土产杂货。我在深入生活的调料厂与老工人畅聊往事,还有翻阅关于天津的酱菜史料,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东楼地区的酱园赫赫有名,始建于1920年,因为名气太大,曾以这家店铺名字命名过一条街道。根据史料记载,这家酱园鼎盛时期是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占地六百多平方米,有七百多口大缸浩浩荡荡摆放在大院子里,四十多个干活的伙计,酱园年产酱菜五百万公斤。把当年的规模移植到现在,单凭产量这一项也是了不得的成绩。据说这家酱园的店堂里挂着天津书法家石文会书写的大幅楹联——“玉振金声大道财源广,川流不息永久以生涯”。认识字的街坊邻居还有远道而来的顾客,都明白书法家把酱园名字巧妙嵌入诗句之中,在很长时间里,楹联连同好吃的酱菜,一起成为这家百年酱园的文化记忆。
追溯历史,这家拥有百年历史的酱园,一路走来异常艰难,如今继续以老品牌存名于世,并且与北京的酱菜老品牌互相呼应,京津两地以及其他城市的人们,在互相比较中选择更适于自己口味的酱菜。
我在车间里与老工人聊天,才知道酱菜品种太多了,并且早就自成体系,像鲁菜、川菜、粤菜等菜系那样,跨越地域的限制,无论是在华北地区、西北地区,还是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已经适应绝大部分人的口味。仅以天津为例,在“酱”的统领下,就有多少种熟悉的酱菜。比如酱黄瓜、酱小菜、酱地环、无香菜、韭菜花、水大头、春不老、咸萝卜等,粗略算下来大概有二十多个品种。
这些丰富的酱菜品种,当年副食店里都有,用带着花纹的蓝色瓷坛子盛放,排列整齐。选择哪个品种,穿着蓝色大围裙的服务员,左手捏起来一张浅棕色油纸,放在手心里团起来,右手用大镊子把酱菜夹起来放在油纸上,再放在案秤上,然后一边说着钱数、一边包好递到顾客手里。
中华民族在饮食上非常讲究,“吃的问题”始终贯穿在人类发展历史中。通过“吃的问题”也能表述生活态度,最好的事例是作家和文学作品。比如性格孤傲的张爱玲,把“吃的问题”摆在第一位。她说人生有三大恨事:“一恨鲥鱼多刺儿,二恨海棠无香,三恨红楼梦未完。”无论是玩笑话还是特殊语境下的调侃之语,单凭这样的排列顺序,算是对“吃”特别看重了。
有的作家会利用食物做出某种象征性的隐喻,比如曾被纳粹劳动营强征为苦力、余生时时会以“有些神经质的手指”来痛苦摸索“一幅童年用的地图”的忧伤诗人保罗·策兰,在他具有世界影响的诗歌《死亡赋格》中,他让牛奶走入他的诗歌中——“清晨的黑色牛奶我们夜里喝”。牛奶不仅走进诗句中,而且这一句还作为全诗的主题句反复出现,“食物-牛奶”被赋予了强烈的象征意蕴。
而“二战”后诞生的日本重要文学流派“无赖派”(也称为反秩序派)代表作家,与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并列为日本战后文学巅峰人物的太宰治,在他的小说《斜阳》中也有大量关于饮食的描写。小说开篇便是关于喝汤的描写,还有厨房以及厨房窗外的景象。喝汤的场景写得非常详细,“我们都是微微低头对着自己的餐盘,横着拿汤匙舀汤,然后横着将汤匙送入口中”,而母亲不是这样,“母亲将左手指扶着桌边,上身挺直,扬着头,也不看盘子,横着汤匙轻巧地舀起汤后,宛如燕子般……”另外小说中关于母亲吃肉的描写更是详细,“肉一上桌,她总是迅速用刀叉将肉切成小块,然后放下餐刀,右手拿起叉子,一小块一小块地叉起肉块,悠然自得地吃起来。如果是带骨头的鸡肉一类,当我们担心切肉时弄出响声,小心翼翼地将肉从骨头上切下来时,母亲却满不在乎地用手指轻轻捏住鸡骨头,用牙齿把骨头和肉撕开,若无其事地吃进嘴里……”不仅如此,还有对食物“好吃”的认识与定义,(母亲说)“你知道饭团为什么那么好吃吗?因为它是用手指捏出来的呀。”这句话是对食物“好吃”鲜明的标注与认定,同时也从侧面表明一种人生态度,或者说是一种精神延伸,那就是无论什么食物,当与人的身体发生亲密接触后,人的气息与食物会发生奇妙的“光合作用”,如此才能拥有了“好吃”的味道。天地、人、食物……所有一切都是来自于自然界,所以他们与它们之间不会发生排斥。
从酱菜说到日常生活,说到作家和文学作品,貌似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看上去是“风马牛”的事,静下心来仔细想想,其实这里面有着非常丰富的内在关联,而且这种关联,越想越具有一种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