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先生”杨叔子院士
昨天下午看手机，无意中刷到一条“今日头条”的消息，标题是“他是当年那场高校人文风暴的领头羊”，我断定这文章一定与杨叔子先生有关，因为只有他配得上“全国高校人文风暴领头羊”的资格。再看副标题，还真是。杨先生老迈年高，身体虚弱，媒体已很久不见他的消息，现在突如其来出现一篇赞扬他的报道，恐是不祥之兆。我赶紧点开标题，果然，杨先生12月4号即已遽归道山，9号开的追悼会。这么重要的消息，我居然一无所知！杨先生尽管身体不好，但毕竟一直还在，时间久了，大家甚至形成一种潜意识：老先生不会走的，永远不会。没想到，还是走了！我与先生既无同事之宜，亦无师生之缘，我的专业是中国古代史，杨先生是机械工程，相隔十万八千里，我与他唯一的交集，是都在大学工作，而且都对大学的发展忧心，我有幸受到杨先生沾溉，学业与事业都进入新境。
中国的大学，是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在“全盘西化”思潮下，从西方直接引进的。五十年代以后，中国大学又转而走“全盘苏化”之路。“文革”后高校复办，正值“改革开放”，经济制度与价值观念急剧改变，西方思潮乘势漫灌中国，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盛行。有人用文化宿命论发出预言，中国人长的是黄皮肤，脚下是黄土地，喝的是黄河水，这种黄色文明注定打不过西方的蓝色文明！大学向何处去？中国文化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许多青年学子陷入苦闷与彷徨，迫切需要有人指路。
我读硕士研究生的第一年，全校七十多位同学上大课，大家一致希望老师结合形势与社会现象开课，为大家解疑破惑。老师不为所动，固执地坚持讲与现实几乎没有直接关联的《反杜林论》。学生以“罢听”表达不满，或者做其他作业，或者听音乐。某日，该老师提问，一连点了十七人，而无一人作答，老师只好作罢，以后亦不再提问。期末考试是开卷，回家自己写，不得超过两千字，老师说是没时间看。结果所有人的成绩都是85分以上！我的这段经历，在当时的高校具有普遍性。高校思政课队伍人数不可谓不多，而此时居然放弃阵地，令人想起五代女诗人花蕊夫人的诗句 “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述国亡诗》）。有大学教师在课堂上公开宣扬：“人都是自私的，每个人都希望将个人利益最大化，这是天经地义的真理。”有学生坦率地跟我说：“我如今遇事不再考虑是与非，而只考虑自己的输与赢。”四顾茫然，不知所归何往，《诗•小雅•小旻》说：“我視謀猶，伊于胡厎！”是之谓也。
然而天不灭斯文。在此艰难而重要的历史时期，挺身而出，挽狂澜于既倒的，居然是一位时任华中理工大学的校长、一位在自动化领域有着杰出贡献的院士——杨叔子先生！从1994年开始，杨先生在华中科技大学创办人文素质讲座，每周都有，讲者主要是国内文史哲领域的知名学者，内容博及经史百家，高扬中国传统文化，深受学生欢迎。至2004年底，讲座逾1000期，听众达50余万人次，成为该校蜚声高校的文化品牌。与此同时，杨先生在各地高校做讲演，宣传人文素质教育，据统计，至少有两百余场之多，在南北各地掀起了一场人文狂澜，万人倾倒。他的成功，主要有三个原因。
首先是杨先生的人格魅力。第一次见到站在台上的杨先生，感觉他就是一位被中国文化所化了的霭霭长者，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都可以从他身上读出来。杨先生生于民国初年，尽管天下已经大乱，但乡村的私塾教育还在，丰厚的文化土壤还在，而且下层民众依然将村塾教育作为安身立命之地。杨先生这代人，自幼认真读圣贤书，并且诚心地秉持与践行，时时涵泳其中，种种为人之道都内化于心，从而成就了他们的品格乃至事业。所有听众都可以从杨先生身上照见自己的缺陷，进而追慕与思齐。“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之谓也。
其次是文采，讲演是用语言感化、说服听众的过程，语言是否出彩、富于感召力，是演讲成败的关键之一。陆游《严州到任谢王丞相启》说：“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当年听惯了空洞说教，或者言必称欧美的听众，突然从杨先生的报告中听到了《四书》《老子》《庄子》《尚书》《礼记》，以及李白《秋浦歌》、鲍照《芜城赋》、张文姬《沙上鹭》、韦应物《滁州西涧》、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司马光《资治通鉴》、王安石《读孟尝君传》、刘勰《文心雕龙》等，领略它们的或隽永，或典雅，或豪迈，或深刻，无不惊喜，这是与自己血脉相连的文化，最容易入心。当年的“理工男”，绝大多数连《大学》都没读过，遑论其他。
再次，是有思想。一场讲演，如果不能给人以人生启迪，再热闹也只能算是一出秀。严复先生说，国民教育的核心有二：人格与国性。无人格谓之非人，无国性谓之非中国人。诚哉斯言！杨先生对此有深刻的把握，认为传统文化的一贯思想是“高度重视文化素质教育”，故每次讲演都围绕人格、品德、素质展开。他认为孔子说的“绘事后素”一语，就是“将底子处理得素白后才去绘画”，认为“启蒙读物《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等就是对孩子的思想品质起“素”的处理作用，这些启蒙读物的含义就是文化素质教育作用”。他痛斥社会上的“卑鄙、无耻、龌龊、下流。人而无耻，胡不遄死”。德与才，他旗帜鲜明地主张要将德放在第一位；“无才，寡用；劣德，多害；富才劣德，灾难。”他认为，无德无良，什么都做不好，“无德何能有信？无耻何能有法？无信无法，哪能算市场经济”？
杨先生的讲座，如清流、如甘醴，酣畅淋漓，正本清源，令我受益良多。此前，我自己憧憬的学术前程，是钻进象牙塔，一生研究一两本难懂的古籍，在名物考据中体现自己的学术水平。杨先生的教诲使我认识到，应将自己的研究成果转化为文化素质课，为推动全校学生的进步做出贡献。于是，我调整了学业方向，在做专精研究的同时，为清华学生量身打造了《文物精品与文化中国》《儒家文化的十五个关键字》《中国古代礼仪文明》《民族文化与民族命运》以及《四书讲读》等课程，将学术研究与社会担当有机结合，并成为清华文化素质课战线上的一名自觉的战士。
有一次，我在清华主楼后厅上五六百人的大课，有学生站出来问我：“你们文科的这些课程有什么用？”在不少学生看来，理工科才是真学问，文科都是耍嘴皮子的玩意。眼前有人当众挑战我，其他同学都笑成一片，想要看我如何狼狈出丑。我底气十足地回答：“我这个学问，虽然不能造机器，不能盖房子，但是，它是塑造民族精神的，是塑造民族灵魂的！”始料未及的是，全场学生发出了暴风雨般的掌声！为自己的学问正名，为自己的理想发声，觉得从未有过的扬眉吐气。应该说，能这样做亦是拜杨先生所赐。
杨先生在讲演中提出过一个更加深刻的命题：我们是办“在中国的大学”，还是“办中国自己的大学”？前者，尽管校址在中国，但实际上却是哈佛大学、MIT在中国的分校而已。后者，则是具有中国特色、为中国发展之需而办的大学。两者具有根本的区别。为何一定要强调“办中国自己的大学”？ 杨先生从学理上做了深入的论述。
首先，即使是西方人办大学，后者也不全部照抄前者，必定要在前者的基础上加入自己的个性。大学最早诞生于意大利，其后，大学的中心由英而法，由法而德，由德而美，不断转移。每一次转移都必定是他国经验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创造性产物。即使是今天的美国高等教育，也是西欧学术传统与美国本土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长期相互影响的结果。中国的自然与社会环境、文化传统与美国相比，差异之大远超于英与法、德与美，故最不应该全盘照抄。合乎逻辑的做法应该是，“将他人成功的经验融入本国的实际，进行本土化的自主创新，才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而当年的胡适，领着他的美国老师杜威，到中国作了两百多场讲演后，就原封不动地将美国大学的模式搬到中国来了。削中国文化之足，只为适美国大学之履。
其次，东西方文化是现当代世界的两大文化传统，两者各有所长，不可分离。但在现实中，两者各执一端，各有偏重：西方重科学，中国重人文，两者原本应该是一整体。科学不能离开人文独自发展，科学必须有人文引领。西方人从古希腊开始就重视技术教育，其后又进入大学，导致大学专业教育的进一步发展，这是它的积极的发面，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专业教育是建立在文理教育的基础上的”，放任专业教育，必然会导致“人文教育的弱化和知识整体性的分裂”。杀人的原子弹、祸害世界的生物病毒等反人类的罪恶技术，都是在“科学研究”的旗号下完成的。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精英将“科学”神圣化、绝对化，拜倒在西方文化面前，大失偏颇。
在当代的中国大学教育中高扬本位文化的人文精神，强调中国文化以“人”为中心，高度重视人文教育，重视“做人”，重视“在明明德”的教育”，对于弥补西方文化之阙，彰显中国文化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无疑具有战略意义。
杨先生的论述令我意识到，在西方文化面前，中国人没有自惭形秽的必要。中国学者必须找出中国文化的优秀与独特之处，然后用它去与西方人做平等的交流。不如此，中华民族就永远不能真正抬起头来、挺起胸来。这成为我这些年研究《三礼》，所不敢忘怀的使命。当年八国联军侵华，把中国当西瓜，准备切开分了。国民都认为中国必亡。梁启超站出来说，中国不会亡，因为中国文化不会亡。其后，钱穆先生继起，用毕生精力研究为何中国文化不会亡？受两位前辈以及杨先生的启迪，我将此生研究的目标，调准到从经学的角度回答中国文化是什么？需要提及的是，杨先生最早引用梁思成先生关于“走出半人时代”论述来谈素质教育，听后有振聋发聩之感，其后，我结合多年的《礼记》研究，以之作为解读儒家文化的重要思路，亦是拜杨先生之赐。
我与杨先生过从不密，多为神交，但有一次交集，却是终身难忘，堪称奇缘，我想借此机会写出来，以为感念。
2002年，教育部开始评选国家级精品课程，我在清华主讲的《文物精品与文化中国》居然在两轮投票中全票通过。不过，我并没有特别的欣喜，因为评审专家都不听课，是根据申报材料投的票；再说，该课程并非我的专业特长。我在清华开设的《中国古代礼仪文明》课，乃是荟萃《三礼》而成，更能体现我的学术水平，2008年，我准备申报国家精品课。真是无巧不成书，此年5月，教育部对全国高校实施教学评估，以杨叔子先生为组长的专家组一行二十余人进驻清华，当天下午，在清华主楼后厅召开全校教授与干部大会，介绍工作方式与注意事项等。所有专家组成员都要下去听课，由抽签确定所听的课程。我想，若能请杨先生亲自听我一堂课，亲身感知这门课的实际水平，即使评不上精品课我亦心甘。
不少青年教师害怕被抽中，而我则唯恐失去这次机会。为此，散会后我候在会议厅门口。杨先生出门后我上前给他打招呼，他停下脚步，微笑着问我：“找我有什么事？”我说：“后天晚上我正好有一门课，想请您到教室里指导，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荣幸？”没想到杨先生微微歪着脑袋、略带调皮的表情说：“我这次来清华，就是想听你的课。”我听了非常高兴，随即将教室的位置告诉了他。
我那天要讲的课的主题，是《仪礼》记载的“乡射礼”。射箭比赛的渊起，国际奥组委下属的国际箭联的章程说，是由英国贵族在16世纪所发明，各国都无异词。殊不知中国早在公元前8世纪就已经盛行乡射、大射、燕射等各种名目的比赛，将比射与礼仪融合为一，称为“文射”，以此涵养君子之德，展现君子风范，人文内涵极其丰富，堪称是上古文明史上罕见的精品。
上课那天，杨先生与他的助手余东升老师都到了。余老师对我说：“今天的课，杨先生只能听前半节，因为评估组每天晚上都要碰头，汇总当天调研的信息。”清华的课以85分钟为一大节，前后各一小节，都是40分钟，中间有5分钟休息。我顿时觉得很失落，因为这堂课的前半段属于背景铺垫，后半段才是我的研究心得之所在。如果只听前半部分，则等于没听。奈何？我紧急决定，调整课程节奏，压缩前半段的内容，尽快将后程内容提前，并从容发挥，激发杨先生的兴趣，力争使他不忍离去。
教室有280个坐位，我请杨先生前排就坐，杨先生不同意，执意坐在最后几排靠右边的座位。为了避免学生紧张，我没有把教育部专家组组长就在我们教室听课的消息告诉大家，我希望能让杨先生看到我的正常的教学氛围。我那天的开场白比较“抓人”：
同学们！北京奥运的开幕式倒计时，已经不到一百天，我想问大家：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在坐的学生面面相觑：我们又不是奥组委的，我们准备什么？我接着说：
如果我是一名外国记者，我一定会到清华来采访，因为清华是中国的最高学府之一。我会提出如下三个问题：一，中国是文明故国，那么中国古代有体育吗？二，如果有体育，那么有体育精神吗？三，如果有体育精神，请问，它与古希腊奥运会的体育精神相比，孰优孰劣？哪位同学能回答？
学生听完全傻了，没人考虑过这些问题。于是，我缓缓地说，今天这堂课，我试图来回答这三个问题。于是，全场学生的注意力全被我调动起来，都想听我的答案。我朝教室左后方望去，杨先生端端正正地坐着，眼镜的镜片泛着亮光，我想，他一定也想听我的答案。
我从卜辞、金文记载的射箭讲起，讲到周代礼乐文明，再导入乡射礼的过程与内涵，步步深入。第一小节的下课铃声响了，余东升老师是评估组的秘书，起身离场了，而杨老师安坐不动，这给我以极大信心。为了保证课堂气场的连贯，我课间没有休息，一口气讲到下课铃响，感觉不错，学生掌声热烈之极，杨先生也鼓掌。至此，我才告诉同学，教育部评估组组长杨叔子院士今天亲临听课！学生大为惊喜。我请杨先生对今天的教学过程批评指导。杨先生站起来朝学生们拱了拱手，没有说话，随即离场。次日上午，清华校办的一位老师给我来电话，说昨晚杨先生听完课回到专家组讨论的会议室，对你赞不绝口，说：“这个彭林，居然把一个古代体育专题讲得这么精彩！”专家组结束在清华的评估后，转场东南大学，不料，东南大学又有校部机关的朋友告诉我，杨先生到我们这里提到你的课，评价很高啊！这令我非常感动，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堂有身为中科院院士的专家在场、端坐听完全程的课，弥足珍贵、毕生难忘。这一年，教育部评选国家级精品课，我的《中国古代礼仪文明》经杨先生主持的评委员会投票顺利入选。我深感欣慰，既没找人说项，杨先生也没在私下给我许诺。
此后，杨先生几次邀请我到华工的大讲堂做讲演，每次，杨先生都会亲自到酒店看望，问长问短，令人倍觉温暖。其中有一次，适逢教育部文化素质教育委员会在华工开会，杨先生特意安排我晚上到校内的爱因斯坦广场做讲演，说是学生在宿舍开着窗就可以听到，影响会更大。这是我一生中唯一做过的露天讲演，承杨先生厚爱。
杨先生太累，永远地躺下了。我想起《山海经》里“与日逐走”的夸父，是一位敢于与太阳赛跑的诗史级的英雄，杨先生堪与之相比；夸父“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尽管最终未至而死，而夸父留下的手杖，“化为邓林”，郁郁葱葱，永留人间。我看网络上的报导，杨先生众多学生送的花圈，在离他灵柩最近处摆成一长排，落款一律写着“学生 某某”，这不正是杨先生留下的“邓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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