疼与美 从前的乡村生活（节选）
窄小的空间里挤着一棵老梧桐，两棵桃树，我家和邻居的鸡圈。挑水木桶倒扣，扁担挂在石头的墙上，两只铁钩静默无声。好几只麻雀和俗名弹弓的鸟儿在梧桐、椿树的枝杈……
黑夜的内心
窄小的空间里挤着一棵老梧桐，两棵桃树，我家和邻居的鸡圈。挑水木桶倒扣，扁担挂在石头的墙上，两只铁钩静默无声。好几只麻雀和俗名弹弓的鸟儿在梧桐、椿树的枝杈间做了几个很大的巢。此刻，它们叽叽喳喳，在头顶，好像另有一个世界似的。我觉得热闹，也是个陪伴，还能壮胆。随着夜的深入，那叫声的味道就变了，轻、碎，类似小孩梦呓。再深的夜里，它们偶尔的梦呓与落在坟地柏树上的猫头鹰遥相呼应，我毛骨悚然，只觉得后背仿佛有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不怀好意地盯着我，并且慢慢欺近。久而久之，我似乎能觉得到它们的冰凉呼吸和尖利指爪。
母亲终于回来了，我从台阶跑下去——从记事开始，我不知道摔了多少跟头——母亲扔掉家具，快步抢来，我就像一块石头一样扑进她怀里。
黑夜仍旧是黑夜。半夜，被身体自身或某种意识唤醒，一睁眼，感觉四周的黑当中，包含了某种压力，不怎么沉重，甚至有些绵软，但好像也有一种压迫感。也好像是一张看不到咽喉的巨口，只要我一伸手，就会被咬住。此时，母亲呼吸均匀，偶尔有磨牙和吧嗒嘴唇的声音。鼠们在屋梁、饭桌、地面、瓮上面乱窜，胆大出奇。我不敢动一动身子，即使下身鼓胀而疼。非要释放的时候，我只好叫娘……娘……娘……娘……娘……胆怯且微弱——母亲累了，好长时间才听到我的声音。
母亲翻了个身，粗糙的手拍拍我后背。我说我要尿尿。母亲用胳膊支欠起半个身子，一只手把我从被窝往外抱——我说娘，我害怕，你点灯吧。娘说没事，没事的，有娘在，谁敢欺负我家孩子啊！
我尿，淅淅的声音在寂静的深夜格外响亮，瓷盆的回应似乎又使得它突然拥有了某种生机。声音敲着墙壁和屋梁，就连那些胆大的老鼠，也悄没声息了。尿声断了，母亲还没把我放进被窝，恐惧又起，黑黑的屋里好像匍匐、站立和飘浮了众多事物，它们在看着我，笑或咬牙切齿。我哇地一声哭了。娘急忙把我抱在怀里，把我整个身体都埋在她已经松弛的胸脯里。我听见了她的心跳，她的呼吸中有些阻隔，像是木质风箱里夹着一块石头。
母亲用手掌拍着我，胸脯的温度在冬天火焰一样灼热。在黑暗中，我什么都看不到，只是感到有一面峰峦突起而且咚咚跳动的地方，它使我感到心神安宁，周身舒泰，好像趴在一个神秘而简单的世界里。再一睁眼，阳光落在靠窗的炕上，也是方格形的。母亲在院子和屋里转，不停地做着什么。白天，她依旧不在家里，去山上割荆条，或者去对面南山上打柴。回来天仍旧擦黑，要是有月亮，地面上的事物还有个轮廓，若是只有满天繁星，整个大地一团漆黑。
吃过晚饭，喂了猪，关了鸡笼，母亲倒了开水，和我一起洗完脚，我们又钻进被窝。通常，我都睡不着，想起春天吮吸梧桐花的甜味，还有夏天的桃子和桑葚，秋天的梨子、核桃和柿子，这些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吃食了，特别是初秋时节的烤玉米，外表虽然被火烧得黑黑的，但很好吃，吃了一颗还想再要一颗。可是冬天，除了被老鸹啄得千疮百孔的柿子，就只有黑元枣了，它们是柿子树的前身，都会结小籽粒，秋天时候变黑变甜，每年冬天，它们早早就被别人摘光了。
母亲已经睡了，循着她的呼吸，黑夜加深，外面巷道也没了人声。我睁着眼睛，看着黑暗中的墙壁，想了吃的，又想白天的玩具和伙伴。玩具是木工，高粱秆子做成箭，头上套着一个铁圈或顶针，保持准度和锐度。还有弹弓，一般用来打鸟，和其他孩子也相互射击。我的那些伙伴，都是本村别人家的孩子，我叫他们父母大爷大娘或者叔叔婶婶，个别的叫哥嫂和爷奶。家里玩得最多的，该是老军蛋、小六子和老民棍子了，我们三个基本上是一伙，二黄毛、黑猪军、小叫驴是一伙。整天在村前的麦场和马路上放声大骂，举着棍子，利用手中工具进行你死我活的战斗。
有时候会真的射伤对方，我头上和背后的疤痕几乎都是那时候留下的，我也误伤过二黄毛和老武生。可总的算下来，我吃亏最多，很多时候，我还在拼命作战，老军蛋小六子和老民棍子却早已经撤退到百步开外，另寻据点了。有几次哭着回来，娘说我傻。我说奋力作战是英雄，为此献出生命是壮士，咋就傻了？母亲叹口气，摇摇头，再叹息一声，再摇摇头。
眼皮子打架的时候，我还不想睡，还在想，明天怎么彻底打败二黄毛一伙，叫他们彻底服软，低着头来向我们投降。可我实在想不出好的招数。揉揉眼睛，却看到一些行动诡异的人，他们都在我家的炕墙上，成群结队，车水马龙，有一些走着走着，突然间回头，别有意味地看我一眼，脸上的笑容我觉得熟悉又陌生。我害怕，猛地钻进母亲怀里——熟睡中的母亲显然被我惊扰了，她翻身，手掌习惯性地在我后背缓慢拍。我仍旧大睁眼睛，我想告诉母亲，可又不敢说，我怕那些人突然跳下来，把我也抓到墙壁上去。
母亲又睡了，黑夜当中，只有我是醒着的了。我感到整个世界都离开了我——所有的生命都睡了，把一个孩子扔在无边的黑夜里面。近在咫尺的人，他们也只是用自己的呼吸和梦呓、手掌和体温向我表示存在，暗示我并不孤单。狗们大声叫，使得我更为恐惧。空荡荡的村庄黑夜，一群狗，它们一定像我一样看到了什么，陌生的、可怕的、凶猛的和怪异的。从它们的叫声中，我能明显地感到它们的前进和退却，惶恐与镇静。在乡村，我知道狗们叫得最凄厉和凶狠的时间，是午夜和凌晨。那个时候，那么多的生命都睡着了，整个大地安静、沉寂、松动、自由。可总会有一些生灵会选择在这时候降生、崛起和走动。
凌晨，母亲醒来，像我昨晚一样睡不着。我说娘，昨晚俺害怕了，俺看见咱家墙壁上有好多人在走！娘说小孩子家，不敢胡说。语气里也有惊恐。我知道母亲也害怕，也知道，我那种惊恐一定是她所熟悉的，她小的时候，也肯定像我一样胆小。总在黑夜中，被一些奇异的事情和感觉惊扰。
也难怪，这一年冬天某个深夜，曾祖母死了——癌症，她走的前一天中午，还给了我几块别人送给她的饼干——我一直觉得，那饼干就是她一个人的，我吃掉，不论什么时候她都会再要回去。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它不由自主，蓦然就从内心升了起来，像是夏天玩水多了秋天就一定会拉肚子一样，自然而必然。晚上，父亲回来了，虽然多了一个人，可我还是害怕，趴在母亲怀里一动不动，像个泥鳅，恨不得藏在母亲肚子里去。娘说不怕，娘和爹都在哩。然后又拍我后背，并告诉我说，睡着了就啥都不怕了。我也相信，我使劲要自己闭眼，以最快的速度睡眠。可越这样越睡不着，心嘣嘣跳着，侧耳听门外和屋里的声音，老鼠们仍旧不安分，它们奔来蹦去，弄出的响声让我的心一次又一次提起又摔下来。
早晨终于来了，睁开眼的瞬间，我一阵惊喜，心想，白天来了，谁也奈何不了我了。我已经过了那个时间，也始终相信，在白昼和夜晚中间，也有一道高入云天的墙壁，谁也跳不过来。再一个黑夜，我安静了许多，我想一个人走就走了，她（他）的灵魂虽然还会留在这里，但身体沉埋入泥土后，一个轻飘飘的东西，即使再强大的力量也不会拿我怎么样。
我五岁那年夏天，弟弟出生了，我身边又多了一个人。母亲对我说，你是哥哥，你要保护弟弟。我猛然觉得自己强壮和年长了很多——在弟弟面前，我雄壮、高大、机敏，他什么都不知道，就是哭呀，笑呀，拉撒都不知道。直到弟弟长到五岁时，我还对他说，你尿炕尿裤子，就知道哭。弟弟听了，哇地真哭了，还向母亲告状。母亲转头教训我说，你小时候还不是那样子么？还笑话俺这个宝贝哩！我说我从不尿炕，我干净着呢！
长到十一岁那年，母亲说，你大了，能给我们帮忙了。他们下地干活，就把弟弟交给我看管。有一年春天，一只蜜蜂蛰了弟弟，弟弟破着嗓子哭叫。傍晚，吃过早饭，村里要放水浇地，母亲要我带弟弟睡觉。黑夜完全来临后，弟弟哭叫起来，他要找娘，我说娘一会儿就回来了。弟弟不听，说他害怕。他站在院子里，看见有个人冲着他笑，是个大闺女，舌头都伸到胸脯上了。我头皮发炸，全身冰凉。我没有想到弟弟竟然也有与我同样的经历。我快步抱起他回到屋里，明亮的白炽灯泡照亮了各个角落，也使我和弟弟安心，并且拥有了一种隆重的安全感。
弟弟仍旧害怕，短小的身体紧贴着我。我的胆子慢慢大了起来，我想我就是母亲了，把弟弟紧紧抱住，学母亲，一只手掌轻轻拍着弟弟的后背，嘴里还说着弟弟不怕不怕，哥哥在，哥哥在。弟弟的小身子蜷缩成圆形，像软软的棉花圈。
黑夜慢慢深入，我一直没关灯，弟弟睡着了，在我怀中。在睡梦中，他仍旧发出断续的哭声。这时，大地安静，屋里空旷，我又看见了墙壁上来往的人，他们还是那样，只是不再突然回头看我了。我揉揉眼睛，他们就消失了。一会儿，弟弟尿了，整个被褥都湿了，我起来换掉。整个屋里一片空旷，就连平日里不安分的老鼠也没了踪影，狗叫好像也显得自然了许多——好像过了许久，父亲母亲回来了，他们的脚步声在连续的石阶上拖泥带水，走到院子时，我长长出了一口气。母亲进门，看到我还醒着，问我睡觉为啥不关灯，一夜下来，不知道费多少电。
黑夜一个一个过去了，我还没长出胡须，父亲母亲就皱纹满面了。十六岁那年秋天，我在外地上学，有个周末，为了回家，沿着小城到家的马路，我一个人走了一夜。晚上的山野之中，道路曲折，到处风吹草动，鸟呓狼嚎，轰然而过的孤车、随处安置的坟茔……我一一走过，在黑夜当中，热汗淋漓，心如寒蝉；我总是觉得，身后有一个人跟着，亦步亦趋，须臾不离。凌晨进门时，我回身，那种感觉突然就没了。
再两年后的冬天，我就要远行，到西北的某个地方了。深夜，不知何时下了雪，我从一个地方出来，黎明的村庄路上，大雪纷扬，大地明亮，双脚咯咯下沉，肉体压雪的声音咯吱咯吱，仿佛来自地心。走到自家院子时，父亲的鼾声传出窗外，母亲在梦呓——我至今记得这一情景，多年前的乡村黎明，有一个人，踩着积雪，在黑夜的内心，从村庄的睡眠中轻轻走过。
成年的功课
屋里静极了。睁开眼，就看到了黑色屋梁上悬挂的尘垢，它们不动，我也不动。我赤裸的身体在母亲缝制的牡丹花被褥当中，温热而又慵懒。窗外阳光是少见的白色，落在玻璃上那些，像好几张向内偷窥的脸。公鸡鸣声就像激情的喇叭，母鸡咯咯声像邻居家的小妹妹不停地笑。父亲和母亲去哪儿了呢？他们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虚掩的木门随时都有可能被风打开。但在早晨，我一点也不用担心会有什么凶猛的东西突然闯进来。
我喜欢这样的时光。母亲说我太懒，父亲说小孩子还是懒点好，到他那个年岁，想懒都懒不成了。我翻了个身，身体在被子里松动、柔软，像河水里的泥鳅。
房里仍旧没有声音，只有我自己的呼吸进进出出，趴得久了，我就流下了口水，白泠泠地滴在枕头上，上面有一朵红蓝相间，但早已模糊不清的鸡冠花（蜀葵），我的口水就流在那朵花的花蕊里，我笑了一下，心想，这是给花浇水哩——我自己也笑了，尽管没出声。
这样的时光持续到八岁那年农历三月，我生日那天。母亲早早起来，从里屋拿出五个白生生的鸡蛋，放在滚开的清水里。母亲说，今年鸡蛋多，多煮几个给你吃。我觉得母亲对我真好。平素，母亲总是把鸡蛋当作宝贝藏起来，生怕我找到。其实我也知道，母亲每次都放在高高的粮食瓮上，我垫一张大椅子和一个小马扎，还是够不到。不几天，就被收鸡蛋的人拿走了。
鸡蛋很烫，母亲把它们放在凉水里，说这样皮好剥。我连续吹着，舌头左右颠着吃完鸡蛋。母亲说，你今天就成人了。八岁了，要是在旧社会，就该找媳妇了。我不知道什么叫成人，我只知道我吃了五个鸡蛋——这似乎比母亲所说的“成人”更紧要。
母亲扛着镢头，背着一只荆条编的篮子下地去了，她让我留在家里带弟弟、看门。母亲说时，脸色有点凝重，眼睛里还有一团狐疑的光。
第二天一早，我还在睡眠中，就有人喊我名字——是母亲，声音坚决而悠长。我睁开眼睛，屋里还没光亮。我抬头应了一声，很快又把脑袋缩回被窝。可母亲的喊声仍旧在我耳膜萦绕。我再次睁开眼睛，看见站在屋地上的母亲，她模糊的身影让我有些不适应，或者说，在此之前，我从来没在这个时候醒来过，尤其是被另一个人强行叫醒。我已经习惯了早晨的睡眠，我甚至把它当作了自己的一门必须的功课。
我也从来没想到，母亲会在这个时候喊我，叫我起床，跟她一起到挂满露水的田里去干活。这样显然打破我已有的生活秩序。我哼唧，不肯将身子露出来，不愿意这么早就穿衣起床，在清冷的春天早晨，到田地里面做那些我以为是世上最苦活计的农活——割掉地边的杂草，再用锄头把麦地里的杂草锄掉——那是大人们的事情，我还是孩子，我和大人之间的距离还很遥远。
母亲的喊声毫不妥协，从她的叫我名字的声音中，我第一次感到了一种隐忍的坚决和冷漠，她一遍一遍的声音，在我们家所有的家什上缠绕，驱赶我的睡眠。我只好听从。穿衣时候有些迟缓。走到院子里，母亲蹲在屋角一面石头上使劲磨一把镰刀，钢铁与石头摩擦的声音在村庄的早晨格外清晰。她不断地用拇指在刀刃上轻轻抚摸——母亲也学着父亲的习惯动作，看镰刀是否真的锋利了。
母亲在前面走，我不知道自家的田地具体在什么地方（多年后，母亲还和别人说起这件事情，在母亲和村人看来，一个七八岁的孩子还不知道自家田地的具体位置，那是一件十分可笑的事情）。路边蒿草已经很高了，叶子高高向上，野菜蓬勃成长。四周的田里不断传来农具与石头摩擦碰撞的声音——在安静的早晨，这样的声音令我感觉新鲜而又陌生。新鲜只是一种短暂的听觉，而陌生则包含了厌烦和惧怕。
鸟们在草丛和树枝间，仍没动身觅食，甚至连叫声都睡意朦胧。我说娘呀，是不是起得太早了？母亲没有吭声，背上空空的荆条篮子打着忽悠，脚步碎而急促，带起沙子，翻动石块。我在后面紧跟着，短小的双腿风轮一样转动。
我们家的田地到了，在一棵老了的柿子树一边，比我们的教室大出几倍。放下背上的篮子，母亲说，记住了，这块地是咱家的，不要忘了。我嗯了一声，算是回答。其实呢，我根本没把田地放在心里。那时，我就觉出了土地的反复和劳累——它太大了，大得让我不知道要用多少次，才可以把它翻松一遍，再锄一遍。它的庄稼让我看到了汗水、芒刺和疲惫，看到了整年的尘土、泥垢、农药和化肥。我只是觉得，一个人不应当这样的，至少不该长此以往，成为一生的梦魇和主课。
母亲拿起镰刀，走到地边，指着一丛一丛的黄蒿说，这些都是杂草，长在地边，根都伸到地里了，把庄稼的养料吸走了，把它割掉，再把根抛出来，庄稼就长得好了。到五月和秋天，就会多打一些粮食。我有些心不在焉。村人都这么做，总是把地边的野草当作敌人，抓住它们的头颈或腰杆，锋利的镰刀唰地一声，就齐齐折断了，连味道香香的野菊花也不放过。
杂草青绿的身体被母亲随手扔在空闲的乱石堆里，它们轻轻落下，在石头上，有些杆茎上还冒着白色、黄色或者黑色的汁液。我觉得这样的活计比较轻松，就走过去，从母亲手中接过镰刀，躬身割草。那些新鲜的草们在我的镰刀下相继折断，发出干脆、欢快抑或沉闷的响声。我像母亲那样把它们随手扔下去，看它们轻盈的下落姿势。我觉得这样的劳作可以令我愉快，至少是没规则的，不像锄麦子那样，一垄一垄，一不小心就伤了麦苗——那会令母亲惋惜，甚至责骂我。
太阳从青叶满枝的柿子树间，斑驳的光亮打进田地，落在我们身上，我展开手掌，看到厚厚的一层液汁，绿色的，涂满了我的手掌，我的右手疼痛，肌肉麻木，尖锐的疼感在指节间发散，深入到了肌肉和骨头。我不知道是镰刀的缘故，还是杂草的回震。我看准一块突起的石头，不管露水和灰土，就坐了下去。这时候，阳光彻底照亮了附近的山峰、村庄、植物和人群，就连早上暧昧的鸡叫，也明朗和激越了许多。
母亲在锄着麦垄之间的杂草，那些刚刚冒出来的草，叶子还显得嫩黄。我对母亲说，现在锄的是不是太早了，再迟些，它们长大长高了，再锄下来，可以喂猪，省着再去专门给猪挖草了。母亲一边锄着，一边说，这草再长长，就会和麦子争养分了。又说，一个好的庄稼人的地里不见一根杂草，石头都捡得干干净净，不坏庄稼的事，也省家具。母亲说，你回去吧，看弟弟醒来没，不要叫他哭，给他穿好衣裳，往锅里填点水，把灶火点着。我一会儿回去做饭——其实，我早就巴不得母亲这样说了，我嗯了一声，甩了步子，就跑回了家。
下午放学，我想母亲再不会要我做什么活计了，哼着老师教的新歌儿，一蹦一跳回到家里。还没放下书包，母亲就说，你去河沟里面挖些野菜来，猪没吃的了。我说我早上刚刚干过活儿了，我的手还疼。母亲说，再干两天就不疼了。要不然，隔一天干一天，手没有使过来，乍干活就疼。我觉得不应当是这样的，该干的时候就干，能闲着的时候就闲着。可母亲不这样认为，她总是以为，干活就要不停地干，就像滚动的木球，不用布鞭接二连三抽，停下来就倒掉了。
我只好从命，提着篮子，还要带上弟弟。他是自由的，因为小，他可以随意哭闹，没有人指使他做什么。我大了，按照母亲的话说，我是个大小伙子了，要学着种地，慢慢把种地当作一门谋生的营生。这对我来说，简直是灭顶之灾。有一次，我对母亲说：娘，我忘了不吃那五个鸡蛋哩。娘说咋了。我说，不吃的话，俺就永远长不大，也就不用干活了——母亲没笑，过了一会儿，又吐出一声长长的叹息。
五月，麦子熟了，母亲要我替父亲放羊，父亲回家收麦子。我知道，父亲放着二百多只山羊，都是一家三五十来只凑在一起的。我去了，在后沟，接过了父亲的羊铲。在群草起伏的山上，村庄炊烟缭绕，脱粒机的声音循着河谷，从卵石、草丛、岩石和树木的缝隙和表面传到我和羊只的耳膜里。我看见父亲母亲在自家田地里，躬身刈割金黄的麦子，又一捆一捆放在架子上，背到麦场上——他们的腰身在远处很小，像是在田地和山路之间，缓慢滚动的石头。不多的村人们也和他们一样——在村庄，重复的劳作是一件令人厌烦的事情。当大批的麦粒摊晒在房顶时，父亲母亲脸上却没有我在课本上看到的丰收的喜悦的笑容，一些芒刺在衣服里，令他们全身发痒；一些尘土挂在皱纹和眉毛上，和汗碱一起结为黑色的泥垢。
麦粒快要干透的时候，下了一场暴雨，众多的雨滴落下来，落下来，到处都是它们砸地的声音，像成千上万的马蹄，在我们家的房顶和院子里，沓沓而落。母亲在雨中，弓着腰用簸箕收麦粒，我不断张合布袋口，看着淋雨麦粒进入。弟弟也站在院子里，在雨中哭着大声叫娘——我突然感到悲哀，麦粒其实发不出清脆的声音，只是沉闷和灰尘，那一刻，它们都湿漉漉的，外形和内心与我们八岁后的乡村生活没什么两样。
……
（本文节选自《延安文学》2022年第2期）
【杨献平，河北沙河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21届高研班学员。作品散见于《天涯》《中国作家》《人民文学》《诗刊》等。曾获冰心散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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