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港》2022年第12期｜杨献平：南太行季节书
麦子熟了，手一摸，扎得手疼。在自家地里摘一穗儿，放在手掌里面，合起来一搓，就是一手新鲜饱满的麦粒。张开嘴巴，吹掉皮糠，拣掉碎成一段一段的麦芒，放进嘴巴里嚼上……
夏天的几个片段
麦子熟了，手一摸，扎得手疼。在自家地里摘一穗儿，放在手掌里面，合起来一搓，就是一手新鲜饱满的麦粒。张开嘴巴，吹掉皮糠，拣掉碎成一段一段的麦芒，放进嘴巴里嚼上一会儿，满口的香味。忍不住再摘一穗儿，母亲或者父亲看见了，就说，都揉着吃了还不打麦子？意思是说，麦子就是一粒一粒地堆起来的，不要过早糟蹋了。我就不吃了，有时走到别人地边，看看四周没人，我会迅速摘上几穗儿，放在兜里，等到了没人的地方，再揉着吃了。如果摘多了，还可以拿到后山沟里去，随便找些干柴，点火，把麦穗儿烤熟了吃，滋味比生吃更好。
进入五月，青青的麦子在阳光下面，每天都在变着颜色，早上和晚上都不一样。村人们找出闲置了将近半年的镰刀，在自家院子里的磨刀石上磨着，钢铁和石头摩擦发出沙沙的声音。大概镰刀知道就要收割东西了，心里边也格外兴奋。对镰刀来说，它们的使命就是被人拿着，使麦子和其他一些完整的作物身首异处，方才显示出它们的生命价值。有些时候，镰刀虽然被人掌握着，但还会翻过身来，割破人身上的某一处，有的很深，有的只是擦了一片皮，人一看自己流血了，心里就慌，有特别心疼自己的，还对镰刀发一通火，在石头上磕打磕打，再把镰刀扔在地上，找东西为自己包扎伤口去了。若是镰刀碰着石头，缺了口，人也会惋惜。说是人惋惜镰刀，不如说是惋惜买镰刀的钱。镰刀使人受伤大都是人的过错，人可以把镰刀扔了，镰刀却不会把人给扔了。
把镰刀磨利了，阳光充足田地里的麦子已经熟了，连秆子叶子都金黄金黄了，麦穗摇摇欲坠，用手一捏，暗黄色的麦粒就爆了出来，在人的手掌里面，人一看，就觉得心里特别舒服，像是老天对自己劳动的一种回报和犒赏。本来绷着的脸一下子就漾起了笑容。尽管喜悦是一瞬的，但对常年在田地劳作的人们来说，恐怕是一年中最纯净最自然的一次笑了。
背上木架子，在路边的就拉上架子车，到了地边，放下镰刀，先在麦地里走上一圈，摸了地边的再摸地里根儿的，看了向阳地方的再看看背阴地方的。觉得整体熟透了，就回到地边，抓起镰刀，扔掉手中的烟头，先往地上吐一口唾沫，再往抓镰刀的手上吐一点，两手掌合起来搓了，就俯下身子，右手抓一把麦子，左手的镰刀伸到麦秆的根部，胳膊一拉，噌的一声，一把麦子就倒在了人的手里。再抓住一把，割掉，再整齐放下，一边挪着脚步，向着更深的麦地前进。
早在初春，麦子还在生长，就在麦垄间夹种了玉茭、黄豆、扁豆角和芝麻；麦子全部熟了的时候，新种的玉茭和豆类苗儿还小，还没有麦秆三分之一高。因为镰刀伸到了麦子的根部，一不小心，就把玉茭苗儿捎带着割下来了。待收了麦子，还得重新补种。熟稔如父亲一般的村人，几乎没有错割玉茭苗儿的可能，有也是一个两个，不像我这样的半大小子，干什么活计都莽莽撞撞，如果一个人割了三分地的麦子，恐怕就得有20多株玉茭苗儿葬身我手。父亲在旁边一看，就训斥。母亲就唠叨，说你慢点慢点，种个玉茭你当容易呀？还得挑水挖坑儿撒化肥。其实，我也不想割麦子把玉茭苗儿割了，都是手艺不精和心不在焉的过错。
没有路不能车运的麦子全靠人扛人背，尤其是上塘旱地里的，不光是麦子，玉茭、豆子、谷子和高粱都要压在人的身上，才可以来到自己家里。往石盆走的路上那块地，倒是可以用车拉，但很少，一车装不满，还要送到场上，比人背还麻烦。
我们村的麦场在村子前面的山岭上，右面坡下是杏树洼村，往东面是坡地，后来又有人盖了房子，房子下面是路面一直向上的公路。收割了麦子，村里人大都靠肩扛背背，远的横穿村庄之后，还要走上一段山路，来回少说也有三四里。有的麦地在麦场的下面，之间的坡度很陡，人扛了或者用背背，踩着流沙，吭哧半天，流几身臭汗，才能把麦子送到场上。
各家各户的麦子堆在麦场上，一家一堆，堆起来像一座小山。各人不但牢牢记住了自己麦子堆放的位置，就连麦子秸秆长短、穗儿大小都记得清清楚楚；这样还不放心，怕谁趁没人的机会，拉几捆麦子放在自己的麦堆里面，就使小孩看着。因为麦场的地势高，村里人在自己家里就可以看见，时常站在院子里面，朝麦场上看，若是有人，赶紧蹿将过去，看看自己的麦子少了没有。有疑心重的人，总以为自己的麦子少了，东瞅瞅西看看，看别人麦堆里有没有自己的麦子。若是有了，就再偷回来，这一家看见了，老远就张开喉咙骂，一会儿两家人就聚在一起，指着鼻子骂爹损娘，连祖宗十八代和还没出生的儿子孙子重孙子都要损上一遍。实在不可开交，就打上一架。
过不了几天，青的黄的麦子被太阳晒焦了，村里人就去栗岩坪村叫来电工，拉出脱粒机，接了电，挨着打麦子。脱粒机一开，轰隆隆的响声哪里都可以听到，若是砾岩村的人打麦子早，鞍子沟、杏树洼、和尚沟的人都可以听到，就说，人家都开始打了，咱也开始吧。
我们村人合伙购买的脱粒机很小，一次只能往里面填一把麦秆，若是填得多了快了，机器就嗡嗡的，像是不堪重负的老牛，气都喘不上来。很多时候，不但烧了本村电闸的保险丝，还把整个南沟村的总闸给烧了。村人开始不太会用，此类的事情经常发生。几年后，逐渐掌握了技巧，就很少发生了。
脱粒机一开，整个麦场就尘土飞扬，尤其是碎了麦芒，被脱粒机一扬，和尘土掺乎起来，迷人的眼睛，呛人的肺。脱粒机也很危险，飞速旋转的鼓轮可以将秸秆打成碎末，打人的手当然不在话下。每次打场，我就特别担心，抢着担任往脱粒机里塞麦子的工作，母亲不让，父亲也不让。我就一遍一遍地提醒，叫父亲小心点儿。有几次父亲不在家，母亲担任此项工作，叫我一把拉了过来。
把麦子秸秆打了一遍，再打一遍，基本上就干净了，把碎了的秸秆用叉挑在一边，母亲用簸箕簸着麦糠，里面的麦籽虽然不多，但谁也舍不得扔掉，一粒不剩也是不可能的。收拾完毕，用布袋装了麦子，扛回家，放在房顶上暴晒，几天后，用牙咬咬，觉得干透实了，再放进瓮里面。
麦粒进仓，五月已经过去了。随着天气的不断加热，夏天的氛围异常浓烈，村里人下地都戴了草帽，没有太多的活儿，早上起个早，到地里忙活一阵儿，热得不行了，就回到家里，做饭吃了，躺在炕上睡觉。到太阳不是很毒辣的时候，再揉揉睡眼，扛了工具下地。
夏天的正午是孩子们的好时光。上着学，中午回家吃了饭，一个个背起花布书包，说是上学不假，但离上课的时间还早。几个人一商量，说是去什么地方偷杏子、山楂和李子吧。那时候，杏子骡子圈村很多，好像是专门栽的，是经过接枝改良的品种，个儿比我家后背子上的野杏大好几倍，也熟得晚。小孩子们也知道大人中午睡觉的习惯，就背了书包，越过两道山岭，瞅着杏树下面人家院子里没人，几个人聚在一块儿商量一下，明确了分工，就开始行动。
一个人爬到树上，负责偷，一两个人趴在山头的两边，把风放哨。一有人来，赶紧朝树上的人使眼色，树上的人一看，赶紧隐了身子；若是不小心让树主看到了，也不管书包里面摘了多少，像猴子一样从树上溜下来，一声招呼，沿着陡陡的山坡往没人的地方跑去。这样的事情，我也做过几次。有一次和老军蛋、老民棍子一起，我上树偷，他们把风，那次很成功。不料，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那两个家伙就把我出卖了，叫人家树主找到我们家里，母亲骂了我一顿，给了人家十块钱才算罢了。我很生气，见到老军蛋和老民棍子就骂他们的娘，他们也骂我。心里边挺不服气，想把母亲给那人的十块钱捞回来。没有可靠的人，我把弟弟带上，弟弟虽才6岁，爬不了树，放风是没有问题的，更重要的是，弟弟不会出卖我。那一次，我们天黑时候行动，自始至终没有一个人发现，满载而归，甜杏子吃了好几天。
李子树很远，在和尚沟里面，离砾岩村的旧址还有一段路程，在和尚山山腰的森林里面。那儿住着一个孤寡老妇人，房子很旧，为了防狼和野猪，门上钉了铁板，窗户上装了铁条。一进门，就看见一口棺材，说是她自己为自己准备的，什么时候觉得自己不行了，把门插上，往棺材里面一钻，就算入土为安了。
要到那里，吃到李子，一个中午的时间远远不够，只好放在星期天，一边沿着山坡捉蝎子，不知不觉地，就到了那里，若是孤寡老人不在家，就可以坐在树杈上肆意吃，若是在家，跟老人家说一声，也让吃，根本用不着偷。
砾岩、和尚沟和南垴村等几个村子的下面都有大水库，数砾岩村的大，据说里面住着王八精，有人还看见它在里面游泳，很大的个头，一会儿就不见了。水库边儿的蛇也很多，水库满了的时候，一个人绝对不敢下水的。要叫上一帮子同学，十几个人冲到水库边儿，三下五除二地脱光了衣服，找个干净的石头放好。先尿一泡尿，用手接一点儿，在自己肚脐眼上摸摸，据说这样可以防止拉肚子和感冒。
下水游了一会儿，再爬上大坝，风一吹，打个冷战。就觉得外面虽然太阳毒辣，但还没有水里暖和，一个个抓住坝边的石头，只露个脑袋，相互说笑。玩起了兴趣，就由一个人提议，大家站成一排，一起喊一二三，快步跑过大坝，冲向水库，扑通扑通，一个个钻到水里，像鱼一样，屁股一挺一挺的，游三百多米，就游到了水库尾巴浅水区。在沾满污泥的石头上歇一会儿，再翻身游回来。有一次，我正在奋力游着，不远处的水面上游着一条水花蛇，很长，身子一弯一弯，很是迅速，我一阵发慌，向后也不是，向前也不妙，干脆停在那里不动，水花蛇好像没有看见我，一会儿就消失在水库边儿的石缝儿里。挖开那里的泥土，可以找到许多蛇蛋，胆子大一点的，捡起来甩在石头上，但没有一个人敢吃。
有时候，我们也会去和尚沟和南垴村下边的水库玩水儿，可总觉得太小，没有砾岩村水库玩得爽快，玩了一会儿，就又跑到砾岩村水库去了。有时晌午玩水儿的人多了，大呼小叫，吵得砾岩村人睡不着觉，扯开嗓子就在上边骂。有时候，我们也给予回击，大人不和小孩子一般见识，我们骂得再难听，如果是十几个人一起骂，他就没招儿，要是一个人骂，看你大人没本事，准跑下来揍上一顿，才肯罢休。
我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有个女同学是砾岩村的，我对她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当然是男女之间的。她家就在水库上面住，每天中午去玩水儿的时候，她和她的家人时常坐在院子外边的核桃树下吃午饭。我脱成光屁股，她也看，那时心里隐约有一种表现的欲望，跳水的时候，我的声音叫得往往最大，无非是想吸引她的目光。她看我，我就激动，有几次还高兴地喝了几口脏水。
几乎每个夏天，总有小孩儿淹死的消息传来，不是这个村子的，就是那个村子的，还有更远处某个村子的。我们一听，心里边也害怕，下定决心不再去游泳，但隔不了几天，大人们看得松了，一个个就又跑到水库玩水去了。
玩够了水。核桃也挂上了枝头，虽然表面青涩，里面的仁儿已经凝固了，我们的兴趣逐渐转向核桃、柿子和山楂。每天上学的时候，带了小刀，放学的路上，找一棵核桃树爬上去，摘下一枚核桃，用刀子伸进缝隙，再顺着缝隙一旋，轻轻一撬，就齐整整地开了。再用刀子挖出里面的仁儿，剥皮放进嘴里，味道很香。这时候，玉米也都结出了穗儿，剥开表面的皮，用指甲一掐，嫩嫩的水儿溅得满脸都是。偷着在谁家地里摘上一些，跑到没人的山沟里，架火烤了，吃得满嘴黑灰，还乐不可支。
知了在树上叫着，苹果被太阳打红了脸蛋；玉茭秸秆蹿了一人多高；满山的荆柴花儿开出紫色的花朵，蜜蜂又开始了忙活。田地的青纱帐子里面，到处都是白色的花粉和紫色的缨子，果实到处都是，芳香弥漫心田。村人们整天笑着，除了那些当医生、当官儿和做了大生意的人脸色和往常一样之外，剩下的人们，最关心的事情，就是这个秋天的粮食收成。
秋天的板栗
满山的板栗树，没几年，就完全遮蔽或者说取代了原先的荒坡。我小时放过羊的、堆满乱石、土质坚硬的后山坡，也都绿叶婆娑。三四年树龄的板栗树一棵棵开枝散叶，覆满了整个南太行乡野。十多年前，南太行山区也有很多的板栗树，多是村里先人们栽种和嫁接的，属于集体所有，后来包产到户，板栗树也分到了个人头上，多数大致有水缸那么粗，有的需要两个人合抱。21世纪初，有人栽种板栗树，一年挣了几十万块钱，村里人就觉得栽种板栗树可以赚钱，就开始大规模种植；与此同时，老的板栗树也在岁月中纷纷阵亡，它们的枝干被村人砍了拿回家去，做了柴禾，烧饭吃了。
政府号召“封山育林”，一时之间，先前在山坡或者河边低吼的黄牛，以及登山如履平地的黑山羊彻底没了踪影。次年夏天，没了牛羊翻来覆去的啃食，有些光秃秃的山坡上绿草葳蕤，黄荆的嫩枝条蹿起一人多高，曾被啃得浑身斑白的洋槐树也嫩枝横生，不断伸向各个方向。
我们家背后的山坡上也是板栗树，是父亲还在世时候买树苗种的，嫁接之后，很快就结果了。板栗树春天生叶子，然后开花，花状呈长条形，犹如加长版的毛毛虫，一根根地悬挂在边刃上长着尖刺的叶子中间。板栗树的叶子，犹如刚出生婴儿的手掌，初生颜色暖黄，既而青翠，至秋季，则蓝得发黑。一条条的板栗花，犹如好看的金黄色的门帘，挡住了树叶和树叶之间的某些缝隙。十多天后，板栗花枯萎、变短、萎缩，有的直接掉落，有的则会一直待在原处，与新生的浑身长满绿刺的板栗果纠结在一起。
板栗这种果实，大抵是我们南太行所有树种里面最有自我保护意识的，也是最具备抵抗外力侵袭能力的，此外，就是著名的漆树和核桃树。其他的树木，都是较为温和的，也是极其擅长逆来顺受与随遇而安的。就像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一直到父母这一代。树木乃至其他的生灵，大抵也是地域性极强的产物，同时也和当地的人，性情、脾气、观念、意识和文化缝隙有着紧密，甚至相互构成与催发的关系。
每次在春夏秋时节回去，整个南太行的茂密与青翠，总是令人想起仙境或者生态极其良好的地方。当然，从生态角度看，矿产资源较少的北方乡村，相对于其附近的大小城市，自然环境的完整度还是相当可观的，当然也成了周边大小城市人周末和节假日寻求放松的、就近的消闲去处。据村里人说，这些年来，有不少离退休的城里人，不断地来到乡村，专门寻找那些带有土炕的旧了的石头房子，租下来居住，至冬天方才返回。因此，多数人家看起来被绿苔和荒草侵袭的老房子大都还在。有的人家，还在老房子前后种植了板栗、苹果、山楂、柿子、核桃、樱桃、杏子、梨、桃等树种，一来不使得空间闲置，二来还可以多一些吃的。要是有人租住的话，也是一道风景，为乡村的田园生活又增加了一层色彩。
站在我家背后的山岭上，环顾四野，起伏奔走的各道山冈的阴面和阳面，大都是一片片的板栗树林，即使是没有路的后山之中，生硬的岩石之间，也都长着板栗树。村里一位堂哥，与我父亲年岁差不多，多年以来，以后山为家，毕十多年之功，硬是将先前犬牙次互、岩石深嵌、碎石成堆的山坡修成了一片大的板栗树林。春夏时节，他还在板栗树林中种了点玉米、芝麻、黄豆、花生等农作物，一年下来，板栗树和玉米、豆类等，也能收获几千上万斤，卖几万块钱。这当然也是一种不错的生活。在这位堂哥身上，我看到的是人定胜天的奋斗精神，也觉得，他于荒山野岭之间不间断的农业劳作，也是一种有意思的晚年生活，既劳动锻炼身体，又可以在这几无人迹的山里，获得一份心灵上的安静。这种生活，大致是村人心目中自我感觉良好的一种状态。
可我挺反对这样的。南太行乡村，几十上百座自然村，家家户户都在栽种板栗树，挖掉原先的黄荆和酸枣树，也将原生的野草驱逐干净了。尽管板栗树一年年长大，根部向着黑暗而坚硬的地下不断扩张，树冠乘着日光和风，吮吸着大地的琼浆，朝着四面八方拓展，也努力接近青天。但自然本是多样性的。板栗树的板栗能卖钱，人们便都偏爱这一种，以至于每一片板栗树林之外，其他树种皆是异类，如洋槐树、楸子树、酸枣树、黄荆等，一旦接近板栗树，无一不遭到人们斩草除根式的彻底驱除。早年间，母亲在院子东边种了一些毛竹，几年时间，这南方普遍的植物，竟然蔓延了整个北方的山冈，其色四季苍翠，成群的细竹根根峭立，以柔软而强大的姿态，为我们家带来了一道别致的风景。有几次，母亲居然把那些竹子砍掉、挖掉了一些，说是要种板栗树。我听说后，坚决制止。说，这多好啊，板栗树很多，可是竹子，在咱们南太行，这还是独一家呢！
母亲这才答应，再也不砍竹子了。每次回去，站在板栗树之外的竹林里，恍如置身于另一个地域，竹叶尖尖，犹如匕首，质地也相对坚硬，相互摩擦的声音，有一种飒飒的清爽之感。我这才品出了苏东坡“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真正况味。
到了夏天，先前犹如线团的板栗越来越大，浑身的青刺，所有来犯之敌，哪怕是狂风，也难以吹到它们的内心。板栗生长的状态，像极了哺乳动物的怀孕过程，在胎儿尚未足月之前，任何外界的干扰和可能的伤害被母亲遮挡了。农历六月和七月初，板栗持续膨大，摘下来，用石头或者锤子砸开，里面的果仁就有些饱满了，表皮正在变黑，内仁洁白而微微泛黄，吃起来清脆，但没有甜味。
果子还没熟，人为地中断它们的发育，有些残忍和暴殄天物的感觉。到农历八月底九月初，风忽然凉下来的时候，大地也跟着降低了自身的温度，整个南太行乡野，瞬间就感知到了时节轮回的那种不容置疑的强大张力。这时候，板栗树的叶子也开始老化，大地停止了对它们的营养供应，板栗树本身，也像是一个鞠躬尽瘁的忠心之人，知道自己的使命差不多完成了，便开始迅速衰败下来。
日光是最好的抚慰，也将板栗犀利地剥开。没几天，原先全身布满铁栅栏的板栗纷纷打开了自己的城门，里面的板栗果仁露出了它们浑圆或者弯月形的身材，并且在不断的日月轮换之中，嫩嫩的皮衣开始变黑，而板栗外壳，也开始张大，萎缩。果实在一夜之间，就代替了板栗树和板栗外衣在天地之间的现实生活。为了防止板栗自己掉下来，人们拿了长竿，提着黄荆编制的各种篮子，站在板栗树下，采摘秋天的果实。如此几天，板栗便成为人们的战利品，放在院子里，然后被剥开，放在日光下晾晒，再或者，直接卖给收购的人，进而被运到更远的地方，一颗颗地进入不同的嘴里。
我从重修于明万历年间的《沙河县志》上看到，明、清两朝，我们南太行的板栗，也是贡品之一。这里的水土适宜，板栗仁儿越放越甜，个头不算很大，但饱满度还是可以的，大的如青李子，小的也有一般瓶盖模样。《本草纲目》中说板栗：“咸、温、无毒。主治腰脚无力，小儿口疮、鼻血不止”。母亲说，这些年，村里板栗种植多的人家，遇到好的行情，一年也可以卖十多万，最少的，差不多三四万。要是果真如此的话，这一带乡村人们的温饱问题算是解决了。可这些年来，南太行乡村一带的气候有了明显的变化，一是春夏干旱，秋冬无雪的现象越来越多，甚至连续三四年都是这般，以至于先前的小河已经全部断流，泉水干涸。二是夏天的雷电越来越低，有几次，击穿了处于村子旁边的电线杆。目击者称，当时，电线杆整个通红，他们打比方说，犹如孙悟空的金箍棒。三是遍地栽种板栗树之后，其周边的荆棘和杂草全部被清除，多数山坡裸露，犹如一块块的癍癣，猛然暴雨之中泥沙随水下奔，水土流失严重。
利弊总是缠绕着世间万物，自然界也不例外。就像板栗外壳遍布的青刺，既是母亲般的保护和防御，也是拒绝其他事物靠近的武器。人们热爱的，只是板栗的经济价值，从而精心栽种与呵护。
这其实也不公平，爱板栗而弃其他树种，似乎是对生物多样性的人为妨碍。
无论何时，人总是功利的。或许，这种功利是集体性的，因为，在物质和货币的社会层面，凡物都在交换，等价或者差价，次或者好。这也不能够怪任何人。每次回到南太行乡村，闲暇时候爬山，去小时候经常去的地方，重温一下童年少年时候的某些心情与情境，无不与板栗树遭逢。几乎每个角落，都静默着大片的板栗树，挂着果子或者果子稀疏，或者满身青葱，或者光秃凋零。即使村子之外数里的明长城遗址，没人居住的、传说张三丰修行过的和尚山上，也充满了极好辨认的板栗树。有一年夏天，傍晚的时候，趁着落日扑上西边山顶的时刻，坐在板栗树下，山风吹来，凉爽得令人有一种神仙的感觉，满树的绿叶之间，以青刺戒备全身的板栗摇摇曳曳，那种姿势，令人想到美妙的诗歌，而且是那种充满力量的不朽之作。
隐秘的冬天
人和北风一起，将村庄再一次收拾干净。这个时节，世上的一切，该干枯的干枯了，该死的死了，活着的还照样活着。野草暂时不把身子和脑袋伸在上面，泥土多温暖啊，正好蜷缩着睡觉。蚂蚁、蚴蜒、甲壳虫等小东西也厌倦了地面上的生活，像人一样，天气一冷，赶紧回到屋里，不把自己的身子和内心交给北风吹冻，北风再大，天气再冷，也都成了外面的事情，与自己无关。蝎子们更是精明，翘着尾巴，爬到地鼠的家里，凭着自己家族庞大的势力，抢占别人的家园。乌鸦不远万里，从西伯利亚或者更远的地方飞回去年的地方，有一些老了，有一些死在路上，还有更多肯定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它们呱呱叫着，在叶子落尽的枝头上面，蹦来蹦去，还是去年的样子。
冬麦苗儿出来了，长到两寸多长的时候，就在寒风的阻止下，暂且停止了向上的野心和宿命，一门心思地挨着土地取暖。北风吹动着它们的身子，挡不住的寒冷，让它们神情迅速枯蔫，但有阳光，人再浇上一次冬水，麦苗儿根基牢固了，再大的北风也不用当回事，守住自己就行。
灰雀和乌鸦一天天多了起来。灰雀是本地土著，人的房屋、树杈、草窝和堆放的庄稼秸秆里面，各个角落都有它们的巢穴，村庄就是它们的家。收了麦子的田地空着，秋天时候倒青的藤蔓还在蓬勃地长着，如果白天不是很冷，夜里冻一阵子，中午就又缓过劲儿了，虽然它们不知道要往哪儿长，但长的本身就是对生命存在的一种证实。耐冷的韭菜还不肯像草一样无精打采，扑棱着葱绿的身子，时时在提醒，要人赶紧来把自己割了。
鸟儿们不失时机地占领了田地。人在收庄稼的时候，过于成熟和粗心大意，在里面剩下不少粮食籽粒，鸟儿们当然欢喜了，它们比人更乐意不劳而获。再说，它们也一直觉得，人吃的东西肯定比它们的好。很多时候，村人们吃饭的时候，鸟儿们就在树枝上看着，馋得流口水，用人听不懂的话骂人。再一生气，干脆拉一泡稀屎，能掉在人碗里边当然好了，掉不到碗里也算是一种警告。
闲了下来，人就到地里，把全身空荡荡、又干又脆的庄稼秸秆背回来，用铡刀切成一段一段的，留着喂牲口，多余的就在院子旁边掇起来，让鸟儿们冬天有个温暖的被窝。这当然是我的想法，村里人大都将庄稼秸秆用作引火柴，自己的事情都还顾不过来，没时间去为鸟儿们做些什么。村子内外，到处是叶子的尸体，厚厚的一层，人就拿扫把扫成一堆，用篮子装了，扔到粪堆里，再挑上几担子土盖了，沤粪。如果是孤寡老人，就收了晒干之后当柴烧，这个活儿，不用费很大的力气，就能攒好多，虽然不耐烧，但有总比没有强。
没事儿的时候，人就想找点事儿做，种地打的粮食仅仅够吃，或者不够，再拿去卖钱基本上不可能，为了柴米油盐，老婆的衣服，孩子们的学费和玩具，只有到外面打工。上了年纪的人不愿意走动，到外面打工也没人要，待在家里闲得慌，就背着架子、提着斧头，别了镰刀，到山上砍柴，或者修整一下田地。到了地里，也不要像播种收获时候那样紧张，干多少算多少，谁也没定数定量，由着自己性子来就是了。
年轻一点的男人要出门，老婆也支持，有的男人懒，想在家里守着老婆孩子，过几天吹牛聊天的清闲日子，老婆不让，说快过年了，家里一个钱儿都没有，给孩子穿啥吃啥？没钱剁指头儿呀？其实，村庄的大部分女人也不希望男人出门，一个人在家，几天还行，一个月以上，就有点难熬了。有的捎信儿让男人回来一趟，说是有事儿，而且是紧要事儿。有的婆娘什么也不说，男人啥时候回来算啥时候。
听女人一说，男人们想想也是，就响应女人“号召”，会木工的就到别的村子里给人家做家具去了，会拉大锯的就跑到山西，也是打工；余下什么都不会的，就出去打工，什么活计都干。两口子，在家里是天天好，即使吵架了，第二天一早也就好了。可有的男人，一旦到了外面，模样长得标致的，混个相好是常有的事情。这样的男人一般回家很少，从十月初到年根儿，回来一次就足够了。有的男人在干活的时候，遇到心花的女人，心里边想要的确想要，可转念一想，这样的女人无非是想挣点钱，贴补家用，生理的需要倒在其次。怕自己挣的那个钱被人家骗了要了，回家没办法给老婆交代，就硬着心肠拒绝。实在拒绝不了的，就来一次，人家要的钱多了，就暗里懊悔一阵子，发誓就这一次，绝对不干了。想是这样想，至于能不能办到，谁也不知道。
上山打柴的捆好了柴正准备往回走，刮了一阵风后，地面的残枝败叶贴着地面或者在空中飞舞着，从房顶、院地和牲口圈上边擦过，本来还不太冷，风走过，就冷了下来。有人会说，这天气咋就变这么快？看样子要下雪了。有人搭腔说，下雪好呀，麦苗儿不吃亏。
雪花说下就下了，不跟人商量，也不惊动人。雪花的落下完全是雪花的事情，跟人一丁点关系都没有。但村里人不这么认为，老了的人尤其迷信。把下雪称作老天爷造福于村庄和人间的善举，或者说今年春节咱村人都到砾岩村的龙王庙烧香了，龙王爷看着这片人好，下点儿雪，算是村人对神仙虔诚的一种回报。久而久之，年轻人也不自觉地顺从了老年人的说法，虽很少发表议论，心里边也还是这样认为的。
我行我素的雪花不分地点，该落在哪儿就落在哪儿，只是风一吹，它们就偏离了既定的方向。当我仰头看的时候，纷纷扬扬的雪花，在暗冥的天空中，仿佛珠链儿，一颗跟一颗，中间是灰色的空气。但它们下落到一定高度，就再也不是直线了，而是整串儿地微微斜着，像是谁在下面拉着奔跑一样。不一会儿，村庄就不见了，白色的雪覆盖了青灰色房子，村庄一片安静。远山近坡上面再不是枯草和荒地的破落样子，一个个一面面光洁起来。
树枝上也落满了，有个成语说是“玉树琼花”，好像就是这个样子，岑参也说过，那不是雪，而是满树的梨花。
雪下得大了，村人们跑到柴火堆前，用斧头劈了粗的，剁了细的，一摞摞地抱回家，放在雪下不着的屋檐下面，或者灶火跟前，再去麦场上掏一筐子麦秸，用来保障吃饭。不光是民以食为天，只要张着嘴巴的，不管哪一个，都得以食为天。就连不说话的树木，也要向泥土要吃的。
村庄进入少有的安静，村里人之间往日的打骂和叫嚣声，也因为下雪而少了许多。但这只是表面现象。下雪了，家家都没事干，那时候村里才几家有电视，想来村庄也真可怜，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城市电器已经普及，村庄里还是十四寸的黑白，最多也不过三台。年轻人喜欢看电视，整天钻到有电视人家家里，不管人家给多少白眼，都赖着要看。老年人大概不习惯看电视，就坐在家里或者找人扯闲话。五十来岁的妇女们也闲不住，让肚子里的闲话憋得四处乱跑，到东家说西家不好，到西家说东家亏心。
其中有一些，特别擅长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只要一开口，不一会儿，嘴角就冒出了白沫子。瞅个空隙，叫人家倒碗水喝，不管烫不烫，喝几口赶紧接上话茬儿，继续说东道西。说到最后，村里没一个好人，就她自己好。
不光孩子们活跃，下雪天也是光棍们的大好时机。这类的事情，很多人避讳，或者直接闪过了，其实在乡村很普遍。比如，哪个光棍要是和谁家的婆娘有过一次，下雪的时候，恰巧男人又不在家，机会难得，吃了晚饭就直奔目标。自己有婆娘，而且孩子几个的男人若热衷此道，其实早就瞅好了目标。要是准备下手，就要多费些口舌和心机，女人一般不会主动开口。什么事情都要讲究个水到渠成，你情我愿。强行的话，那就成了名副其实的犯罪行为，村里人再傻，也还有点法律或说道德意识。
对有点积蓄的光棍来说，找相好的时候还有选择的权力，家境不好的光棍只能随遇而安，好赖逮着一个就算不错了。穷点的光棍吃着饭，或者躺在光板儿炕上，脑子里一刻不闲，把附近村庄的婆娘统统想一遍，然后再筛出那些男人不在家的婆娘，一个一个地想，觉得没可能的就遗憾地放在脑后，有可能的再想，从每一个细节开始，以自己平素时候的观察为主线，以经验为结论。然后付诸行动。
但这种关系大都不稳定，有几个没几天就闹翻了，有一些则持续的时间长一些，保密工作也得做到家。我在村庄的时候，看到过这样的事情，不知怎么着，这家婆娘或男人就和某个光棍吵将起来了，两个人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仔细一听，原来是因光棍骚扰了人家婆娘，或者谁谁说了人家的闲话，当事人知道了当然不饶，吵架打架自在情理之中。
有一次，和一个光棍在山上打柴时候遇到，说起这里面的事情，光棍守口如瓶，决不说具体的人名。他先前和自己叔伯嫂子之间的勾当全村人都知道，已经到了明铺暗盖的嚣张地步。因了他堂嫂子为人刻薄狠毒，自家的男人管教不住，离婚又怕自己也沦为光棍。时间一久，看见了就当没看见，不生哪门子气。就此，人总是会说，再大的事儿，只要不把它当事儿，它就没事儿了。
他自己说，和他堂嫂子的事情很偶然，自己都没想到。也是一个冬天的时候，他一个人闲得没事儿，躺在炕上心里边火急火燎，就四处转悠。见他堂嫂子家亮着灯，就去了，从窗口缝儿往里一看，只见村里的另一个光棍在里面正穿衣服，穿好后，又拿出钱放在炕沿上。彼光棍开门走后，此光棍就跟在后面，一把拍了人家肩膀，那小子吓坏了，还以为半夜里碰了鬼，哎呀一声，吓得一屁股跌坐在地上。抬头一看是他，就说，哎呀兄弟，你这一次可把俺给吓坏了。
第二天傍晚，这光棍就到他堂嫂子家去了，说还没吃饭，他堂嫂子做了饭给他吃。吃完了这家伙还不走，有一句没一句胡乱拉呱，想好的话几次到嘴边都没说出来。眼看就要夜里十二点了，这小子才嗫嚅着说，昨夜里碰见那个谁了。他堂嫂子一听，就知道他的意思了。收拾了碗筷，哄睡了儿子，大花被子一拉，啥事儿都水到渠成。此光棍自此交了色运。每年打工挣不少钱，除了自己零花，基本到了他堂嫂子手里。
且说雪后，天空放晴，积雪开始融化，一天时间，向阳处的就消失得差不多了，田地里雾气蒸腾，氤氲缭绕，仿佛夏天一般。而一到傍晚，气温骤然下降，正在融化的雪不得不暂时停下，已经化成水儿的就结成了冰，村庄的房前屋后到处悬着冰凌。有悬挂不牢的，冷不丁掉下来，吓人一跳。
冬天像是一只老熊，步子缓慢，不知不觉地，就到了年关。出外打工、做木工、拉大锯的人相继回来，钞票不管多少，总要带一点的。遇个暖和一点的天，有勤快的人家，把牲口和猪圈里的粪铲出来，和土粪掺和了，春节一过，再等上个十来天，就又该往地里送粪了。
杨献平，河北沙河人。先后从军于巴丹吉林沙漠和成都。作品见于《天涯》《中国作家》《人民文学》等刊。主要作品有《沙漠里的细水微光》《黄沙与绿洲之间》《弱水流沙之地》《沙漠的巴丹吉林》等边地散文系列，《生死故乡》《南太行纪事》《作为故乡的南太行》《自然村列记》等南太行文学地理系列，以及书写当下时代个人现实与精神困境的《中年纪》和多部小说。曾获首届三毛散文奖一等奖、全军文艺优秀作品奖、在场主义散文奖、四川文学奖等。现居成都。中国作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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