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文学》2023年第1期｜王雪茜：柔软的漂流瓶
王雪茜，中国作协会员，一级作家，从事散文与长篇文化随笔创作。在《上海文学》《天涯》《散文》《鸭绿江》《湖南文学》《文学报》《作品》《广州文艺》《雨花》《山花》等……
王雪茜，中国作协会员，一级作家，从事散文与长篇文化随笔创作。在《上海文学》《天涯》《散文》《鸭绿江》《湖南文学》《文学报》《作品》《广州文艺》《雨花》《山花》等国内诸多文学刊物发表大量长篇读书文化随笔及散文，多次入选《散文选刊》《中国年度最佳散文》《中国当代文学选本》等选刊和选本。出版有散文集《折叠世界》《时间的折痕》。
柔软的漂流瓶
王雪茜
在我的读书笔记里，有一页专门用来记录生命非正常凋敝的作家。那是一份长长的名单——川端康成、马雅可夫斯基、保罗·策兰、卡琳·博耶、杰克·伦敦、海明威、莫泊桑、乔治·特拉克尔、叶赛宁、哈特·克莱恩、基罗加、茨维塔耶娃、伍尔夫……虽风雅之道，多千车一辙，然知识分子有一种异于常人的天赋，那就是对文明的衰落格外敏感，对关乎人类命运的动荡有更锐利的感知，更深切的关注，他们也就比常人更容易焦虑、孤独和走向极端。也许只有我们也生活在对艺术的激情之中，有着对更美好更纯洁更崇高的境界进取的冲动，才能够读懂这些在人类文学史上永恒闪耀的群星。
几年前的一个冬夜，在搜集整理作家们的照片时（这是我的一个隐秘的爱好），我的目光被斯蒂芬·茨威格吸引住了。童年的茨威格，更像个女娃（青年时代未蓄胡须的茨威格仍有女性的阴柔气质，我怀疑他蓄须是为了遮蔽这一点），梳着整齐的刘海，那双深潭般的眼睛一下子让我想到了他的犹太同胞卡夫卡——小小年纪却身怀深不可测的忧郁。可意外的是，他成年后的七十余张照片中，眼神一律柔和，微带笑意。这谜一般的微笑令钦佩他小说的我一想到他的最后岁月，就觉得心碎不已。
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二日，流亡到巴西的茨威格与第二任妻子双双自杀身亡，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两人十指交握平躺在床上。他说自己不情愿地成为了一位历史见证人，目睹了时代编年史中理性最可怕的失败和残忍最疯狂的胜利。他对如此的情形——从精神思想的巅峰到道德上的堕落深渊——感到深深的厌倦和绝望。
作家们对社会宽容度的收紧、某种经验的解体、权力控制的失度、现有概念和标准的突然崩溃、民族之间加剧的冲突等先天过敏。我常常自问，是谁熄灭了这颗日后在文学史上光芒万丈的星辰？
茨威格的死受到了托马斯·曼的强烈谴责，认为他的自杀是懦弱的表现。而托马斯·曼是茨威格万分仰慕的偶像。称自杀为懦弱的论调未免草率，卑之无甚高论。而有时不断被人们提起的荒唐说法——犹太人因胆小懦弱而不敢反抗，必定是远离现场的隔靴空谈，充满了侮辱性和伤害性。
有时，我很想像韩国影片《1987》里那个女孩子劝阻男孩子那样，对茨威格说一句：“你以为你这样做，世界就会改变吗？醒醒吧！”我听见茨威格轻轻地说：“我也想活下去，可是不行啊，因为心太痛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意识到，“心太痛了”，是一种源于道德直觉的正义感，是启蒙观念真正的起源、进渡和召唤。当战争的尘埃散去，喧嚣的理论平息，最终，这令人敬畏的孩童般的天真，还是会从漆黑的天幕中闪现，熠熠生辉，诱惑着你忍不住抬头仰望并伸出手去。
茨威格看起来是那么欢快的人。离世前一年，他还带着自己养的小狗参加选美比赛，得了亚军——仅此一件事，便足够了。他生活中不乏这样可爱的一幕，这样朴稚的举动。离世前几天，他还在里约街头参加嘉年华。
其实他一生都是充满激情的人。他不仅是诗人、作家、翻译家、剧作家，还是不折不扣的音乐痴人、收藏发烧友、前辈大师的小迷弟……如果评选谁是文学家里最好的古典音乐鉴赏家，他与萧伯纳不分伯仲，他也许会赢在另一个附加身份——古典音乐收藏家（他收藏有历史上众多音乐大师的手稿）。他出生在酷爱音乐的文化名城维也纳，成长在一个热爱音乐的家庭里，从中学起他就去观看每一部新歌剧的首演，偷听交响乐团的排练，在街上看见古斯塔夫·马勒（奥地利作曲家及指挥家）时“就像个人获得了伟大胜利，第二天早晨就会得意扬扬地向同学们报告”，十二岁时被约翰内斯·勃拉姆斯（德国作曲家，根据姓名的首字母，他与巴赫、贝多芬并称为德国音乐史中的“3B”）友好地拍了下肩膀，便神魂颠倒，兴奋了好多天。
如果说在我的生命里有什么可以与文学相提并论，那一定是音乐。音乐是灵魂的梳子，音乐是心灵的养料。前一句是我说的，后一句（茨威格在《日落西山》中引用过）是莎士比亚说的。如果我与茨威格听过同一首曲子，在时空无尽的长河里被同样的音符安抚过心灵，那就不枉此生。迄今为止，每当我在某种极致情绪中难以自拔，一定会陷进音乐里，一直听到心脏像被柔软的手掌轻轻拂过，荡起的涟漪渐渐平息。
茨威格有三十多年的收藏经验，藏品有四千多件。近几年，我尤喜欢看作家们在朋友圈里晒出的藏品，有古钱币，有汉砖，有青铜器，有朝鲜油画，也有名人手迹，珍贵的照片。五花八门。图片背后流溢出的热情和欢欣不言而喻。我后悔没有在年少时阅读茨威格，不然我花费很多精力收藏的邮票和老唱片，就绝不会莫名地不知所终。一些刻有时间和空间的文化记忆没有留下来，实在是一件憾事。喜欢收藏的作家们一定会背诵茨威格短篇小说《看不见的珍藏》里的收尾句“收藏家是幸福的人”。这句有可能是歌德说的。歌德与茨威格一样，也是个众所周知的斜杠青年。他不仅是诗人、戏剧工作者、收藏家（收藏艺术品两万多件，矿物标本两万余件，各种画七八千幅），还是个造诣颇深的高产风景画家、绘画鉴赏家和评论家，画作高达两千六百幅。多面才俊茨威格从中学起就开始收藏名人手迹了，那时他热衷搜集诗人、演员和歌唱家的签名（妥妥的追星族）。后来，他开始收集创作者的创作原稿和手迹，从中揣摩天才之作的诞生过程。他的收藏包括一缕贝多芬灰白的头发、歌德的手迹（不得不惊叹这伟大的交集啊）、达·芬奇工作笔记的手稿、拿破仑的笔头指令、一整部巴尔扎克手改稿……这看不见的奇妙缘分纯净而幸福。时空错位的碰撞带来无与伦比的穿越感，收藏的意义大概正在于此。
在我的心目中，茨威格就像邻家小弟，亲切、性情。一九〇一年，二十岁的茨威格在巴黎见到了大名鼎鼎的诗人魏尔伦，为表尊敬，滴酒不沾的茨威格猛灌了一杯苦艾酒。三年后，茨威格再次来到这座艺术之都，这次他见到了雕塑大师罗丹，激动的茨威格手足无措，大气不敢出。而沉浸在雕塑创作中的罗丹直到创作完毕才发现身边站着这位小迷弟。一九一三年，茨威格初见罗曼·罗兰，他说，只一眼，他便知道这个人将成为欧洲的良心。次年，维也纳加入战争，茨威格认为煽动民众的愤怒感，让他们到战场送命是不明智的行为（知悉好友里尔克也参加了战斗，茨威格受到了极大刺激）。他发表了一篇文章《致外国朋友们的一封信》来宣扬自己的和平观念，不料此文引来一片批评声浪，此时，他收到了罗曼·罗兰表达支持的来信。他说那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之一”。此后，两人持续通信二十五年。一九二一年，茨威格出版了传记《罗曼·罗兰传》。
后学者看到的是，他周游众多国家，瑞士、古巴、比利时、加拿大、英国、美国、法国、巴西、阿根廷、乌拉圭……他的作品在欧洲之外被广泛认可，他参加国际笔会，受到巴西总统接见，被外交部长设宴招待，有官员的美妻为他献花：“哎，亲爱的茨威格，再也没有人像你一样了解女人了。”根据他小说改编的戏剧正在上演……可彼时，他的犹太同胞正在被杀戮，欧洲陷入世界大战的泥淖，整个价值体系被摧毁，善恶不分，美丑不明。茨威格的作品在德国和他的母国奥地利遭到全面查禁，使他“失去与昨天和过去的一切联系”。“从不得不依靠在我看来十分陌生的身份文书或者护照生活的那一刻起，我再也感受不到自己属于自己。我自主身份中的某一部分随着原本的、真实的自我一起永远被毁灭了。”他在书中说。正如玛利亚·施拉德拍摄的茨威格传记片《黎明之前》的片名，背离欧洲的茨威格，陷入无尽的黑暗之中，几乎失去了所有的生存空间，他无法成为一座“艺术的孤岛”，他已被彻底淹没。尽管他自愿放逐，行李箱总是打开的状态，并对朋友说，来到巴西，此生无憾。但好友罗曼·罗兰在写给他的信中一针见血：“我没有看见您扎根在巴西这块土地，现在落地生根，太迟了，没有根的人，就成了幽灵。”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茨威格在瑞士苏黎世创作了短篇小说《无形的压力》。小说中年轻的德国画家费迪南和妻子在大战期间，侨居瑞士苏黎世河畔的一个乡村（托马斯·曼最初的流亡地也是瑞士），异域的景色、纯净的线条和色彩渐渐平复了他那残破不堪、伤痕累累、被恐惧和惊慌弄得烦乱不堪的心灵。然而，他还是无时无刻不感觉到屈辱，总觉得有一根看不见的枪管向他瞄准，火药则是领事馆寄给他的一封要求他立即回国再度参加入伍体检的信。画家的两个自我，在自由与屈从的矛盾中反复挣扎，尽管他认识到尊严已丧失殆尽，欧洲已堕落到奴役之中，他再也不想呼吸一口被“爱国主义”滥调污染的空气，再也不想被祖国啦，责任啦，英雄业绩啦，这些发出血腥味的空话所麻痹，可一封轻如鸿毛的短信却有能力神奇地变身一架巨型的杀人机器，令主人公的意志和信念登时化为乌有，变成一个只会服从的小学生：老师一叫，你就站起来，浑身发抖。服从的惯性战胜了理性，“他像个自杀的人，一头栽进河里”。
我读书时有个习惯，手边一定要有一支笔。读到触心的句子就忍不住画上线，每有感触，便将书页空白处当作备忘录。读这篇小说时，我不由得在右页边缘写下了“电梯旁的故事”几个字，素材来自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口述回忆录《见证》。一九三六年，斯大林去看肖斯塔科维奇的歌剧《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却在演出中途愤怒退场，随后《真理报》发表社论《混乱取代了音乐》，肖斯塔科维奇“顺理成章”被当局大加审问。鉴于无数的音乐家、作家在那个时代莫名消失的现实，肖斯塔科维奇断定自己一定会被捕。他不想妻女看到他被抓捕的场面，于是他每天晚上穿戴整齐，拎着行李箱在电梯口抽烟，等着被逮捕。
尽管任何一种艺术都无法填充战争亲历者与聆听者之间那条巨大的经验鸿沟，我仍从主人公费迪南身上，读到了与肖斯塔科维奇和茨威格同样的忧惧与疯狂，费迪南这个人物几乎就是茨威格一生的写照。那一刻，我清晰地听到了茨威格内心那个破碎的无法填补的巨大空洞，发出轰然的一声炸响。仿佛是所有流亡生活的复制，在流亡者和他周围的世界之间横亘着一片潮湿的黑暗，一层一层的迷雾已被撕碎，激起的唯一共同点乃是绝望。人一旦拥有过自由和文明，你再让他失去，痛感会格外强烈。
一九四一年创作的中篇小说《象棋的故事》是茨威格的压卷之作。与《无形的压力》一样，有别于众多反映法西斯暴行的作品。茨威格继承了欧洲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的人文主义传统，他更关注的是纳粹对人心灵的摧残和折磨，他不描写鲜血、战场、拷打、哀号、追杀，他用悲怆之心撕开法西斯用“文明”掩盖的另一种酷刑——听起来极其人道，实际上比摧残肉体更为阴险更为凶残——对人无形无声的精神蹂躏。德国法西斯吞并奥地利时，主人公B博士遭暗算被囚于大旅馆徒有四壁的单间内，与世隔绝，被人遗忘，时空仿佛停滞，每一天都像生活在真空和虚无之中，在无尽的孤寂中他靠一本偷来的象棋棋谱练就了绝世的象棋才能，可这种没有棋盘、没有对手，借助头脑风暴的长期自我对弈最终使他精神分裂。即便后来他看似痊愈，并有机会在真正的棋盘上与世界冠军对弈，仍旧陷入狂乱的自我搏杀之中而再次精神崩溃。
B博士在单身牢房中阴郁的囚徒心境，栩栩如生地再现了茨威格自己在无国无家、貌似喧闹的陌生文化中的精神折磨，有助于读者更深切地理解茨威格的自杀之举。
此时此刻，我必须跟读者们推荐一部影片——《波斯语课》。有犹太血统的美国导演瓦迪姆·佩尔曼受德国作家沃尔夫冈·科哈斯短篇小说《语言和其他故事的发明》的启发，拍摄了这部反战影片。第一次听到这部电影的情景对我来说还历历在目。是一个阴天的午后，我们约聚在朋友的画室，闲聊彼此的读书心得。谈到张玉书先生翻译的茨威格小说毫无翻译腔，甚至读那些长句子都是一种享受时，写小说的女友说要给我们讲一个关于语言的故事：
“在一个针对犹太人的屠杀现场，主人公利用一本半路换来的波斯语书籍冒充波斯人逃过一劫，但也因此，他被一名集中营的纳粹党卫军后勤军官选中，负责教对方波斯语。面对自己一无所知的语言，他不得不凭空创造出一门‘波斯语’，于是他开始用集中营中关押的犹太人的名字作为词根，创造出上千个所谓的波斯语单词。故事最后，在盟军的阵地中，当得到解救的男主被问到能否说出几个被关押在集中营的人名时，他说，他能记住两千八百四十个犹太人的名字。当这个‘无名之辈’一个一个念出那些同胞的名字时，周围的人都安静下来。”
讲到这里，女友声音哽咽。我们也沉默了很久。
在四壁黑暗的时节里，明显的谎言变成必须遵守的教条，大众传播被垄断，每一个普通人都有可能被当权者猝不及防强加上各类角色：病人、囚犯、流放者。口是心非、迎合暴力的卑劣灵魂像灰尘一样四处流窜，知识分子受到可怕的排斥和压制。知识是铠甲，却挡不住烈火焚身。而对犹太人来说，死亡是常态，活着是意外。茨威格没有沉默，他发出了良心的声音。只此一点，就足够有意义了。他尽到了一个在文明倒退时代中“手无寸铁、无能为力的见证人”的义务。
茨威格本出生于富商之家，衣食无忧。更为幸运的是，他年少成名。一九〇一年，刚入大学的茨威格便出版了诗集《银弦集》，同年，茨威格的名字出现在当时维也纳“唯一的一家大报”——赫赫有名的《新自由报》上。十九岁的茨威格拥趸无数，骨灰级粉丝拥堵在他家门口。而他，真实的少年生活是寂寞的，他从未有过独立的房间，家里吵闹的宴会他避之不及，火车上的长久颠簸是他破碎的回忆，敏感的天性使他成为狂热潮流中的局外人。他没有养成纨绔子弟的奢靡恶习，一小间公寓，几根古巴雪茄，能每天去咖啡馆，便觉得心满意足。
然而，两次世界大战，扼杀了茨威格最简单朴素的愿望。他不得不悲哀地承认，战争和独裁者已将世界无情地格式化。他前半生的青云直上、繁华富裕和后半生的颠沛流离、寂寞抑郁所形成的激烈反差，正是欧洲从蓬勃文明到式微衰落的一个活生生的缩影。“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在萨拉热窝的那一声枪响，刹那之间把我们在其中培育生长和栖身卜居的安全而又充满理性的世界，像一只土制的空罐似的击得粉碎。”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如此形容。以茨威格心醉神迷的以维也纳为代表的欧洲文化断崖式没落了。他变成了迷路的星辰，彷徨地面对每一个不确定的黎明。有谁不是脆弱的存在呢？而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希特勒和斯大林达成的协议，更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欧洲的全部毒害表露无遗。茨威格发现，“哪怕是最渺小、最微不足道的人，内心的最深处也被我们欧洲大地上无休止的、火山喷发般的天摇地动所搅扰。”
我前几年看过一部知名导演韦斯·安德森导演的影片《布达佩斯大饭店》，我还记得片尾的字幕环节如此致敬茨威格：微弱的文明之光，仍存留在这野蛮的屠场里，这就是人性。电影灵感来源便是茨威格的自传体著作《昨日的世界》。影片中的年轻作家与主人公古斯塔夫的形象分别复刻了茨威格中老年时期的形象，此外，作家去世后安放于卢茨墓园里的塑像，也完全复刻了茨威格的墓地雕像，并且，片中的一段对白更是直接搬运自茨威格的作品《心灵的焦灼》。影片象征与暗示的意味众目共睹，隐晦的情绪贯穿始终，茨威格的遭遇和心态变化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射。
茨威格，即便是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的嘴角仍留有一丝暖意。他的暖意曾像云朵一样向四周膨胀，善良的因子在他体内生长和燃烧。
一九〇四年，旅法期间，茨威格遭遇了偷盗，他却对瘦弱的小偷生出同情之心，不打算起诉他，结果竟招致酒店老板和街坊四邻的白眼，认为他破坏了社会公正，茨威格无奈地搬离了旅馆。一九二九年（也可能是一九三〇年或是一九三一年），一位意大利女士通过茨威格的朋友向他求助。女士身为医生的丈夫由于为一位社会党领导人出殡并帮助了其孩子而被逮捕，被判十年监禁。怜悯心让他无法坐视不理。获悉墨索里尼是自己的热心读者，茨威格便给墨索里尼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请求这个独裁者网开一面。医生竟很快获释。这也暗合了茨威格在塑造人物方面的心理动机，即便是十恶不赦的坏人也可能有心灵被良善触动的瞬间。
虽然茨威格的人性之心、敏感之性早有伏脉，他的精神危机却如火药在心中不断累积。二十四五岁时，他完成了戏剧《忒耳西忒斯》。柏林皇家剧院回复说马特考夫斯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演员之一，有意出演剧中角色阿喀琉斯，茨威格的兴奋劲还未过去，便传来了马特考夫斯基排练期间去世的消息，演出被迫取消。
随后，与马特考夫斯基齐名的演员凯恩茨欲与茨威格合作，茨威格为他量身打造了一幕小短剧，看到剧本的凯恩茨赞不绝口，打算立即回国排演这幕短剧。可不幸再次发生，他回国后即染重病离世。茨威格的内心从此被阴影遮蔽，不敢再轻易创作剧本。
一九一二年，茨威格又与城堡剧院经理阿尔弗雷德·贝格尔男爵合作《海边的房子》，才华横溢的男爵准备亲自导演这出剧。心有余悸的茨威格一再确认演员名单里没有著名演员，才同意排演。然而，命运再次伸出了诡异之手，在排演前，导演去世了。
十九年后，一九三一年，茨威格完成新剧《穷人的羔羊》，他的好友亚历山大·莫伊西想要出演这部剧的主角，这是个很有天分和才气的演员。茨威格害怕诅咒再次应验，拒绝了莫伊西。四年后，莫伊西再次找到他，请他翻译自己将要出演的诺奖作家路伊吉·皮兰德娄的剧作《修女高唱五月之歌》（皮兰德娄认为只有茨威格才能胜任此项任务）。几周之后，茨威格不负众望。然而，排演之前，莫伊西突然发病，不久去世。
远离故土的茨威格，心里被陌生意志那钢铁钟表的机簧所搅动。也许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宣布欧洲文化终结时，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他俄罗斯血统里反西方情结的刺激，但茨威格以他的方式将欧洲陷入的这种非人性境地视为全部欧洲文化的终结，以及耻辱。以平和、包容、友善、自由为精髓的那个黄金时代消失殆尽。只要他还在国外，觉得自己在逃来逃去，他就没有真正的自由（外来者被赋予了原罪，欧洲一体化的梦想随着个人自由的衰落彻底破灭），他就是一个失去了祖国的丧家之犬。身体的自由从来不是真正的自由。并且，茨威格承受了一个作家所不应该承受的牺牲——伴随孤独而来的愤怒和绝望。再也没有比置身人群中，却又得怫郁生活更让他觉得可怕的了。而由于自己的愤怒和绝望荏弱无力，他甚至对自己产生了怀疑和反感。“当全世界都变成瓦砾的时候，再为自己工作，这是犯罪。”他借小说主人公费迪南之口说出的恰是他彼时的心里话，他化身成了《波斯语课》中的主人公，被内疚煎熬，又被苦闷胁迫。痛苦变成了他对自己的惩罚，而他的痛苦是折叠式的，经受了精神折磨，又要来叙述一次。对力量的不屈服和对正义的不耐烦像双生蛇纠缠着他。
当茨威格在异乡和煦的阳光下，喝着新榨的果汁时，眼睛却被报纸上接二连三的炮火熏得生疼，继一九四一年末日军偷袭珍珠港后，次年二月，日军占领新加坡，英军丢盔卸甲。瓦尔登式的隐居生活对流亡作家而言不过是海市蜃楼。一切平静都是自欺欺人。战争的次生灾难此起彼伏。崇尚“个人自由是这个世界上最崇高财富”的茨威格不想“看到”，更没有“预料到”，世界以流星般的速度变得如此恐怖，野蛮常态化。他不想相信，“恶”变得趾高气扬，势不可挡，自由触手可及的时刻与城市的灵魂随着街道和广场一同消失，一同消失的还有帝国的黄昏和被纳粹焚毁的众多作家的作品。被迫流亡和作品被火焚的作家中包括托马斯·曼父子，这使每天都在凝视深渊的茨威格感到加倍痛苦。
被茨威格横无际涯的仰慕之情包围的托马斯·曼代表了德语作家的另一种面貌。相比于茨威格阴柔、细腻、内敛和敏感的性格，托马斯·曼外向、粗犷、桀骜、锐利，如同他带刺的文字。一旦看清战争的真相，他便走到了当初鼓吹战争的自己的反面，他多次公开演讲，支持共和与民主，倡导人性与博爱，公然反对纳粹那种靠激情毁灭人性的煽动性的政治势力。一九二三年，托马斯·曼开始了流亡生活。而在德国，狂热的青年在大街上焚烧书籍，理性的知识分子遭到打击和迫害。无论是在私人书信还是公开表达中，托马斯·曼毫无顾忌地使用最具侮辱性的词语，诸如“奴隶的劣根性”“流氓”“白痴”来攻击他的母国及母国的人民。
茨威格的文字不同于托马斯·曼式的金刚怒目，他细腻、隐秘、唯美、精致的精神气脉与他的文字一脉相承，他诗意敏锐、沉潜蕴藉的审美视域默化了他的生存法则，我相信这绝对是一种深刻的互动关系。
《看不见的珍藏》从一个完全出乎意料的隐秘视角来揭露通货膨胀给民众带来的苦难，大胆的谎言中潜藏着小说家对人性透彻的体悟以及无可抑制的悲悯情怀。盲人收藏家从幻觉产生的激情如此强烈，以至连读者也差点认为那些藏品还依然存在。茨威格擅长通过“手”的描写来引导读者抵达人物心灵深处。“他用手指温柔地抚摸一下那些早已空空如也的画夹，就像抚摸一些有生命的东西似的……他握住我的两只手，他的手指带着一个盲人的全部表达力，爱抚似的沿着我的手一直抚摸到我的手腕，似乎想多了解我一点，并且向我表达言语所不能表达的爱情。”盲人、手指，这两个意象一下子让我想起了卡佛的《大教堂》。《大教堂》中盲人的手指也多次抓住我的手，“骑在我的手指上”鼓励“我”画画，但卡佛是个大大咧咧的人，凌厉直接，不会如茨威格一样去细致地描绘一双手以及一双手所能带来的心理感受。茨威格以别出心裁的情节角度和人物塑造，让我们在一片善意幻觉的烘托下，远远地脱离了那个阴暗迟钝、郁郁寡欢的严酷世界，又一次生动地感觉到纯粹的热爱，一种纯粹基于艺术而生发的精神上的快感。
茨威格与人迥别的独特的洞察力在《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缱绻柔情敌不过赌瘾，一个年轻的赌徒最终走上绝路。茨威格不吝笔墨，用铺陈的手法以主人公C太太的观察视角瀑布般描写了赌徒的手。说是写手，其实写的是人，挖掘的是被激情掌控的灵魂。焦急等待时，“每一只手都是一头猛兽，准备一跃而起……但由于极度焦躁不耐全都紧张得微微颤抖。”迫切期望时，“有的像蜘蛛似的把钱牢牢抓住；有的神经质地颤抖不已，长着血色全无的指甲，几乎不敢去拿钱。”失望颓丧时，“它们似乎一跃而起，想抓住什么并不存在的东西，然后不靠外力，只凭本身的惯性，又跌落到桌上，仿佛筋疲力尽气息奄奄。”孤注一掷时，“像野猫似的沿着身体忽上忽下，忽左忽右，乱爬一气，神经慌乱地伸进所有的口袋。”绝望无助时，“它们倒了下来，双双倒下，的确死掉了，而不仅仅是筋疲力尽。”没有比一双赌博时的手更能清晰地显示人品的器官了。
我过去从未读过，此后也再未读过这样能说话的手，每一块肌肉都是一张嘴，每一个细微的内心波动和潜意识都被分解，病态的激情几乎从所有的毛孔涌出。也许只有天性敏感的茨威格，才能赋予一双手这样传神的表达能力：手若紧抓不放——个性贪婪；手若松弛无力——挥霍成性；手若安详平静——工于心计；手腕颤动不已——绝望已极……
事实上，茨威格偶尔也有过与托马斯·曼大同小异的咆哮时光。大学时，为了反对拆毁贝多芬的临终寓所，他参加过游行，写过请愿书。雪崩时，的确没有无辜的雪花。如果你不足够热爱自由，认为自由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存在，那么，你所遭受到的残酷的幻灭，理所应当。当托马斯·曼“在离窗一步之遥的地方，掸去斗篷上的毛发，指着冰峰起誓，我必如雪崩再来”（帕斯捷尔纳克诗句）时，茨威格胸中却已燃起黑色的春天，干枯的忧愁沉入眼底。他没有耐心像托马斯·曼一样迎来和平的黎明，这个永恒的过客、精神上的流亡者不愿意再饱尝人类数百年来最大的不自由，他已不屑与风暴讨论得失，不屑与火焰谈论生死，他坦然地自我了断，以摆脱时代的“噩梦”对他永不餍足的戏弄。
面对野蛮和奴役，决绝向前，百折不挠，固然令人钦佩，但脆弱、痛感和死亡，同样是回应暴力的无言立场。对一个无比热爱生活和自由的人来说，生亦何欢，死亦何惧？米沃什所言“死亡并非总是最大威胁，奴役才是”，与毛姆所说的“我愿为维护我的尊严而放弃一切，包括我的生命”遥相呼应。茨威格在其小说文本中亦反复强调了这一点：死亡并非令人望而生畏的懦弱之举，尊严、自由和名誉的丧失，精神的坍塌才令人崩溃。他认为，我们和虚无的真正分界线，不是死亡，而是活动的停止。
在《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我们读到的不是弥留之际的女人对生的留恋，而是她饱蘸了痛苦经历的痴情。令人一掬复杂之泪的是女主深沉奉献一生的爱在男作家的滥情史册上连蛛丝马迹也不曾明晰。他要张扬的自然不是女人对爱的偏执和虚妄，而是同情、仁爱、宽恕等种种看起来抽象的美德和远见，他要揭露的是道德败坏对人情感上的打击，谴责不尊重女性对善良品质的戕害。不论是传记还是小说，茨威格笔下的人物（尤其是女人）一律被激情所支配，性情纯真。高尔基在读完此篇小说后，立即给茨威格写了一封信，说自己激动得难以自制，竟然毫不羞耻地哭了起来。在爱情已堕落成欲望和交易的时代，这个陌生女人的无私和纯洁，尤为珍贵，令人读后如在溷藩中嗅到一缕花香。
《马来狂人》中的商人妇，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不幸怀孕，求医时又遇到了一个乘人之危的登徒子。可生性高傲的女人绝非轻浮之人，宁死也不愿尊严受辱。无路可走的女人铤而走险，在肮脏的暗巷，让无知的老妇堕胎。悲剧发生，流血不止的女人悲惨死去前并不追悔往事。她担心的只是死后名声受到玷污。那个好色的医生呢？他为自己一时的色迷心窍追悔莫及，情急之下变成了马来狂人，发狂似的跟踪女人，只为向她提供帮助。终是为时已晚，好在他成了她遗嘱的执行者，并最终为捍卫她的名誉毫不犹豫舍弃自己的生命。
前几天与女友聊到战争片时，我俩不约而同提到了一部匈牙利影片《索尔之子》。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特遣队员、犹太囚徒索尔在例行清扫毒气室“工作”中发现了尚有呼吸的“儿子”，早已麻木的索尔引为神迹，沉睡的良知仿佛枝头的果实，被一棒敲落下来。从此，他像《马来狂人》中的医生一样，也变成了马来狂人，在这必死之地，拼死抢回“儿子”尸体，发疯般要找到一个犹太拉比，为“儿子”诵经，下葬。影片的另一个译名我觉得更贴切——《天堂无门》。是啊，那里每天平均有三千九百名犹太人遭到杀害。在奥斯维辛的天空下，地狱有路，天堂无门。《马来狂人》中的医生和《索尔之子》的索尔，相同的强迫性执念固然令人难以理解，但绝境下的自我救赎，是他们漆黑一片的生命中唯一的亮光，谁又忍心苛责呢？当坚持变成一种幻象，理性只是阻止他们堕入深渊的易碎的栏杆。
《里昂的婚礼》步步离不开死亡，讲的却是法国大革命中里昂大屠杀背景下一对被迫害的年轻死囚的爱情故事。当众人像麦秸似的被司法机构的镰刀割倒在地时，女孩却为了追寻爱人自愿投入腐臭的地牢，绝望中那欢快的幸福感，那不畏死的活泼和浓烈的爱意感染了对外界麻木冷漠的死囚们。幸运的是，死囚中有一位神父，自愿为他们举办婚礼。这残暴血腥刑场上的婚礼如此惊心动魄，以至没有一个人再感觉到死亡的恐惧。更重要的是，在死亡面前，每个人都保留了最后的尊严。故事让身处和平年代的读者仿佛亲历了一场具体的屠杀。生命在暴力之下，远比想象中脆弱，也远比想象中坚韧。
值得补缀一笔的是，德国藏书家乔治·萨尔茨曼自一九七〇年代开始搜寻和收藏在纳粹时期被排斥和禁止的作家作品，创立了“焚烧图书图书馆”。波拉尼奥在《最后的访谈》中说，“一座图书馆，就是人类的隐喻，或是人类最好面向的隐喻；同理，一座集中营，正是人类最坏面向的隐喻。”茨威格的书是萨尔茨曼最重要的藏品。迄今，收藏总量近两万册，包括近八十位作者的完整作品。曼德尔施塔姆在其回忆录中说，诗人做什么事情都可以被原谅，唯独一定不可以做诱惑者，不可以利用他的才能使读者相信某种非人性的意识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愿意向“焚烧图书图书馆”里保存的作家们的作品致敬万万次。
如果说二战时代是泥沙俱下的大海，茨威格就是一只柔软的漂流瓶，他形成一道独特的人文与精神景观：它虽时时被浊浪裹挟，却总能与大海保持着绝缘；它虽难以方寸之身抵御无垠之喧嚣，但时刻葆有自己独立和纯净的空间，它以唯美的形象来对抗残酷现实无情的击打。
柔软的漂流瓶是世间最坚硬的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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