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文艺》2023年第3期｜杨献平：在成都的个人日常
成都是一座别有趣味的城市，其在当下的发展建设有目共睹，而置身其中，人间烟火气息麻辣升腾，现实生活新鲜多变且充满戏剧性，诸多人文古迹在闹市之中自有风姿，也别有意蕴……
编者说
成都是一座别有趣味的城市，其在当下的发展建设有目共睹，而置身其中，人间烟火气息麻辣升腾，现实生活新鲜多变且充满戏剧性，诸多人文古迹在闹市之中自有风姿，也别有意蕴。杨献平《在成都的个人日常》即呈现了一个外省人在成都生活的种种直接体验，尤其是他个人对于这座城市直觉感受与理性认识，较为丰饶地书写了一个具体的人，容身当代成都的诸多幽秘趣味与现实、心灵痕迹。
文殊院内外
从对面走过来，不过三百米，就是文殊院了。2010年刚来成都时，几乎每天都要看到和路过。那时候，好奇于这样的一条街，僧俗杂糅，一边是澄明清静的佛陀之地，一边是烟熏火燎的世俗场所，如张二洞凉粉铺、煤炭招待所、龙抄手饭店等。还有售卖佛家法器、四川特产之所，更多的则是公墓办事处、丧葬用品店和茶楼、餐馆，等等。这种情景，我之前没有看到过，好奇就在于，神圣之地与凡俗人间混淆，生与死的界限在此也似乎变得模糊。这显然不是一个平凡之地，它给人的感觉，似乎是混沌的。每一个在此穿行和游览的人，其实都进入一种特殊的境地。但这种“境地”却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品味和体悟的。文殊院有两座寺庙，一为文殊院，二为空林庵，再一边，还有一座爱道堂。它的对面，有生意一直很火的张二洞凉粉铺，食客总要排长长的队，挤在一间小屋里吃钟水饺、麻辣粉、甜水面等四川小吃。文殊院的另一侧有一家宫廷糕点店，买的人什么时候都多。旁边开了同样的几家糕点店，门可罗雀，眼看着隔壁人如长龙摆尾，自家门前则微风不起、空荡如洗。
据说文殊院是蜀王杨秀所建，《隋书·杨秀传》说他“美须秀有胆气，容貌瑰伟，美须髯，多武艺，甚为朝臣所惮”，为蜀王期间，总领二十四州兵马，也是显赫一时。其父杨坚曾说，“我在世，杨秀无虞。不在，兄弟必反。”后果如杨坚所言。杨秀在成都为王，为其一出家修行的妃子修建“信相寺”，后荒废，也曾毁于战火。至康熙年间有慈笃禅师至此结庐清修，而后重建，更名为文殊院。
夏天的成都溽热难耐，空气黏人。有一次，我带着做完作业的大儿子杨锐，于日暮时分进入文殊院。原意是随便溜达，却没想到，双脚刚一进庙，就觉得一阵凉爽。寺内寺外，俨然两重天地，不觉惊异。此后，一有闲空，我便和锐锐到文殊院内。那时候，他才十岁，尤其喜欢蹲在放生池旁边看池中的乌龟、金鱼、蟾蜍等等。放生池四周，树木参天，到处都是丰密的青草。我则坐在亭子里，给他拍照或者玩手机。夜幕袭身的时候，方才沿着树木森然的后院小路行走一圈，出庙回家。
还有一些时候，我一个人去庙里溜达，面对佛像，不参拜，不诵经，也不念佛号，倒是很喜欢文殊菩萨殿门上的一副对联：“见了便做做了便放下了了有何不了，慧生于觉觉生于自在生生还是无生。”起初，对上联，我有些淫邪之想，因为这句话暗示或者直接说的好像是当下的男女之事。时代的工具如此快捷，而人的情感又普遍空虚。这类的事情，当然是层出不穷，且一再泛滥的。就此，我归结的原因是，物质丰富一方面使得人感受到了时代，或者说天地给予我们的福祉；另一方面，在旧的文化传统被打破甚至割裂的情况下，人们的信仰和精神追求也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异。而新的信仰和精神方向确立之前，很多人只能被饱暖思淫欲的古老本性套牢，进而以感官刺激为满足的“空虚填补”方式便也会甚嚣尘上。
这当然是我个人的一种看法或者猜想，可能也有一些道理。与此相呼应的，便是“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诗歌的流行，特别受追捧，从另一个“敞开的侧面”呼应，或者证实了我的这一说法。可是，这副对联绝非我想的那样低下和无耻，是一种觉悟，“空”“放下”。世间的一切，触目皆是空空如也，一切“色相”都是“无相”，一切的“见”“做”，都是假象和幻境，而“自灭”了这些“色相”之后，才会“慧生于觉”，而“觉”生于内心与我灭度之后的“自在”，但“自在”又如何，一切的生与灭，不过还是“空无”。佛家对于世间万物本质性的认知和判断，是一种无上的智慧。当然，在“空”的对面，却站着人间的繁杂与无限“色相”，正如文殊院内外的情境，僧俗之间，生死混淆，参拜者、游览者，一切都是痕迹，也都会沦为虚无。
连续五年时间，我罹患了不明病症。其中一次，正是炎夏，从对面的军区东门出来到文殊院坐了一会儿。僧侣们在诵经，他们的声音使得整个禅院更加清幽。人虽然多，可很多人都被那种庄严而又深彻的诵经声震慑了，没有人喧哗，有些干脆安静地站在原地，双手合十，垂首恭听。我坐在一边的廊柱下，潮湿的石头从地下把泥土中的黑暗和凉意丝丝缕缕地传送到我的身体，以至于我有些安静。尽管周身不适，身体软得像是一团泥巴，甚至就像影视剧中演的那样，被某种毒物侵蚀，顷刻之间将骨肉尽销，成为一团血水。我莫名惊恐，总是觉得自己瞬间就会死去。
越是惶恐，病情越是严重。出了文殊院，往回走的时候，居然走不动路。我又是一个天生爱面子的人，不愿意扶墙。是的，文殊院的红墙巨大、蜿蜒，上写“南无阿弥陀佛”。走到一个摆摊算命的老者面前，他坐着一张小马扎，另一张给来找他问卜的人坐。当时，他没有顾客，我急忙坐下来，佯装请他算命。我口中所说，完全不由自己。事后，只记得自己请他给我看看面相，还记得他说很好之类的。我笑笑，掏出20块钱给他，想离开，可努力欠身，想站起来，可身体毫无气力。我恐慌，却还要佯装镇定，为了多坐一会儿，又让他给我测八字。至于他说了一些什么，我一概没记住。
当我勉强能够站起来，立即叫了一辆车，直接到骡马市青龙街的成都市第三医院，看诊时直接要求医生为我办理住院手续。我当时想，只要在医院，发生什么紧急事情，任何时候都有医生和护士在，心里就会觉得安全些。这家医院我多次来过，第一次是来治疗胃病，只是看了医生，拿了药物，这一次却直接要求住了进去。所幸，当时神经内科还有床位。一连七天的治疗没有任何效果。我又转到成都中医药大学医院，确诊为抑郁症。在此之前，我曾去过华西心理卫生中心，一位张姓的老教授听了我的讲述，便武断且迅速地为我开了百忧解。这一次到省中医院，一个很漂亮的女医生让我做了一个单腿独立的动作之后，又让做双臂平直前伸、双脚一字站立的动作，我摇摇晃晃，站立不稳。至此，我才相信自己患了抑郁症。然后在极端的躯体反应和焦虑恐惧之中，开始了漫长、残酷的抑郁症求治之路。
慢慢地，我也理解了，很多时候人的病症其实是情志的问题。《黄帝内经》中说：“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按照中医的说法，人的诸多疾病发病的起源，都是情绪问题。在中医看来，人体是一个类似宇宙一般的博大而精密的存在。西医的实证主义，在中医面前缺乏哲学性，但西医在中国的地位显然与日俱增。很多时候我在想，人和人的肉身及其各种器官，本质上都是哲学问题。所谓的科学尽管可以将某些病状说得清楚，甚至可以拿出来给人看，但西医对于人体的整体性认识大致还是肤浅的。
至此我频繁地去文殊院，在佛堂里静坐，感受那种阴凉和清静，聆听僧侣们在傍晚时分的集体诵经声，从中感受佛家的智慧，渐渐地明白了《金刚经》当中“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我相即是非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是非相”“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抑郁症的根本原因，在于自我虚妄的执着，以为一切都是真的，我即我，我的就是我的。而本质上，这世界上的一切，看起来与每个人相关，但每个人都在做各自的事情，不论是造业还是修德、开悟和浑噩、自在或者拘束，但一切的存在，甚至自我的诸般拥有，终究不过“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只是刹那芳华，短暂一瞬而已。真正的觉悟者，“应如是生清净心，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更多的时候，我一个人坐在文殊院的茶楼，或者街边小摊上喝茶，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和车辆，心里这样那样地想。其中有一家茶馆，自己制作了一款川红茶，味道还好，但不够持久。我经常去喝上一杯。有外地的朋友来了，我也在文殊院一带请他们吃饭。有一年清明节的夜里，我在文殊院买了一些冥币和黄表纸，跟着其他人，在庙墙外点着，心里默念着父亲，说这是我在成都烧给他的。当时还冷，一阵风吹来，我擦掉脸上的泪水，步履蹒跚地回到住处。
大慈寺与春熙路
先前我记得，玄奘法师曾经在大慈寺修行。后来查唐代名僧慧立、彦悰所撰的《大唐玄奘法师传》得知，当年，玄奘法师从其兄至成都之后修行的寺庙名叫空慧寺。只是，当年的空慧寺，现在已经不存，遗址一说在将军后街，一说在文翁路附近，还有说是现在新津区境内的空慧寺，还有多宝寺等几处。大慈寺建于魏晋时期，即蜀汉灭亡之后，至隋唐时期兴盛。从建筑年代看，玄奘兄弟两人至此修行应当是可信的。就此，《旧唐书》虽有玄奘的传记，但极为简略。就我本人来说，不管玄奘兄弟是否真的在大慈寺修行过，但他们来过成都，并遍访名师大德，修行精进倒是不争的事实。
我常去大慈寺，显然是地利之便，更带着对玄奘法师的崇敬之情。单位就在附近，数百米就到。起初，我以为去大慈寺，是追随玄奘法师的行为，内心觉得沉静而又欣然。世上还有什么比倾心于先贤大师，能主动靠近之、颂扬之、效仿之更好的事情吗？在我们的这个年代，从来不缺乏渴望天下财富为我所有、天下资源为我掌控的人，独独缺乏像玄奘那样心怀虔诚、敢于挑战自己且能够身体力行的人。一个男人，弱冠之年便舍却凡俗人生，一心向佛，且在芸芸比丘之中，独自西行，以坚韧的意志、不朽的佛心，历经千难万险，只身深入印度，进行考察学习，并带回了诸多的佛教典籍，毕生为了实践和完成自己的宏心大愿而殚精竭虑，死而后已。这种不妥协的精神，寻求真知、渴望真理的精神和行为，实在是感天动地、万古励志的。记得有一次在西安，朝拜大雁塔，想起玄奘法师当年便在那里译经和修行，心中不禁肃然；登上之后，俯瞰长安，只见楼宇林立，机车奔腾，而法师当年之修行的高台，突兀其中，即便在一片喧哗之中，也显得神圣肃穆、超拔无上。
如今的大慈寺外，是太古里，一个高端的商业街区，其中饭店众多，各种名牌和奢侈品也很多，唯有位于其地下一层的书店，才使得这个商业街区有了一些书香的气息。每隔一段时间，我去大慈寺，主要是为了吃斋饭，有时候也参拜。不为信仰什么，只为使自己常怀敬畏之心，对自己不懂得的事物表示尊敬。大慈寺的“大雄宝殿”四字出自苏轼之手，另外的“震旦第一丛林”则出自李隆基之手。安史之乱后，李隆基仓皇逃到四川，太子李亨在灵武继皇位，在李泌等人的辅佐下，以郭子仪、李光弼、仆固怀恩（后被逼反）等人为主要统帅和战将，对安禄山、安庆绪、史思明等部展开了强有力的攻击，当然，参战的还有吐蕃、回鹘等部落和国家的部队。郭子仪在那场战争中的功绩，相当于再造一个王朝。郭子仪不仅是一员智略过人的统帅，也是一个看透了王朝、政治本质和人心人性的智者，古来名将如郭子仪般得善终者，怕不多矣。
李隆基的失败，是帝王的昏聩导致的全民性灾难。在成都，他的偏安可以说是他为自己的帝王生涯和在历史上的“个人作用”画上了最终句号。其前期英武有谋，二次政变，解决了太平公主等势力，使得自己的统治步入了辉煌时期，得益于姚崇、宋璟、张九龄，开元时代使得唐帝国登上了一座历史的高峰甚至制高点，但他的昏聩和骄傲使得自己的基业彻底毁于一旦。李隆基的一生，很好地验证了易经“乾卦”的爻辞及其预示的过程，潜龙勿用、见龙在田、夕惕若厉、或跃在渊、飞龙在天、亢龙有悔。这也是“物极必反”的一个典型例证。
大慈寺的斋饭分两种：一是义工和僧侣们吃的，二是售卖的。每次去，我都吃专门售卖的那种斋饭，两人份的，在40块钱左右；若是饭后喝茶，可能每人在100块钱左右。冬天有太阳的时候，可以要两杯盖碗茶，坐在日光下面，懒洋洋地翻手机，或者假寐，温和的气温使得整个人都暖融融的。这样的情境，是成都人喜欢的。毕竟，冬天的成都，出太阳的天气极少，大多数阴阴的，给人的感觉，整座城市就像是一只病虎，到处都发暗，就连常青的叶子、妖艳的花朵，也显得毫无生机。因此，古人有成语“蜀犬吠日”来形容之。我抑郁症严重的那些年，即使在一动便汗水如潮的夏天，也会坐在烈日之下，晒得浑身发烫，才觉得舒服一些。冬天更是，一看到太阳，就不管不顾地跑出来，找个好座位，要上一杯茶水，一直晒到身体再也找不到一丝太阳了，才不得不起身。
夏天的大慈寺的茶馆也极好，里面很热，头顶的吊扇旋转得几欲脱离屋梁，一杯花茶或者素毛峰，人们也喝得有滋有味。这样的情境，大致是有些老成都市民生活的滋味。我也极其喜欢，若有几个朋友闲坐聊天，也是一件惬意的事情。大慈寺内，有全身由金丝楠木雕刻的菩萨全身像，还有药师殿。我病得此刻不知彼时是否还活着的时候，曾先后几次步入其中参拜，还学会《药师咒》和《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为了解怨，又学了《解结咒》，从前一直念不好六字真言，那时候突然就会了，“唵、嘛、呢、叭、咪、吽”。我也明白，人只有在困苦与疾厄之时，才会觉得宗教于心灵、精神的重要性。
但我毕竟是一个凡夫俗子，也是一个坚定的现代主义者。宗教在很多时候，只能让我们体味到一种心灵上的宁静，但转身回来，还是沉溺于庸俗的红尘当中。这可能也是一种原罪，或者“心魔”“孽障”。可是，人从来就是这般矛盾和不断地自我冲突。从大慈寺的南门走出来，就是太古里。这里我一般不停留，直接到春熙路，或者转回单位，再或者直接回家。无论何时，春熙路人都是很多的，不知来自哪里的红男绿女，手里提着大包小包，穿梭于各大商场；或者穿着极少，在春熙路的天光下信步。那些女子，姿态、长相当是很好的，可以用“妖娆”“狐媚”“乖”“美极了”“棒得很”等乱七八糟的词语来形容。可凡事都有例外，众美之美以外，还有与之呼应的，那就是丑的。在这里，我并没有贬低长相不怎么好的女子，而是，天地是最公正的，凡人所缺，必有所长。万事万物莫不如此。
成都当然是众所周知的出美女之地，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说，“（蜀地）其卦值坤”。所谓的“坤”，便是大地和土，还有阴、女子，七彩大地、深厚泥土，水浸物丰，在五行当中，自然被认为是滋养女性的地方。刚来成都的时候，我还有些年轻，自然对美女也保有高昂的兴趣，这是人之常情。以前我羞于出口，可现在倒觉得，只要是不违反基本的人性人道，不对其他人造成伤害的，其实都是正当的。2016年冬天，我在春熙路喝了一场大酒，钱包不知何时被偷，后来在地铁市二医院站找到，里面的一千多块钱早不见了踪影，幸好身份证还在。找到后，我感动得连声说谢天谢地。为表示感谢，我以成都一市民的名义，给该站送了一幅锦旗。第二次被窃，是一位男子捡到了，里面的两千多块钱也早没有了，只余下身份证和一张天府通卡。
长期以来，我对人不存戒心，这是从小养成的习惯，在部队也是如此，从不以为谁会对我格外使坏。直到近些年，才知道人生要“阳谋立身，阴谋防身”，尽管不怎么认同，但事实大致如此。两次遭窃，也是平生极少遇到的。当时心里想，只要找回身份证，钱被拿走就拿走了，窃贼也有自己的生活。那段时间，我人也恍惚。有一次，参加一位诗人的饭局，坐在IFS五楼的一家餐馆里，众人谈笑风生、推杯换盏，我却愣愣地看着，不知大家到底在说些什么、笑些什么。那时候，我已经是单身一人，在正科甲巷的一家餐馆消磨了很多日子，心悸、全身虚汗、濒死感强烈的时候，我就使劲掐自己的虎口，一遍遍地搓，天长日久，搓掉了两层皮。实在难受得要死，就躺下来，反正一处座位有人了，其他人也不会再来。
有一次，实在无法回家，就在总府路明清古街，找了一家小旅馆睡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身体好转，下楼的时候，发现旅馆大堂一边贴了诸多的纸条，算是留言板。其中一条，内容令我想入非非。我哑然失笑，也觉得当下的年代，人们相互取悦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但古老的方式依旧在起着主要作用。也就是那一年，我在总府路的王府井买了一双鞋子，好像1400多元，穿起来很舒服。从那时候开始，我才确认，贵的东西总是有其原因的。在此之前，我总觉得，穿500块钱的鞋子和衣服，就算是好的了；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才知道，人类的商品或者商品的人类，物化的现实生活，一方面人在自我划分阶级，另一方面物质也在帮助人和人之间，不断地拉大距离。
正科甲巷，是当年清朝在成都监狱的所在地，距离岳府街、藩库街等不过数百米。当年在安顺场兵败，主动投降，以求保全属下的石达开，被押送到成都后，便是被关在此地，随后也在此处就义。现存有一块石碑，很小，竖在街道不起眼的角落，上书石达开所写的一首诗：“大盗亦有道，诗书所不屑。黄金若粪土，肝胆硬如铁。策马渡悬崖，弯弓射胡月。人头作酒杯，饮尽仇雠血。”在太平天国阵营中，翼王石达开无疑是最有战略眼光、军事和政治才能最优秀的一个将领。洪秀全等人的自我猜忌和剧烈内讧是所有阵营中最常见也最可怕的一种弊病。内部一旦出了问题，其失败便是必然的了。只可惜了年仅三十二岁的军事天才石达开。
当时的四川总督唐友耕和重庆镇总兵骆秉章（因此获任云南总督）等人也对之采取了极端的杀戮手段，即实施了凌迟之刑。缴械投降之前，石达开要求放过其部属，但也未能幸免，其属下多数被屠戮。关于石达开就义时的真实情景，据近代学者王尧礼发现的，时任四川总督骆秉章的幕僚黄彭年的手书中称：“此贼举止甚稳，语言气概，不亢不卑，寓坚强于和婉之中。方其就死，纳履从容，若是我大清忠臣如此死法，叙入史传，岂不炳耀千载？如此人不为朝臣用，反使为贼，谁之过欤？”读文至此，也不禁觉得，石达开，乃是真汉子也。然而，这样的一个人，也在时间中远去了，唯有他在过去年代的创造、经历的历史和个人命运，至今令人扼腕叹息。石达开就义处与诗碑，处于最热闹的商业街道，多数人来，只是游玩和购物，对于石达开这样一个失败的英雄男人，极少有人在碑前驻足。
琴台路及其周边
灯光辉煌，照在两边的仿古建筑上，一派金光。已是深夜，我一个人在其中行走，路上仍有车辆和人穿梭。行至琴台路南边，忽然记起，2016年夏天某日，华西医院医生开了百忧解之后，我却不敢吃。此前，从军区总医院拿到了左洛复，吃了一颗，一切立马正常，抑郁症的躯体不适瞬间不见。我颇为高兴。时值七月，正是流火之时，早上醒来，却发觉全身冰凉，再看，窗户没关，也没有开空调，心中惊恐。自此，不敢再吃任何抗抑郁症的药物。确诊后，实在难受，不得不吃，我特意打电话给一位百公里之外的朋友，意思是，请她来，我吃药，她看着我。
抑郁症最严重的时候，前妻正闹离婚，找她帮忙，基本上不可能。夫妻这种关系，两人在一起，哪怕同床异梦，两相厌弃得相互懒得看一眼了，若有这类的大事，可能还会就近帮个忙；若不在一起，心中早已恨意荡漾，即使对方下一刻会死，也不会有半点儿怜悯的。我在成都又没有其他特别好的朋友，只好求助于她。我到成都之时，就和她熟悉，也曾和他们一家同游过蒙顶山、碧峰峡。她来后，我吃药。我睡了一觉，活了过来，方才觉得吃百忧解不会突然死掉。
而当时她看着我服药而后醒来的地方，就在琴台路一家茶楼里。那家茶楼简陋，处在一片竹林，倒是幽静。有鸟鸣其中，也有蝴蝶翩飞，倒是有些诗意和趣味的。几年后，再次走到那里，心里觉得一阵欣慰，对那位朋友的感激之情油然而生。我也知道，这琴台路，乃是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生发爱情之地。当年，卓王孙之女卓文君爱上了穷小子司马相如，在此当垆卖酒，夫妻两人琴瑟和鸣，此为佳话，也是琴台路之由来。尽管，发达后的司马相如有意休掉卓文君。两人一番诗文往来，最终使得司马相如打消再娶的念头，与卓文君再度和好。如此的爱情，在古代发生的频率相当高，富家小姐爱上穷书生，然后男的发达了，开始喜新厌旧或者另攀高枝，对前任毁约弃誓，另娶他人，甚至杀人灭口，等等，都是舞台上惹人眼泪、叫人柔肠寸断的唱本出处。
司马相如最著名的当是《上林赋》《长门赋》《子虚赋》《凤求凰》等。司马相如不仅是一个口吃患者，而且身患糖尿病。同为口吃者的“西蜀孔子”扬雄说，“司马长卿窃赀于卓氏”，其中的“窃赀”的意思是，占有别人的钱财。当时的卓文君之父卓王孙，是以冶铁为主业的巨富，其女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生活，其父看不下去，又怕失了卓家的脸面，常暗自接济卓文君。司马相如后以钱捐了一个武骑常侍（“与卓氏婚，饶于财”）。司马迁则对司马相如很是欣赏，为之作传说：“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讽一，犹驰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亏乎？余采其语可论者着于篇。”
再一次来琴台路，是二儿子可可出生之后，妻儿在那里的一家月子中心住了一个月。正是炎热的时候，腾腾的热浪日甚一日，整个成都都在持续升温，进入又一年的溽热之中。抱儿子之余，我时常泡一杯茶，坐在露天阳台上，看四周，看天空，写了几首诗。将近五十岁的人了，又有了一个儿子，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人生有诸多的不可预料，当然，这也是很好的一件事。与此同时，我也总觉得自己还年轻，有一种刚离开故乡，在外第一次恋爱和结婚的感觉，一切又都崭新了起来。此前一直纠结和痛苦的第一次婚姻，至此也觉得，当初自己那样去做，比如挽留、独自的愤懑和痛哭等，都显得那么可笑。人生中的人和事，其实都只是一些片段，此时和某人生活，彼时可能是和另一个人了。起初，我不这么想，只觉得，夫妻是一辈子的事情，闲来无事离婚，那是很愚蠢的做法。一对夫妻，一方没有大的过错，比如家暴、赌博、不负责任、故意伤害对方等不可饶恕的行为，其实都可以原谅，甚至完全不必在意的。
夫妻本来就是拼凑的一种关系，所谓的爱情，始于一段时间的情绪激动与不理智。一旦进入婚姻，或者两人之间有了实质性的关系，再或者，一起柴米油盐地生活了一段时间，倘若彼此还相爱，那么，这样的爱情大致是真的，可以信赖的。但再真切的爱情，也敌不过岁月当中人间烟火的熏染，环境和物质条件的篡改。有人说，司马相如就是渣男。其实，这世上不论男女，本质上都是渣男渣女，只是渣的程度和层次不同而已。
与琴台路相近的是成都医药大学，即省中医院，还有百花潭。前者我曾经很多次去求医问药，找过两位中医大夫，但效果都不理想。百花潭是一个公园，我也曾去过多次，在其中溜达或者闲坐。后来才知道，这百花潭居然和唐代诗人薛涛也有关系。这个“女校书”，留名千古的女诗人之一，也曾经是成都的一张名片，其被时任剑南节度使的韦皋招到府中，后来又和元稹发生了爱情，但最终元稹一去不返。男人所谓的爱情，不过是“随遇而安”，也不过是此一时彼一时。女人何尝不是？薛涛曾与白居易、张籍、王建、刘禹锡、杜牧、张祜等人进行过诗文唱和，端的是一时风流，才名艳名当时无两。
“陇西独自一孤身，飞去飞来上锦茵。都缘出语无方便，不得笼中再唤人。”薛涛这首诗当中，有其身世在内，也有自况的意味。她本出身于官宦人家，父亲获罪，流落至此。弱冠之年父亲死去，年幼的薛涛迫于生计，成为艺伎。韦皋对她有知遇之恩，但其也借着韦皋之官位而收受贿赂。韦皋怒，将之放逐到松潘。薛涛再写《十离诗》，情谊殷切，再回成都。如此的一个女人，周旋于官要之间，尽管其中有诗人，但多数是有官服在身的。薛涛在百花潭即浣花溪一带的时候，发明了薛涛笺。爱情失败后，最终一袭道袍，了却余生。这样的一个女诗人，终究是令人怜惜的。
此外的青羊宫，据说建于周朝时期，原名青羊肆，大致是成都最古老的道观了。我第一次去，正是身体严重不适的时候，主要是想看看老子的遗迹。扬雄《蜀王本纪》中说：“老子为关令尹喜著《道德经》。临别，曰：‘子行道千日后，于成都青羊肆寻吾。’今为青羊观是也。”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仙迹”的体现，倘若真如扬雄所记，那么，老子一定来过青羊宫，甚至永久驻驾在此。再不然，他一定来过这里，而后又飘然远行，不知所终。这实在是另一个令人兴奋与羡慕的地方。我在其中观瞻了三清殿、混元殿、斗姥殿等处，在清代张鹏翮捐赠的铜制青羊之下，幻想那青羊就是老子的化身，或者他的神仙坐骑。
很显然，道家和道教是最中国的，也是中国文化之源流所在。无论是伏羲的“一画开天地”，还是文王八卦的鬼神莫测，至老子的穷尽万物之至理，道尽天地人神之密码的《道德经》，再到张陵的正一教和王重阳的全真教，以及吕洞宾等人撰写的《太乙金华宗旨》等著作，其实都是了不起的。特别是《太乙金华宗旨》一书，被德国传教士卫礼贤翻译并赠予荣格之后，对他的心理学研究起到了震撼甚至颠覆的作用。为此，荣格写下了《金花的秘密——中国的生命之书》一书，阐述了他对易经和《太乙金华宗旨》的理解与感受。
在青羊宫，我觉得自己更虔诚，想象力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道家和道教，在开发和审视“内宇宙”，倡导“性命”修真，甚至治世处世、自我修为和度化万物及他人等“玄秘的学问及其实践上”，虽然“玄而又玄”，但也可能真的是“众妙之门”。当然，我的这些说法未必正确，毕竟，对道家和道教，我连个门外汉都算不上。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从内心尊重和崇敬那些在对自我生命认识上有超越、有深度，甚至奇妙之思之感的人和学问。直至今天，人们对于自我乃至整个地球、宇宙的认识，还处在一个极其浅显的阶段。
琴台路远近，大致还是文脉丰厚之地，至今有著名的诗婢家（“郑家诗婢”），为郑云清于1920年创办。其间，张大千、齐白石、徐悲鸿、黄宾虹、黄君璧、丰子恺、谢无量在成都时候所作书画，多由诗婢家装裱。有一次，我去观瞻了一番，感觉艺术气韵仍旧丰沛盎然。只可惜，我对书画一窍不通，对装裱没有任何接触和研究。出门之后，在一边的茶店里买了一些蒙顶甘露。这种绿茶，是我夏天最爱喝的一种。某些时候，坐在琴台路或者百花潭公园，总是幻想着有人临水弹琴，或者绿茵起舞。当然，如此的情景，在我们的年代，已经不是寻常可见的了。
杨献平，河北沙河人。先后从军于巴丹吉林沙漠和成都等地。主要作品有《沙漠里的细水微光》《黄沙与绿洲之间》《沙漠的巴丹吉林》等边地散文系列，《生死故乡》《南太行纪事》《作为故乡的南太行》《自然村列记》《中年纪》等南太行文学地理系列，以及多部长、中和短篇小说等。现居成都。
相关文章
微信收款码
支付宝收款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