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灶演义
在我看来，厨房是家庭建设中一项甚至比卧室更具竞争力的设施。人可以倒在地板上睡觉，但是不可以不吃饭。人睡在地板上最多感觉地板有些硬，睡久了无非有可能得风湿病罢了，但是如果几天不吃不喝，将是什么后果，想必大家心知肚明。所以，现在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一般都会把厨房布置得宽敞、明亮、整齐，功能齐全。但印象中的厨房，却有年份久远的泥灶，堆满新砍的木柴、刚扒回来的树叶、仍然温热的火灰，或蹲或躺或搁着的食油罐、盐缸、辣椒盅，灶边是一堆埋着几块怯生生长出两片嫩芽的生姜的湿沙……
外婆家的厨房就是这样的。我们小镇里的家当年的厨房也是这样的。外婆家有三个厨房。一个是外公外婆使用的，另一个是小舅家的，还有一个是大舅家的。三个厨房功能大致相同，大小却大不一样。三个厨房中，大舅家的规模最大，灶长方近丈，灶前可堆柴火两三千斤。灶大锅当然不小，过年时，村里刚娶新媳妇的家要做年糕拜新年，常常扛着柴火，到大舅家里去借灶、借锅蒸炊。拜新年的年糕，小的二三十斤，大的一百几十斤，寻常人家没有那么大的灶。大舅家的灶是他壮年时期制作的，他年轻时做泥水活，虽然年过五旬后洗手不干了，但是手艺仍在，技高手痒，于是便把自己家的灶砌得气势恢宏、功能齐全，不但有逢年过节劏鸡杀猪时使用的大灶，还有平时煮饭炒菜用的小灶，甚至还有安放油盐酱醋茶的若干架子。现在想来，大舅把一串灶砌在一起，看起来就像如今整体厨房的粗胚。
和大舅家的厨房相比，我们家的厨房显得太中规中矩。两米长，一米宽，一字排开三个灶孔。一个用来架锅炒菜，一个用来架沙煲煮饭，还有一个是用来煮水、熬中药。我和弟弟上小学一二年级后开始学会使用家里的灶。放学后，我们一般先于当老师的父母回家。回到家，煲粥是我和弟弟每天轮流要干的活。说轮流，也不尽然，其实是一个负责淘米下锅，另一个负责搬草劈柴。小时候家里没有电脑、电视、游戏机这些玩意，烧火煮饭也算是娱乐活动。在怎么样把火烧得更旺，怎么用有限的柴草把粥煮熟方面，我和弟弟有严重的分歧。他认为火苗中上部烧到锅底时最容易把粥烧熟，我固执地认为火苗中部烧在锅底时粥熟得最快。这个问题，在读了中学之后，不辩自明。但是当时兄弟俩分不出对错，有对错就会有争执，吵不胜吵时，则棍棒上见高低。讲棍棒上见高低，当然也不是真打，是两个人各持一根木棍，到院子里学少林和尚练功夫时对打那样比划。那个时候刚放电影《少林寺》，我们看了五六次，将电影里和尚们的对打动作记得滚瓜烂熟，正值少年，好动且好奇，有样学样，没样也想找个渠道出出力气。有时打得正起劲，突然就闻到了焦煳味，粥煮煳了！
炒菜的锅除了用来炒菜，我和弟弟有时也偷偷用来炒花生糖。炒花生，剥花生皮，煮糖胶，拌花生糖。偷炒多次后，工多手熟，我们炒花生糖的技术日益娴熟，后来竟然在街坊邻里中混到了一定的知名度，以至于他们家里要做花生糖招待客人，有时会叫我们去露一手。只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堂兄对我们炒花生糖混出名堂，很不以为然，我们之间甚至为维护炒花生糖技术的尊严，还不惜翻脸，打过一场让堂兄对我们兄弟俩至今都“敬畏有加”的架。一天下午，父母有事去县城廉州街后，堂兄要我们帮他炒花生糖，供他和他的酒友喝酒用。我们和年长我们二十余岁的堂兄关系并不和谐，虽然说不上讨厌，但是不喜欢他经常喝了酒在家里撒野吵闹，所以大家平时讲话不多。而他要我们炒花生糖，语言是命令式的，这让我们很不高兴，就推三阻四，不答应。堂兄拿来花生和糖在我们身边转来转去，磨了半天，见我们俩还是不听话，生气了。他一只手抓住弟弟的头发，一只手捏着弟弟的脖子，威胁道：“炒不炒？”堂兄凶神恶煞，炒还是不炒，一下子成了大问题。记不清楚架是怎样打起来的，只记得他捧着盛花生的碟子扭头便跑，狼狈不堪跑出家门时，又被门槛狠狠绊了一跤，像个被追打的贼一样抱头鼠窜。虽然说堂兄比我们兄弟俩的年龄加起来还大，但是面对提一把砍柴大刀的我和提一把切菜薄刀的弟弟，两把刀子要往他身上招呼，除非是少林寺的觉远和尚，否则谁碰到这样的情况不狼狈逃窜？在街坊邻里“砍人了！”的大呼小叫中，我们把堂兄一直追赶到小镇几公里外的大云渡渡口，望着他沿着河堤越跑越远，我们也筋疲力尽了，这才罢休。当然，回家后，我们俩遭父亲一场狠打自然免不了。在我的记忆中，那是父亲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同时用棍棒教训我们两个。若干年过去，堂兄也老了，祖父留下的偌大的一幢楼，现在只剩下他和堂嫂、侄子三个人住，稍显寂静了。逢年过节时回老家，看到堂兄忙前忙后、日渐衰老的瘦小身影，有时不禁偷乐。那时他跑得怎么那么快！
灶的作用不仅仅用来煲饭煮粥，灶肚里的火灰还可以煨红薯、煨咸鱼、煨车螺……那绵长的泥土香，干爽的火灰香，深藏不露又隐隐而出的炭香，实在无法言传。当然，现在也可以在厨房里用微波炉或者烤箱烤鱿鱼、面包、红薯，卫生固然卫生了，味道、感受、乐趣，却不可同日而语。
（作者系广西作协副主席、北海文联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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