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文艺》2023年第3期｜黄灯：驻留或回流，那些南方打工的亲人
2017年2月，《大地上的亲人》出版后，我一直以为，这些以身边亲人为观照对象的文字，不会引起他们的关注。在我印象中，他们在忙碌而烦琐的生存劳作之余，宁愿去打打麻将，宁愿去买买码，也不会去阅读一本和文学有关的冗长作品。
但很快，我发现这只是一种成见，从亲人们隐隐约约传递给我的信息看，我确信一旦笔下的文字与他们有关，其神色便显露出了一种另类的庄重：彩凤婶因为开饭店，交往的人多，有一次打电话郑重告诉我，必须准备两本签名本，以便送给一个认识的客人；瑛国叔的儿子冯超多次约我见面，只因杂事缠身，总是碰不上合适的时间，待到稍稍理顺，又碰上了持续两三年的疫情，我相信他读过书中关于妈妈的文字，我无意记下的，母亲对年幼孩子无条件的爱，可能会在某种时刻，牵引他回到少年时代，并勾起对早逝母亲的感念；还有七爹的外甥女明明，我在书中并没有提到她，但她从我的简单记录中，梳理了妈妈的家族史，并对我生出了一份来自共同情感记忆的亲近；还有我的外甥女周婕，结婚后，她的儿子和我的儿子年龄相近，初为人母，我们有着共同的育儿体验，她和我这个舅妈，总是有着更多的共同话题，在我的相关帖子后面，不管她如何变换化名，我总能辨认出她热心的留言；还有小敏，以前我是她大学任教的老师，她生性腼腆，对我总有一些生分，但在看到更多的来自文字层面的理解后，毕业多年，她反而愿意和我讲一些踏入社会的事情；更让我惊讶的是堂弟职培，因为婶婶去世时他才半岁，可以说对妈妈没有任何记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母亲”这个字眼始终缺席于他的日常。弟媳婚后对丈夫的身世极为好奇，我对堂弟的叙述，成为她了解丈夫过去岁月的原始材料。在阅读中，她一点一点通过文字的连缀，还原了丈夫有限的童年片段。我不止一次地发现，在堂弟一家的聊天中，我早逝的婶婶，竟然会出现在自己仅仅陪伴了半年的儿子嘴中，仿佛她始终在一个隐秘的角落注视孩子的成长，并未缺席堂弟艰难的长大过程。
直到今天，尽管我们彼此都羞于公开谈论表达和被表达的话题，但不能否认，不同年代的亲人在书中的同时出场，事实上可以在不同代际的人群中，促成一种跨越时空的理解和看见。我和身边的亲人，依仗文字，不经意中，也由此建立了一种隐秘的关联：我会持续关注他们的命运，他们也会暗中打听我最近的消息。
五年过去，面对已经定型的作品，对我而言，最大的困难，依旧不知如何叙述笔下变化的村庄和亲人。文字的有限性，一方面，让我意识到非虚构作品的动态特征；另一方面，也让我进一步确信了记录的价值和意义。翻开泛黄的书页，我能回到当初和他们相处的场景，在字里行间，我再一次看到他们在各个角落的生存剪影。相比变动不居、转瞬即逝的现实图景，这些拙朴的印迹帮我记住了亲人们曾经的气息和身影。不可否认，随着时间的发酵，目睹他们的挣扎和韧性，我越来越感知到彼此之间牵念的珍贵，并进一步确信，哪怕平淡地活着，也自带庄重的尊严。
毫无疑问，我笔下的村庄，无论是丰三村、凤形村，还是隘口村，在这短短几年内，都发生了很多变化。在“乡村振兴”和“新农村建设”的大潮中，它们的面貌产生了切实的改变。以前的泥泞和石头小路，在“村村通公路、户户通公路”的惠农政策中，变成了以前无法想象的硬化路面（隘口村甚至铺设了柏油路）。村容村貌也变得更为整洁，垃圾满地的情况获得了根本改观，三个村庄都配备了统一的垃圾收集场地。随着道路的优化，孩子们念书也变得更为方便，就算村里没有小学，镇上小学的校车，已经可以便捷地来到村口接送。每次回家，我都能切切实实感受到国家政策层面所引导的资源，实实在在流向了更为广阔的乡村，村民们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不少改变。
不能忽视的是，在乡村面貌改善的同时，也伴随新的问题，其中最让村民诟病的，是村庄诸多工程的华而不实，诸如建牌坊、修凉亭、修健身场地、修小花园，甚至是大兴土木地建广场，几乎清一色地模仿城市居民需求，呈现出竞争性的面子工程特征，不但耗资巨大，使用率低、折旧快、保养成本高，更重要的是，因为缺乏在地化实践，没有更多尊重村民的参与，事实上没有很好匹配村民的真实需求。在资源配置上，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乡村养老和医疗的迫切需要。
面对城市发展的收缩状态和乡村条件的日渐改善，我留意到笔下的亲人，根据各自的条件，也做出了不同选择。
一部分人选择回流故乡，他们主要为年龄偏大、劳动能力减弱的群体。诸如小珍叔，尽管在多年的打工岁月中，被人称作“跑江湖的人”，但随着年岁增加，还是回到了凤形村，在孩子们相继成家立业后，依照乡村的惯习，他挑起了带孙子的重任。事实上，我丰三村的哥哥和在街边依靠缝补送孩子念书的瑛国叔，也属于这种情况。第一代农民工如何养老，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要话题。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养老这个词，某种程度上，甚至算得上一种奢侈的结局。我的哥哥，因为生病，于2021年12月突然去世，只活了58岁；瑛国叔在孩子考上大学后，回到故乡没多久，也因病离开人世。他们活着时，尽管面对养老的态度，是“走一步，看一步”，但对于晚年的生活，还是有过美好的描述。可以预测，这个群体的养老问题，因为生命的透支状态，一定会面临很多与疾病相关的挑战。让人安慰的是，哥哥的两个孩子结婚后，还算懂事，振声能主动挑起家庭的重担，一直坚持在外打工；时春在第二个孩子出生后，也能意识到为人父母的责任，她和丈夫在家乡小镇上经营了一家快餐店，劳动之余还不忘照顾身边的老人。瑛国叔的儿子冯超已经在西安成家立业，一切都还顺利。
还有一部分人，选择依旧留在城市，他们主要为家庭负担重，在乡村找不到营生门道的群体。诸如彩凤婶，尽管50多岁了，但因为儿子勇勇尚在部队服役，还没有成家立业，加上建房子欠下的债务一直没有还清，她和丈夫魏叔，依旧选择留在三元里瑶池大街经营快餐店，只是随着广州流动人口的减少，他们的生意远远不如以前。还有我前面提到的丰三村侄子振声，在长辈劳动能力减弱、孩子开支增大、在老家找不到出路的情况下，依旧留在东莞的工厂。同样让人欣慰的是，留在城市的人，诸如我的表妹春梅，选择进入表妹鸿霞的公司后，因为和丈夫勤劳肯干，加上为人诚恳，又愿意学习新的知识，在公司极受领导和同事喜欢，在亲人资助下，他们在东莞买了一套小产权房，算是彻底安了家。而她对教育的重视，也终于看到了成果，儿子琪荣在西北一所二本院校毕业后，面对2021年激烈的考研竞争，顺利考上了中国矿业大学的研究生，算是成功上岸。
拉开时空距离，我越发确信一点，我笔下的村庄和村庄里的亲人，他们命运的流转，和这个时代之间，始终有着千丝万缕的深刻关联。他们无论回到乡村还是留在城市，都和大的历史进程密不可分：就业形势好，经济环境好，他们通过各自的努力，就能拥有机会找到一个立足的位置；就业出现困难，经济形势恶化，他们作为最脆弱的群体，必然首先受到冲击。说到底，他们面对的困境和机遇，不过是多数普通人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真实遭遇。
从写作的层面看，《大地上的亲人》对我有着特别的意义。今天回过头审视，我发现这部作品无意中包孕了我此后写作的基本母题。以近两年出版的《我的二本学生》为例，尽管它受到的关注远远超过《大地上的亲人》，但我知道，“二本学生”的话题，不过是“亲人”话题的自然延续。在“打工记（一）：第三代的出路”“打工记（二）：出租屋里的叔叔辈”“打工记（三）：堂弟、表弟的隐匿青春”中，作品提到的丰三村兄妹的孩子小敏、周唯、媛媛、沈亮，凤形村姑姑的儿子李炫、瑛国叔的儿子冯超、隘口村表妹鸿霞、春梅的儿子琪荣，他们的遭遇，都是中国不同年代二本学生命运的具体演绎，我不过从家族的微观视角，对这个群体进入社会的过程进行了粗疏的勾勒。我不否认，这种来自身边亲人的切近观察，让我对二本学生这个群体的来路和去向，滋生了更为直观的感知。说到底，无论关注的对象是身边的亲人，还是讲台下的学生，如何尊重个体在转型期中国的人生经验，如何通过非虚构的形式，表达自己对这一复杂现代性经验的观察和思考，始终是我写作的焦点。从《大地上的亲人》开始，我就锚定了这一原点，并一直围绕它所包孕的视域，坚持创作实践。我想，这是我对这部并不完美的作品，格外珍惜的原因。
最后，说说家里的一件事情。表面看来，这件事和作品无关，但我始终认为，《大地上的亲人》作为文字形式的纸面驻留，反而坚定了父母多年的一个行动。1987年，我们全家搬离凤形村，父亲退休后，一直念叨要回家，但因为老房子早已倒塌，无法居住，加上兄弟姐妹没有一人留守故乡，我们姊妹一直以老家无人照看为由，劝说他们不要回去。2020年，疫情稍稍缓解，已经离开故乡33年的父母，在辗转各地将孙辈带大以后，在双双71岁的高龄，再一次坚定了要回到村庄居住的心愿。他们不能容忍生养我们的土地，仅仅作为一个地名停留在我的书中，面对葬在故乡山岗的祖辈，这种长时间远离故土的疏离，在父母看来，无异于一种情感的背叛。这种强烈的回乡愿望，对我触动极深，父母的举动，第一次让我真切感知到“故乡”二字的重量。在我的记忆中，这几乎是他们这辈子对我们子女的唯一诉求。老人的坚定，消除了我们现实层面的顾虑；支持他们的选择，实际上也是给我们回到故乡找到通道。经过将近一年的努力，家人终于在已经废弃的旧居旁边，和堂弟职培共同建起了新居。
回到村庄的父母，像是重新激活了人生。这种彻底释放的状态，让我意识到他们为了生计，被迫远离故土的选择，多少是一种心灵的苦役。只不过在多年的忙碌中，父母根本无暇顾及内心最真实的声音。亲近土地的母亲，重新开始了乡村的劳作，养猪、养狗、养鸡、养鸭、养鱼成为她的日常，家里再一次充满了六畜兴旺的局面；辣椒、茄子、丝瓜、南瓜、空心菜、白菜，红红绿绿的就在屋前屋后，触目所及到处一片盎然。我当然明白父母的放松，来自退休生活的坚定屏障，但回到故乡的笃定，事实上帮我连接起了和故土的情感牵连。
2021年9月6日，在离开旧居整整34年后，我第一次回到出生地——湖南汨罗三江镇凤形村垛里坡过夜。月光皎洁、万籁俱寂，我熟悉的一切，仿佛从未远离。爷爷当年挖下的池塘、水井还在，奶奶曾经纳凉的竹林还在，26岁离世婶婶洗衣服的桥板还在，旧居埋在土里的石板门槛还在，我童年看过的星空还在，深夜凉风刮过竹林的沙沙声还在。
34年的光景，不过一个长长的梦境，我惊讶地发现，我多年来一直寻求的安宁，竟然在这一时刻神奇地充溢内心。第一次，我深刻地感知，相比用文字重建与亲人之间的精神联系，回乡的举动才是行动层面和故乡亲人建立关联的开端。
借拙作《大地上的亲人》再版的机会，面对故乡，我要再一次深情地告白：无论离开多久，我始终是村庄的女儿。
黄灯，学者，非虚构作家，湖南汩罗人，中山大学文学博士，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现任教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代表作有《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大地上的亲人》《我的二本学生》。曾获2021“南方文学盛典年度散文家”“琦君散文奖”“第二届华语青年作家奖”非虚构奖等。作品曾入选新浪十大好书、深圳读书月十大好书、《亚洲周刊》2020年十大好书（非小说类）、豆瓣年度图书等多个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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