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传家宝”
除夕夜里，刚吃过年夜饭，父亲走进了书房，拿出了一个红布包裹着的硬壳茶叶盒放到桌面上。起初大家并没太在意，都在看着春节联欢晚会文艺节目。父亲随即打开了盒子，从一只信封中掏出一叠比邮票大不了多少的半新不旧的纸片。父亲说，除夕是一家人团圆的日子，我要给你们看样东西，这可是个稀罕物件，算得上咱们家的“传家宝”，希望大家可别忘了过去的艰苦岁月。
父亲展示在大家眼前的原来是十几张粮票，面额有一两、二两、半市斤、一市斤、二市斤、三市斤、五市斤、十市斤、二十市斤等。除了山东省通用粮票外，其中一两张还是1966年发行的5市斤面额的全国粮票。父亲见大家有些好奇，意味深长地告诉我们，在那个凡事凭票的年代，生活物资严重匮乏，粮票成为购买定量供应粮食制品的一种凭证。别看它貌不惊人，在计划经济时代，粮票与每个人生活息息相关，是各家各户的命根子。作为无价票证，粮票对现在的年轻人几乎没有任何记忆，充其量只是个未曾使用过的稀罕物。然而，对六七十岁的老年人来说却刻骨铭心。
父亲是怎么积攒下这么多面额的粮票的呢？这令我不解和讶异。要知道，当年凭票买粮凭票吃饭的年代，这些粮票能够换来很多的粮食。父亲显然看出了我的疑惑，给我讲了许多关于粮票关于那个时代的事情。父亲先从粮票的起源开始，他告诉我，20世纪50年代，中央于1953年颁布了《关于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在农村实行粮食计划征购，在城市实行粮食计划供应。1955年8月，国务院颁布了《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对城镇居民按户籍人口定量供应粮食，采取定点、凭票证供应的办法，按计划分配和供应粮食。同年9月份，通用粮票开始在全国各地发行使用，粮票制度从此诞生。1984年4月1日，全国取消粮食统购统销，1993年2月，国家颁布了《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全国的粮食销售价格基本全部放开，实行了长达40年的城镇居民粮食供应制度取消，城镇居民购粮及各种面食再也不用粮票了，粮票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我出生于七十年代初，对粮票是有着一定记忆的。要不是父亲将这些带有时代烙印的粮票突然展示在我们面前，随着时过境迁，我断然是不再会想起粮票的。出于好奇心，妻子、儿子、弟弟、弟媳及侄子全都亲手摸了摸那些被父亲尘封已久的粮票，并感叹父亲用心收藏了这些珍贵的东西。粮票也禁不住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记得十岁那年春天，当时下着雨，刚从学校回到家中的父亲听娘说家中余粮快要用完了，催促父亲赶紧去三公里外的公社粮店买粮，父亲二话没说，拿上粮票和袋子借了辆自行车就想出门。听说父亲去买粮，我也执意跟着一起去，父亲拗不过，只好驮着我去了。粮店门口围满了人，排着长长的队伍，轮到我们买粮时，卖粮的阿姨说，剩下的这点粮食，刚好够你们的。那次买粮，父亲排队等了大半天凭票购买了三十几斤小麦。母亲在石碾上磨成了面粉，尽管邻村已经有了火磨，母亲宁愿累点，也不愿去磨坊磨面粉，为的就是省下几个钱，那时父亲在邻村学校教书，还是民办教师，每月也就十多元工资，日子过得相当清苦。
计划经济时期，商品种类少，供应紧张，出门吃饭、购买食品，不仅要花钞票，而且要交粮票，少一样都不行。村里家庭条件好的，除了可以在饭馆吃饭外，还可用于购买饼干之类的副食，这对当年的孩子来说具有极大的诱惑。那时我就有一个贪婪的想法，什么时候我也能跟着父亲下一次饭馆或到集市上的小吃摊上解解馋？每次跟父母赶集，见到小吃摊我就挪不动腿，这一切哪能瞒得过父母的眼睛。为了满足我的口福，父母只好“妥协”，用钱和粮票帮我买一碗绿豆丸子和几根油条。看着我吃得心满意足，父母这才默默地领着我回家去。此后每次赶集，父亲总会带我到小吃摊前吃上一碗绿豆丸子，这段记忆至今在脑海中弥漫着绿豆丸子的扑鼻香气。
父亲小心翼翼地收起了那些看上去有些破旧的粮票，目光旋即转向了我。他用半是批评半是责备的口吻训诫我，知道我为什么让你们看这些粮票吗？我有些懵懂有些茫然。父亲叹了口气，严肃地对我说，你知道你做错了什么？我不解。父亲接着说，刚才吃饺子时，掉在桌面上的饺子你不仅没有夹起来再吃，反而直接将饺子扔进了垃圾袋中。还有几次也浪费粮食，你这不是糟蹋粮食吗？父亲的一番话登时令我紧张起来，尴尬之余很有些懊悔。的确，我犯了个不可饶恕的错误，我怎能随便地糟蹋粮食呢？父亲当年之所以珍藏了那些粮票，目的就是为了将来教育我们，传承好的家风，给儿孙们立下节约粮食的规矩。父亲的良苦用心我现在终于感受到了。
当今，我们每个人生活得幸福而优渥，虽然告别了粮票，远离了粮荒的那个年代，但在丰衣足食的今天，我们一定不能忘记缺粮少食的艰苦岁月，时刻牢记“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崇尚节俭美德，杜绝“舌尖上的浪费”。父亲用几枚小小的粮票，深刻地教育了我也教育着大家。父亲的话，我将铭记一辈子。父亲珍藏的那些粮票，也将作为“传家宝”一代代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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