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村庄里“闹”元宵
正月初一过大年,讲究一个“过”字,强调的是吃喝,是礼数,是规矩。俗话说:“年好过,月好过,日子难过。”也说:“山好过,水好过,日月……
正月里最重要的节日有两个,一是大年,一是元宵节。
正月初一过大年,讲究一个“过”字,强调的是吃喝,是礼数,是规矩。俗话说:“年好过,月好过,日子难过。”也说:“山好过,水好过,日月难过。”因为大年只有那么几天,不禁过;而寻常日子却像树叶一样繁多,不好过啊。所以,过大年时的礼数和规矩最多,除夕敬“神”,初一敬人,不能生气,不能拌嘴,不敢摔盘打碗,不敢不敬长辈……这些禁忌与准则,就是平日里过“好光景”的根本遵循——把每一个日子过得像“年”一样平安而快乐,充实而有品质。
正月十五闹元宵,讲究一个“闹”字,强调的是激情,是奔放,是红火。生活里不仅仅只有坚韧不拔的耐受感与庄严神圣的仪式感,还应该有心情舒畅的自在感。正如今年央视春晚一首歌唱的“好运全都来,火力全都开”,因为“火力”与“好运”是相辅相成、相互成就的。我的母亲经常说:“不说不笑,误了青春年少!”因而,要想把平凡的日子过得不平凡,就得像正月十五闹元宵那样,抖擞精神,闹腾起来,红火起来——这样,才能把寻常日子过得有趣儿,有味儿,有劲儿。
我的故乡,是个只有六七百口人的晋北小村庄。在我记忆深处,一年里最来劲儿的就是小村庄里的“闹”元宵。那时,村里还没有电视机,偶尔看场电影都是露天放映,也只有“看客”的份儿,没有参与的份儿。但是,每年到了正月十五,就能看到村里的长辈们“闹红火”,家里的亲人们,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小小的我也就有了一份亲临其境、躬逢其盛的参与感和自豪感。
“闹红火”的主要节目是“踢土摊”“登高跷”“放花灯”“划旱船”等。其中,“踢土摊”最具本地特色,由两支身穿着古装的队伍组成,锣鼓响起,两支队伍在村中心戏楼下面的土摊前并排走来。第一排两人是“头对鼓子”,头上戴着两只长长的野雉翎,端着戏台上武生的步子,抬手起步,顾盼生姿,突然嗷嗷地大喊几声,啪啪地踢几个飞脚,赢得乡亲们喝彩连连。然后两支队伍围着两个用大炭垒砌的“大旺火”快速行进,“头对鼓子”“二对鼓子”“三对鼓子”……以及各自摇着扇子伴舞的“拉花的”,喊着,踢着(飞脚),扭着,唱着,迤逦穿行……这时候,大家伙儿最期待的,是扮丑角的“愣二小”出现。
村里的这一“历史名角”,大多时候由我的五大爷来扮演。五大爷平时不苟言笑,是个不显山不露水的庄稼汉,只有每年正月十五“闹红火”的时候,才光芒四射,大放异彩!正月十五那天,五大爷早早地把五大娘的黑栽绒帽子和小笤帚藏起来,深藏不露,蓄势待发。当“踢土摊”的节目进行到中间时段,突然一声锐唱高入云端,那是纯粹的清唱,五大爷抹着“愣二小”的黑白红大花脸,戴着五大娘的黑栽绒帽子,手里摇着小笤帚,扭进场子中心,高唱着“睡觉睡当炕,朝天一炷香”的酸曲儿,一边浪扭,一边豪唱,五大爷那天生一副好嗓子,以及激情投入的本真表演,博得乡亲们潮水般的掌声和呐喊助威声,把“踢土摊”“闹红火”引向高潮!为此,我在整个童年时期,充满了对最酷的“愣二小”五大爷十二分敬慕!
元宵节,又称上元节或上元灯节。上元,含有新的一年第一次月圆之意。自古以来,闹元宵重心在一个“闹”字。譬如,唐代是实行宵禁的,只有上元节“放夜”三天,故诗人崔液有诗:“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闻灯不看来。”不“闹”岂能甘心。到了宋代,张灯由三夜到五夜不等,景象也更为繁华热闹,故女诗人朱淑真《元夜》诗云:“火树银花触目红,揭天鼓吹闹春风。”“闹”的是恣意开心。到了明代,规定从正月初八上灯,到十七落灯,连张十夜。这种风俗一直传承到今天。
我童年时常听老人们说:“上八不见参星,下八不见红灯。”说的就是正月初八上灯,灯光掩过了星辰;正月十七落灯,十八看不见红灯。俗话还说:“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灯。”如果说,正月十五闹元宵,是人在“闹红火”,那么,“正月十五雪打灯”,则是“老天爷”在“闹丰收”,或者说,老百姓盼望“老天爷”福佑苍生,瑞雪兆丰,赐一个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好年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