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2023年第1期｜丁帆：彷徨在城市与自然风景的十字路口
公园往往成为一个城市的风景地标，世界上许许多多国家城市里的公园过去大都是私家花园，不是皇家的，就是大庄园主所拥有的，当然，被美国人骄傲地称之为“地球上最独一无二的神奇乐园”，也是世界上第一座国家公园的黄石公园，面积竟达近九千平方公里，但那不是归属哪个城市的公园，而是公园城市。
那么，属于城市风景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的公园，我见过的最美的是具有法国古典主义特色的皇家园林凡尔赛宫，尽管金碧辉煌的圣彼得堡夏宫也是皇家园林杰作，但比起偌大的凡尔赛宫中广袤的绿植，精美的雕塑，遍野的喷泉，美丽的花圃，一望无际的森林和花野还是稍逊一筹，凡尔赛宫将人工雕琢的精美和大自然风景的巧妙结合做到了极致，让人沉浸陶醉在天上人间的美境中。森林、河流、湿地、瀑布被设计师巧妙地布局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成为世界园林史上巧夺天工的垂范之作。法国大革命前，这里拥有八千公顷土地，如今只剩下十分之一的八百公顷，但仍然是十分壮观的城市风景园林。
所有这些都是集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之精华的人工再造，那么，倘若将它们与原始的大自然天然去雕饰的美景相比，谁更加美丽呢？这似乎是一个伪命题，恐怕大多数人的回答都是一样的：两种形态的美我都喜欢！是的，从一个游历者的眼光，阅尽人间春色，无论什么形态的景观，自然的也好，人文的也罢，只要是景色，我们认为都是赏心悦目的，都是摄影机中美色的取景，尤其是对十九世纪兴起的“画境游”的专业旅行者来说，他们能够从中获得更多的人文思考。但是，对于一个环境保护主义者来说，他们却会对人工打造出的城市风景的工业化产品嗤之以鼻。
这是人类所面临的审美困惑，如何看待两种形态的风景，实际上已经成为自然风景和人文风景在观念上的激烈碰撞，只是人类习焉不察而已。
其实，当十九世纪自然生态写作者梭罗写下了由十八篇散文组成的《瓦尔登湖》的时候，他就纠结在自己设置的悖反逻辑的困惑中了，一方面是对工业文明的蔑视与仇恨，另一方面是对自然原始文明的赞美，以及对农耕文明的深刻眷恋。很多人都把这篇作品当作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经典范文来捧读，我第一次抵达瓦尔登湖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当我第二次抵达瓦尔登湖的时候，我就开始思考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背后的另一个重要的问题了——人类在不断进步发展的过程中，从原始文明到游牧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再到后工业文明，任何一种文明形态中都有其自身的风景特征，这造就了各个时代不同的艺术风景风格与画派，以及各种各样的文学作品的描写艺术特色，意即，我们不能用某个时代的审美需求去否定其他时代的艺术风格。其实，梭罗并不想做一个在孤岛上生活的鲁滨逊，而每一个现代人都不想成为远离现代文明的原始人。
显然，梭罗是站在原始文明和农业文明的视角来否定工业文明的，因为大工业生产不仅破坏了自然生态环境，同时还戕害了人类宁静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前者直接催发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卡森在《寂静的春天》中对人类生态环境危机的思考，正式升起了生态保护主义的大旗；后者不得不重新将苏格拉底最古老的哲学命题——“我是谁”放到了二十世纪人类两种文明撞击的交汇点上，因为人类知道自己已经生活在了两难选择的语境之中。
我在瓦尔登湖边想到的是：一个文学艺术家应该不应该，能够不能够做一根会思想的芦苇，这应该不是个伪问题，因为我看到了离群索居投入大自然怀抱的梭罗，不能离开的是农田里的原始劳作，更不能离开与故乡人的交流，虽然这只是和农民的朴素交流；甚至也不能离开工业文明给他带来的便利，比如电和生活用品。
我常常在想，两年多与人类半隔绝的生活状态，是梭罗的一种人类学的田野实验吗？《瓦尔登湖》就是一个以文学的名义绑定的人类社会学的象征物，实际上它就是一所天然的自然风景实验室。
因此，价值判断的正确和准确与否，似乎成了一个重大的人文命题，文学艺术家在创作的过程中要不要进行判断，怎么去判断，的确是一直萦绕在我脑际的问题。
跳过游牧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的风景画面，当我们从充满着后工业文明的大城市环境中，直接走到原始自然环境中（我这里所说的自然生态风景主要是指那种没有被过度开发的原始风景，排除那些已经被圈地了的，且充满着商业化氛围的风景区），巨大的风景落差，让我们看到了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眩惑。
在中国边疆城市的边缘，那里满有广阔无垠的雪山草地，那里有大片广袤的森林湿地和热带雨林，那里有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和千奇百怪的飞禽鸟类，是动物和植物自由自在生长的天堂。
当我在雪域高原那几亿年形成的巨大隆起的地壳面前时，我感到了人类的渺小；当我在大草原上看到了大大小小“海子”湿地的时候，我看到的是动植物顽强的生命力；当我站在大峡谷和大瀑布的壮观奇景中的时候，我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这一切巨大的原始风景画，瞬间产生的浪漫主义美感，让我忘却和战胜了人世间一切渺小的生存观念和生活方式，然而，一俟你走出了这样的风景画时，巨大的失落就来自于又回到了现实生活的大地上，隐入了高楼林立的水泥密林中，看着城市里灯火辉煌的后现代街市中灯红酒绿的生活场景，一种文明的巨大反差，让你在两种文明的巨大落差中不能自已，久久徘徊。
面对这样的风景，作家如何描写，艺术家怎么摹画，要不要植入自我的情感？是客观的自然主义笔法呈现，还是主观的抒情浪漫的情绪植入？是的，作家和艺术家有着自由的选择，同样的作家和艺术家，就拥有同样的读者和观者，各有各的不同，也各有各的相同。
在中国不断城市化的扩张进程中，我们看到了一种十分奇特的城市景观：一面是高耸入云的大楼和阡陌纵横的街道，以及星罗棋布的现代电子监控系统；另一面是依山傍水的湖泊湿地，这里聚集着几种不同形态的文明风景，我不知道这里是不是作家们可以描写的“新自然文学”“新游牧文学”“新乡土文学”“新工业文学”和“后现代文学”之地，也不知道这是不是艺术家们可以绘制出的几种文明景观混杂在一起的奇特风景。
走进城市的边缘，你看到了群鸟飞翔，万鸟栖息在湖面上、湿地里、山林中的壮观风景，你甚至可以在有些城市的中心地带的树林里，看到松鼠之类的小动物在欢乐地嬉戏。你看到了一望无际的稻菽在风中摇曳，看到了麦浪滚滚田野上空云雀在飞翔，甚至你可以在繁华的边疆城市边缘地带，看到辽阔草原上的“海子”里原生态的自然风景。你也可以看到边地现代化的城市犹如城堡一样，被包围在雪山高原绿色苍茫森林之中的风景画之中，仿佛汪洋大海里的一座孤岛……
所有这些城市与自然、城市与乡村，城市与现代文明融为一体的景象，构成的是中国，乃至不同人群看待风景的不同世界观。更确切地说，我们站在城市与自然、城市与旧有文明的十字路口中央彷徨，其审美的眼光往往在一种充满着悖论的眩惑中不知“我往哪里去”，虽然我们似乎已经弄清楚了“我从哪里来”，却又无法决定自己要到哪里去。
每天清晨，我走过城市边缘的湖泊与湿地，看着贴着湖水飞翔的白鹤，便想起了梭罗那一段对并不十分美丽的瓦尔登湖的描写：“湖是风景中最美丽、最富于表情的姿容。它是大地的眼睛，观看着它的人也可以衡量自身天性的深度。湖边的树是眼睛边上细长的睫毛，而四周郁郁葱葱的群山和悬崖，则是眼睛上的眉毛。”这段拟人化的风景描写，恰恰就是在回应一个人类审美新角度的问题——我们看待自然是“衡量自身天性的深度”，不过，这个“天性”并非是先天性的存在，而是通过自身不断阅读书籍、阅读人间风景实践，通过反反复复琢磨出来的后天性的经验所积累下来的认知判断。唯有此，我们才能在风景的十字路口获得彷徨的权利，不至于在毫无思考能力的情况下，掉进那种“无注意后意识”的单一审美选择的陷阱中。
人类学家早就把人定义成为一种会思考的高级灵长动物了，然而，当我伫立在湖岸湿地边，看到也同样伫立在水边一动都不动的白鹤时，我们能够用呆若木鸡来形容它吗？它望着平静的水面和干涸的湿地，望着水面上漂浮着的白色的塑料泡沫，难道不是在用那容量极少的小脑袋在思考它们的异类对大自然的种种行为吗？尽管它会羡慕人类用极其先进的科学手段去攫取大自然的资源，尽情享受生活的乐趣。
当我走过那个用铁栅栏围起的校园里大片的草坪时，仿佛置身于加拿大和美国的大庄园之中，在大都市里的校园里竟然有着几十亩绿茵茵的草坪，那是都市里的皇家公园都无法比拟的奢侈风景，真的是太凡尔赛了。
于是，我想起了英国艺术理论家马尔科姆·安德鲁斯在《风景与西方艺术》一书中所阐释出的艺术美学观念：“每个城市都表现在景观的包围之中，而毗邻的乡村领土就被认为是城市的景观。按照地形学的观点来看，周围环境的景观作为自然背景服务于肖像画的主体——城市，而环境则被理解为城市领地中的一部分。”“风景：副产品，是一种对土地的表述，包括了山脉、森林、城堡、海洋、河谷、废墟、飞岩、城市、乡镇，以及所有我们视野范围内所展示的东西。在一幅画中，所有这些非主体或非主题的东西就是风景、副产品或附属物。”无疑，这些被画家和作家忽略了的城市和乡村的副产品和附属物，正是风景艺术和风景描写最具审美功能的素材和题材，尤其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为人类留下的种种值得思考的悖论问卷，才是作家和艺术家发掘艺术作品的宝藏。
在《约翰·克莱尔散文》中有一段这样的描写：“每当一处自然的景物令我想起我喜爱的一些作家所描写的诗歌意象时，我总会欣喜不已，……一个小丑也许会说他喜爱清晨，但是一个‘有趣味的人’会在更高层次上感受清晨，他不禁想起了汤姆逊的美丽诗句‘柔眼的清晨，露水的母亲’。”我是一个喜爱清晨的小丑，但我希望中国的作家和艺术家做一个“有趣的人”，因为他们是风景画的执笔者。
而且，安德鲁斯并没有看到这些“非主体或非主题的东西”具有丰富巨大的人文内涵——它是一件作品抵达艺术巅峰不可或缺的崎岖通道，尽管可能甚至是羊肠小道，然而只要看清楚了这条道路抵达的目标，你就可能创造奇迹。
我们的作家和艺术家睁开了那双观察城市和自然风景边界线的天眼了吗？！
丁帆，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自1979年在《文学评论》发表第一篇论文至今共发表论文近600篇，专著和论文集十几种，出版散文随笔集8部，编撰专著教材二十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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