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纪念碑
唐朝韩愈是文学史里程碑式的人物。作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他“文起八代之衰”；作为语言大师，他创造的许多词语，成为后世沿用的成语。这样一位“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命运却颇为坎坷。
从公元792年登进士第，韩愈开始仕途跋涉。他操行坚定纯正，说话直爽坦率，从不畏惧或回避强权，十一年后，以监察御史之职上疏关中大旱灾情，遭到当时负责京城行政的官员谗害，被贬到粤东阳山任县令。
似乎与遥远的粤东有某种不解的缘分。十三年后，又不计得失，挺身而出，谏阻武则天迎佛骨，得朝廷重臣救援才免于被杀，改为贬谪，去的又是粤东，任潮州刺史。
那时的粤东是蛮荒之地，几乎没有开化。
第二次的南行颇为凄惨。韩愈已年过半百，离去世只有六年了。被押送出京不久，家眷被赶出长安，年仅十二岁的小女儿染恶疾死在驿道旁。策马行出蓝关，后来成为传说中八仙之一的侄孙韩湘赶来送别，韩愈写下著名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前路茫茫，此去九死一生。
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两次被贬，看起来都与韩愈的性格有关，其实，更应该说是与他的良知有关。他本来完全可以安享京官的福禄，但良知不允许他那样做。
一再受贬，对别人可能是一种打击，对韩愈却是一种激发。他把蛮荒当作戏台，导演了一场接一场当地旷古未见的大戏：阳山任上三年，参与山民耕作渔猎，身边门徒成群。一个深山小县因之成为文化名城。
潮州比阳山更远。溪流中的鳄鱼随时噬食人畜；农事不知水利为何物；女子沦为奴婢终生不得自由；人文教育更是无从谈起。
贬谪是韩愈个人的不幸，却是贬谪地之幸。短暂的潮州任上，韩愈尽心竭力，对一片化外之地以文化之：消除鳄患改善生存环境，推广中原技术发展农耕蚕桑；赎放奴婢并永绝蓄奴；建校延师使文风蔚然勃兴……一片蛮荒，翻天覆地。
因为客居岭南之便，我有机会去过潮州，在韩山韩公祠镌刻的《鳄鱼文》前停留。
“公至末年，道气益壮厉，文益雄搜”（《古文雅正》卷八）《鳄鱼文》纵处辞约，擒处辞峻，雄健一以贯之。以至有人说：“韩公前身当从神道中来，其精神通鬼神而走风雷。”（《韩文杜律·韩文》）但也有极迂腐的看法：《鳄鱼文》呆气，“试问鳄鱼一无知嗜杀之介虫”，岂知“天子”“文章”？《鳄鱼文》虽然文章好，但“因时代文化科学的隔膜，木然无味”，等等。
《鳄鱼文》其实已经说明：鳄鱼“冥顽不灵，刺史虽有言，不闻不知也”。韩愈明摆着是借题发挥。十分认真地探究一种装出来的“呆气”，岂不是更可爱的“呆气”？
《鳄鱼文》中的鳄鱼和驱鳄鱼是一种象征：前者是一种恶，后者是一种仪式，《鳄鱼文》则是宣言，宣示文明克服野蛮，正直驱逐邪恶。恰因此，它才是如此气势如虹。
善良民众对知识分子的良知是绝对领情的。他们蒙昧但知道谦恭，闭塞但向往文明，淳朴但懂得感恩。没有夜郎自大的拒绝和排斥，没有自作聪明的投机和取巧，没有过河拆桥的蛮横和无情。阳山因为韩愈“有爱于民”致“民生子以其姓字之”（《新唐书·韩愈传》）；韩愈在潮州未满八个月，却给潮州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以至于“山水易名，流风百世”（蔡世远《古文雅正》卷八）。韩愈去后，潮州人立祠祭祀，奉韩愈若神灵：祭鳄之地名“韩埔”；渡口名“韩渡”；鳄溪易名“韩江”；江岸山峰易名“韩山”；街、店、校、树以韩为名；民众竞相易姓为韩。《鳄鱼文》被神化，民间传说言之凿凿：韩愈祭鳄后，恶溪之水西迁六十里，潮境永绝鳄患。
当地文人仿韩愈左迁诗，写道：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八月为民兴四利，一片江山尽姓韩。
这一切，是韩愈真正的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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