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网驻战内刊征文参赛作品+《杨村爱情（外1篇）》
杨村爱情（外一篇）
袁方
杨村有爱情吗？
在这个关中平原上最普通不过的村落里，面对着一天天老去的旧面孔和一张张逐渐陌生的新面孔，我曾经不止一次地问过自己：这里有爱情吗？
在我母亲猝然去世的二十多年里，父亲很少和我们谈起过母亲，即便是在母亲的忌日，或者像清明节、寒衣节这样的日子里，父亲也很少谈起母亲。父亲一辈子沉默寡言，甚至有些木讷，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这我可以理解，但是，我那可怜的、猝然去世的母亲，可是和他一起生活了近三十年、为他生儿育女、洗衣做饭的女人啊！看着日渐木讷的父亲，我不禁又一次地问我自己：他们有感情吗？
记不清是母亲的哪一个忌日了，应该是母亲去世后的十多年之后吧，按照惯例，我回家给母亲上坟。那天中午，我回到杨村，奇怪的是父亲没有如往常那样坐在家门口。等我走到父亲的房门口，却看到父亲一个人呆坐在一把圈椅上看着墙上悬挂着的母亲的遗像。父亲七十多岁了，耳背，没有听到我的脚步声，就那样呆呆地坐着，静静地看着、看着，然后，我看见他十分迟缓地从墙上摘下母亲的遗像，双手举着端详了一阵子，用衣袖仔细擦拭着相框的玻璃，然后，双手捧着母亲的遗像，看了足足有几分钟；随后，他把母亲的遗像抱在胸前，低着头，一阵压抑的、断续的呜咽……
我悄悄地退了出来。泪眼婆娑中，我看到了天上那一轮流泪的太阳。
父亲和我唯一的一次长谈起母亲是在他的暮年。那时候，家里新建了房子，日子也一天一天地好了起来，但父亲的日子却眼看着一天比一天少了，八十岁前后的两次手术将父亲的活动限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父亲另外的一个显著的变化是话比先前多了。那一次好像是由杨村一对年轻夫妻吵架的话题引到了母亲身上，父亲说起了和母亲的一次吵架。吵架的具体原因父亲忘记了，但肯定不外乎柴米油盐的生活琐事。“贫贱夫妻百事哀”，生活在上世纪50到80年代的农民夫妻，恐怕没有人不为这些琐事吵闹的。父亲说，那一次吵得很厉害，到半下午的时候，母亲孤身一人出东门走了。到天大黑时仍不见母亲的人影，父亲慌了，也后悔了，他设想了母亲出走后的各种可能，甚至想到了最坏的也是最他最担心的可能：母亲寻短见。我弟弟问起母亲的行踪，一辈子不会撒谎的父亲却说母亲去了外婆家。其实，那也是父亲最期望的母亲的去向。那天晚上，父亲在村东头一直守到了后半夜，直到看见暗夜中母亲黑黢黢的身影，说：咋才回来，把人快急死了！母亲听了，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在黑夜中站了一会儿，然后就径直回到了家。惊魂甫定的父亲笨嘴拙舌地向母亲叙说了他的担心。母亲躺在炕上，平静地说，在村头看到父亲的身影她的气就消了，都不容易。父亲问她去了哪里，母亲说回娘家了，到了村口又想不能给弟弟弟媳添麻烦，就一个人到外公外婆的坟上哭了一场。父亲说，吵归吵闹归闹，别想不开。母亲叹了一口气，想了想说：确实想不开，想走了算了，可撂不下几个娃。母亲顿了顿，又说，也撂不下你。
那天，就在家门口的圈椅上，父亲向我详细地叙说了那一天发生的事情。父亲说，那一天，你妈要是想不开……父亲说着老泪纵横，没有再说下去，而是头埋在胸前号啕大哭起来。我上去抱住父亲，安慰他，拍打着他的后背。就是那一次，我觉得曾经如山的父亲一下子变得羸弱、可怜。
我父母的婚姻如同杨村的大多数人的婚姻一样，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曾经问过母亲为什么要从县城跟前的村子嫁到远离县城的杨村，母亲说：你家里过活好嘛。但事实上，母亲嫁过来之后我家里的过活就不好了，而且，祖母家法又很严，母亲伺候了老的又伺候小的，每天起得最早睡得最晚。我又问母亲，那你就没有怨言吗？母亲听了笑了笑说：怨啥？世上的世事不都是这样吗？比起村上的多数人，妈的命算好的了！
母亲说的倒是实情。从古到今，杨村在关中平原上存在了上千年，祖祖辈辈都是这样过来的，尤其在婚姻方面。恩格斯曾经说过，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但我不知道如果这个德国的老头儿到了中国，到了杨村，会怎样评价杨村农民的婚姻、爱情，又会总结出怎样的宏论？我只知道，在杨村，几千年来人们奉行的一直都是：男娶了女嫁了，就生儿育女地过下去！如果不过下去，就有人戳脊梁骨，人老几辈子都给你记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如此，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也是如此。
在杨村老一辈人的心目里，婚姻尽管都是一男一女组织一个家庭，但婚姻和婚姻是不同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是正常的，其他则是不正常的。正常的婚姻男子娶妻叫娶媳妇，女子出嫁则说“启发”（可能源于女子出嫁盘头）。这样的婚姻无论娶或嫁都要有隆重的仪式，亲朋好友都要出席。非正常的婚姻情况则复杂得多，太穷了娶不起媳妇，但要传宗接代又不能没有媳妇，于是就从外地更穷的地方或是人贩子手里领个媳妇回来，不举办仪式直接圆房，但在杨村，这不叫娶媳妇，而叫“办”了个人。如果一个姑娘跟人私奔了，杨村人不叫私奔也不叫“启发”，而是说跟人“跑”了。还有在路上“拣”到媳妇的，杨村人不说拣了媳妇，而是说“弄”了一个媳妇。但是无论是“办”了一个人还是跟人“跑”了，抑或是“弄”了个媳妇，最后的落脚点还是过日子，是生儿育女，甭管你当初“办”得偷偷摸摸还是“跑”得轰轰烈烈，抑或“弄”得蹊蹊跷跷。
民国二十六年春，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杨村的一个青年推着独轮车去北山（杨村人对关中北部山区的统称）用布匹换粮。那天傍晚，他走到了乾州城西北方向的马家坡，心想着三十多里路再加一把劲半夜就可以回到杨村，就坐下来吃了三片锅盔，喝了半瓦罐凉开水，抽了两袋烟，就在他把烟袋锅插进腰带准备推车上路的时候，路旁的草丛里突然钻出来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脸又黑又脏，操着外地的口音和他比划着说着什么。他看了看就知道她是要吃的，于是就拿出了一片锅盔，女人抓过去就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怕她噎着他连忙把瓦罐递过去，她像个男人一样举着瓦罐大口大口地喝，喝完了还要吃的，男人犹豫了一下又递过去一片锅盔，女人吃完了又要，男人这一次没有犹豫就拒绝了。男人知道，饿极了的人，千万不能吃得太饱。女人说：你是个好人！那天半夜，杨村的那个青年推回来的独轮车上，除了几麻袋粮食，还多了个女人。
上面这件事情是真实的，但细节是我想象的。我记事时，那个青年农民已经快六十岁了，兄弟三人，他是老大。家里很穷，三兄弟都“办”了外地女人。虽说和我家不是本家，但按照杨村的辈分，我叫他二爷。二爷一直疾病缠身，六十出头就去世了。对二爷的印象我十分模糊，但对二婆印象却十分清晰，也十分深刻。二婆的个子很高，有着那个年纪少见的大脚，一口很难听懂的外地口音。二婆住在杨村的东北角上，距学校很近。我印象最深的是二婆对路过他家门口上学的孩子的态度。对那些学习好听话的孩子，二婆总是笑脸相迎，嘴里呜哩哇啦地说赞扬的话，而对那些捣蛋淘气不好好上学的孩子，她总是非常严厉地进行斥责。记得很小的时候，我和小伙伴曾经议论着这件事，这老婆既非老师也非家长，凭啥管我们？但非常奇怪的是，我和小伙伴确实怕这个说外地话的老婆婆。1980年我考上了大学，还未报到之前我在杨村碰到了二婆，她满脸笑容且十分真诚地说了一番夸赞我的话。那时候我已经能部分听懂她的外地口音，她说，我给父母争了气，上大学之后要好好学习将来做大事情。考上大学那一年，类似的话语我听了不少，但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二婆站在杨村的街道上给我说的这一席话。
上大学第一学期结束后回家过年，我听到了一个令我十分震惊的消息：那个高个子大脚丫操外地口音的二婆竟然是个女红军！
二婆后来说，如果不是为了小儿子当兵的事，她就将这个秘密带进棺材，因为自己的男人到死都不知道自己用独轮车推回来的女人居然是个舞刀弄枪的“粮子”。二婆的小儿子大我一点，那一年要去参军，身体、政审都合格，就差穿军装坐车走了，却被人顶替了。消息传来，全家只能伴着昏黄的灯光低头垂泪。二婆却没有流泪，只让大家去睡觉，第二天天刚亮就去了县城。二婆在县城究竟找的谁，说了什么，怎样证明自己是女红军的，杨村人说法不一，但第三天县里来人是确实的，小儿子顺顺当当去北京当兵也是确实的。
二婆的小儿子参军走了之后，二婆的身世以及经历尤其是当女红军的这段历史是杨村人好几年的谈资。二婆是湖北人，参加过黄麻起义，后来随着大部队北上。民国二十五年冬，二婆所在的红四方面军西征，在甘肃永昌和马家队伍血战兵败，女战士有些被马家队伍掳去，有些嫁了当地农民，二婆则流落到了关中。在马家坡遇到二爷之前，二婆没有想到自己还能活着，更没有想到自己日后还能嫁人生儿育女。
1996年，在西安《女友》杂志担任编辑的湖北籍邹先生，和我闲聊的时候听说了二婆的事情，当时就激动万分，摩拳擦掌地一定要我领着他去采访二婆，然后“做一篇大文章”。当我和邹先生驱车到了杨村向二婆说明来意之后，二婆坚决拒绝了我们的请求，说自己不上文章。当邹先生问起她和自己那个杨村的农民丈夫的生活时，二婆看着我说：
“我就谢你二爷，没有他的锅盔，我活不到今天！”
二婆已去世多年，至今，关于她的事情很多还是谜。前些日子，我回杨村，很偶然的，在街道上遇到了二婆的女儿和那个在北京当兵后来出息了的小儿子。我很想问问关于二婆的事情，但终于忍住了。
在这座不大的城市里，我已经生活了三十个年头，但客观地说，我对于城市并不了解，尤其是城市里老一辈人的爱情生活更是知之甚少，我了解更多的还是我生我长的杨村老一辈人的生活。这里我所以不用“爱情生活”是因为我确实不知道他们的那种生活是不是爱情。在杨村人看来，爱情不是月上柳梢头的卿卿我我，不是花前月下的海誓山盟，爱情就是两个人过日子，就是长相厮守，就是生死相伴，就是不离不弃，哪怕贫穷，哪怕疾病，哪怕双方的差距巨大。尽管“爱情”这一字眼从不出现在他们的口头中，但他们用自己的生命证明着这一点。
2014年8月，杨村的两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在同一天去世了，他们是一对夫妻。老头儿葛姓行四，我叫他四爷；四婆姓什么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她患癌症已有一年多了。四婆是个很能干的女人，我母亲在世时和我母亲关系很好，经常走动。我母亲去世的头几年，不管是逢七还是百日、周年，四婆都要到场，而且总要陪着我两个姐姐流眼泪。记得我母亲的三周年过后，当我要离开杨村回到工作的城里的时候，四婆拉着我的手，含着眼泪再三叮嘱我说：娃耶，千万不敢忘了你爸！你妈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爸！我也含泪答应着四婆。四爷是个沉默寡言的男人，脾气很倔。就因为脾气倔，和儿子们的关系就比较僵，所以四婆很早的时候就曾经说：我一定要死在你四爷后头，我要死在你四爷前头他就遭罪了。可没想到的是，她却早早得了癌症，而四爷看上去却很健康。当发现住院治疗没有明显的疗效时，四婆就坚决地回了杨村，几个儿子怎么劝说都无济于事。回到杨村后，四婆不用药不打针，就那样一天一天挨着日子，一天比一天消瘦，四爷每天都陪着她看着她遭罪受苦。到后来，四婆几乎水米不进，只能躺在炕上。但每到饭点，她就吩咐儿媳妇：给你爸做饭。四爷的衣服脏了，她就说：给你爸换洗衣服。开始还好，她还有力气说话，后来她几乎整天处于昏迷状态，但只要一到饭点，她就要睁开眼睛，示意儿媳妇烧火做饭。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四婆熬了八个多月，人已经瘦得皮包骨头没有了人样，但她还一直熬着。
那天早上，四爷早早起来，看看四婆还平稳地躺着，就去吃了早饭，然后走在门口的石墩子上抽了一袋烟，抽完烟后他给大儿子说心口不舒服。儿子一看四爷脸色不好就连忙叫医生，医生号了号脉说赶紧准备后事。于是就把四爷抬到床上，女儿媳妇就赶紧给老人擦擦洗洗，换上了寿衣，到中午四爷就去世了。然后就是准备后事，去亲友那里报丧。四婆的弟弟来了之后，先是在灵前吊了一下姐夫，然后去看望老姐姐。四婆还是处于昏迷之中，她的弟弟俯下身子趴在四婆的耳边说：姐，我姐夫早上走了，这下你可以放心了！说完，就见四婆的眼角流下了两行清泪，但嘴角却是上扬着，似乎在笑着。随后，四婆就跟着四爷到了另一个世界。四婆终于死在了四爷的后头。
那段时间，四婆和四爷的死成了杨村人议论最多的话题，也成了方圆十里八乡轰动一时的新闻。过去，杨村的人只在书上和戏文里看过听过“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的传奇，如今，这样的传奇就发生在自己身边，就发生在杨村，发生在一对普普通通的土里刨食的农民夫妻身上。
我想，这恐怕就是爱情，中国最底层的农民的爱情，发生在杨村的爱情。
杨村的八月十五
小时候，不知道八月十五还有另外一个名字“中秋节”。
在杨村人看来，八月十五就是八月十五，就是夹在八月十四和八月十六中间的那个日子。这一天和前一天后一天并没有什么区别。既然没有区别，那就继续下地干活，地里有永远也干不完的活儿，玉米棒子该扳了，豆子该收了，谷穗该铰了，高粱红了也该割穗子了……秋庄稼收了，又该种麦子了……
说“八月十五”是夹在八月十四和八月十六中间的一天，杨村人就在地里干着活中稀里糊涂“过”过去了，要是说成“中秋节”，那就得“过节”，而“过节”就得花钱。所以，杨村人从来都不说八月十五是“中秋节”。大人们不说，我们这些小孩子也就不知道。
但是，从妈妈和两个姐姐有些神秘的嘀咕中，我还是隐隐觉得每年的八月十五这个日子有些不同寻常。还有些不寻常的是，有些年成好的年份，爸爸会去王乐镇集上割一斤肉，有时候甚至会割一斤半肉回来。爸爸去镇上割肉的事一旦被我们兄弟看到，哥几个就会暗自高兴大半天：毕竟，从过年到现在，已经有很长很长时间没有吃过肉了。我也会第一时间偷偷地跑到爷爷房间里，把爸爸去王乐镇上割肉的事情很认真地说给爷爷。爷爷听了，什么话都不说，但我看得出来，爷爷也很高兴。
那一天中午，妈妈会将肉切成很小很小的肉丁，再爦成臊子，擀一大案子面，剺得细细的、长长的，再调好一大盆上面飘着一层大油花的汤，然后，全家人坐在饭桌前就开始吃面。妈妈盛的第一碗肯定是爷爷的，爷爷开始吃了我们才能动筷子。于是，几双眼睛就巴巴地看着爷爷，希望他快些吃。爷爷开始吃了，我们就立刻“吸溜吸溜”地吃面。因为有肉，大家吃得都比平常多些。吃完了，全家人会在饭桌前多坐一会儿，有点意犹未尽的感觉。那时候，我家有九口人，一斤肉只能吃一顿，但我知道，妈妈肯定还留着一点点肉，我也知道，留着的那点肉和我们姐弟几个无关，那是留给爷爷的。
爷爷从饭桌前站起身来，我就知道，八月十五过完了。
然后，我们就“吧唧吧唧”嘴，等着几个月后过年时再痛痛快快地吃肉。
那时候，不知道八月十五除了吃肉，还要吃一种叫“月饼”的东西。
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天下午上自习，班主任张老师抱来了许多连环画，说，今天是阅读课，看“小人书”。大家听了都很高兴。张老师把连环画叫“小人书”，我们叫“娃娃书”。张老师教语文，还兼着学校图书室的管理员，时常给我们吃“偏食”，拿图书室的书给我们看，每人一本，看得快了还可以和同桌交换。那一天，我分到的连环画是《雷锋的故事》。我如饥似渴地看着，虽然雷锋的故事已经很熟悉了，万恶的旧社会雷锋怎么受苦受累，他的母亲怎么受侮辱，怎么悬梁自尽，还是看得我眼泪汪汪。终于，天亮了，解放了，雷锋和全国人民都过上了无比的幸福生活，雷锋参军了。然后，我就看到了雷锋过中秋节的事情。中秋节那天晚上，部队发了四块月饼，可是，雷锋站在窗口，望着天上的一轮圆月，一口也吃不下，因为他想起了在十几年前那个阴森的中秋节夜里悬梁自尽的母亲。最后，雷锋决定将那四块月饼送给自己的伤病员战友，还给那些战友写了一份热情洋溢的信。
看完了，我问张老师：中秋节是什么节？张老师看了看我，又四面瞅瞅，小声地说：就是八月十五。我恍然大悟，本来还想问问“月饼”是什么，但抬头看了看张老师，终于没好意思问。
回到家里，我满脑子都是雷锋送给战友的那四块月饼。心想，月饼到底是啥样子呢？吃上去是啥味道？到底有多么好吃？回家后，最先看到的是二姐，我心想她又没有上过学，肯定不知道月饼是什么，就没有问她。我就跑去问爷爷，啥是月饼，月饼是啥。爷爷正在啃着一块干馒头，估计是下地干活回来饿了，听到我的问话，他反而连问了我几声“你说啥”，爷爷居然也不知道，我多少有点沮丧。然后我又想，外婆家距离县城很近，妈妈兴许知道，就跑进厨房去问妈妈。妈妈听了，说，小时候只听县城铺子里的人说起过月饼，过八月十五吃的，但她没有吃过。我还是失望了，最后只好不抱希望地再去问爸爸，果然，爸爸听了，看了我半天，摇了摇头，说：听过，听过，没吃过。
于是，中秋节里雷锋送给伤病员战友的那四块月饼就长久地搁在了我心里，连同小人书里雷锋站在窗前抬头望月的那一页。同时搁在心里的还有一个疑问：过中秋节，部队给雷锋发四块月饼，为什么就不给那些伤病员战友发呢？他们伤了病了，不更应该发吗？
第一次吃月饼的具体时间我忘记了，应该是读大学的时候，或者是大学毕业之后吧。吃了那种黄黄的、圆圆的上面印有图案的油乎乎的东西，我觉得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吃，但也不难吃。仅此而已。
当时我只是有点奇怪，“月饼”居然是带馅儿的。我原以为，既然是“饼”，就应该是实心的。后来我估计，“月饼”大概应属于馅儿饼一类吧。
后来，吃了各式各样的月饼，也知道了过“中秋节”吃月饼其实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的，就取那个团团圆圆的吉祥意义。
今年中秋节的前几天，回老家给两个姐姐送月饼。临到杨村时，看着副驾驶上放着的红红绿绿透着喜庆团圆气氛的几盒月饼，突然就想起爷爷、妈妈、爸爸他们。
如今，月饼有了，可爷爷、妈妈、爸爸却没了，他们都不在了，都埋葬在村东头的坟地里。
中秋节的月亮，还会照着另一个世界的爷爷、妈妈、爸爸吗？
写于2021年中秋节
作者简介：袁方，陕西乾县人，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咸阳师范学院文传院教授。发表小说、散文、杂文等文学作品200余万字，小说《鱼塘的喜剧》获陕西省委宣传部、上海市委宣传部、《陕西日报》《文学报》“纪念《讲话》发表50周年征文”奖。散文《生死杨村》获首届“孙犁散文奖”，并入选《2017年散文排行榜》。有多篇文章被《作家文摘》《散文选刊》《杂文选刊》《文摘报》《小小说选刊》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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