阑边金灯艳艳丛
九月伊始，匆匆行走在生活里的人们又迎来了一个赏花的高潮季节。
白露前后，千树硕果累累，秋花也渐次开放。清秋季节，露水滋润的花朵在中国人心目中分外清雅高洁，比如菊花，比如桂花，皆是秋高气爽时节最为人熟识和推崇的传统花卉。相较之下，如今在大城市里一夜之间爆红的彼岸花，虽也是名副其实的秋季花种，但在中国长长的传统花草名录中，却寂寂无名许久，让人颇感意外。
我喜欢秋季之花，并非人云亦云之故。撇开文化浸染对一个人认知客观事物的影响，秋花与其他三季的花朵相比，外形上便与众不同。菊花与桂花是秋季花朵的代表，以菊花其势如伞和桂花的密小团簇，皆不似牡丹桃李荷花腊梅或重瓣或单瓣之状，独特的花形加之含露带霜的开放季节，更是强化了它们特立独行的傲然之姿，怎能不让人心生怜爱与敬意？至于彼岸花，一样在白露前后开放，但奇怪的是，古代文人骚客很少提及此花，更不要说为它唱和歌颂，或赋以何等气质与品性了。
彼岸花是近年才在国内叫响的名号，自日本传入，在中国古代，它的正经名字叫金灯花，或曰龙爪花、无义草等。金灯花虽然漂洋过海，在日本叫了一个凄美的名字，但它其实是原产于中国长江中下游流域，亦见于西南部分地区的花种。今人偏爱这花，大抵是受了外来文化的影响。日本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杂节，彼岸。彼岸一年有两次，分别是春彼岸和秋彼岸。秋彼岸是日本传统的扫墓的日子，恰好这几天彼岸花开，应了祭奠先人的景，加上此花有花叶永不相见的特性，因此彼岸花在日本便有了与死亡相关的意象和寓意。这倒让人不由地想起日本人对樱花的喜爱与悲哀。我对日本文化知之甚少，仅从川端康成的《雪国》和读书时看过的日漫《鬼神童子》里，草草感知到些许物亡人哀对日本文化深入骨髓的影响。那是一种生命繁华灿烂时倏忽而至的凋谢，令人猝不及防，来不及与命运抗争，只能眼睁睁看着最美的事物一瞬间草草收场，连惋惜留恋的时间都不给。同一种花，在中国，我们称之为金灯，虽盛开在清秋季节，依然明亮如灯，可以“好向书生窗下种，免叫辛苦更囊萤”；在日本，则成了阴阳相隔愁断肠的死亡之花，“叶与花开何错落，幽冥深处问谁家？”
金灯花少见于文人墨客的笔端纸上，使得它在花草名录里名不见经传，流传度也不广。诗歌的源头《诗经》里有无数花花草草，唯独没有金灯花的身影。最早见于描写金灯花的文章要算是南北朝时期的江淹了。《杂三言·构象台》中有一句“金灯兮江篱，环轩兮匝池”，大概是已知的最早见于诗文中的金灯花了。唐代不仅诗人名家辈出，而且诗材空前广泛，较前后诸代都是高峰，以花入诗更是多见，但诗人们写过牡丹，写过芍药，写过桃花，写过石榴，写过菊花、梅花、桂花、兰花甚至山间野花，就是不写金灯花。通部《全唐诗》，只有两首关于金灯花的诗作：一首是唐代著名的才女薛涛所写的《金灯花》，另一首是卢殷的《金灯》。
薛涛才学纵横，性情狂逸，书法“无女子气，笔力峻激”，同时代的诗坛名人王建、元稹、白居易、刘禹锡、杜牧、张籍等都慕其才貌，与她常有来往。《全唐诗》里收录的女诗人诗作，仅薛涛最多，八十余首。后人熟识薛涛，大多因“薛涛笺”闻名。薛涛没入乐籍后，常与当时的文人雅士诗歌唱和，她喜作“小诗”，嫌纸张尺幅太大，“昔纸长剩”，且以大纸写小诗极不和谐，便命匠人改小了纸张尺寸，做成小笺，又用自己发明的染色法，将纸笺染成红色，专为写诗之用。“薛涛笺”后又有深红、粉红、杏红、明黄、深青、浅青、深绿、浅绿、铜绿、残云十种颜色，皆精致小巧，文艺范儿十足。据说，薛涛一生十分喜欢红色，经常身穿红色衣裙流连忘返于成都的浣花溪边，“薛涛笺”便是以溪边的红色芙蓉花入色，一遍遍实验后才染出的效果。喜欢红色的薛涛在众多妖艳明媚的红花里，独具慧眼地看到了金灯花，并以此入诗，真不愧是“女校书”“扫眉才子”。
阑边不见蘘蘘叶，砌下惟翻艳艳丛。
细视欲将何物比，晓霞初叠赤城宫。
在百花争竞的唐诗里，金灯花被才女薛涛相中，并留下这首七言绝句，实在是难得。也可以看到，唐人对金灯花的描写，大抵上还是注重花的外形和花叶不相见的植物特性，别无太多文化深意可言。但我仍觉得薛涛的这首《金灯花》十分可爱，特别是前两句“蘘蘘”“艳艳”的叠字使用，一下子就把阑边一丛一丛的金灯花红红火火却没个绿叶衬托的景色烘托出来了，妥帖又逼真。后两句是诗人的沉吟，前人均未作过金灯花的诗歌，我拿什么来比拟好呢？这火烧一般的红色倒是像破晓的霞光笼罩在赤城宫上，不如就此作比吧！薛涛晚年入道修行，筑吟诗楼，独自度过了生命最后的时光。这首诗的具体成诗年代无从知晓，但从“晓霞初叠赤城宫”来看，似乎应是诗人晚年的诗作。薛涛的父亲薛郧原是长安京官，学识渊博，将唯一的女儿视若掌上明珠，从小就教她读书写诗。后因父亲遭到贬谪，一家人移居蜀地。父亲去世时，薛涛年仅14岁，生活困顿之下，16岁的她无奈加入乐籍，成了一名官妓。这成了她能与当时众多文人雅士甚至诗坛领袖唱和往来的“有利条件”。野史盛传她曾与大才子元稹有过短短三个月的姐弟恋，元稹离开蜀地后，两人生前再不相见，薛涛的情思也化作一句句情诗，写在了“薛涛笺”上。据说，元稹离开前曾应允帮助薛涛脱离乐籍，但这位才子型的“渣男”甫一离开就把短短三个月的贪欢抛在脑后，几年后再入蜀，不仅没有想起来薛涛，还在当地迎娶了新妇。事情的真假其实略微考证便可知晓，但人们一厢情愿地愿意相信这个俗套的故事。事实上，薛涛也确实一生未婚——文人墨客欣赏她才貌双全，却碍于社会地位悬殊，不肯轻易做爱情的承诺，这是薛涛的尴尬，也是那个时代多少才女们的尴尬。晚年的薛涛褪去风流繁华，脱下钟爱的红色衣衫，一袭青灰色道袍裹住日渐衰老的残躯。我窃想，像她这样的女子一定是心有不甘然而也无可奈何人生的安排，所以她才会在众多倜傥的花儿里，独独看到了金灯花，看到这花朵如晓霞叠照在道观的宫墙上。道观里的她也已过春夏之年，一如阑边的金灯花一样，是开在秋天的花朵了。青春已逝，韶华难返，但那颗曾经热爱红色的心却一如往昔，不曾更改半分。她的生命终究是有过一段繁华如火的岁月啊！至于野史里编撰的那个男子，是元稹也好，其他人也罢，在薛涛心里都留下了一生的身影，纵使叶落花开，花不见叶，生命中的鲜艳始终年年常开，不因年龄的增长与身世的飘零减损半分当初的明媚，亦值得一生回味，又有何可悲可叹？薛涛在吟诵《金灯花》时怕想不到这许多，她只惊奇于它的特性，只想到它像是染红了赤城宫的朝霞，只想着它是她一生最爱的红色。
带有深层文化意味的金灯花入诗，是宋代以后的事了。这就不得不提到金灯花的另一个译名：曼珠沙华。
即使对佛经全然不解的人，看到这个名字，大多也能联想到这是佛教里的称谓。曼珠沙华是佛经里提到的四种天花之一，“天花乱坠”时，就有曼珠沙华。《法华经·卷一》里说：“结跏趺坐，入于无量义处三昧，身心不动，是时乱坠天花，有四花，分别为：天雨曼陀罗华、摩诃曼陀罗华、曼珠沙华、摩诃曼珠沙华。而散佛上及诸大众。”曼珠沙华，即彼岸花、金灯花。
宋朝优待士大夫，所以文人们的精神世界较明清后人而言自由丰富许多。唐文化崇尚豁达开放，宋文化则精于细腻思辨。比如同样是描写庐山，李白脱口而出的是“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苏轼算是宋代士大夫中性格疏阔的了，但他的“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则有穷理的思辨精神。佛教自西汉末年传入中土，经过南北朝隋唐六百多年从民间大众到统治阶级的广泛传播，至宋到达高峰。宋人好思好辨，佛教教义在宋代文人的手上经过问禅的方式，几经拨弄翻转，终于实现了儒释道的糅合与弥缝，并逐渐成了士大夫阶层精神世界的底色。金灯花虽然在宋诗里出镜率依然不高，但写诗的角度相比唐人有了很大的拓宽和延伸，其中将此花与佛教联系在一起的诗作，显然相比唐人有自觉性。灯，在佛教中不仅指供奉在佛像前的灯火，更象征着佛法的光明。宋人笔下的金灯花慢慢回到了“天花”的本义。洪适《野处送金灯花》：“银灯未茁有金灯，翠叶森森比剑棱。待得花光无断续，却须拈出问邻僧。”银灯，与金灯花同类不同色，中国古代将此花统称为石蒜，其中色白者是银灯（曼陀罗华），色红者是金灯（曼珠沙华），色黄者名忽地笑。洪适的这首诗作浅显易懂，没有什么深奥的佛理藏于其中，不过他把金灯花与林僧联系起来，已是自觉为此花赋予一种意味了。杨杰《雨花台》里的金灯花用了佛教天花的本义：
空书来震旦，康乐造渊微。
贝叶深山译，曼花半夜飞。
香清虽透笔，蕊散不沾衣。
旧社白莲老，远公应望归。
“空书”“贝叶”“曼花”分别指代佛书、佛经、佛花；康乐（谢灵运）的佛学造诣已达渊微之境、人们盼望白联社的慧远法师能回来再主持念佛；“蕊散不沾衣”更直指佛经典故。维摩诘讲经时：“......有一天女，见诸天人闻所说法，便现其身，即以天华散诸菩萨、大弟子上。”漫天天花散下后，花瓣没有沾在菩萨身上，却纷纷沾在诸大弟子身上，无论用什么法力都抖落不掉。佛这才说：“是华无所分别，仁者自生分别想耳。若于佛法出家，有所分别为不如法，如无所分别，是则如法。观诸菩萨，华不著者，已断一切分别想故。......结习未尽，华著其身；结习尽者，华不著也。”杨杰这句“蕊散不沾衣”便是指天女散花这个佛教典故了。比之前人的诗作，杨杰显然没有刻意描述金灯花的外形习性，也没有像杨万里写“飞绕金灯来又去，不只能有几多香”（《戏嘲金灯花上燥蝶》）一样把此花融入生活，作为一种个人情趣来描写，他直言“曼花”，并连用与佛教相关的典故，可见在杨杰的心里，金灯花的分量已经向佛的意味倾斜了。虽然如此，宋代诗人提到金灯花时，依然侧重花所代表的自然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比如晏殊的“兰香爇处光犹浅，银烛烧时焰不馨”（《金灯花》），以及文天祥的“好是水天新境界，萤窗容我种金灯”（《祕省再会次韵》）。
明清以后，以金灯花三个字入诗更是稀少，十个手指头都能数得过来，倒是自宋以“曼花”代替金灯花入诗多了一些，诗意也更具哲思性，更能体现宋以降的文人们儒释道思想归一的精神世界。翻阅典籍，我最喜欢的一首关于金灯花的诗是宋人张榘的《雨花台》：
莫说南朝盛既繁，秖今近郭已江村。
台荒浪纪曼花坠，事往空余古意存。
瓯缺正椽轻纳景，鼎分谁为不如孙。
滔滔千载兴亡恨，尽付凭栏对月尊。
这里的“曼花”已经脱离了佛教字面意思，引申为南朝梁武帝萧衍时期，云光法师讲经，感动上天，天花纷纷坠落的典故。这首诗既非生活的小情调，亦不是佛典大集合，“曼花坠”不过寄托了“滔滔千载兴亡恨”，而作者只能“凭栏对月尊”了。这是一首典型的怀古诗作，与杜牧“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异曲同工。
清人写到金灯花时，几乎都作“曼花”，诗歌自然也倾向于佛意浓浓。清人王汝璧的《过雨花庵再用吴七宗伯韵》：
题句与尘积，涤尘聊啜茶。
曼花本无着，山雨一行斜。
古柏尙禅说，苾刍非旧家。
坐来浑不怿，钟梵总浮华。
王汝璧，字镇之，是乾隆时期的著名文人，以诗词载誉天下。这首诗融禅意与生活意趣于一体的诗，恰如其分地体现了古代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修行与参悟。
以金灯花入诗的还有几首，但更加平平无奇，不为世人传诵。想到此，不免为这花有些惋惜：它虽有金灯之名，却在明星灼灼的古代诗歌史上没有金灯之实。我揣测这大概与它的另一特性相关。作为“死亡之花”的代名词，金灯花喜爱阴湿之地，花期盛于气候转冷的秋分前后，且有毒性，汁液沾到人的皮肤上会引起不适，故只有“俗恶人家种之”。古人对它的另一种叫法是“无义草”，对此花的不待见溢于言表。阴湿、祭奠、有毒，这些词汇拼在一起，足以让上至宫廷下至民家的中国人对它唯恐避之不及，遑论精心栽培了。看来恐怕只有不分仁与不仁的佛国世界才看重此花，将其视作天堂之花。
本来也是如此。花非花，但“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金灯花既是佛国世界里的曼珠沙华，也是祭奠扫墓的彼岸花。在至善与至恶的世界里，金灯花既看到了生，也看到了死。生死相依，福祸相倚，金灯花看到的，是生命的全部意义。仁或不仁对这花而言无关紧要，也不会放在心上，人们喜之或恶之，也不是它盛开的意义。“自生于野”，它盛开的意义就是生命本身的意义，这意义在于生命的自生、自发、自在。一个人若得了这样的了悟，生命的重负便自然而然地卸了下来，不再执著于生死轮回。再看金灯花时，此岸也好，彼岸也好，生命都成了万千世界里的一颗露珠、一片花瓣，飘然坠落，不染纤尘。
至于名字，无论是金灯花、彼岸花还是曼珠沙华，都没有什么意义。生命就是这花的全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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