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暖花开的日子
国庆节应邀参加老同学的婚礼，据说这场婚礼花费数百万元，婚宴布置所用鲜花悉数从云南空运过来，耗费五、六万。新娘一袭婚纱出自法国著名设计师之手，价值不菲。婚车更是夺人眼球。头车劳斯莱斯，后车紧跟宾利、兰博基尼，即使是奔驰，宝马也黯然失色，怎一个“豪”字了得。
酒席散去，我仍意犹未尽。回到家中，我将今日所见与家人分享。父亲听罢，竟然心血来潮，和我聊起那段我不曾参与的，只属于他和母亲的往日甜蜜时光。
爷爷一家十口人，父亲最小，排行老八，为了贴补家用，十几岁便辍学做起了小本生意——卖冰棍。卖冰棍得有行头，在父亲的再三央求下，爷爷不知上哪儿弄了辆二八大杠，虽破旧，好在两个车轱辘还能转，大伯用自己的床板做了一只箱子，上头写上歪歪扭扭的“冰棒”二字，奶奶用碎布缝了一个斜挎包。冰棍生意的行头就算是备齐全了。
每天天一擦亮，父亲就骑到镇上的批发店。那时候冰棍的种类不像现在这么丰富，两分钱一根进价的白糖冰棒，三分钱进价的红枣、绿豆冰棒，这其中，当属雪糕价格最贵，五分钱一枝。父亲分别按三分、五分、一角的价格出售，薄利多销。载有各色冰棍的二八大杠，穿梭在乡间小道，每到一处，便回荡着木棍敲击木箱发出的“笃笃笃”伴随着“棒冰要伐”的叫卖声。溽暑，这样的叫卖声无疑是乡下孩子最期盼的。不管有没有钱，都要窜出家门口，跟在父亲的自行车后走上一段，遇到有人买的时候，趁着箱子打开的一瞬，享受片刻的凉意，嘴里、鼻腔和心尖，无比熨帖。
一个午后，父亲骑着二八大杠叫卖。穿背心裤衩的男孩子们，穿花花绿绿裙子的女孩们，一簇簇的，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他们脚上的塑料凉鞋，发出清脆的“踢踏踢踏”声，其中便有我的母亲。
那一日，父亲听到急匆匆的脚步声便停下来。母亲带着弟弟妹妹将父亲的冰棍箱团团围住，舅舅年纪最小，他眼巴巴地望着箱子，忍不住用手抹了一把嘴。“要4枝。”父亲很少接这么大买卖，乐呵呵地忙打开木箱子，揭开外面厚厚的一层丝棉袄。一股凉气直直窜上来，夹杂着白糖冰棍的清甜，红枣冰棍的香甜以及雪糕浓郁的气味。为了追赶父亲的小车，母亲一路小跑，两条羊角辫在空中一甩一甩，绯红的脸颊，笑起来像溢满浆汁的苹果。父亲那会儿并没有注意到这个特别的女孩，而是一下子记住了这户一口气可以买四支冰棍的“大户人家”，所以，他机灵地每日都要往外公家门口走上一番。父亲说，外公早年经商，家里的日子还算过得去，母亲是家里的掌上明珠，加之俊俏的容貌，当年也算是村里一枝花，不轻易与人交好。机缘巧合下，19岁的父亲和18岁的母亲，一来二去便产生了情愫。
三十多年前的初春，农历三月初十，母亲嫁给父亲的日子。那一日，母亲扎起利落的马尾，穿着那会儿最时髦的梦特娇牌红色高领毛衣，搭配一条黑色尼龙长裙，脚上一双黑色皮质中靴，蹬着自己斥二百元巨资购买的永久牌自行车。漫山的映山红趁着霞光，在她脸上扑上了一层粉嫩嫩的腮红。在四个接亲人的引领下，母亲奔赴着另一段幸福生活。自行车轮子“吱呀吱呀”的一路，像是最浪漫的婚礼进行曲。
苦日子，熬过。母亲陪伴父亲度过几年一顿饭只吃咸菜的日子。
即便日子再苦，嫁给父亲后，母亲也没有上过一天班，这是父亲的意思，他总说，挣钱养家是男人的事。父亲事业不断起色，家里逐渐宽裕，一直以来，父亲每笔工资都如数上缴，从未改变。
父亲给与母亲绝对的偏爱。小时候，黄桃罐头是我们这群孩子可望不可及的，因为价格昂贵，我只可远观而不可品尝。偶然一次，我发现父亲的床头放着一罐未开封的黄桃罐头，我两眼放光，暗自窃喜，这一定是父亲给我买的，就在我伸手的那一刻，背后传来了父亲冷冷的一句：“别动，那是给你妈的。”都说女儿是父亲的前世情人，到了我这儿，我看这话，有假！
父亲明目张胆地偏爱，可谓“双标”。我曾因买下一个几元的铅笔盒，被他数落一个晚上。面对母亲花两千八买的翠绿色貂皮大衣，他却喜滋滋地直夸好看。要知道，二十多年前，父亲一个月工资也才八百。
从小到大，母亲曾不止一次在我面前提起父亲是“绝世好男人”。以至于这个标准深深烙在我心头，无形中也成为了我的择偶标准。
两人的结婚三十周年纪念日上，一向不善言表，憨厚老实的父亲，破天荒地送母亲一束玫瑰花，在众人起哄下，母亲如少女般羞涩接过，羞答答的如怀里捧着的玫瑰，绯红的脸颊仿佛回到三十多年前的阳春三月。
2021年末，临近春节，全家人都忙活着过节的事，母亲突如其来的检查报告单冻结了这个家所有的快乐。癌，人人唯恐避之不及的可怕字眼，赫然写在母亲的报告单中。
父亲忙，从业务接单、生产制作再到产品检验全权负责。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父亲只在大年三十到初七是在家的，其余时间围着工作转。我见过台风天，父亲骑着摩托车，顶着风雨去维修漏水的机器；我见过寒冬的凌晨两点，父亲打着哆嗦去厂里开工赶货；我见过，酷暑七月，两千摄氏度的熔炉旁，父亲黑黢黢的脸。
父亲的生活按下了暂停键，他只围着母亲转。
我们连夜赶往上海，天气预报的雨夹雪如约而至，一大片一大片从深不可测的黑暗里砸下来，迸发出巨大声响。母亲披着一条毛毯，安静地蜷缩在座位一角，偶尔她还会提醒我注意减速，可她的声音孱弱到还没传进我耳朵，就被黑夜吞噬了。我紧握方向盘，眼睛在雨刮器滑动的间隙搜寻下一个路口，脚深深陷进油门里。雪越下越大，路越来越滑，车越开越快……
父亲以看不清楚路为由把开车的任务交给我，自己则看似冷静地坐在副驾驶指挥，偶尔转过去望着发呆的母亲。我知道，这会他也没了主心骨。直到手术成功后，父亲才告诉我，那会，他连踩油门的力气都消失殆尽。
门诊室，医生在母亲的病历上涂涂写写，似乎在审判着什么，凝重的表情像一块巨石压着我。从拿到检查单起，我在心底默念了无数次“佛祖保佑，菩萨保佑……”世界上没有比“误诊”二字更安心的词汇了。母亲呆呆地坐着，她几天没和过眼了，我和父亲一左一右站在她身旁，深怕她会倒下。最终，医生笃定是癌。倏地，我的眼泪弥漫了脸庞，恍惚间，我靠着椅子努力让身体保持平衡。母亲脸色煞白，不断扯着自己的裤腿……那一刻，我无力安慰我可怜的母亲。父亲定了定神，抽出一沓钱，被医生义正言辞地婉拒。医生这一善良的举动反而让父亲陷入无尽的忐忑中。
医院很快制定了手术治疗方案，抽血、B超......一张冗长的单子上密密麻麻地写着要检查的项目。我交完费，躲在墙角用力擦拭着流不尽的泪水，深怕我的样子只会让他们更加难受。不远处，父亲搀扶着母亲走向抽血窗口，五十岁的他们像两个步履蹒跚的老人，只是一夜之间......
由于上海疫情蔓延，手术当天，医院只允许父亲一人守在手术室外。早上8点30到下午13点45分，手术的5个多小时，为了不上厕所，父亲愣是没吃一口饭，没喝一滴水，我给他送去的午饭，也变成了宵夜。后来，母亲在一次聊天中告诉我，一向勇敢的父亲，那日在医生告知手术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风险后，迟迟不敢在家属同意书上落笔，最终还是母亲自己签下字。
好在，手术成功！好在，一切顺利！好在，老天保佑！
术后，长达30公分的伤口考验着母亲，也考验着父亲。麻药渐渐褪去，锥心刺骨的疼痛席卷全身，原本术前禁食2天的身体已经虚弱不堪，在疼痛的追击下，汗水一次一次浸透衣服和褥子，止痛泵的作用微乎其微。医院的走廊里，母亲依偎在父亲的肩头艰难踱步，难过的日子里，父亲陪着母亲一起熬。
术后第五天，“快乐一家人”的微信群里，母亲发来一张照片，这是我不曾见过的父亲：美图作用下，父亲被画上腮红，头上的珍珠发钗更让人忍俊不禁，为了给病房里的母亲解闷，他才“出此下策”。
三月的上海，正经历着一场“倒春寒”。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母亲仍在冰冷的医院做进一步的术后巩固，好在有父亲的陪伴。我相信，温暖离我们不远了，我们终将等到春暖花开的日子。
相关文章
微信收款码
支付宝收款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