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崧，清史列传的白族经学巨擘
王崧，字乐山，浪穹人。嘉庆四年进士，授山西武乡县知县。崧学问淹通，仪征阮元总督云、贵，延崧主修通志，著有说纬六卷。
——《清史稿•儒林传》
孜孜不倦求学路
王崧，字伯高，一字酉山，号乐（yào）山，生于乾隆十七年（1752年）十月九日。原名藩，字赞元，后为避免与同一年赴考的人重名，所以改名为崧。崧，即满，山大而高之意。
王崧祖籍江西上元，其祖王生，元末授大理路判官，住邓川州玉泉乡（今洱源县邓川镇旧州村）。当时人们崇尚佛教，名中多冠佛号。王生的佛号为药师，世人称其王药师生。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太祖朱元璋令傅友德平定大理，药师生率义军归附。因其筹措军饷、招募移民有功，升任邓川州吏目，不久病殁，其子王药师恭承袭。
洪武十六年（1382年），元右丞普颜笃纠合土官高大惠盘踞佛光寨（三营镇），王药师恭率队随军征讨有功，改任浪穹县（今洱源县）世袭土典史，移居浪穹宁湖。经数代与白族通婚，融入白族。在九世祖王汝荣以前，其家世多以武功著称，建有军功。从王汝荣开始由儒官承袭，后家风渐尚儒学，且子弟勤奋好学，历代多有著述传世。
至王崧的父亲王芝成任内，已传14世。王芝成性情诚笃，乐善好施，政绩尤著，曾创办浪穹县学，倡修凤羽河，根治宁湖水患等。因为他热心地方事业，乡里曾建“王公祠”来祭祀他。光绪《浪穹县志略•人物志》载：“王芝成性笃博学，幼极泛滥经史，为诗文立就。念所居僻远，无书可读，因广购群籍，自诸子百家及汉唐以来文集，无不搜辑。浪穹人知有实学自芝成始。”
王芝成育有子女五人，王崧年最长。受家庭门风影响，兄弟姐妹五人都喜读诗书，其中王崧显得尤具天赋。他从小就泛览群籍，日夜寝馈其间，尤其喜读《史记》、《汉书》，这为他今后在学术上的作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王崧补县学生，师从檀萃，为入室弟子。檀萃，字岂田，号默斋，安徽望江（今安庆）人。他曾出任云南禄劝县和元谋县知县。后因事罢官，在昆明育材书院、黑盐井万春书院担任山长。著有《黔囊》、《蒙岳记》、《农部琐录》、《滇海虞衡志》十三卷、《楚庭稗珠录》六卷、《穆天子传·注疏》六卷等。《清史列传》说他是一个“名重海内，文辞撰著，衣被艺林，而淳雅深厚”的学者，博览群书，诗态肆汪洋，著述不屑拾人牙慧，自成一家，性格刚直不阿，所以滇人多拜其为师。
在滇中鸿儒檀萃的指导下，王崧的学识更加长进。檀萃的门徒中学人很多，其中不乏优秀的人才，王崧常与他们一起探讨学术问题，交流学习心得，从中获益匪浅。再加上他学习踏踏实实，勤奋刻苦，于是从众学生中脱颖而出，成为檀萃最喜欢的学生之一。他随檀萃云游四海，长了不少见识，与士大夫接触，经历人情世故来证知所读之书，结识了许多学术名流，学问大有进步。
乾隆乙酉年（1789年），王崧由拔贡举于乡。拔贡是清朝科举制度中，用以选拔人才的“五贡”（恩贡、拔贡、副贡、岁贡和优贡）途径之一，由地方贡入国子监的生员之一种。清朝制度，初定六年一次，乾隆中改为逢酉一选，也就是十二年考一次，优选者以小京官用，次选以教谕用。每府学二名，州、县学各一名，由各省学政从生员中考选，保送入京，作为拔贡。经过朝考合格，可以充任京官、知县或教职。拔贡贡生都经过严格的选拔，由文行兼优者充任。当时，王崧参加完乡试后，没有做停留就回家了。考官在收拾落卷时，抽到了王崧的卷子，一看大吃一惊，都感叹其为难得的好卷，于是想把他列为第一名，但是副考不同意，于是王崧只有屈居第二名。其后他有8年多时间在云南大理、蒙化、昭通等地书院讲学。
嘉庆己未年（1799年），王崧入京参加由礼部主持的会试。所谓会试者，共会一处，比试科艺，因考试在春天，又称春试或春闱。应考者为各省的举人，录取者称为“贡士”，第一名称为“会元”。王崧深得主考相国朱文正和太子少保阮元赏识中进士第六名。
出仕讲学于山西
嘉庆四年（1799年）七月，时年47岁的王崧离开云南赴任山西省武乡县。武乡县位于群山之中，是山西省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县。由于地理位置和交通不便，武乡和外界的联系很少，民风淳朴，人们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文化事业落后，向学之人极少。王崧到任后，兴利除弊，改革盐政，把官盐改为商盐，还利于民；主治漳河，疏清其源，造福乡梓；振兴教育，兴修书院，修复鞞山书院，并亲自兼任山长，聚众讲学。
鞞山书院是武乡县原有的一个书院。《武乡县志》载：鞞山，在武乡县东北一里，相传石勒征时于此闻鞞铎之音，故名。此书院虽经历代官员的修葺，但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加之经费不足，鞞山书院废弃已久。王崧在《鞞山书院记》中描述了当时的情景：“明伦堂、四斋（崇德斋、广业斋、居仁斋、由义斋）无一人肄习其中，盖读书为学只为求得生员。昔人资以科举之书，目未之见，耳未之闻也。夫儒道自汉以来为训话、辞章、义理之学，其未至于科举时文止矣，并此而无之。”看到这种情况，王崧心里很着急，开始劝士读书。并曾亲自去百姓家中劝学：“而劝之之方，一以性，一以情。或问：‘读书为何？’则诘之曰：‘人子当孝父母乎？’曰：‘然。’‘孝父母为荣利乎？’曰：‘否。’于是诘之曰：‘读书若是而已矣。’此劝之以性也。或问：‘读书何所用，而舍生计而以读之？’则诘之曰：‘子博弈乎？游观乎？’曰：‘然。’‘何所用而舍生计以为之？’曰：‘用以悦心志、耳目，于治生无伤也。’于是告之曰：‘读书又若是已矣。’此劝之以情也。”这就是王崧真诚劝学时的一段对话，感人至深！从人之本性劝人读书，不为名利，只因人性之所存，兴趣之所在也！他认为“士而曰‘儒’，所学者修己、治人之道。道载于书，不读何由知？不知何由行？科举盛时，有识之君子恒以士不读书为忧。”
王崧把读书比作老百姓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用最简单的道理让老百姓明白了读书的重要性和益处，并捐薪俸购置书籍和学习用品。在他的带领下，有财力的人家纷纷捐资捐地，不仅把书院修整一新，还凑齐了学生的膏火费。
鞞山书院修葺一新，所需初备，王崧便在政务之余主讲其中，堂下听学者云集。王崧讲学在当地的影响颇大，武乡向学之风由此大振，书院得到充分利用：“鞞山书院虽陋，养士之资虽少，而来学之士群居族处，讲章句课文字，用以悦心志娱耳目，无荣利之相竞，如人子之事父母。服习既久，渐窥夫修己治人之方，而握夫训话、辞章、义理之枢要，其于科举时文奚足以云。”
王崧在武乡县令职位上9年，始终以“革兴为己任”后因得罪当权者而丢官，他“因公去官，不以介意”。罢官后，受山西督抚诚恳邀请，留掌于当地著名的晋阳书院。当时，晋阳书院是山西省会太原的三所著名书院之一。那里人口稠密，政治、经济和文化比较发达。王崧在晋阳书院主讲了四年，为山西培养了不少的人才。他离开山西回乡时，学生们镌了一幅《乐山先生讲学图》，还绘了一张像，以示纪念。这不仅体现了他们之间深厚的师生情谊，还表现了山西士子对王崧无限的留恋之情。有个自称“座下弟子”的山西清嘉庆道光年间翰林张炜写了一篇《乐山先生讲学图记》，附于图上。文章说：“（先生）嘉庆丙子主讲于此，阅四年。念乡园万里，感老之将至，怀其所学辍讲而归。诸弟子留之不可，从之不能。去后则亲炙无由，爰图贲形于壁。”又说“先生之讲学，声大而远，山不能障也，川不能限也。隐隐谹，震乎四百里之外。传闻者恒以不得亲承謦欬为憾”。
道光年间曾任曾浪穹知县的广东顺德举人黎讷在《敕授文林郎山西武乡县知县王乐山先生墓志铭》中说“先生既主讲，九府十州之士，昔之邀听而未登其门者，咸称弟子，集于皋比之下。圣人之学，其道载于经，其事昭于史。先生之讲学也，是非折衷于经，利钝征验于史，而参之诸子百家以尽其变，由浅近而达于深远，由深远而逮于浅近，听之者莫不欢欣鼓舞，闻所欲闻亦闻所未闻，虚而来，实而归。所讲与子夏、仲淹未之何如，而其学固不恃于圣人也”。由此可以看出王崧讲学在当地的影响之大，人们对他推崇至极。他讲学“日以经史策励学者，请业者益众”，教泽几乎遍布整个山西。
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届60的王崧告老回滇，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
返滇总纂云南志
道光六年（1826年）9月，阮元就任云贵总督。阮元，字伯元，号云台、雷塘庵主，晚号怡性老人，江苏仪征人，生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进士，先后任礼部、兵部、户部、工部侍郎，山东、浙江学政，浙江、江西、河南巡抚及漕运总督、湖广总督、两广总督、云贵总督等职。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官体仁阁大学士、太傅，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十三日巳时去世，谥号“文达”。他是著作家、刊刻家、思想家，在经史、数学、天算、舆地、编纂、金石、校勘等方面都有着非常高的造诣，被尊为“三朝阁老、九省疆臣，一代文宗”。他到任后不满于云南旧志的粗陋而奏请重修，虽设立志局却因为物色不到力学宏富的人总理其事而一筹莫展。后来打听到王崧早已回乡的消息，阮元大喜过望，聘他为总纂，令其全权负责纂修《云南省志》的事宜。
阮元和王崧是老相识了，早在王崧考乡试时，阮元对他就很赏识。看到王崧的卷子，阮元大为赞赏，叹道：“天下人才虽多，三场详赡如王君者，仅四人耳。”后来他编《皇清经解》时，又收了王崧的四篇文章。王崧虽年近暮年，但事关滇省公益，于是他带着钟爱的弟子杜允中从浪穹来到昆明，驻到了通志馆。王崧此时已74岁，如阮元所言：“道光六年，余来滇，乐山年已七十余”。对于这段经历，王崧自记曰：“道光六年，节使诸公纂修《云南通志》，招予诣城设局，领其事。”阮元是全国有名的经学大师，王崧也擅长经学，他们的相见犹如知音重逢，愉悦不已。
王崧开始以暮年之躯，倾平生所学，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尽一己之力专注于修纂《云南通志》。他析各省通志而标新，参诸史记传作旁证，博采滇事案牍，条分缕析，斟酌损益，修成《地理》《建置》《盐法》《矿厂》《封建》《土司》《边裔》数门。阮元对王崧的史识和通志的编纂的成就给予较高评价：“（王崧）精思卓识，博通万卷；不囿于浅，不蔽于俗；是博通九经疏义，识史家体制者矣。……所著《地理》、《封建》、《边裔》诸篇，能得魏收、杜佑之遗法，洵为名笔。”
清道光九年（1829年），因阮元入京述职，通志编纂由云南巡抚伊里布代行。此时，通志馆出现编修意见相左的情况，王崧和李诚对通志编纂的体例、指导思想、内容等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王崧代表的是本土地方势力，他虽承认汉民族文化的正统地位，但在潜意识里希望通过修志唤起云南士人对云南乡土文化的认同，他在任总纂的三年中，强调云南的乡土认同，不愿本地被边缘化。争执的结果是王崧辞去通志馆总篆之职，由李诚接替通志总篆。近代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学者、诗人和书法家，撰写成都武侯祠著名的“攻心联”的赵藩对此有明确的记述：“王乐山先生崧，应总督阮文达公聘，总纂《省志》，视旧志为宏富，成书强半矣，文达述职入京，巡扰伊里布公，不学人也，分纂黄岩李诚驳杂而怪癖，每与乐山先生龌龊，巡抚复右之。于是乐山托嫁女，辞归，不复来。李诚为总纂，于乐山原稿多所篡改，草率成书，舛误复沓。乐山闻而发愤，自刻所纂各门，为道光《云南志钞》以示别。”
回到浪穹后，王崧先后主讲于桂香书院和古学书院。道光十七年（1837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王崧在故里病故，终年85岁。
兼综群籍成大家
王崧在经学方面颇有研究和建树，其代表作就是《说纬》六卷。王崧称“予宦山西，著《说纬》寄里门”，该书是王熬在山西为官时所作。他采用随笔的形式，将经书中某些他认为重要但又在流传的过程中滋生异说的内容，一事一题，罗列各家之说，正本清源，提出己见，撰成此书。全书凡五十六篇，内容涉及经籍、史事、人物、诗词诸多方面，其中在经籍方面有六艺群经、河图洛书、尚书古文今文、孔子删诗、春秋托始、三礼目录等篇；在史事、人物方面有伯夷、叔齐、虞仲、卫武公、许由、卞和、扁鹊、舜家门之难和子见南子等篇；在天文、宗教方面有混沌开辟、天主教等篇。考辨翔实，援引宏博，特别是对《诗经》《易经》各篇的研究尤为精当，颇多独到之见。王崧的《说纬》一书尤其博得阮元的赏识，称它“精思卓识，博通万卷，不囿于浅，不蔽于俗，是能读九经疏义，识史家体制矣”，并将其中的四篇编入《皇清经解》中。《皇清经解》收录清代经学研究的权威论说，是自《十三经注疏》之后有清一代分量最重的经学研究巨著。云南仅选王崧之论入之，实为不易！王崧也因此被誉为清代“经学巨擘”之一。
《乐山集》是王崧个人文章之集大成者。此书分为上、下二卷，共收入有论、说、辨、释、解、序、书、引、示、传、状、表、事略、墓志铭等凡四十六篇。卷末附临汾张炜撰《乐山先生讲学图记》一篇。嘉庆十九年（1814年），《乐山集》初刻于武乡，由王崧主要论著汇成。道光九年（1829年）重刻。民国三年（1914年）又收入《云南丛书》，专家评称“其文精湛渊深，华实并茂，且多重于考据，征引宏富，论断详确”。《乐山集》中所收文章，直接反映了王对社会和人生的认识，是其社会理想和人生目标的最好诠释。该书编前分别有嘉庆十九年（1814年）武乡李敏中《序》和道光十八年（1838年）岭南黎讷所撰王崧的《墓志铭》。云南省图书馆藏有上述三个版本。此外，还存有民国年间石屏袁嘉谷校补的《乐山集逸文》二卷，增录了原刻《乐山集》未收的一些告示文和王旧题名联等，史料价值弥足珍贵。
《云南备征志》由王崧发凡起例，先成廿一卷。卷首查林曰：“（道光）戊子、己丑间，（王崧）总通省志局事，编纂之暇，搜集前人记载滇事之书”，即道光八年至九年（1828～1829年）间，王崧在云南通志局工作期间编纂完成。初刻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总计十六册二十一卷。后因“咸同兵燹毁，传本甚稀”。光绪年间，“经呈贡秦光玉累二十年先后访获残帙，复以李燮元所得者，始有全书原本”。秦光玉为《云南备征志》的搜集和保存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后来秦氏所藏的《云南备征志》却“又为当时云南高等学堂教习日本人江布淳夫骗去，幸朴安先生抄有副本，致是书内容得以保存”，才得以流传后世，现今通行的《云南备征志》均以这个版本为蓝本。宣统元年（1909年）冬，“滇开图书馆，征南中旧籍，瑞堂出其书、郭子南学使乃谋排印数百部以广其传”，用铅字重新排印该书，编前增入叶尔恺、陈荣昌《序》，编后附秦光玉《跋》。民国三年（1914年）云南省图书馆又重刻此书，并将其收入《云南丛书》初编。此后，秦光玉又继王崧书中采录之所未及，收录滇云文献凡七十五种，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辑成《续云南备征志》三十二卷，从而补续了《云南备征志》以后的不少云南地方史料。云南省图书馆藏《云南备征志》有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的初刻本（现残存12册）、宣统二年（1910年）云南官书局铅字（据道光十一年刻本）重印本（共16册）。《云南备征志》的体例类似古之“史抄体”和今天的资料汇编。其主旨在于提供有关云南地方史事的基本资料，以备后人征引。全书共二十一卷，卷首设“总序”，略述云南汉初以前之历史，重点集说云南汉初以前的史料。正文部分始于西汉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而终于明黔宁王沐英《沐氏世袭事略》，共摘录记载滇事的书籍61种。间附按语，并增疏注，几乎将有关云南的史部文献网罗殆尽，成为研究云南历史不可不备之书。此书“所汇编的史料大抵以事为主，照录原文，且所用版本多为善本（如樊绰《云南志》为武英殿聚珍版原本、《水经注》则从戴震校本节录）”。作者取材严谨，认真考订，使之成为云南史上第一部最为翔实系统的历史文献汇编。该书一出即受到人们的重视和赞誉，云贵总督阮元谓之为“滇中大典”。方国瑜先生也称该书：“凡所取以事为主，照录原文，称之为‘滇南大典’，故足以当之。得此一编，要籍粗备，考究滇史者称便焉”，当是对此书的客观评价。世人皆谓“滇中掌故之书为滇人所纂辑者，以赵州师荔扉之《滇系》、浪穹王乐山之《云南备征志》为优”，一直以来，王崧的《云南备征志》并秦光玉《续志》与师范（师荔扉）的《滇系》齐名，视为云南地方文献中史部之重要典籍。
《云南通志稿》署“赵慎畛、阮元修；王崧纂”。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王崧辞去山西晋阳书院主讲回乡，此后第六年，即道光六年（1826年）五月，阮元从两广总督改“调云贵总督”山，并于同年设志局重修云南地方志，阮元力邀王崧从浪穹到云南府（今昆明市），聘其任《云南通志》的主纂，总理通志之事。王崧总纂《通志》十年，倾其心中所学，竭尽全力于此项工程。道光十五年（1835年），当《云南通志稿》尚未完成之时，阮元被“召拜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刑部，调兵部”，云贵总督一职由时任云南巡抚的伊里布接任，继续主持修志事。因伊里布对王崧所撰志稿的体例有所更改，与分纂黄岩、李诚之间在修撰事宜上也有粗龊，故王崧“托嫁女辞归”，此时该志稿尚未完成。但由王崧主持修撰已成的有《地理志序》《图说》《建置》《盐法》《矿产》《封建》《土司》《边裔》诸门。阮元对其评价说：“所著《地理》《封建》《边裔》诸篇，能得魏收、杜佑之遗法，洵为名笔”。后由李诚继任总纂，负责完成所余部分，成《云南通志》共二百一十六卷，首三卷于道光十五年（1835年）刊行，仍题“阮元、伊里布等修，王崧、李诚等篆”。完稿刊刻后，正式定名为《（道光）云南通志》。光绪二十年（1894年）重刊。
《道光云南志钞》王崧纂，杜允中注。王崧从通志馆辞归家乡后，潜心著述，并将自己在通志馆所纂的《云南通志》已成之稿再加遴选，由其高足杜允中注释刊刻，收入《乐山集》，题为《道光志钞》，也就是通常所称的《道光云南志钞》。收入《乐山集》的《道光云南志钞》，封面刻有“云南志钞”和“道光九年吉佑堂藏版”字样，卷首目录共分八卷。卷一为《地理志》，卷二为《建置志》《盐法志》《矿产志》，卷三和卷四分别为《封建志》上下，卷五和卷六分别为《边裔志》上下，卷七和卷八分别为《土司志》上下。然而《道光云南志钞》完稿者不止上述八卷。如在卷八《土司志》下《废官序》载：“倪蜕《士官志》、刘彬《永昌土司论》采人《杂著》，兹不录”。同卷“临安府蒙自县县丞”条载：“日森妻割发换肉啖夫，不受辱死，语在《烈女传》。”又同卷“武定直隶州武定军民府知府”条载：“光洵字信卿，仕履详《职官志》。”可知该《志》尚有《杂著》《烈女传》《秩官志》未录入。大概是因为此书为私刻之书，限于当时经济能力，故王崧不能将其成稿全部刊刻，最终只能以八卷七志近三十万字的篇幅刊刻行世。书中文字简练，内容翔实，特别是关于云南地理概貌、政区沿革、土司制度等方面的记述，保存了许多有较高参考价值的史料。如在卷七、卷八《土司志》里系统地记述了从元朝至清中期云南土司的置废和世系等情况，特别是从明末至清中期这一时期的记载尤为翔实，其中许多资料为此前的云南通志所未载，成为后人研究明清云南地方史、民族史的重要原始史料。该书虽然刊刻，但传本甚少，以至于后人知道此书的不多。直至民国初年，秦光玉编《续云南备征志》时始将其收入，方才得以流传。孙殿起《丛书目录拾遗》、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皆有著录。方国瑜、林超民等所编《云南史料丛刊》收有徐文德标点本，1995年云南社会科学院内部出版刘景毛点校本。王崧所撰《道光云南志钞》体例严谨，既遵循了地方志的体例而又有所创新，且内容翔实。但也有不同意见，如方国瑜先生认为：“王崧所作，实逊于李诚，盖志书以保存史料为主，征引详注出处，足以传信，此李诚本之长。且李诚博洽而有法，能详原委而不紊，非徒逞意立说可比。乐山通经学，不娴史事，故往往有义例而失之琐碎，不能以乐山之不得意而后非李诚也”。由于该书融贯众书所成，引书多未注明出处，又间或有语焉不详者，故后由王崧门生杜允中为之作注，考稽其史料源流，拾遗补阙，又使该书大为增色。
《南诏野史》明人倪铬辑，王崧校理。《南诏野史》一书有诸种版本传世。最初由明代昆明人倪铬辑，成书于明万历年间，随后以此书为底本，有数种改订本。先后有明人阮元声《南诏野史》改订本、清人胡蔚《南诏野史》增订本以及王崧《南诏野史》校理刻本等。今存《南诏野史》诸种版本中，以胡蔚、王崧两个刻本所收内容最详，流行最广。书中主要部分有南诏历代、段氏总管、明代纪事等，其中南诏国、大理国、段氏总管等方面史料多为明代以来史书所采用。现有《南诏野史会证》出版（明倪铬辑，清王崧校理，清胡蔚增订，木芹会证，1990年3月云南人民出版社），兹不赘述。
王崧的亡佚著作。据道光十八年（1838年）岭南人黎讷为王崧所撰《墓志铭》云：“（王崧）生平于书无所不读，所著有《说纬》《乐山集》《道光云南志钞》《乐山制义》若干卷行世，《布公集》《江海集》《提钩集》《乐山诗集》若干卷，未梓，藏于家”。可知王崧著作尚有《布公集》《江海集》《提钩集》《乐山诗集》若干卷，惜藏在家中未梓，以致亡佚，今已无从考证。只存《乐山诗集》中的二十首诗，后被黄踪《滇诗嗣音集》收录，也是目前有关王崧诗词的唯一记载（这仅存的二十首诗未见于《乐山集》）。关于《乐山制义》，顾名思义，此书当为王崧所拟科举考试范文。据孙殿起《贩书偶记续编》载该书有二卷本曾于嘉庆戊寅（1818年）由积秀堂精刊行世。
1986年，王崧被收入《中国地方志词典》，是全国公认的修志名家和方志学家。
思想宏贯经史论
王崧通经史，精考据，治学范围宽泛，涉及经学、文学、史学、考据学、方志学、诗词等方面，且多有独到之见，所谓“能兼综群籍，成一家言”，尤精于经学和史学，学力之深厚，涉猎之广泛，见识之精辟，影响之巨大，既享誉于其时，复传美于百世。《清史稿儒林传》为王崧列传，评之以“学问淹通”，成为正史列传的白族学子第一人，亦是清嘉庆、道光时期的儒学大师。
王崧《乐山集》中的哲理性论文，是其思想经、史、论贯通为一家之言的力作。以变易之道贯通自然观和人性论，凸显教化之本；以礼义王道贯通历史观和政治论，力主圣王治世；以尧舜之道贯通文化观和学术论，标举儒学至尊，兼采众家之说而自成一家之言，是南诏大理国以来佛、儒、道三教兼容并包等而观之的白族精英传统思想在清代出现的重要转向和标志性节点。
王崧的社会思想主要体现在《乐山集》之《治乱论》（四篇）中，专论集中表达了他对社会治乱问题的深刻认识。王崧所认为的社会治乱问题，不是帝王一姓的兴废存亡的问题，而是取决于民众的安居乐业，即“夫民之安不安，治、乱所分也，己安而犹恐未安，故臻于大治；不安而视以为安，故沦于大乱。安与不安未验诸民，先返诸己”，视天下世道以民安为本，民不聊生则天下大乱，这是对孟子“民贵君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民是基础，是根本，具有强烈的民本主义色彩。天下之大治，是人民之大治。国家之治乱就是人民之治乱，故王崧说“治也者，治人也。”而治人非易事，他认识到“人有形体焉，有德性焉，治之者，养其形体，葆其德性也。农桑、学校治之纲也，有资于农桑学校者兴之，有害于农桑学校者除之，是以有兵、刑、礼、乐焉。农桑、学校备而不乱，未备则犹乱，既备而复败坏则又乱。人之形体、德性并全而治，并亏而不治，有全有亏而亦不治。”他的这种看法与孔子主张的“为政以德”思想基本一致，即重视对百姓的道德教化，强调发展物质生产以满足社会的生活需要，而王崧在理论上从人的“形体”和“德性”两方面进行了论述，比前人探讨得更加深入。对于治人治国治天下，王崧主张“抑商贾，贱货财，使游惰之人悉归田里，选士于畎亩之农，论于学校之士，小之可以治一国，大之可以治天下。”这样的治乱理想，是王崧所期望的，同样是那个时代儒家知识分子们所向往的，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达治”天下。
王崧的人性思想主要体现在《乐山集》里开篇的《辨物》（两篇）中。两篇文章虽名为辨物，实乃论人，他从朴素唯物主义立场出发，他把人也作为自然界中的万物之一，提出整个自然界都是“物”的世界的观点，并通过对人和人以外自然物的性状的辨析，从人与物外形上同与不同的角度入手分析，然后上升到人性与物性的差异进行探究，他提出了“人之类众乎？物之类众乎？形人而实亦人，为贤、为知；形人而实鸟兽，为不肖；形人而实鳞介草木，为愚”，这就是说人与物的本质区别不在外在形体的差异，而在于“贤”与“不肖”、“知”与“愚”内在的本质差异。这正是王崧朴素唯物主义的自然观的体现，在自然观方面，他主要继承和发扬了王充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并在自己认识和理解的基础上对之作了发挥；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王崧思想见解精辟独到，特别关注和思考人性的问题，他从哲学的高度阐释了人性的深层次问题，也为其“人心美，风俗淳”的“致治”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人性中的“善”与“恶”的思辨，是王崧穷其一生探索的问题，即性善之中有恶，反之亦然；否定了绝对性善或性恶，具有辩证思想。他的见解发人深省，对后人具有启发意义。
王崧的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对教育极其注重，在他看来，学校的设立和普及是非常必要的，他说：“地广民众，不可人告户说，于是乎有庠序、学校之教。”并且十分重视师道师德，提出了“君即师也，师即君也，道之所寓也”的道、师、君三位一体的观点。他认为“古圣人治天下，立教于养士之后。自王子以至庶民之子弟，皆有受教之地，虞、夏、商、周异其名，天子诸侯异其制。而在国在乡，举可谓之为学，五事、五典、六德、六行、五礼、六乐、五射、五御、六书、九数，教与学之目也，而其为地，则朝廷之大政缘出于其中。教与学之目也，而其为地，则朝廷之大政缘出于其中”。王崧把自己的教育观阐释得很明，也很朴实；作为一名士人，他希望“家有塾，党有庠，州有序，国有学，无一民不学也。学而成为士，而仕以受禄；学无成复农，而退耕于野，农隙之器，则工也，日中为市政，以有易无，则商也。天下之人无不学，则天下之田无非学田，岂若后世歧教于养外，歧学教外，而乃规规焉，置田以买田。田苟足以赡士而有余，则凡皇宫、城池、廊宇、仓库、囹圄、亭障之兴，作鳏寡、孤独、废疾与夫妇役、吏胥、舆隶之资粮，度缓急为次序，而皆取给于其中。又扩而充之，则使农之所耕，莫非书院之田；农之子弟，莫非书院之士。商贾悉尽归于农，游民绝而邪愿消。是亦古者教养合一，政学同符之遗意也。”王崧提到的“境内之民无不学，境内之田尽为学田”，这是他的理想和希望所在，而“学而成为士，而仕以受禄；学无成复农，而退耕于野，农隙制器，则工也，日中为市政，以有易无，则商也”，主张人应根据自己能力所及从事自己的事业。即学有所成为士，学无所成为农，而农闲制器为工，于市易无则为商，“士农工商”依个人能力而定和转化，通过教育而达到人人各司其职，这正是王崧教育观的理念所在。
阮元在为王崧所撰《说纬》而作的《序》及《王崧墓碑序》中，称他是“精思卓识，博通万卷，不囿于浅，不蔽于俗，是能读九经疏义、识史家体制”，并“以己所通之经史正学启迪后人”的人物，并将王崧的《说纬》列入《皇清经解》之中。清代曾任浪穹知县的岭南人黎讷在其所撰的《王乐山先生墓志铭》中称：“自有明一代之士，聚其精神以治八比，而天下习于空疏。自我朝兴而经学始盛。国初以来百数十年，作者如林，后先相望，然皆产自中土。闻见素广，易于成业，从未有僻处边陲，去京师八九千里，而能兼综群籍成一家言如乐山先生者也。”王崧治学范围非常宽泛，涉及史学、经学、理学和文学等多方面，“兼综群籍，成一家言”。但从总体上看，除诗词之作外，王崧用力最勤的当在经、史、论三方面，从而形成立于经、征于史、成于论而自成一家之言的学术思想体系。不能否认他是那个时代云南学人中哲学思想领域造诣最深者，当之无愧被后世学人尊为“经学巨擘”。
【原刊于《大理文化》杂志（国内统一刊号：CN53-1021/GO）2022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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