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魏家坡
我与魏家坡（散文）
魏以进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文革前期，我出生在魏家坡。魏家坡现属分乡镇插旗村二组，不过十来户人家的一块坡地。坡地周围，堰塘、水田交错，绿树掩映。每当春天到来，百花盛开，花香四溢。坡前有三口堰塘，最近的叫门口堰，中间的叫新堰，最远的叫小堰。三口堰塘呈纺锤状分布，既稳固，又美观，而且长年有水，像是家乡的血液。坡后是松树林，再后面是一条小河，乡亲们称之为后头河，与魏家坡前面的门口河遥相呼应，像一只鸟的两扇翅膀。
祖先从江西南昌县迁徙至此，生息繁衍，我是第八代传人。太公（曾祖父）魏明曦和太婆（曾祖母）刘氏（小峰新坪人）育有爷爷魏光福和幺爷爷魏光禄两个儿子，由于家贫，他们历经磨难，甚至无法用文字描述。二十世纪初期，北洋军阀政府混乱不堪，直至大革命时期和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家乡由于偏远，地方统治比较薄弱。抗战暴发后，日本人并未攻入家乡，倒是一些国民党的乡（保、甲）长、残兵败将和村上的地痞流氓乘机制造各种借口，恐吓愚弄村民，横行乡里，为非作歹，欺压百姓。
辛亥革命老人全敬存（与黄兴、宋教仁是好友），少时在魏家坡邹秀峰老先生的私塾里读书时，曾用七言绝句描写过魏家坡，其中有一首写到：人去山空鹤不留，参天老树化薪樵。魏家坡外方塘水，几度照人成白头。老树即魏家坡前的窝地里以前有一棵参天的白杨树，上面多有鹊巢，乡人对其恭敬有加，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因虫蛀而枯死。解放前，爷爷奶奶育有多个子女，但不是病死就是饿死，仅存父亲一个。那时能活下来，算是命大。父亲若是中途夭折，就不会有后来的我。孩子是父母生命的延续，也是精神传承的寄托。
乡亲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那时国民党忙于内战，加上吏治腐败，使得饥荒遍野，民不聊生。一九四0年六月，日本人侵占宜昌后，家乡的老百姓闻之色变，四处逃难。日本人尽管慑于家乡的山高林密，不敢贸然进犯，但经常派飞机到分乡、南垭、棠垭、纸角坪一带滥炸，致使房屋倒塌、庄稼尽毁。有一回，炸弹在南垭小集市上爆炸，弹片都飞到了一里地之外的魏家坡前的窝地里，吓得先辈们魂飞魄散。乡亲们四处躲藏，有家不能回，有田不能种，绝望之余，总会在心里哀怨：国民党的政府和军队去了哪里，怎么连百姓的死活都不管？是的，那是个人的不幸，更是时代的悲哀。乡亲们对日本人恨之如骨，对国民党也不再抱任何幻想。日本人是异族入侵，国民政府和军队却成了缩头乌龟，将百姓置于侵略者的刺刀和炮火之下，这样的政党与政府不被历史淘汰，还能淘汰谁？
先辈们历经艰辛，却不畏苦难，顽强地活着。一九四一年秋天，正是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爷爷被当地的乡、保长及保队长合谋抓了壮丁押解到太平溪去当兵。当时宜昌县的伪县政府设在那里。临走之前，奶奶杨光秀带着我的父亲去给爷爷送饭，刚走到袁家冲的袁家台靠东北的路上，遇到了爷爷，他和其他被抓去当兵的人，被用绳子串着拴在一起。押解的乡丁荷枪实弹，像狼狗一样连声吆喝，不准爷爷吃饭。奶奶只对爷爷说了几句话，就被押解的乡丁用皮带将她打倒在路旁的割了水稻的枯田里。奶奶哭得死去活来，声音都嘶哑了。爷爷后来因痔疮发作，肛门流血，被认为是灾星，被放了回来。之前他装在衣服口袋里的几块钱被乡丁搜走了，身无分文的他，沿途乞讨回到了魏家坡家中。爷爷侥幸逃过一劫，幺爷爷却中了族人的奸计。二十岁那年，年轻的幺爷爷被骗到宜昌、汉口当兵。他是个农民，忍受不了牲口般的旧军营生活，连夜逃出汉口后，迷失了方向。望着早晨从东方升起来的太阳，恐惧的泪水直从他眼角滚落下来。尽管肚子饿得直叫，又不知道路，但生还的念头支持着他，便拿定主意往西北方跑。走投无路时，遇到了一对好心的老夫妇，收留他住宿、吃饭。他拿着老人送的一双筷子、一个碗和一个破篓子，沿路乞讨。他晓行夜宿，边走边问，历时一个多月，走了一千多里路，农历腊月才回到家中。家里人早已认不出他了，以为他是上门讨饭的乞丐，脸黄肿泡泡的，头发象一蓬干草，虱子爬进爬出。一家人抱在一起痛哭，哭自己也是哭那个万恶的旧社会。好歹捡回了一条命，在当时算是不幸中的万幸。这是幺爷爷个人的不幸，更是那个时代的悲哀。
这些事情，都是我从父亲的回忆录《路》中看到的。这既是一个家庭的变迁，也是一个时代和社会的缩影。国家贫弱，民族蒙难，个人又能好到哪里去？
虽然卑微，但是先辈们却没有丝毫的奴颜与媚骨。转眼就到了一九四三年的秋天，魏家坡当地的保长和几个劣绅逼迫爷爷当副保长，爷爷软磨硬泡，坚决不从，被乡里的差人抓去关押了一个多月。这些日子里，苦了奶奶。奶奶是小脚女人，走路就费劲，更别说干重活。可偏偏挑水、捡柴、挖田这些事，都堆在了她的身上。奶奶经常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眼泪象断了线的珠子滚落到地上。可那个社会，即使眼睛哭瞎了也没人理会。正是爷爷的刚直不阿，影响了他的儿孙，不与世俗同流合污，在历史潮流面前做清醒的人。
父亲魏宗柱出生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一九三二年十月六日，知事后断断续续读了一段时间的私塾，后由于家贫，无力支付私塾先生的学费而被迫中断。父亲虽小，求学的愿望却一天比一天强烈。一九四四年正月，抗战末期，已经十二岁的父亲，到宜昌县南院乡中心国民学校（设在南垭杨家大院子）去插小学二下学习。魏家坡距杨家院子七、八里路，父亲每天早上喝点稀饭后就出发，紧走慢跑，唯恐迟到了受先生责罚。父亲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学习非常刻苦。中午没有饭带，父亲就饿一顿，晚上放学回家后再喝点菜稀饭。由于缺乏营养，正值长身体时期的父亲，常常饿得头昏眼花。即使这样，他也绝不放松学习，其间，还学会了打草鞋，减轻了奶奶做鞋的困难。但草鞋常常磨破父亲的脚，导致溃烂、化脓，疼痛难忍。尽管如此，父亲依旧咬牙坚持，从不退缩。父亲坚强不屈的性格后来也影响了我，我和二哥魏以清在分乡初中读书时，放假了都是走回的魏家坡，
四、五十里路，既为车少难等，又为没钱买票。
日本人投降后，国民党的兵从家乡撤走，父亲依旧在小学里读书。那时的教员十分严苛，辱骂体罚学生是家常便饭。有一次父亲起床晚了迟到了，被站在学校门口值日的李姓教导主任责罚，右手被李教员用竹尺打了几十下，红肿得老高。从那以后，父亲再也没迟过到。一九四六年暑期，父亲所在的小学来了一个叫吴湘浦的校长，他是分乡本地人，为人正直，廉洁奉公，是抱着服务家乡人的思想回乡办教育的。办学中，他想方设法，多方筹集经费，整修校舍，兴教育人。他不光注重管理，还亲自授课，教育质量不断提高，一时间学校声名远播，十里八乡的人都把孩子送来读书。这个人给了父亲很大的影响，父亲后来考大学，从事教育，都是受到了他的感染。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出现这样一个有思想、敢作为的教育人，是一个地方及其乡亲的福气。小学毕业后，由于家贫，父亲失学了。
家乡虽是一个偏远的乡村角落，却有着难忘的红色记忆。一九四八年夏，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来到魏家坡，家乡解放，获得了新生的先辈们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和前行的动力。次年三月春天来临的时候，中共宜昌县委在魏家坡魏家老屋成立，县委书记张天民、县长陈刚杰带领县委、县政府的一些同志，深入农村做群众工作，发动群众，支援人民解放战争。陈刚杰初来时，还带领一些同志帮助老百姓割麦、打麦、插秧，支援抢收抢种。许多群众十分惊奇，一个县长，堂堂的正七品官员，还帮助老百姓搞农活劳动，这真是盘古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过的新鲜事。耳濡目染，家乡的父老乡亲和父亲被深深感动，自发行动起来，帮县委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洗衣、做饭、打扫卫生，还给他们站岗、放哨，严防国民党地方反动武装的偷袭。那时，他们就像一家人，家乡魏家坡成了宜昌县的领导中心和早期活动中心。
政治环境愈发清明，父亲读书求知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年轻的他随乡邻到设在宜昌市西坝的湖北省第四育幼院（相当于小学），经熟人保荐，在那里读完了六下课程，算是取得了小学文凭。一九四九年七月十六日，宜昌市解放，家乡的父老乡亲倍受鼓舞，纷纷用自己的行动为新生的人民政权出力。那年秋收完毕，人民政府号召群众支援前线，爷爷、幺爷爷和父亲挑着自家水田出产的稻谷，走了一百多里路，到宜昌市的二马路，交给政府工作人员收了。当时，年轻的父亲穿的草鞋，脚磨破了皮，流血，疼，但他心里高兴，因为他为支援前线做了一件力所能及的事。先辈们就是那么纯朴，不计名利，还乐在其中。为了生计，父亲当过学徒，做过杂货铺的伙计，可无论做什么，都阻挡不了他求学的愿望。一次，在南垭杨荣锦姑爷爷家玩时，他对父亲说：“宗柱，你还是想办法去读书！”在他的启示下，父亲更加坚定了求学的信念。
知识改变命运，过程充满了挑战与艰辛。一九五0年暑期，父亲揣着爷爷借的几块钱步行一百多里到宜昌市桃花岭考取了宜昌第一初级中学，三年后又考取宜昌市第一高级中学，都是靠人民助学金读完的。其间，父亲生了几场大病，都得到了有效的医治。这些经历温暖了父亲年轻的心，也塑造了他后来不计名利的品格。父亲常说，若不是新生的人民政权，他后来的人生之路将会是另外一番景象。他总是感恩，拼命地工作，成就了他的英名，也影响了我，做事，就要认真。
父亲是魏家坡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大学生。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还能到大城市接受高等教育。一九五六年夏天，父亲考入武汉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现湖北大学）。两年后毕业时已是二十六岁的父亲，主动申请去了当时湖北最贫困的县之一的秭归。在屈原故里的四年时间里，父亲走遍了那里的山山水水，把最美的青春年华献给了长江之畔的秭归教育。在父亲的影响和带动下，魏家坡的青年人纷纷走上了读书求学的人生道路。一个叔伯幺爷爷和一个本家叔父先后考取了简易师范学校，在巴掌大的魏家坡掀起了崇尚读书的热潮。
宜昌解放后，当地的医疗条件有了极大的改善，父亲先后有了三个弟妹。二爹魏宗林后来做了乡村小学教师，为家乡的基础教育事业奋斗了三十多年；幺姑魏建平和幺爹魏宗榆只读到初中毕业，在家务农。父亲于一九五五年农历腊月三十和母亲宋玉萍结为连理，七年后才生下大哥魏以明。一九六二年秋，父亲调回宜昌县，在雾渡河中学教了三年语文，带班主任，工作细致，连教案都是用毛笔蝇头小楷工工整整书写的。他们那一代人的敬业精神至今感动着我。有句古语，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没有父亲那一代人的付出和牺牲，就没有扎实的基础和后来的快速发展。无论社会如何发达，都不能忘了先辈们的功绩。一九六五年初秋，父亲调入县小学教师进修学校（宜昌县函授师范学校），即培训小学教师的一个机构，当时设在分乡。无论在哪，父亲只知道像黄牛一样埋头做事，不仅如此，还喜仗义执言，因此虽然做足了事，可不仅得不到公正的评价，还遭小人惦记。这种性格也影响到我，不善推销自己，也好，少了许多烦恼，与事无争，问题是有人偏偏与你争，还想把你拍在沙滩上。
魏家坡的乡亲们非常纯朴，对权威和伟人有着与时俱来的热爱和尊重。我出生的一九六七年的元月，父亲随同事外出“串连”、学习，到韶山冲参观。一路跋山涉水，舟车劳顿，但沿途欣欣向荣，均显蓬勃之势。一个月后回到魏家坡，乡亲们都来向父亲索要领袖像章、语录章，可是父亲买的少，不够给他们，只得对他们说以后买了再给，虽是烦恼，但足以说明乡亲们对领袖的热爱、崇拜与拥护。父亲感受到，知识分子只有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建立革命的感情，才是实现思想革命化的必由之路。也是，即使是现在，知识也只有与实践相结合，才有可能实现理论飞跃。
那些年代，个人就像是一粒种子，随风飘散，颠沛流离，四处发芽。父亲先后到下堡坪高中、县文化教育科任教员、职员，其间还被抽调到省里参与编写中学教材，算是与教育和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一九七三年㫪，父亲调入县师范学校函授处（后改名师训处），从事中师、高师函授工作，直到退休。
不畏强权，据理力争，也是先辈们的秉性。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母亲宋玉萍患重病，县、地区医院均诊断不能劳累，更不能干重活，多次向生产队长请假却屡遭刁难，有一次实在难受就在家休息了一天，被生产队长扣工分四百分，差不多相当于一个普通社员一年的劳动收入。母亲据理力争，不仅未果，反遭生产队长嘲讽。那时我们兄弟四个都是张着嘴嗷嗷待哺的小鸟，万般无奈这下，父亲只得撕下知识分子的羞涩，多次向生产大队的支书反映，请求予以纠正，均石沉大海。后在公社、区和县里有关部门的强力干预下，生产队长才极不情愿地进行了纠正，并假惺惺地进行了道歉。在那些年代，一个小小的生产队长就能独霸一方，甚至可以一手遮天，历史的沉重可见一斑。
先辈的宽容和大度也给了我待人处事的方法与策略。无论受到什么样的歧视和欺负，父母都能理智对待，有理有力有节，从不得理不饶人。无论是与同乡、邻居还是隔壁，都能和睦相处，即使自己吃亏遭罪，也从不以怨报德。正是他们有了这样的节操和胸怀，才赋予了我们正直、勇敢和坚韧的品格。是的，卑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奔腾不息的江河。
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是魏家坡的传统，也是父母给我们的最好的遗产。早年间，父亲宁可自己忍饥挨饿，也要给我们征订报刊杂志。在那个年代，这绝对需要远见和勇气。在父亲的影响与带动下，魏家坡的子弟，读大学的读大学，考研究生的考研究生，巴掌大的一块地方，本科生就有十几个，研究生好几个。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弟弟魏以成是魏家坡第一个考取985大学华中理工大学（现华中科技大学）的人，遗憾的是至今也未成家，成了父母生前永远的心痛。
敬老孝老，也是魏家坡的传统。爷爷去世后，父亲独自承担了所有的安葬费用，后又独自赡养奶奶，给予了老人无微不至的照顾。奶奶去世后，母亲随父亲到了县城小溪塔，成了家属。一九八三年秋我到宜昌县师范学校读书后就离开了魏家坡。后来的变迁，均是从父亲的文字和乡人的口述中得知的。
往事如烟，魏家坡的样子在我心中依旧清晰如昨天。从我记事起，整齐、气派的天井屋，家家相连，户户相通，一到过年，整个魏家坡的人聚在一起，其热闹祥和的场景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
在我上师范学校之前，魏家坡已开始实行生产责任制，分田到户。丰收的头一年，欣喜之余，又有隐忧，担心政策又会变，我们家用土砖围了一个大圆缸，把粮食装在里面，好几年之后才吃完。不是个例，好多人家都是这样，饿怕了的人们，有了忧患意识。正如有句俗语所言，晴带雨伞，饱带饥粮。
原先生产力低下、人们抵御自然风险的能力弱，往往一个家族的人都抱团住在一块。魏家坡原先是三个门斗、五栋相连的天井屋，是地域文化、传统工艺的立体承载与有机融合，当初宜昌县委县政府之所以选择在此成立和办公，就是因为这里地势较高，环境清幽，既便于观察，又方便撤退，还因为这里民风纯朴，乡亲们有强烈的民族气节和鲜明的是非观念，从不以强凌弱，巧取豪夺。人们守望相助，耕读相传。
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巨变，相继拆除传统的土坯房，盖上了砖混结构的楼房，唯有我们家的那栋吊楼子屋还坚守在魏家坡。村、镇考虑到这栋房子的特殊意义，挂牌加以保护，算是对历史的一个交待。但房子老旧，已显危象，唯有信念的内涵在支撑。历史不会忘记，魏家坡的子孙不会忘记，魏家坡魏家老屋曾经为宜昌县的革命事业所做出的贡献。
信息时代的魏家坡与世界已紧紧联系在一起。年轻的一代，或读书升学，或远嫁他乡，或外出务工，用知识、婚姻、劳动等方式改变命运，可无论走到哪，他们心里的魏家坡不会改变，堰塘边的一块坡地，两条河流托起的故土，在蓝天下坚守，在岁月里传唱。若要撷取浪花几朵，就是魏家坡的后世子孙有好几个是国内一流大学的研究生毕业，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武汉理工大学，更小的一拨还有可能冲击清华、北大，耕读传家算是达到了一个高峰。
十五岁时离开魏家坡，至今已四十个春秋。少小离家，老大也不能回了，贺知章的《回乡偶书》或许可以改动。时代不同，经历不同，心境自然也就不同。过去的离别总是那么沉重，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悲凉已一去不复返。
十七、八岁开始做小学教员，至今仍是一介书生。三十六、七年的教书生涯，秉承的还是魏家坡精神。信念坚定是家乡赋予我的情怀，无论做什么，都要认真对待，对得起良心，对得起时代，对得起自己的初心与使命。
在师范读书时，发表了小说处女作《暴雨不相信眼泪》，其实写的仍是魏家坡的故事，危难之时，亲情与大义，既是一对矛盾体，又是一双脱险的翅膀。后在县城做了教员，其间有机会离开三尺讲台，可最终还是留了下来。教书育人的情怀，源于魏家坡的耕读传家，源于父亲的选择，他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大学生，本可以有多种人生选择，但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教书，培养学生，启迪更多的农家子弟。是纯朴，也是大爱。
用文学的语言启迪学生，是一种有效的尝试，就像在枯萎的心扉上喷洒春雨；用文学的思维感染与影响学生，仿佛有机肥巧妙地哺育幼苗。文学使课堂充满了诗意，让学生在童话般的境界里浸润，成长。
几十年里，倾心于教书育人，是出于感恩，感恩社会，感恩时代。年过半百，忽然发现，还是要动笔，用文字记录人生的历程，感悟职业的得失，思考过往的风雨。生命是父母的恩赐，用好生命是自己的本分，让生命启航则是奋斗的标签。
故乡魏家坡，是我生命的起始，童年的摇篮。在离开了三十多年之后，心里的涟漪被一丝一丝掀起。地缘情怀，人文沉淀，意志磨砺，方法汲取，都是魏家坡的基因。黄土地的敦厚、宽容、博大、深沉，像一曲无字的歌谣，从过去传唱到现在，荡涤着我的灵魂，鼓舞着我的斗志，充实着我的人生。
放眼望去，魏家坡不是高密，不是马贡多，不是哥萨克，也不是桃花源，是我的童年世界，是我的精神高地，是我的心灵故土。调开她，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她，描写她，表现她；怀念她，是为了从更高层面剖析她，内心深处更加贴近她，抚慰她。回头望，魏家坡，故乡永生不忘，唯有走在她的脊梁上，才能正视她，托起她。
我是魏家坡的子弟，从魏家坡来，把魏家坡装进胸膛，用浅显的文字描摹她的容颜，铭记她的历史，彰显她的精神，光大她的气量。
我与魏家坡，就是风筝与树，无论如何飞扬，线都在她的怀里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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