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仁德”思想浅探
如今,人类文明面临着技术进步与战争灾难、经济发展与道德沦丧等并存的问题。早在198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汉内斯·阿尔文在巴黎召开的主题为“面向21世纪” 的第一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大会上就宣称:“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吸取2500多年前孔子的智慧。” 深刻影响了东方文明两千五百多年的儒家文化充满了治国、 齐家、 修身、 正心的大智慧, 其思想文化源远流长,内涵隽永,意存高远。当我们回首历史应该能够发现, 儒家的“仁德”思想于当今时代具有振聋发聩的反省意义。
在《论语》中,有关“仁”字的一共有58章。据考证,孔子之前已经有人偶尔使用过“人二”来表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亲爱,但只是孔子才赋予“仁”以全新的文化内涵。《中庸》第二十章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说文解字》曰:“仁,亲也。从人二。”仁显然与人际关系相关。这种关系,应以“亲”为主。亲者,至也;到其地曰至,情意恳到曰至。儒家强调待人以诚,孟子曰:“爱人不亲反其仁。”(《孟子·离娄上》)我爱别人,而别人却不爱我,这就需要反求诸己,因为原因恐怕在于我之仁未至,至则我爱人而人亦爱我。
这是不是说,人应当毫无保留地奉献自己,毫无差别地去爱一切人呢?儒家的观点不是这样的,这种毫无差别的爱是墨子的主张,即“兼爱”。墨子以为,人如果只知自爱而不爱人,就会导致天下大乱。因为不相爱,“诸侯独知爱其国不爱人之国,是以不惮举其国以攻人之国”,“家主独知爱其家而不爱人之家,是以不惮举其家以篡人之家”,“人独知爱其身不爱人之身,是以不惮举其身以贱人之身”,因此,“诸侯不相爱则必野战,家主不相爱则必相篡,人与人不相爱则必相贼,君臣不相爱则不惠忠,父子不相爱则不慈孝,兄弟不相爱则不和调,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傲贱,诈必欺愚”。墨子并总结道:“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所以墨子主张“兼相爱”,因为只有兼相爱,才能带来“交相利”。(《墨子·兼爱》)
墨家标榜兼爱,给人的感觉是爱无差等,与后来的佛家之泛爱众生有所相似。儒家却不以之为然,因为天下之人如果泛相亲爱,毫无差别,那么就会将自己的至亲之人——比如父母看得如同众人一样。这显然属无父之举,正是儒家人伦大忌。孟子说:“仁之实,事亲是也。”(《孟子·离娄上》)朱熹解释说:“仁主于爱,而莫切于事亲。”儒家主要有五种人伦关系,或称五常、五性,即:父子有亲是礼,君臣有义是义,夫妇有别是礼,长幼有叙是智,朋友有信是信。南宋的陈淳说:这五者,“专就仁看,则仁又较大,能兼四者,故仁者乃心之德”。而“孔门教人,求仁为大。只专言仁,以仁含万善,能仁则万善在其中矣。”从仁统兼其他四者来看,则儒家之仁与墨家之兼爱在某种程度上是一致的。孟子在与齐宣王对答的时候,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更与墨家相似。与墨家不同的是,儒家先强调“老吾老”,墨家则只爱老而已。儒家的出发点是家庭,是自己,所以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大学〉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从格物即穷事物之理做起,然后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都是关于自己。墨家则不强调自己,只把自己置于众人之中。
儒家既然认为墨家兼爱为“无父”,且又出发点是自身,是不是说应当只爱自身呢?儒家认为不对。完全为了自我,据说是古时杨子的做法,孟子说:“杨子取为我,拔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孟子尽心上》)完全为了自己,如果拔根毫毛而只有利于天下,自己没什么好处的话,那他也不干。孟子认为这种行为是“无君”的行为,因为“杨朱但知爱身,而不复知有致身之义,故无君。”(朱熹《孟子集注·滕文公章句下》)墨子完全不考虑自己,摩顶放踵以利天下,是一个极端;杨子完全为了自己,是另一个极端。两个极端导致的结果是“无父无君”。走极端者执一端,往往“举一而废百”。孟子极力攻之,以为杨氏为我、墨氏兼爱,“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儒家反对执一而主张执中,不过中极难把握。程子说:“中字最难识,须是墨识心通。且试言一厅,则中央为中;一家,则厅非中而堂为中;一国,则堂非中而国之中为中,推此类可见矣。”朱子以为“道之所贵者中,中之所贵者权”,并在《尽心章句上》中引杨氏语曰:“禹稷三过其门而不人,苟不当其可,则与墨子无异。颜子在陋巷,不改其乐,苟不当其可,则与杨氏无异。”三过其门而不入,并非不近人情;在陋巷,坦然而乐。禹、稷、颜回,处事自然而得是言其中,故不同于杨墨。
对于五常,要做得恰到好处,不执一而得其中是极难的。所以,不断有学生向孔子请教什么是“仁”,孔子因材施教,给不同的学生以不同的解答。司马牛为人多言而中躁,故当他问仁时,孔子说:“仁者其言也讱”。讱,忍也,难也。仲弓问仁,孔子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朱子解释说:“敬以持己,恕以及物,则私意无所容而心德全矣。”敬而恕,就能到处与人和平相处,到处无怨。颜渊问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并“请问其目”,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即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当颜回三十二岁不幸短命死时,孔子叹其贤者难再。所以颜渊问仁,孔子拣出“克已复礼”。朱熹于此深有心得,释曰:“仁者,本心之全德……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盖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坏于人欲。故为仁者必有以胜私欲而复于礼,则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复全于我矣。”(《论语集注·颜渊》)
“仁”在孔子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地位。《论语·里仁》记载孔子的言论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朱子释曰:君子所以为君子,以其仁也。若贪富贵而厌贫贱,则是自离其仁,而无君子之实矣,何以成其名乎?)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苟志于仁矣,无恶矣。”即便一饭之顷、急遽苟且之时,倾覆流离之际,皆不违仁。如果志意于仁,时时用功,则不会做恶事。
“仁”也并非高不可攀,远不可及。《论语·颜渊》篇中孔子说“为仁由己”,《论语·述而》篇中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为仁由己,不求则远,求之则在。
那么,到底是什么是“仁”呢?《中庸》之释为“人”,《说文》之释为“亲”,孔子答樊迟问时之释为“爱人”等等,都主要是从语义的角度加以解释,孔子答冉雍、颜回问更近于其本质。孔子有一次对曾参说:“参乎!吾道一以贯之孔子平日所言种种,实际可以用一个道理来贯通。这个道理是什么呢?当曾子被同学问及时,回答说:“天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孔夫子之道,两个字就可概括,即“忠恕”,这实际上也正是仁的本质。
那么,“忠恕”又如何理解呢?朱熹《论语集注》说:“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陈淳说:“忠是就心言,是尽己之心无不真实者。恕是就待人接物处说,只是推己心之所真实者以及人物而已。”(《北溪字义》)既然“尽己”,使心无不真,那么忠显然就是“修身”,无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无非使心真实流行;无论自谦慎独,亦无非欲“诚于中”而为谦谦君子。但儒家显然并不到此为止,根据《大学》的说法,修身之后还有齐家治国平天下种种。修身是基本功,平天下则是目标。从修身到平天下,即是一个推己及人或推己及物的过程,也就是恕。儒家以为,“忠恕只是一物,就中截作两片则为二物”,“盖存诸中者既即忠,发出外来便是恕。应事接物处不恕,则在我者必不十分真实。故发出忠底心,便是恕底事;做成恕底事,便是忠底心。”(《北溪字义》)因此,单言恕,则忠在其中。仲弓问仁,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言恕,而恕必涉及到“己”,所以《中庸》中孔子更清楚地说:“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同样,《论语·卫灵公》载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回答道:“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什么“恕”可以终身行之呢?朱熹解释说:“推己及物,其施不穷,故可以终身行之。”
忠是体,恕是用,由忠而恕,其最高目标是平天下。《孟子尽心上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样一种说法后来被“内圣外王”所概括。“内圣外王”本是庄子在《天下》篇中所用的一个概念:“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庄子使用“内圣外王”是指圣人而兼有王者之位,从而推行其自然无为之道。儒家借用这一概念,其内圣是指内以圣人之道为体,即忠,外王指外以王者仁政为用,即恕。
能行仁政或辅助王者行仁政的毕竟只是少数人,大多数人因为所处的地位,常常没有推己及众的机会,因而更多地只在修身即忠上下功夫。儒家的一些行为和说法也使人们更多地注重修身。颜回箪食瓢饮而不改其乐,他是儒家的“贤”者,但显然只是自得其乐。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是主张“尽心”的,因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万物之理皆在自己心中,尽其心则知其理,根本不待外求,只反求诸身,即可得其实。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这里的“心”、“性”之类,是先验的,朱熹释曰:“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性则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从以出者也。”朱熹对孟子情有独钟,他为《孟子》作注反映了这一点,他的“存天理,灭人欲”说法的提出无疑与孟子学说有极大的关系。儒家尽管如荀子认为“性恶”,孟子则认为“性善”,后来的蒙学读物《三字经》开篇即谓“人之初,性本善”即与孟子一脉相承。人之初,性本善,这个“善”即性所具之理,既然人生下来先天所具之理本善,那么人为什么会为恶呢?“性相近,习相远”故也,故当灭人欲,人欲一去则天理存。
孟子论证性善,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事实上,人一生下来是否具有恻隐之心呢?比如见弱小者受虐是否会于心不忍呢?除非他挨过打或听人说过挨打的后果,否则他不会感到挨打的可怕,也就是说,恻隐之心是后天的而非先天的。不过先验论者的先验论并非这般不堪一击,他们的解释是,人的善性在人的内心深处,遇到恻隐之事则恻隐之心被唤醒。而修身也正是唤醒人本身具有之善性。
注重修身的弊端是人们完全只顾自己,而不顾别人。晚清时梁启超总结为只有“私德”,而无“公德”。什么是私德、公德呢?梁启超说:“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二者皆人生所不可缺之具也。”为什么“不可缺”呢?因为“无私德则不能立,合无量数卑污虚伪残忍愚儒之人,无以为国也;无公德则不能团,虽有无量数束身自好、廉谨良愿之人,仍无以为国也。”梁启超认为“吾中国道德之发达,不可谓不早,虽然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如。”私德类忠,而公德类恕,但亦不尽然,因为梁启超当时更接受了西方学说,遂拿“泰西新伦理”与“中国旧伦理”相较:“旧伦理之分类,曰君臣,曰父子,曰兄弟,曰夫妇,曰朋友;新伦理之分类,曰家族伦理,曰社会伦理,曰国家伦理。”通过比较发现:“旧伦理所重者,则一私人对于一私人之事也”,因为“一私人之独善其身,固属于私德之范围;即一私人与他私人交涉之道义,仍属于私德之范围也”;而“新伦理所重者,则一私人对于一团体之事也”,梁启超“以新伦理之分类,归纳旧伦理”,发现“关于家族伦理者三:父子也,兄弟也,夫妇也;关于社会伦理者一:朋友也;关于国家伦理者一:君臣也。然朋友一伦,决不足以尽社会伦理;君臣一伦,尤不足以尽国家伦理。何也?凡人对于社会之义务,决不徒在相知之朋友而已,即绝迹不与人交者,仍于社会上有不可不尽之责任。至国家者,尤非君臣所能专有,若仅言君臣之义,则使以礼,事以忠,全属两个私人感恩效力之事耳,于大体无关也,将所谓逸民不事王侯者,岂不在此伦范围之外乎?夫人必备此三伦理之义务,然后人格乃成。若中国之五伦,则惟于家族伦理稍为完整,至社会、国家伦理,不备滋多。此缺憾之必当补者也,皆由重私德轻公德所生之结果也。”梁启超因此把重点放在针砭数千年来束身寡过之私德上,“彼持束身寡过主义者,以为吾虽无益于群,亦无害于群,庸讵知无益之即为害乎!”因为“人之生息于一群也,安享其本群之权利,即有当尽于其本群之义务;苟不尔者,则直为群之蠹而已。”梁启超以父子关系为例予以说明,因为人伦孝占先,不孝为最大之失德:“譬诸家有十子,或披剃出家,或博弈饮酒,虽一则求道,一则无赖,其善恶之性质迥殊,要之不顾父母之养,为名教罪人则一也。明乎此义,则凡独善其身以自足者,实与不孝同科”。
梁启超力倡公德,认为“道德之立,所以利群也”,“道德之精神,未有不自一群之利益而生者;苟反于此精神,虽至善者,时或变为至恶矣”。比如自由之制,今日以为至美,移居野蛮未开之社会,则为至恶。与儒家以修身为本不同,梁启超认为,“公德者,诸德之源也。”所谓公德,以“群”为出发点,有益于群为善,无益于群为恶,其中无益而有害者为大恶,无害亦无益者为小恶。“此理放诸四海而准,俟诸百世而不惑者也。”(《论公德》)
显然,公德不同于“恕”。“恕”更多地带着仁爱,包含着宽容,人所“恕”的对象是“天下”之人;公德则与群的利益相关,而所谓群,类于群体或者社会,范围要比“天下”小得多,不过同时却比天下之个人大得多。儒家的“恕”是欲以仁德泽被天下,为世界主义;梁启超的公德是希望为群体利益服务,更多的是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在国家林立、民族争胜的时代,梁启超的说法无疑有相当的道理。不过,从梁启超对儒家伦理道德的批判,我们不难发现,儒家由善身到善天下的这一目标与现实有多大的差距。儒家把基础建筑在人性本善上,希望人人都能发现其良善本性,但事实上只有“圣人本无私意,此心豁然大公”,圣人而下,只是力求豁然大公之心,力求做到无私,尽管孔子说“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但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每个人时时刻刻都有饭吃,欧洲在15世纪因为人口众多,不得不向外拓展,从而开始了所谓的地理大发现,在抢饭吃的时候,是没有人想到“仁”的。欧洲人到美洲去的时候,据说想到了“仁”,他们带着《圣经》向土著印第安人传播上帝的福音,最后,那些土著人拥有了《圣经》,却失去了土地。
“仁”是一种理想,其目标是“天下”或“世界”,它的达致方式是“忠”与“恕”,它的基础是“性善”论。我们不难发现,首先其基础是先验的;其次其实行者难执其中,常在“忠”与“恕”之间摇摆,“忠”主修身,其极端是杨子的为我;“恕”为推己及人,其极端是墨子的兼爱,而这两者正是孟子所力攻的;其三,由己到天下有诸多的障碍,而最大的障碍是国家与民族。因为并非人人都是圣人,所以欲善天下也就只是一种理想罢了。但是,尽管“仁”是一种理想,公德为诸德之源,这并不是说忠或者私德就可以放弃了。无私德同样无以为国;而仁虽为理想,其施行却是从我做起,从自己做起,这却是实实在在的。修一己之德是使此心“豁然而公”而非为我,由此合私德而为公德。人人都奉献自己,使世界充满仁爱,则世界就变作美好的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