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军
勇军年纪跟我差不多，只是小时候我们没有同过学，在一起玩得不多。跟勇军的交往，主要是从青年时期开始的。
勇军姊妹5个，他排行老四，上面有三个姐姐，下面有一个妹妹。按过去农村人的话说，他是“儿种”，小时候养得娇惯些。勇军不到10岁时，他父亲就去世了。他的母亲身体不好，管不了他，为此，他的性格有些自由散漫。
跟我家一样，勇军家也十分贫困，真的是家徒四壁。他的几个姐姐、妹妹相继出嫁后，缺乏从事栽插、收割活路的女劳力，庄稼也种得不怎么样，他们母子二人只能相依为命，苦撑苦持着艰难度日。
1988年春，我高二下期开学时辍学回家后，下半年去村小学当了代课教师。从我家去学校，要从他家门前经过，经常跟他碰面。我们两家都很穷，本来就有些同病相怜。后来见面、打招呼多了，彼此就交往了起来。
俗话说，穷则思变。那时，大家心里都不安分，总想找到一条脱贫致富的路子。有时哪个得到了所谓的“致富信息”，或者心里有什么想法，也相互之间交流、分享。这期间，我还曾经跟他一起，在他家睡过几个晚上。
1990年暑期，“双抢”搞完后，有一次，勇军约我跟他一起出去“闯江湖”。他说在屋里种庄稼不是个事，赚不到钱，永远翻不了身。出去闯一闯，说不定有翻身的机会。
他说是“闯江湖”，其实就是去当盲流。我们手上没有技术，身上没有资金，到底要去哪儿，出去干哪一行，都是未知数。真出去了，也只能是走到哪儿算哪儿，遇上什么干什么，不确定性太大。
那时，我在村小学当代课老师已经三个年头了。过去，乡村里的老师分三种：公办老师、民办老师、代课老师。公办老师不谈，那是国家正式老师，属于全民所有制；民办老师是经过县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的编外教师，虽然没有编制和城镇户口，但是他们的工资（正规说法是补贴）由乡镇统筹的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中支出，也可以说是纳入了乡镇一级的财政预算，相当于合同工或者集体所有制。1986年，县教委对全县的民办教师进行了审核、备案，通过审核、登记在册的承认其民办教师身份，享受相应的待遇。1986年之后，各地各校招收的没有编制的教师称为代课教师，不具有民办教师身份和待遇，属于临时工的性质，工资由学校自筹。民办老师好歹还有几条出路：一是参加民转公考试；二是参加民师考师范考试；三是其它转正途径，如获得省级以上劳模的、获得高级教师职称的，有直接转正的指标。到新世纪后，国家出台了统一解决民办教师问题的一揽子政策，那又是一回事了。
代课老师工资太低，一个月才几十块钱，大概只有公办老师的三分之一；代课老师也不具备民办老师的身份，没有转正的可能，没有任何出路，只能是干一天算一天，不是长久之计；何况当老师也不是我理想中的职业。我的理想是科技兴农、发家致富。去当代课老师，实属无奈之举。
勇军约我出去“闯江湖”时，我的思想确实很矛盾、很纠结。我既不想在代课教师这棵树上吊死，又不愿就这样冒冒失失地跟他一起出去闯荡。一来是因为那年春季，我已报名参加了自学考试。如果我一走了之，这个学习就会前功尽弃。对自学考试，我还是有一定的信心的，我不愿就这样放弃。二来此前不久，我刚好参加了武昌报的一个征文活动，我想等着看看结果，我自信我的作品能够变成铅字在报上刊登出来。第三，他是自由之身，他的母亲管不了他；我跟他不同，我的父母、家人肯定不会同意我这样出走。第四，我个子小，本身力不大，性格内向，不善言辞，出去后不管是卖力还是卖嘴都不行，肯定吃不开。基于这些考虑，我最终没有答应他，继续在村小学混了三年多时间。好在九二年自学考试专科毕业后，我通过了农村“五大生”招聘考试，虽然没有编制，但取得了城镇户口和干部身份，总算是看到了一丝曙光。
之后，勇军有时在家，有时出去闯荡一段时间。他在家时，我们还是照旧一起玩。
1993年春，勇军在他大姐所在的毛塘村开了一个小卖部。一个星期天，他约我到他的小卖部去玩。中午，在他大姐家吃饭。那天，他大姐家请了湾子里很多人吃饭。席间，他们都说我是客人，一个个轮流向我敬酒。他们喝酒的杯子很大，一杯七八钱，一口一杯，喝得又快又猛。我没有试到汤头，也不会推辞，别人一敬我就喝了。我本来只有二三两的酒量，几杯酒下肚后，就感觉脑袋昏昏沉沉的，把持不住了。我说我受不了了，不能喝了。估计同桌的人看出我的脸色不对，就让我去勇军的床上休息。果不其然，那次喝多了，下午吐了好几次，可能酒精已经烧伤了胃粘膜，吐出的秽物呈暗红色，应该是胃出血了，只是当时不知道。当晚我也没有回家，就在那儿睡了一晚上。第二天一早，就去学校上班了。那时人年轻，恢复得快，大家也没有看出什么异样。后来，我得了老胃病，每次喝酒稍微多一点就要命，估计就是那时种下的病根。
勇军经济条件不怎么好，但是讲义气，重感情。1994年春，我离开了村小学，到乡政府上班。虽然我们平时很少见面，但感情始终还在。1996年元月份，我结婚前夕，勇军到乡政府找到我，问我有没有困难。我那时虽然在政府上班，但只是编外人员，待遇很低，困难是肯定的。考虑到他一直没有成家，我本来没打算向他借钱的，但他主动要求帮助我。他说，你结婚花钱的地方多，我手头还有一点钱，暂时也没什么大事要办，多少借一点给你，你手头宽裕些。盛情难却，我就向他借了300块钱。此事过后不久，他就再次外出闯荡去了。这一次，他出去得很久，一走就是十年时间，到2006年才回家。其间，在一次事故中，他失去了一只手掌，成了人们口中戏称的“一把手”。
2006年初，我家从乡政府搬到了县城纸坊。勇军回家后，跟湾子大多数人一样，也在纸坊安顿了下来。这年冬，我打听到他回了纸坊，请他到家里玩了一回，这才把借他的钱还了给他。
2019年秋，我老婆做了一个心脏瓣膜置换手术。勇军得到消息后，非要来看望一下。民间有个说法，说柴鱼是温补的，吃柴鱼有利于手术后的伤口恢复。他托人弄到两条几斤重的大柴鱼，坚持要送过来。我说我们之间不要讲这些，不必花这个钱。他说，这鱼没有花钱。我说就是不花钱，你还是要欠别人一个人情。他说这是别人欠他的人情。结果，他硬是把鱼送来了。没办法，我只好收下了他的心意。
勇军一只手残疾后，生活更加艰难。为了谋生，他开过一间小足浴店，估计生意不怎么样，维持了几年后，最终还是关门了，他只能靠打临工为生。即使这样，不管是遇到湾子里人家的红白喜事还是湾子兴办公益事业，他都主动参与，或跟大家一样随份子，或为湾子公益事业出力。前年湾子建祠堂，按他的情况，他本来可以不用交纳集资款的。但他不甘落后，千方百计想办法，交齐了自己的那一份集资款。
目前，我们都已过天命之年，进入了人生的下半场。虽然生活艰辛，我还是相信他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自己的下半生有一个比较好的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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