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你记得的
心上有一个世界
我突然想起十八年前的冬天。
学校刚搬到新区两三个月，施工队还在作业，时而有单调的噪音从工地那边传来。理工科的实验室不好搬迁，所以打头阵来开荒的都是文科院系。作为只要带张嘴就能搬家的院系之一，文学院的本、硕、博是学校妥妥的“拓荒者”。经历了开学前兵荒马乱的搬家和智斗野生蟋蟀的胜利，冬季来临前，我们这批打马探路的先行者终于在明亮宽敞的新教学楼和新宿舍安身立命下来，开始习惯学校周边依然荒芜的大片大片野天野地，尝试在郊野与工地间“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也是这年冬天，我人生第一次网购。在ebay上买了一支眼霜。
我在打定主意上当受骗的等待中等来了一张邮局的包裹单。展眼一看，是那支眼霜的取包裹通知单。“看来没有被骗。”我在心里默默松了口气，开始谋划什么时间取货。我在网上翻查通知单寄送来的邮局地址，郭杜邮局，盘算了一下路程和花费时间，吃过午饭，开始出发。
那天阳光出奇得好。后来的这十八年的每一个冬天都没有这么出奇得好的阳光。我心里一阵阵轻松愉悦，好像海浪，退下去又涨上来，心上有只鱼儿随着海浪的起伏上上下下，快乐地游着，仿佛一辈子都会快乐下去。我穿着一件黑大衣，戴着一双黑手套，脚下蹬了一双黑色皮靴。有没有戴那顶黑色的帽子，我忘记了。我从学校北门出来——因为施工，加上离附近村民抓住时机急吼吼开的各种吸引大学生吃喝玩乐的小店特别远，北门几乎没有师生进出——开始“长途跋涉”。阳光慵懒随意，仿佛一双手搭在我黑色的肩膀上，懒得使劲穿过沉重的衣服，洞察到我内心丝丝缕缕的情绪。走出学校不远，田地赫然铺开。天空蓝得正儿八经。空荡荡的天空下，无垠的大地上，没有一只鸟鸣叫，也没有一片绿叶和着风的拍子抖动。整个世界空得干干净净。我走在正在休养生息的田野路上，心里也空空的，但又满满的。我只是脚不停歇地一直走着，走过近旁的田野，走过远处的村庄，走过枯枝横斜的一棵棵梧桐，走过泛黄低矮的脚下草丛。我走在空无一物的大地上，除了黑色的我和阳光下黑色的影子，再没有什么了。我突然想起简·爱第一次遇见罗切斯特先生的那个下午。我想象中简·爱遇到心上人的那一天，她就这样走在空旷寂寞的世界上。她穿着一身黑色衣裙，或许带着一把伞，或许没带——好多年前看的书，记不清细节了——走在去甘草村寄信的小路上。我觉得这一刻的简·爱是全书里唯一一次最自由、最放松的一个小女生。她的童年和少女时期是在压抑严苛的环境下成长的，遇到罗切斯特后又面临猜疑、询问、试探、失望、出走诸多不由自主的外力影响，那个随时保持警惕战斗姿态的简·爱是夏洛蒂·勃朗特笔下的主角，而这个走在寄信路上、还没有碰到罗切斯特先生的小女生才是真正的简·爱——一个心灵全然敞开自在的简·爱。如果她能一直走下去该多好啊！
在抬头一看，已经来到镇上。周围的人渐渐多起来，路上熙熙攘攘的人群里夹杂着说话声、笑声，偶尔，一两只麻雀不知从哪里冒出来，蹦跳着在地上觅食。我看看手机，盘算了一下回程时间。冬日昼短，我得赶紧加快脚步，去邮局把包裹取出来，再赶回学校食堂吃晚饭。我急急地往邮局方向走，脑子里全是回程计划和时间表，街道上杂乱无章，人间烟火的繁华即使在冬日也不消歇。刚刚那个空无一物的世界，就在我踏入繁华的一瞬间，无声无息地倏忽消失，回身相看，什么都没发生过，什么都没留下。
可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世界。
摇摇晃晃的叛逆
市区往返新校区只有三辆公交车。如果不回太白北路的老校区，学生们一般只坐321路。这路公交一路从城里最繁华的南门－小寨街区直通到离学生宿舍最近的校门口。我家住在321路北边终点站，学校在南边终点站，它顺理成章地成了那几年我一座到底的常坐公交。
说“常坐”也不确切。其实读大三以后就很少回家了。本科在老校区就读，暑假不回家，以学习的名义搪塞我妈的追问。老校区的宿舍充满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氛围感，配置陈旧：十来平米的房间，四张架子床八个床位，正中央一张坑坑洼洼的桔色带抽屉大桌子，桌子上方吊着一台古董电视机，摇摇晃晃，欲坠不坠。后来读到余秀华“摇摇晃晃的人间”一句时，我总没法联想出富有哲理的意象，眼前老是晃动着大学时悬在半空的这台电视机。窗户也摇摇晃晃的，仿佛世界一直在刮风，刮得不眠不休。没有空调，把头的房间又是西晒，八个人挤在十来平的空间里，夏天不知有多难熬。即便如此，大三后我也很少回家。宿舍暑热难忍，我就去附近商场买来冰枕——不过是把自来水灌进枕头样的袋子里，然后枕着睡；西晒后的干热闹得人心烦意乱，我就和舍友不停地往地上泼水降温。最热的三伏天，这些招数都不管用了，我们就卧谈到气温稍稍隐退到无边无际的黑夜后，才累得睡过去。我不知道我妈相不相信我是为了学习不回家的借口，反正她从来没追问过。
搬到新校区以后，我回家的次数更少了。新校区宿舍环境好多了，有阳台，四人一间，每个人都有独立的书桌。我开始意识到自己在刻意甚至是故意摆脱关于母亲的一切。临时决定去广州时，我没给她说——我清楚地知道她绝不会让我一个人独自出门，而且一去就是一千多公里。在火车上睡了一晚，到站已是第二天中午。三月的南国春光明媚，周末的街头人来人往，我兴奋又忐忑。走出地铁站，接到我妈打来的电话，让我回家吃饺子。隔着长长的通信电缆，我回复她说“我在广州，不回去吃饭”，听筒里的声音像是一锅爆米花瞬间炸裂开。我妈擅长的一连串语速极快的质问里夹杂着不可遏制的愤怒，劈头盖脸地涌出手机小小的听筒。我像二十多年一直以来的那样，忍着不和她争执，等她发完火。她显然气得不知道该怎么平静下来，于是电话里传来“咣”的一声，然后是连续的忙音。她重重地、气急败坏地按下了“通话结束”。
悬在我心里的一块石头，一路上跟着火车的节奏摇摇晃晃，现在终于落了地。
我妈打心里一定知道我终究要离开她的羽翼，她只是从来不说；我也知道自己终究会义无反顾地离开她的羽翼，只是这份心思隐藏得微妙、隐秘，图穷匕见时，她猝不及防。
晚上，我妈打来电话。电话那头，她语气平缓，询问我住在哪里，有没有朋友接待，几时回家。她还是期盼有人能照顾我。
广州之行，对我们俩来说，都是一次划时代的旅行。
从广州回来后的那个学期暑假，我开始到函授学校代课。课时费结课后就能结算，所以暑假手头就松动了一些。我开始攒钱，为开学后没有课可代的日子准备积蓄，也为不必每月向家里要生活费做铺垫。这一年快交冬时，有次回家，我妈给我当月生活费，我看着她递过来的仅仅400块钱，不愿意接，赌气地转过身，拎起书包摔门离开家。我走得很快，因为激动，脚步细碎而摇晃。我头也不回地走到321路的南门起点站，正好发车。我坐上车，才看到母亲急急地跟在后面，离我一段距离远，脸上敢怒不敢言。她跟着人流上了车，从我身边走过，坐到最后一排。321路晃晃悠悠，穿过市区，经过闹市，驶入郊区，最后在校门口结束行程。车门打开，吐出一车的学生，像是放了闸洪水，又一窝蜂地涌进学校。我妈最后从车上下来。我从余光看到的。她依然跟在我身后，隔着一段距离，敢怒不敢言。那天的空气里有着隐隐的冬的气息。阳光很好，气温很好，风却有了些些寒冷的意思。我穿了件藕粉色毛衣，外面套着淡蓝色上衣，一条黑裤子和脚底的咖色鞋子奇怪地组合在一起，充满城乡结合部的气质。我一直想忘记这身打扮，然而快二十年了，它莫名其妙地在我的记忆里越来越清晰。我妈跟着我。我一句话不说，一次头不回，回到宿舍。舍友从自习室刚回来，准备去食堂打饭，我妈与她寒暄着。我没有说话，没有回头。舍友拿着饭盒离开房间。我妈掏出刚刚的400块钱，放到我书桌上，说：“我一路跟你来到学校，你不理我。你让我心里多难过！”说完，她转身离开。我依旧没有说话，没有回头。
她和我之间，最先开口的永远都是她。
我想，她到现在都不明白我当时为什么不愿意接那400块钱。后来直到毕业，我基本上靠代课攒钱，勉强维持了最后这段大学生活。
母女之间的心墙建起来很容易，拆除却很难。
我的叛逆期来得很晚，但延续至今。我到现在还在避免走母亲的人生，又绝望地发现这似乎是一张很难摆脱的网。她面对的问题，如今我依然面对；她破不了的局，我也很难突破。我在这张巨大的网里像一只被捕捉到的虫子，摇摇晃晃地想挣脱逃命，却愈粘愈紧。直到有一天被暗处的蜘蛛一口吞掉，晃晃荡荡的一生也就草草结束了。
在摇晃的人间过着摇晃的人生，像宿舍那台悬在半空的电视机，掉不下来，固定得也马马虎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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