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麦口”
“麦口”是麦子快要成熟的时候，我们这里多指麦收前后的那段时间，差不多有十天半个月吧。十几年前，每到“麦口”，连中小学生也要放两个星期“麦忙假”的。
母亲是个农民，后半生有幸当上了工人，于是脱离了土地。虽然身份变了，但劳动的本质没变，劳动于她是再本分不过的天经地义的事。记得母亲刚一退休就闲不住了，养兔子，养鸡鸭，挖荠菜、马菜（马齿苋），捡树枝烧土灶，种菜，卖菜……但不管多忙，只要到了“黄金铺地，老少弯腰”的“麦口”，她就总要把其它活放一放，抽出几天来去拾麦穗。
起初，她只是在家附近的几处小块地里捡拾一些。我也跟她去过几次，但手下并不出活，只当是图个新鲜有趣。成群的麻雀也会在不远处跟我们一起“赶麦口”，当我挪动位置快要接近它们时，它们仿佛有统一指挥似的，“扑棱棱”一阵响，全部飞起来，离地不过两三米，集体打了一个旋，又在不远处落下了。收工时，我才突然发现母亲已经收获了几大堆呢。她把长绳从整理好的“麦个子”底下穿过去，绕上两圈，让我和她一起用力拽，杀紧，打结。 最后，我们各自扛着一捆劳动果实，开心地走回家。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这块麦茬地就完全属于那群麻雀了。
后来，母亲竟然要到十几里外的大田地去。因为路远，所以她必须赶早，这样也能凉快些，更重要的是能找到昨天夜里新收的地块。那段日子里，每天天不亮，母亲就骑上三轮车淋着朝露出发了。车把上系着一条毛巾，车厢里再带上一把小镰刀、几只鱼鳞口袋和一壶白开水。她出门时，我通常都还没起床，也从没有跟她去过。我终究不知道她是怎样支撑下来的，只能大概想象那情景：湛蓝的天空下，黄澄澄的麦浪在远处翻滚，偶尔露出几顶草帽。近处是新收的地块，一道道麦茬并排着向尽头延伸，麦茬间留下机收后的一垄垄碎麦秸。母亲顶着大太阳，时而弯腰，时而蹲下，一棵棵捡起，一步步挪移，实在累了就坐在地头一片树荫下，擦几回汗珠，喝几口白开水。这景象让我不由得联想起米勒的油画《拾穗者》，母亲弓腰拾穗、擦汗喝水的样子，何尝不像油画里的艺术形象一样庄严、神圣呢？
通常在午饭时分，母亲就会满载而归了。进了巷子，有时候邻居见到她会随口一问：“你这老太太不知道福好享，不是有退休金吗？还要拾麦子干什么？”
母亲得意地笑笑说：“活一天就得忙一天，走着就比站着强……”
我和父亲会赶紧把三轮车推进院子，卸下沉甸甸的口袋，倒出来一看，全是麦穗，怪不得这么沉！原来，母亲为了能多装一些，就用小镰刀把麦秸全部割去了。
下午，母亲并不出去捡拾，而是在家晾晒、打场。院子里地方小，她就把麦穗扛到平房顶上，水泥板在骄阳的炙烤下热得发烫，麦穗晒得非常快。等到太阳偏西，母亲就可以打场了。她坐在一只光滑的红褐色的槐木板凳上，头上顶着一块湿毛巾，左手拢过一把把麦穗，右手握着棒槌，一点点槌打，直到除去每一片麦皮。而这时，母亲早已是满脸汗珠，晶莹闪烁，折射出夏日夕照毒辣的光芒。平房顶上不适合扬场，母亲就抱起簸箕，一点点簸去麦子里的沙土、麦皮、麦芒，一簸箕麦子扬干净了就倒在旁边，摊平，晚上盖一层塑料布，四周用砖头、木棒压实。
一个“麦口”过了，母亲会让父亲拿来钩称把麦子过一遍，最多的时候，捡过好几百斤呢，装了满满几个口袋。母亲一边高兴，一边也感到痛惜：“收割机撒下的太多了，拾麦穗的人越来越少了……”
新打下来的麦子怎么吃呢？
母亲带我去过面坊，后来我按母亲的吩咐自己也去过。面坊的师傅把麦子过了称，倒进料斗里，磨面机的出口扎着一条长长的布口袋，机器一响，布口袋立即鼓起来，像现在的充气拱门类似，面粉就源源不断地吹进长口袋里。用手一摸口袋，还热乎乎的。面粉有“头破”“二破”，打下来的麦麸要带回家喂鸡。有时候，母亲专门让我交待人家打“连根倒”面，烙出的煎饼、蒸出的馒头都黑乎乎的。原来，“连根倒”面就是连同麦麸一起的面粉。母亲说她小时候，连这样的面粉也很难吃到。现在生活好了，许多讲究养生的人又开始吃上粗粮了。母亲没念过书，并不懂什么养生。如果偏要说她有什么养生之道的话，我想那就是劳动吧。
今天想来，“麦口”应是母亲的一个心结，解不开也绕不过去，忙忙碌碌却很有心劲儿。这心劲儿，是她对土地的眷恋，对往日的怀念，对劳动的信奉。但自从患上脑梗之后，她就再也没有机会去赶“麦口”了。而现在，她已经离开我快三年了，长眠在老家的公墓林，那片黄土地也曾是一望无际的麦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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