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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与小城
□ 蒋仲文
京剧院
这座古老的南方小城里，京戏有众多观众，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一个戏迷。抗战时，为避战火，许多著名戏班来到这里演出，让戏迷们大喜过望，饱享眼福。一些殷实之家的戏迷，和众多商号里的人，每晚泡在戏园子里，如痴如醉，不能自拔。全国解放后，时局好转，京剧名角随戏班远走高飞，戏园子里没了角，撑不起门面，关了张。庆幸的是，五十年代中期，新上任的专员是个北方人，知识分子，重要的是他也是个戏迷。他得知京剧在这里源远流长，戏迷众多，为顺应民意，他探访了一些戏迷，和他们促膝谈戏，情投意和。戏迷中不乏素养极高，精通京戏的票友，他们多出自殷实之家，不为生计所累，晚上看戏，白天聚在一起唱戏。于是，专员招兵买马，亲自坐阵招考，不拘一格选人才，重成立起了京剧院。
那时，我读初中一年级，现在的人很难想像，一个12岁的孩子，竟然成了一个京剧迷。我把每天父亲给我的早点钱省下，三天五天后凑够了钱，就去买一张最便宜的丙等票，美美地去看一台戏。那时的京剧院，成了小城人的艺术殿堂，观众沉浸在剧情中，和剧中人一起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剧场里或掌声欢呼声不绝于耳，或悲伤低泣之声如细雨润物般洗涤着人的心灵。回想起来，我在那个寺庙改造成的剧院中，看了几十场戏，受到了最初的艺术启蒙。戏看得多了，我对剧院里的演员已十分熟悉，对他们的表演特点、艺术风格如数家珍。几十年过去，几个主要演员的艺术风貌，仍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1、青衣
青衣演员姓高，三十多岁。她面容姣好，身姿绰约，是小城最美丽的女人。她的丈夫是小城名医，不只医术高超，对贫苦人也体悯入微，常常为求医的穷苦人解囊相助。年轻时，青衣就倾慕医生的品德，虽身为名门之秀，却大胆主动向大她十岁的医生示好，不顾父母反对，兄妹劝阻，多年坚守，苦苦追求，和医生终成眷属。他们的爱情故事，在小城广为流传，成为佳话。
青衣的左脚有些跛，是小时得病留下的，但不管走到哪里，她都是一道美丽的风景，就连那有些跛的脚，也不影响她的风姿，就像维拉斯那失去的双臂，丝毫不影响她的魅力无限。也许是受医生的熏染，她对贫穷的人也同样体悯慈爱。她在《秦湘莲》《铡美案》《窦娥冤》中的表演，情真意切，声泪俱下，让观众和剧中人一起，悲痛欲绝。那跛脚，定是在台下反复琢磨，经过千万次的操练，终化残缺为神奇，融破绽为独特。那招招式式，既在京戏的程式之中，又处处融进了她体肢的韵味，别具一格，匠心独运，其中门道，逼人寻味。
青衣的美和小城那婉丽清新的美十分协调，是小城的一张名片。在众人心目中，用现在的称谓，那就是小城的代言人了。
2、夏恩元
夏恩元——几十年过去，我一下就记起了这个名字。夏恩元是文老生，他演的《徐策跑城》《萧何月下追韩信》深得麒麟艺术的精髓。跑城不见城，月下不见月。但因他的精湛表演，却让人看到了巍巍城池、朗朗明月。这让我想起另一则戏《三岔口》中那一场黑夜里妙趣横生、无与伦比的打斗，却是在明亮的灯光下进行的。为观众留下想象的空间，这是对人的尊重，也是对戏的尊重。以虚写实，化繁为简，剔除沉杂累赘，突显演员的表演，这是京剧的魅力，也应是所有舞台艺术的灵魂。那种动辄就满台人和景，好像不这样，就显示不出气势，其实是对人与物的糟贱，也显现了创作者想象的苍白和贫困。
在《徐策跑城》《萧何月下追韩信》中，夏师放大了麒麟艺术中抓蟒、踢蟒、抖袖、趋步、投袖、绊步……极为丰富的技巧，把“这一个”萧何、“这一个”徐策演绎得丰姿绰约、光彩夺目、动人魂魄。他用够了独具姣好的体肢，步履牵动腰姿、糅为一体，招招风雷，步步惊心。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记忆如昨。
3、三弯腰
三弯腰是人们给他取的绰号，透着大伙儿对他的喜爱，其中也不乏小城人特有的幽默和戏谑。
三弯腰的父亲经营着一家大商铺，他希望儿子能继承家业。不想，儿子却迷上了京戏，看了不少关于京剧的书，是一个真正懂戏的人。他做、唱俱佳，在《空城记》《赤壁之战》中，把诸葛亮那运筹帷幄、虚怀若谷的精神世界，召示得淋漓尽致。三弯腰的腰有点儿向前弯，他明白自己身上的不足，便在唱和做上下足了功夫，力求以长补短。他真的做到了。后来，我在省城里看名角演的诸葛亮，比起三弯腰演的诸葛亮来，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好像诸葛亮就应该腰板儿有点儿弯曲，不应该太完美了。其实，诸葛亮也称自己是个山野之人。都市名家演的诸葛亮，多了点儿仙气，却少了点儿人间香火、灶台炊烟的余味。
4、四鼻子
四鼻子是个丑角，因在台上把鼻子涂得很大很白，占了半个面庞，因而得名。四鼻子是个例外，他家境困难，全家六口人，父母多病，两个孩子上小学，全靠他和妻子做小生意养活全家。四鼻子是个乐天派，常在屋檐下和邻居聊天。我路过时，老远就会听到他用那有些沙哑的噪门冲天大笑，惹得大爷大妈们也以各具特色的噪子跟着笑，演奏了一曲笑的交响。这让人觉得他在舞台上演的角儿充盈着他生活中豁达乐观幽默的味儿，充满了油盐柴米的味道，是他生活中一举手一投足的延续。大俗之中有大雅，他把生活和艺术交融得如此天衣无缝，也算一绝。
四鼻子是编外演员（像他这样的编外演员还有几个），属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人物。因而，不受剧院管束。白天，尽管做他的小生意，晚上有戏，算是过过戏瘾，也挣点小钱，补助家用。但他仍长期守候，乐此不疲。
5、花脸
剧院里人气最高的，是一个姓黎的花脸演员。他稍年长，待人厚道，和蔼可亲，大家都称他黎哥。他演的《野猪林》《李逵探母》等诸多剧目，剧场里掌声叫好声不断。他的嗓音有一种难于言说的魅力，常常在吟哦低婉时突然转向高吭，且没有一丝做作和斧劈之迹。让人更为称道的是他的表演，戏迷的赞誉为“浑身都是戏”。在《钟魁嫁妹》《钟魁捉鬼》中，他的一举一动尽在情境之中，似有神力相助。粗放时大开大阖，细腻处纤毫毕现。急徐之间，收放自如，挥洒有度，把钟魁那人鬼一体、妖魅娇艳的内涵和哲思表现得入木三分，让人拍案叫绝。黄山归来不看山。此剧经年，至今，就是都市名家演的钟魁戏，我也失却了再去观看的勇气，我怕打搅了定格在我心目中的“这一个”钟魁形象。当然，毋庸讳言，这其中定包含了童年认知的偏执。
电影院
京剧院成立两年后，在小城中心，建起了一座能容下上千观众的电影院，这是小城里建的第一座颇具现代风格的建筑。
那时电影院里放的影片有两类，一是老一代影人三四十年代制作的电影《乌鸦与麻雀》《马路天使》《一江春水向东流》……另一类是苏联早期出品的电影。
电影，一下拓展开了小城人的眼界，让他们看到了小城之外的陌生世界，他们睁大眼睛盯着银幕，无比惊讶，在他们心中掀起一次又一次情感的波浪。同时，认知的局限，却让一些人感到有些慌乱、惊悸，措手不及。
记得放映《一江春水向东流》时，真是万人空巷，一票难求。一晚，电影放到高潮时，突然中断了，即时场内灯光大亮，银幕上出现几个大字“片子未到，请等候”，顿时，观众哗然，感叹声四起。原来，那时拷贝少，几个县同时放映一部电影，邻县先放完一卷胶片，要由人骑摩托飞快送到下一县放映，这叫做“跑片”，如果两县衔接不好，或是机子出了故障，片子便不能准时送到。那一晚，观众虽焦灼难耐地等待着，却没有一人离场。苦守了半个钟头后，片子终于送到，重放映时，把观众中断的情感又重新找回。
那时放的另一类电影，是苏联三四十年代的老影片。回想起来，我还记得一些片名《白夜》《木木》《夜店》《白痴》等，都是一些经典之作。我对这些电影，连一知半解都说不上。但奇怪的是，却在我心里留下了抹不去的印象。《木木》的主人翁是一个聋哑人，片中几乎没有对话，但通过人物的行动，人物性格被刻画得十分鲜明。高尔基的《夜店》中，演员都是苏联的功勋艺术家，他们的表演让人过目不忘。现在想来，一个个人物形象，仍鲜明如昨。
那每部经典，都是一颗在我童年心灵中埋下的良种，安睡的岁月把它们养着，不知什么时候，它们终会长成千姿百态的模样，发出奇幻的异彩，以难以想像的方式，雕塑着你的心灵。这种对遥远美好时光的反刍，会咀嚼出别样的滋味。至那一颗颗种子在我心灵里种下，我从母亲肚腹里来到世上的第一次蜕变后的又一次蜕变，就开始了，只是我在几十年后，才清晰地感受到。
这座小城里的京剧院、电影院，是小城厚实的文化沃土，它和小城古老的历史文化浸润而成的小城人崇尚文化的传统，融合在一起，成为了小城人的根和魂。从此，不管我走到哪里，这根脉都深深地扎在我的血液里。
午夜小城
晚上第二场电影散场，我走出影院，已是午夜时分。我走过大街，离开人群，转进一条小街。虽是盛夏时节，迎面轻风微漾，仍带有丝丝凉意。月上中天，月华如水，洒在青石板路面上，透着淡淡青晖，反射的微光，恬静柔和，婉丽清新。我用赤脚和青石板亲近，它向我的足心回报了柔意（我读初中时，没鞋穿，还光着脚板）。
路上已无行人，蟋蟀大胆地亮开了嗓门。它们或是为了觅食，或是迷失了方向，闯进小城后，就在屋檐下的石条隙缝藏匿起来，觉得适于生存，就住下了。夜间，它们用此起彼伏的重唱，宣示着占领者的得意和愉悦。我至今不知道，是何原因，城里的蟋蟀歌唱时，城外开阔的天地里的蟋蟀，早已集体失声？因而，小城里蟋蟀的鸣唱，就成了城市毗连乡村的界碑。
小街上，只有一个窗子还亮着灯，桔黄色的灯光强化了夜的幽静。那是一个夜读者，每晚都要读书到深夜。后来，我迷上了绘画，记忆里的这一豆灯光，就成了我对色彩和光线的最初认知。经年月久，我一直揣摩，笼罩在灯光下的那个读书人，读的是《论语》还是杜诗？
我在一排低矮的屋前停下了脚步，来到一间更为低矮的屋前，那是我的家。我走到窗前，轻轻一推木板窗，窗户开了（父亲知道我会很晚才回来，没给窗子上闩），我跃身进了屋，关好窗，蹑手蹑脚来到我的床前，脱衣上床，钻进被子。父亲的鼾声，从另一间屋里传来，轻摇板壁，节奏分明，给小城的夜晚，增添了几许安宁，也给这间破败的小屋，增添了几许祥和温馨。
焐 脚
1
年末天寒，父亲交给我一个任务，搬去和爷爷睡，睡觉时给爷爷焐脚。父亲在交待这事时，神情凝重，我一下就感到了这任务的分量。
爷爷小时读私塾，结业时成绩优等，学校差老师，把他留下教书。后来，爷爷又谋过多种职业，如为报馆做校对、誉写等。但不管他谋过多少职业，人们都一直称他为先生。
经过几年的艰难奔波，爷爷有了些积蓄，又回到了祖业上。他领着父亲开了一间毛皮铺，几年后事业有成，收了两个徒弟，两个工人，旺铺增至三间，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红红火火。但好景不长，随着政府腐败，战乱不断，国力日衰。各种黑恶势力沉渣泛起，爷爷拼其全力，左右应对，弄得身心俱伤，筋疲力尽，终只靠苦心经营，辛劳支撑，已无力回天，别无选择地走向了衰败。爷爷饱含热泪，辞退了徒弟和工人，和他们依依惜别，每人赐予薄酬，让他们各奔东西，另谋生路。最后，到了变卖家产、维持生计的窘境。
家里唯有一样东西，爷爷舍命力保，终保留了下来。这是爷爷的心爱之物——一部线装的绣像《红楼梦》、一部《全唐诗》、一部《史记》。现在看来，爷爷保住的是，这个家族的根基。
多年后，我看了谢添先生的杰作《林家铺子》，电影里林老板的遭遇和爷爷的命运，竟是如此酷似。
解放后，爷爷已年近八十岁，他的身体日渐衰弱。
我上小学时，每天都见爷爷在临窗下看书。他沉浸在书里，一动不动，像一座雕塑。一天，触景生情，一掬浊泪，包裹着他无尽的心酸，从他眼里夺眶而出，顺着清瘦的面庞，潸然而下，重重地砸在书页上，洇化开来，和《红楼梦》那千古绝唱的文字，永远融在了一起。
2
我搬去和爷爷睡的那天晚上，天特别冷。屋外，呼啸的北风沿街道狂奔，卷起路上的枯枝败叶，砸在门窗上，发出劈劈啪啪的声响，又无孔不入地侧身从门缝中挤进屋来，在屋里肆无忌惮地游走，好像在翻找什么东西。
爷爷在被子里蜷缩着身子，冷得瑟瑟发抖。他的脚冻得像两块冰冷的铁板。我用双臂紧紧搂抱住他的脚，一阵透骨的寒意向我袭来，我猛打一个寒噤，又一个寒噤……我仍没有松开臂膀。大人们都说，小孩子的屁股上有三把火，我深信自己的胸腔里也有三把火。为把体温更快传递到爷爷脚上，我率性脱去贴身的小褂儿，赤身裸体地紧抱住爷爷的脚，又缓缓扭动身子，用胸部擦搓爷爷的脚心。这一招真灵，爷爷的脚渐渐回暖，我的肌肤清晰地感到，爷爷僵硬的十个脚指，在慢慢儿舒展开来，像十个花瓣徐徐打开，在我胸怀里花儿般旖旎开放。
从此，这朵世间最神奇的奇葩，就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胸部——不，它其实是一副镶嵌在胸膛上的护身符，它庇佑了我一生，引导了我一生。
窗
我读小学时，每天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拿上个土大碗，到毛皮厂去打饭。父亲交给我这件事，是为在别人下班后，他还能继续做一段时间的活。我瘦小的身子，淹没在长长的排队打饭队列里。遇到下雨下雪，我赤裸着脚，要在雨水里或雪地上，站很长时间。好容易，我排到打饭窗口外，吃力地踮起脚尖，用苍白瘦小的双手，托起土大碗，送到窗口里。窗内打饭的炊事员，只要看到这双手，这个土大碗，和飘蔓上窗台来的一绺黄槁的头发，虽看不到人，也知道是那家的孩子。我打了饭，回到厂房，父亲方放下手中的活，和我一起回家。到家里，父亲在土大碗中的饭上，用筷子小心地从中划条线，扒出一半给我，又从他自己的一半中，舀出一勺放在一个碗中。每顿余下一点，留给二哥星期六从中学回来吃。现在想来，父亲那时每顿饭，只能填充一半肚肠。
读中学时，我到学校伙食团开伙，每月交伙食费6元。因父亲微薄的工资要养活全家，且又是每半月领一次工资，我无力一次交纳全月伙食费，就要求学校两次交清。每次，我交伙食钱的时间，刚好是父亲领工资的日子。那天，我来到父亲的厂房，萎缩着身子，焦灼而惶惶。父亲早早放下手中的活，第一个排到会计发工资的窗口前。父亲拿到钱，把10来元的半月工资，郑重地清点了几次，从中抽出3张块票，亲手装在我的内衣口袋里，为我用别针别好。然后，父亲从身上抠出几张分币，放在我手里。我知道，这是对我额外的一种奖赏，是给我零花的。我觉得那几分钱那样金贵，它浸透了父亲的汗水，带着父亲的体温。我总是把它存下来，舍不得花掉。
在我今后的生活中，那个当年毛皮社打饭的窗口，和那个会计发工资的窗口，似父亲那双悒郁、深情而凝滞的眼睛，一直尾随着我。
母亲的黄菜叶
一段时间，毛皮社厨房里人手不够，叫母亲去临时帮厨。那是我家最贫穷的时候，全家六口人，四个孩子上学，母亲在家操持家务，全家只靠父亲在毛皮社微薄的工资养活。
母亲到厨房的第一天，她的目光一下被一堆扔在墙角的黄菜叶吸引，一个念头立即涌上心头。但她刚到厨房，不能就开口要那些菜叶，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被厨房的人扔掉。为能让自己开口要那堆菜叶，母亲活儿干得特别卖力。一个星期后，母亲终向主管的师傅开了口。在那贫困的年代，没有人会取笑这样的事。师傅点头同意，此后，他还每天有意摘几个绿色多一点的菜叶，放到菜叶堆里。
从那天起，母亲每天回家，都带回一兜菜叶。母亲把腐坏的摘去，把勉强可吃的捡出，洗干净切成碎片，参拌了少些苞谷面，煮成稀粥，给四个孩子吃。
“我要让孩子填饱肚子。”母亲常对父亲说。为了这个愿望，母亲把稍有营养的东西，都让给了孩子和父亲，她却长年处于半饥饿的状况。
因体质衰弱，一天，母亲在厨房晕了过去，食堂师傅把她送回家，叮嘱她在家休息两天，这两天的工钱照发。但母亲下午就回到了厨房里，她珍惜这次临时打工的机会，害怕自己会因病被辞退。另外，她心里惦念着那一堆黄菜叶，家里的四个孩子，还嗷嗷待哺啊！
后来，我把母亲的故事，写在了一篇小说里，小说结尾写道：“现在，我该告诉你那个平凡的字眼了——哺乳，对，哺乳。这个平常的字眼，也许会调动你生命中种种类似的经历，重新理解这个字眼的深意。或者，它会让你想起，一只鸟妈妈在外面觅寻到食物后，经过千辛万苦，飞回巢穴，几只幼鸟张大嘴巴，叽叽叫着，争着让妈妈把食物一点一点喂到他们嘴里的情景吧。”
路 费
二哥读书时，各门功课都是全班一二名。初中毕业，他本想上高中，之后考大学。但他知道，家里已无力再供他读书，就作了个明智选择，考上了云南民族师范学校，这学校不只免学生学杂费，还免费供给食宿。
家里接到通知后，为了二哥到昆明读书的路费，把父母愁坏了。无法，父亲硬着头皮找到毛皮社的领导，苦着脸说明原因，向社里借钱。领导正为发不下员工工资犯难，便一口拒绝了。
父亲回到家，和母亲商量。他们看着空荡荡的家里，已无值钱的东西可卖，一筹莫展。沉默了好一会，母亲狠下心，指着墙角的两个她腌酸菜的坛子说：“把那两个坛子卖了吧！”父亲说：“那也不够啊。”这次，轮着父亲下决心了，他咬了咬牙说：“把饭桌和那两把椅子也卖了吧！”
第二天一早，他们叫上我，一起把坛子和桌椅搬到大街上，摆在一个显眼的地方。母亲从身上拿出一根准备好的稻草，挽了个圈，插在桌子的缝隙里，这是小城人出卖东西的标签。父亲从身上拿出一张纸，上面用毛笔工工整整写着要卖的每样东西的价钱。父亲把那张纸郑重地交到我手里，像是把一副一个十岁的孩子难以承担的担子，无奈地压到我肩上。之后，他用一种我永远难忘的目光看着我，那目光里饱含着难以穷尽的深意——重托、责任，和对命运不屈不服的小人物的倔犟，以及跌到谷底仍不熄灭的期翼的光亮。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突然长大了，是一个男子汉了，我不应是这个家庭的负担，我对这个家庭里的每个人都负有责任。
父母亲转身离去，我目送他们的身影消失在远处的街角处，像朱自清目送他父亲的背影渐行渐远一样。
现在，只剩我一人孤立于屋檐下了。街上偶有行人顶着寒风匆匆走过，却没有关注我向他们投去的期盼目光，没有人瞥一眼摆在我身旁的东西。
终于，一个老人缓步走了过来，他只草草看了一下桌椅，又草草看了一眼我，连这些东西的价钱都没问一下，就漠然走开了。这样的人又来过几个，结果都一样。
这时，我真正感到了危机，心里很是着急。
我正责怪自己无用时，有一个腰间系了条围腰的胖胖的中年人，老远就注意到了我面前的东西，看模样，他像是一个饭店的厨师。他大步走过来，眼睛盯着两个坛子。他用右手提起一个坛子，用左手帮着，把坛身坛底细看了一遍，又用双手交替拍打坛身，贴耳倾听。坛子发出清脆的声响，声声入耳。他又如法对另一个坛子摆弄了一遍，终满意地点点头。他问了一下价钱，便爽快说：“这两个坛子，我要了。”
我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
他向我付了钱，两手各提一个坛子，迈步离去。眼看他快走到了转角处时，我有些蒙的头脑，一下清醒过来，我想起了我的责任。我拔腿向那人追了过去，大声叫喊道：“叔叔，叔叔，请你等一下。”那人停下脚，转身惊诧地看着我。
我忍不住哭了起来，边流泪边说：“叔叔，你把桌子椅子也买了吧，我求求你了。我哥考上了昆明的学校，没有路费，我爸妈要把这些东西卖了，做我哥的路费啊！你买走了坛子，我不知道桌椅是不是还能卖掉，我哥正等着路费钱呀！”
我不知道哪来的勇气，一口气说了这么多的话。说完，就放声号啕起来。
那人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竟忘了把手中的两个坛子放到地上。一滴待出的泪水，蓄在他的眼眶里。过了一会，他就抬步跟在我的身后往回走。
他如数向我付了桌椅的钱。随之，叫来两个人帮着，把地上的东西搬走了。
作者简介：蒋仲文，回族，1943年8月生于云南昭通，参过军，当过工人，任过教，历任地区文化局创作室主任，地区文体局副局长，分管文化工作。1984年后，长期任省文联委员，省作协、省剧协理事，昭通市文联副主席，作协、剧协主席，2003年退休。作品有小说、戏剧、电视剧、诗歌、大型演出文学台本、评论等多部。
【责任编辑 赵清俊】
原载《昭通文学》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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