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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简史
□ 陈永明
唐代温庭筠《宿白盖峰寺寄僧》有诗云：“山房霜气晴，一宿遂平生。”房，作为汉语一级字，最早在战国时期就有了文字记载。因词性的不同，其含义也更为广泛。
这里，我想说的“房”，便是作为名词在其本义上指的“正室两旁的屋子”，是“住人或放东西的地方”，按今天的标准表述，简而言之就是“能遮风蔽雨、能满足人基本生活需求、安全稳固”的住房。
在短短的几十年间，我经历过八九次搬家，换过十次住房。每一次换房、搬家，既是一件烦心恼人费劲的事，又是一个舒心愉悦惬意的过程。如果说，简单的人生经历见证了一个地方的发展变迁，那么换房搬家又何尝不是一部住房变化的“简史”呢。
其实，母亲的身体，才是我最温暖的住所。母亲告诉我说，我出生那天，老家的土墙茅草房刚刚盖好，像是专门迎接我的降临一样。这是我走出母体那温暖无比的居所，落进弥漫人间烟火的凡尘，拥有的第一处“巢穴”。之后，那间茅草屋，又换成了长三间的大瓦房。那以后，那排老屋，一直伴随我长大成人。
二十年后，从老家那茅草房、土墙灰瓦的老屋，走进灯火通明的县城，住进了过去只有干部才能出入的县委招待所，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三次换房。那时的职工住房都是单位统一安排，是必须论资排辈的。因为机关比较大，负责很多个单位和部门的后勤住房保障管理。刚参加工作时，机关单位新进的人比较多，住房特别紧张，只能暂住单位统一租住的房子。得益于领导的关爱，我和同时分进单位的同事有幸住进了招待所一间有四个床位的房间里，我们靠窗的床位相对固定而已，每天享受着住客同等的待遇：勤劳的服务员常常是天不见亮就进房间给保温瓶里上开水，然后扫地，然后“砰”一声把房门关上，之后便是隔壁房间依次传过来的“砰”的关门声。之后，便是睁着眼等天亮，起床，上班。
那时的招待所，比起新参加工作的其他干部职工来说，条件是相当好的了，常常有新分的同事来蹭大澡堂洗澡、或者悄悄打一壶不花钱的开水。虽然几毛钱一晚上，对于当时只有33.5元工资的时代，对于单位来说，一个月下来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招待所住了大概半年多，我和同事又搬到了办公和住宿混杂在一起的政府大院里。五十年代修建的青砖灰瓦四合院，两层楼，一楼的一间集体宿舍里，不大的屋子“杂居”着大院里不同部门的三四个人，各自靠墙或靠角为居，白白的蚊帐一挂或者一个文件柜一隔，便各自一方“小天地”，倒也显得清爽清净。这是我的第四次换房。
集体宿舍是有故事的。这样的环境，有时难免也会遇到不少的烦心事和尴尬事，诸如年轻人谈恋爱约会不方便，或者带进集体宿舍“眼馋”别人，那也是常有的事。有个周末，我和同事都没回老家，出去唱了“卡拉OK”回来倒头便睡。第二天早晨，在一阵“叽里咕噜”小声的龙门阵中，我和同事才从梦中醒来，起床之后发现，与我“一柜之隔”的那位大哥的“半边农”家属，带着孩子从老家、那个离昭通最近离县城最远的乡镇来“探亲”了。据说那嫂子从老家走路、搭便车，辗转干了两天，到半夜才到县城，半夜三更没有去处，又不忍心喊醒我们，一家人便用半新的羊毛披毡铺在地上，夫妻俩悄悄拉家常等着天亮。那一瞬间，短暂的尴尬过后，在我心里却是一种心疼和无奈。那天，我临时回了城郊的老家，同事也找他幼儿园的女朋友约会去了，把集体宿舍那不大的空间留给了“一柜之隔”的“隔壁大哥”一家。
到了1985年8月，也就是大概一年多之后，我的工作变动了，又回到了原来上班的大院里做事。由于各属一个管理机关，集体宿舍的床位也得“让”出来，我便从集体宿舍搬了出来，住进了新单位打印室里边的“杂物间”，那也是曾经在打印室工作过的钱大姐单身时临时住过的地方。钱大姐病故刚走不久，窄窄的房间比床大不了多少，故人西去，房还是那房，床还是那张床，只是新住进了我。这是我第五次换房。
新单位的工作虽然不是很繁忙，也很程序化，保密性比较强，需要审查“祖宗三代”必须“历史清白”，以至于我住那个房间除了我以外，其他人都不能涉足，更不能说到那间基本可以转身的房间坐坐，哪怕是我的分管领导，亲戚朋友更是如此。搬进那勉强可以“栖身”的住处，我麻起胆子，打扫整理了房间，收拾了床上稻草席下写着钱大姐名字的两本破旧的政治书籍，还有掉了笔套的烂钢笔、两只旧袜子，铺上自己学校毕业时便随身带的铺盖卷，算是安顿了下来。由于心理素质不好，加之熟悉的故人用过的房间、睡过的床，自己老是觉得心里不踏实，时常会不由自主地自己吓唬自己。有天夜里，半夜三更醒来，老是听见房间里“嗒嗒”响，间隔两三分钟一次，越听心里越发麻，开灯起床看了两、三次，居然什么也没发现。只好开着灯、睁着眼，仔细等待搜索那怪异的声源。原来，睡前洗的一双袜子，晾在床头自制的简易帐杆上，由于没有拧干，水分下坠积累成滴，落在床脚垫层的牛皮纸上，声音清脆而厚实，纸上也不浸润，差点就没看出来，害得自己虚惊一场。
其实，这些都不算啥，最让人心里愧疚的，还是对老家亲人的亏欠。原本在三中初中毕业的二弟志愿错填为“高中”，超过中专录取线而没能取上中专，在城郊桐堡附中补习时原本是可以和我同住，便于指导他复习考学的，无奈上半学借宿于同事在县幼儿园的空房，下半学又在明子山脚小河边槐花树的伯娘家借宿，每天早起晚睡，早上一碗“油炒饭”管到下午放学，崎岖小路往返几公里，辛苦自不必说，最终“名落孙山”耽误了前程，我自己却没担当好早逝的父愿和“长兄如父”的职责。有一次，大姐上街赶场，背了好多老林里挖的野生“折耳根”上街卖，午饭过了还没卖完，我只好在食堂多买了一份饭菜留着。大姐卖完“折耳根”好不容易找到了我时，我只能把饭端到一楼的树荫下，看着满脸汗水、疲惫不堪的大姐，就着正午火辣辣的阳光把半冷的饭菜咽下。没办法留大姐坐坐，望着大姐远去的身影，我的双眼是模糊的。那一刻，自己最大的感受就是，要是哪天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我一定会弥补现在的缺憾的。
这样过了不到半年，食堂做饭的大厨朱师傅要调回昭通了。朱师傅在食堂大餐厅旁背靠伙食团财务室的那间房子，要不了几天就会“空”了。房子是一层十多平米的老式砖瓦房，窗口便是那株至今依旧挺拔参天的古树——皂角树。屋子冬暖夏凉，虽然不是很宽敞，一个人住也很满足了。大院里，想着这间房的有好几个人，有在外借住的，有大院内想换好房的。领导知道我住的地方非常具体，也答应有机会会考虑我的困难，我也就中规中矩的等着领导安排。有一天，单位财务室那位和我相处较好的“老二哥”告诉我，听说某位职工也找领导要那间房去了，估计没我的戏。“老二哥”是个挺爽快的直性子，给我出了一个“歪”主意，让我私下找朱师傅说说，先把钥匙拿到手，“老二哥”还补了一句：老实很了不行的，又不犯法。尽管一向胆小怕事，时常顾及“影响不好”，想想“为房所困”的烦恼，我还真的听信了“老二哥”的主意。没过几天，朱师傅搬家了。当晚，我约了两个在广播站工作的朋友帮忙，把铺盖卷悄悄搬进了那间房子。意料之中，第二天早上，单位领导便把我喊到他办公室，肯定了一番我的工作和为人，然后象征性地对我给予了批评，我也很诚恳地“认”了不需要整改的“错”，这事就算过去了。工作之余，我也有了一个相对固定的住处。这是我第六次换房。
那时，有一个自己可以支配的“空间”，是最大的奢望。搬进食堂大餐厅旁的“耳间”后，下班有了自己的归处，老家亲人进城赶场可以进屋坐坐、喝杯水、歇口气，那是自己最欣慰的，心里边也少了些亏欠感。在那里没住多久，问题又来了，一日三餐虽然很方便了，但很不清静、也不安宁。隔壁是总务室、旁边还有文化局的老同志一家和学生们，茶余饭后，同事“串门”聊天频率高是小事，主要是不安静，感觉嘈杂，加之那时的伙食团接待相对多些、形式上也比较宽松，有时吃饭时间也会长一些、酒水会耗费得多一些。那种环境，时日久了，也觉得烦躁甚至有些不安。
好在只住了几个月，我又有了第七次换房的机会。单位的钱大姐过世后，他的丈夫有了新的“目标”，组织关心跨省调去了四川。他们原来的住房在大院里边的办公楼一楼，进楼门左拐一直到走廊尽头。这栋楼时间比较久了，是这座县城里最古老的老式砖瓦房，一楼是职工住宿，二楼是办公室。尽管房间比原来那些住房宽大不了多少，但相对比较安静，能住进里边的，多半是老职工、或者人缘关系好的，才有机会。男大当婚，一晃我也到了可以结婚的年龄，找单位分管后勤的领导提过申请，也许是我在单位工作比较踏实，关键是不讨人嫌，同事们的口碑不错，加之那时已是单位小部门里管一个人的副科长，得到了特别的关照。在这里，完成了人生“三大喜事”之一的“洞房花烛事”。那年“五一”，一个比我个子还高大的大红“囍”字，让我从此有了一个自己的“窝”，也开启了我这辈子油盐柴米、传宗接代的旅程。
我的“新房”里，一张高大的布帘子一挡，卧室、客厅、餐厅融为一体，没有做饭的地方，更别奢望有个厨房。楼道里，各自的门口除了煮饭的炭炉子、墙上反扣着的片片锅，几乎都是码到半门高的炭粑，还有各式各样的杂物。宽敞的过道几乎被占去了一半，提桶水还得侧着身子过。早上十一点不到，楼道里生火的烟雾刚好散去，便又响起了“锅碗瓢盆”的碰撞声，特别是炒菜时呛人的糊辣子味，还有吃起来香、闻起来臭的“豆豉粑”味，偶尔也有特别好闻、诱人的蒜苗炒回锅肉味……我也学邻居一样，门口摆个锯了靠背的烂椅子，放上个丈母娘家拿来的煤油炉，买了口炒菜用的小铁锅，还赶时髦用上了“大舅哥”送的结婚礼物——新式的电饭煲，像模像样的便有了“家”的感觉。
那时，楼上上班的同事们也很有意见，无奈楼下煮饭的大部分都是自己的家属，条件限制，也就顺其自然了。那段时间，楼下炒菜，楼上下班，似乎成了不成文的“规矩”。那样的日子没过多久，单位便想了很多办法，解决这个见惯不怪的“难题”。大院里，皂角树旁，有一栋专供单身汉住宿、被戏称为“熊猫馆”的三层砖混水泥房子，真正的“熊猫笼子”样，摆放一张单人床，便没啥活动空间了。领导考虑再三，多方做工作，调剂了几间，让我们“做饭影响正常上班”的几家有了专用的“厨房”，也解决了职工的实际困难和问题。这样，又过了一年，我也做了父亲，有了自己的儿子。老婆在水泥厂上班，满月不久的儿子就丢家里由我负责管理。添人进口，房子依旧是个困扰。无奈之下，我将住房“山墙”与大院“围墙”仅两、三米的空间“开发”了出来，老家兄弟帮忙，从15公里外的老家砍了木棒、竹子，贴着山墙，两边用竹篱笆隔断，搭上竹木横梁，盖上油毛毡，大门一侧留个简易的门，一个“简易厨房”也就成了。然而，两个玻璃窗被遮挡了，仅靠上半截两个护窗透光，屋里的采光弱了许多，这是最大的弱点。好在有了临时做饭的地方，那间“熊猫馆”又可以恢复“住宿”，放下单人床，让领孩子的亲人有了个歇脚、住宿的地方。
人过三十，仿佛时光就过得特别快。一晃，儿子也就三岁了，到了上大班的年龄。那时，机关单位的工作业务也在不断地拓展，特别是一些新的临时机构也冒了出来，比如打拐办等。人员逐渐增加了，办公场所更是日趋紧张起来。小院四合院里，靠皂角树一侧有一排三间办公室大的会议室，那几十张牛勒巴长排椅子送给乡下后，改作职工健身活动室，从一家健身房廉价买了一套二手健身器材、新配了一张乒乓球台，供有业余健身爱好的职工活动。时间久了，健身房也只是个摆设，新鲜了没多久，也就闲置了起来。单位领导“就地取材”很快就拿出来方案，对健身房进行了改造。
没多久，我和一楼那几家“冒烟户”，也开始陆续“腾房”搬出那栋办公楼。有的搬出了大院有了更好的住房，有去了新单位几年之后还没搬走的也退出了“占用”的住房，楼下十二大间住房陆陆续续改做了办公室。我也因“祸”得福，有了第八次换房的机会，一家三口住进了健身房隔成的“一套三”的住房。至此，居住条件好了许多，我又把“熊猫馆”那间本该是厨房的“客房”还原做了厨房，那间山墙边搭建的“临时厨房”，也作为“违章搭建”自行拆除了。
1996年初，赶上了即将“关门”的单位集资建房，我又有了第九次换房的经历。当年，得益于党和政府的好政策，我缴纳了不到两万块的自筹资金，便“抓阄”分到了一套七十多平米的小区房，三室一厅，还带厨房、卫生间、阳台，面积虽小，却很实用，利用率发挥到了极致。那是当年县城里最好的集资建房小区，绿化树是专门去老家新拉上边私人林地里购置的柏树，还有矮化的绿植和一些花草树木，人居环境比较好。1998年“国庆”前夕，一家人搬进了真正的小区楼房，很满足、也很惬意。
那时，国家对金沙江水电开发已提上了议事日程。好几位有头脑的同事看准了机遇，先后在即将开发的振兴大街区域置地建房，成了当时水电开发初期入住企业的“房东”。2003年12月，国家重点水利工程溪洛渡水电站筹建工程动工。我的两、三个同事朋友，在自己有了楼盘、住上高房大屋的同时，也为电站建设后勤保障打造的“水电一条街”作出了贡献。昭通南泰地产也看准机遇，在县城新建的振兴大街黄金地段动工开发建设金溪花园小区，那是永善县城先期规模性开发的住宅小区之一。面对如火如荼的开发建设，县城住宅小区的兴起，自己只有“看热闹”的份。
有时，人生的某种机遇就是在“祸福相依”中不经意间就来临的。2003年11月，我那在县水泥厂工作了16年的老婆下岗失业了，一边是火热的开发建设场面，一边是关系家庭未来的“大事”，老婆固定的“正式工作”没有了，“合同制工人”的身份没有了，那时一家人多多少少都有些沮丧。没过多久，按照企业改制相关要求，与企业签订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作为失业人员给予了一次性货币安置，清算补偿了人民币刚好10万元。这对于我们家来说，是一笔天大的收入，也是老婆后半生再就业和生活保障的基础。自从存折上有了那“一大笔”钱，仿佛一家人一夜之间“暴富”了起来，就连平时往来不多的“朋友”也帮“惦记”着，也有的转弯抹角想借用“周转”几天，好不容易“抹下了面子”，也得罪了别人，那时才晓得“钱真的不一定是好东西”，权衡再三，家庭会议决定：第十次换房。2004年5月，家里东拼西凑，还取出了每月存款几十、或者两三百元的“积零存整”，筹资35326元首付，预订了金溪花园小区一套158平米的商住楼。加之，赶上“营销优惠”、一次性交费优惠两个“5%”的点，合同总价13万多便拿到了现房的钥匙。2005年12月，经过简单的装修，老婆找人择了一个“吉日”，买了一个崭新的铁皮火炉、背了十来个蜂窝煤过去，生了一炉旺旺的火，把家又搬进了“高楼大屋”的小区——金溪花园，安居至今。
如今，虽然临近退休的年龄，先后经历了“十次”搬家、换房，虽不知道我的有生之年，最终落叶归根何处，也不再奢望有再次换房的机会了。回首来路，我深知“知足”方能“常乐”的道理！总有一天，我会像来时一样“回归”，寻一隅安息的处所，重新开启一次了无归期的“天堂之旅”！
我的那些关于房子的故事，其实就是一个个人生存的轨迹，一个记录社会发展的过程，一个刻满岁月印记、折射时代变迁的过程。几十年耳濡目染、亲历亲为，见证“变大变好”的不仅仅是住房，饱含“酸甜苦辣”的不仅仅是房子的那些往事。一路走来，让人不可忘怀的，还有老家那个衣胞之地、那段曾经的茅草房、土墙青瓦房、砖混小楼房尘封的历史，还有今天镌刻于心灵深处的乡愁和不老的记忆！
作者简介：陈永明，昭通永善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云南省作家协会、中国散文学会、中国诗歌学会会员。有作品在《散文选刊》《边疆文学》《文艺报》《云南日报》等发表作品。出版作品集《心灵的守望》《故乡那头是乡愁》等7部。云南文学院2014作家班学员。永善县委宣传部四级调研员、永善县作家协会主席、《永善文学》执行主编。
【责任编辑 吴明标】
原载《昭通文学》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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