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欠条

　　 一张欠条
　　
　　许多年了，我一直忘不了那双眼睛，忘不了那双眼睛里射出的阴毒的目光。
　　1970年9月，宾川春风公社拖拉机站经济案件的清查工作接近尾声，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努力，三名拖拉机站成员贪污公款的事实已基本查清，专案工作进入清退阶段。
　　三人为了争取宽大处理，纷纷卖掉家中的鸡、猪等财物，再找亲朋好友东拉西借，以退回贪污款。但急切之间，要筹足多年贪污的钱，谈何容易，站长老向甚至连最心爱的自行车也卖了，仍相差近四百元。四百来元，对当今的人，谁放在眼里，但对当时辛苦一年，只能分到几十元钱的当地农民来说，则是近十年的劳动收入。
　　最后的期限到了，老向不慌不忙，拿出一张欠条。上面写着：“今欠春风公社拖拉机站现金352.18元（三百伍拾贰元壹角捌分）。”落款为1968年6月12日，欠款人的姓名后盖有老刘的私章。以此相抵他所不足的款项。
　　谁知老刘一看，大叫冤枉，说这张欠条根本不是他写的，他也从未欠拖拉机站钱。
　　欠条是老向写的。他说，老刘没有文化，所以历来条子由他代写，经老刘盖章认可，同时拿出几张类似的条子来加以证明。对其他的条子，对欠条上的章，老刘无法否认，但争辩说，那张欠条上的章不是自己盖的，是老向偷了他的章，私自盖上去的。双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相持不下，工作队也是一头雾水，难于分辨。
　　拖拉机站一共四人，站长老向，兼管财务，出纳、会计一手抓。利用工作之便，他采用隐瞒、修改、伪造单据贪污了不少公款，仅被查实的就有两千多元。因此工作队多数人倾向于问题在老向身上。
　　驾驶员老刘，是驾驶员，不仅拖拉机开得好，还有一手修理绝活，能把拖拉机全部拆散，再原封不动地安装复原。他胆小老实，工作队进驻之后，就主动交代自己的问题，还检举揭发了不少其他人的问题。虽然他交代的问题不多，揭发的问题大多是子虚乌有，但也有几条线索是真的。因此，被工作队认为是团结对象而加以重用，对欠条的争端，大多偏向老刘。
　　另一驾驶员大王，经查实有些贪污行为，而学徒小张刚进站不久，连拖拉机都开不稳，没有贪污的资格和本钱。在清查中反而悠哉乐哉。两人对戴刘二人的争执，乐得清闲，坐山观虎斗。
　　随着争论的深入，形势对老向越来越不利。他无法说清楚，急得满头大汗。越急，越是语无伦次，模样可笑而又可怜。眼看事情就要定论，我突然看到平时忠厚老实的老刘眼里闪现出一道得意而狡黠的目光。
　　我挺身而出，力排众议，谈出了自己的意见。我认为虽然老向嫌疑很大，但老刘不能说明他的私章是怎样盖到欠条上的。说老向偷了他的章，却提不出任何证据。如果老向确实偷了他的章，要造假的条子就不止一个。因此这事还需要深入调查落实。
　　然而，时间却不允许我们拖延下去了。拖拉机站的工作队以县宣传队为主，公社专案组配合。这时，其他公社出现重大案情，县“一打三反”办公室决定，抽县宣传队到其他公社，拖拉机站也要尽快恢复工作，参加秋耕。给我三天时间，完成收尾工作，然后到县报到，另有安排。我连夜加班，整理完了全部材料，唯一剩下的就是这张欠条的问题了。
　　就在这时，一个“千载难逢”的美差降临到我的身上。我的家乡下关市召开团代会，决定邀请一名知青代表列席会议，县上把这个名额给了知青最多的春风公社。由于我曾出席过州县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因此公社决定由我赴下关开会。这对我实在是一个名利双收的好机会，不仅可以风风光光地出席会议，吃上几顿美味的会议伙食，还可以见到久别的亲人，这种好事何乐而不为？可偏偏在这关键的时候，如果我走了，事情很可能不了了之，或出现我不愿看到的结果。斟酌再三，我把这个美差让给了其他同伴，专心于这张欠条的调查。
　　为了理清思路，我走进位于拖拉机站旁，美丽迷人的双龙潭，坐在清澈见底的水池旁，静静地思索。突破口究竟在哪里呢？猛然，欠条上352.18元的数字引起了我的注意，伪造欠条，按常理谁会精确到几角几分。再联想到老向在会上欲言又止的神情，好象有什么难言之隐。决定再找老向深入谈谈，找出事情的真相。
　　老向显得无辜而又无奈，经过再三做思想工作，解除顾虑，他才向我说明，1968年5月，老刘的拖拉机到宾川大营机耕和大理华营拉货，回来结账时，他妻子生病，挪用了一些钱，结账时，一分钱也交不出，在应交回的机耕款、运货款中，扣除出差补助费、油费等，还欠了三百多元钱，就打下了这个欠条。可老向的帐目一片混乱，一些单据遗失、涂改，用现有的单据根本无法准确拼成352.18元的欠款。而拼不出来，老向不但无法证明欠款为真，反而被追究更多的问题，这就是老向在会上有苦说不出的原因。
　　我立刻出发，到老刘家了解他妻子当年生病的情况，证实她确实病重住院，花了四百多元，说明老向没有说谎。我查看了那段时间尚存的老刘出差的相关单据，查明了他外出的时间地点，购买柴油的费用。一天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只剩下两天时间。第二天一早，我乘车前往大营，从生产队的付款存根中，查明了老刘收到机耕款的准确款项。材料取得了，但生产队没有公章，我只好到公社盖章。谁知管章的人不在，我时间紧迫，只得先到华营，准备返回时再来盖章。
　　在华营，我获得了意外的收获。除了查明在当地付出运输款的准确款项外，还听说老刘在附近几个生产队也拉过煤。我不顾疲劳，连续跑了那几个生产队，从各队的会计那里，查出了老刘私自拉货的确凿证据。据我的记忆，这些钱都没有入账，那就是说老刘还有新的贪污罪行。
　　事情办完，找大队盖了公章，时间已是夜间十点。华营没有住处，没有饭馆，路上也没有车辆，我无处可去。好在华营离下关只有十二公里，我一咬牙，不顾天黑路远，不顾饥肠辘辘，迈开双腿，奔向下关。深夜十二多钟点，在全家人的惊喜中，带着极度的疲倦和饥饿，我回到了家中。本来我完全可以以团代会列席代表的身份，风风光光，舒舒服服地回家，结果却搞得如此狼狈。
　　第二天，在家人依依不舍的告别声中，我乘车返回宾川。临近大营，我请求驾驶员，到公社附近停一下车，我到公社盖个章，驾驶员不太情愿地答应了。车刚停稳，我立刻跳下车，向大营公社奔去。谢天谢地，盖章的人在。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的我，拿出材料，请他盖章。本以为这是几秒钟就可以搞定的事，谁知盖章的同志拿着材料，翻来覆去，左看右看，就是不盖。远处，催我上车的喇叭声一声紧似一声，显然再不去车就要开走了。我急得搓手跺脚，告诉他车在等我，不能久留，他满腹疑惑地看着我，还是无动于衷。我几乎急疯了，恨不得一把抓过章来，自己盖上。幸而一位领导走过来，看我急成那个样子，不像是装的，而且材料上确已有生产队长、会计的章，才让他马上把章盖上。我一把抓过材料，来不及道谢，一溜烟飞奔上车。刚一上车，又急又累的我，一头栽倒在座椅上，汽车的轰鸣，满车的埋怨，我什么都听不到了。
　　我踉踉跄跄，昏头昏脑地回到公社，立即向公社专案组组长老杨汇报情况。才说了几句，就感到全身无力，头像裂开一样，疼得要命。老杨看到情况不对，伸手一摸，我额头滚烫。一量体温，39度5，原来是又急又累，患重感冒，发高烧了。在老杨的照料下，我吃了点药，昏昏沉沉地躺到第二天早上才清醒过来。由于案情有重大突破，加之我身体患病，县上决定，我推迟报到，我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
　　拖着虚弱的身体，我与老杨一起分析材料，研究案件的突破方法。经过一番努力，从大营、华营几张付款存根中，把总款数相加，再扣除购油费，出差补助费，刚好是352.18元。证明老向所述情况属实。但这些只是间接证据，如果老刘抵死不认，事情还是难以定论。怎样让老刘如实交代呢？我想贪污显然比赖账更为严重，根据老刘还不知道我们已掌握他新的贪污证据的情况，利用他怕我们到华营调查，避重就轻的心理，和他妻子住院费的来源无法说清的事实，我们精心设计了询问方案，迫使他承认欠条为真。
　　我们单独找来老刘。老杨严肃地说：“据我们调查，你在68年5月以前就贪污了不少钱，你要老实交代。”老刘一听急了，说：“我贪污的事都是在69年以后，我都交代了。68年谁都知道我穷得叮铛响，哪里贪污了什么钱？”老杨紧跟着问：“那你老婆住院的4百多元钱是哪里来的？”老刘楞了一下说：“借来的。”“好。那你把向谁借的，借多少，全部说出来，我们马上去查。”这下老刘傻眼了，他知道一查就露馅了。
　　老杨拿出一迭单据，说：“你那次到大营、华营收的机耕费、运输费都在这，收的全部费用，扣除你的出差补助费、购油款，刚好相差352.18元，你怎么解释？”老刘再次沉默了，他想，如果不承认欠条的事，住院费无从说清，还要背上贪污的嫌疑，但要承认好不容易几乎赖成的账，又心有不甘，就辩解说：“那些单据，有的可能被老向改过，你们不要上当。”我等的就是这句话，马上站起来，装着要走的样子说：“如果你认为这些单据上的钱数有假，是改过的，我马上到大营、华营去查。”听到华营两个字，老刘慌了，他生怕到华营一查，拔起萝卜带出泥，把他贪污运输款的事也抖出来。赶快说：“我坦白，那张欠条是真的，我老婆住院，我把收来的钱拉用了交住院费，结账的时候，钱不够，就打了那张欠条。”听到这话，我仿佛饮入了一杯甜美的甘露，感到一阵轻松，体温迅速下降，几日的辛劳一扫而空。
　　当老刘在交代材料上盖章并按下手印后，他长舒了一口气，以为事情到此终结了。谁知老杨接着说：“你还有问题没有交代。”老刘肯定地说：“没有了，确实没有了。”老杨说：“你在大营、华营收的钱，除了刚才那几笔，还有没有别的？”老刘回答：“没有了，就这几笔。”我拿出盖有华营大队公章的调查材料，说：“你在华营附近几个生产队拉煤的钱没有上交。”这无疑是一颗重磅炸弹，击中了老刘的要害。他脸色突变，牙帮紧咬，低下头一声不吭。
　　老刘这才发现自己中计了，原来对方早就掌握了自己贪污的证据，自己还自作聪明地搞什么丢卒保车，承认了几乎被赖掉的欠条。这一切都是这个小知青“搞的鬼”！他抬起头来，恶狠狠地盯了我一眼，眼中发射出一道令我永生难忘的阴毒的冷光。我万万没有想到，我放弃了绝妙的美差，历尽辛劳，生了一场病，还原了事情的本来面目，却得到了这样的回报。
　　在讨论拖拉机站贪污人员的处理意见的会上，大家一致同意，将老向开除，大王和小张留用。但在老刘的问题上却出现了分歧，有的认为老刘问题严重，品质恶劣，应该开除。有的则认为，他有维修技术，可以留下监督使用。我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我说，老刘问题确实严重，在欠条一案上，品质恶劣，但事出有因，且非一贯。他工作表现一向尚可，之所以出现问题，与拖拉机站管理混乱有关。他家中有体弱多病的妻子，本人长期脱离农活，如果开除回家，不要说还贪污款，连基本生活都无法维持。他又有较好的修理技术，留在站上，可以发挥技术专长，利于他的改造。否则拖拉机无人维修，无法使用，造成的损失更大，明确支持了前一种意见。由于老刘问题的调查大多由我进行，我的话自然很有分量，而且我说得合情合理，因此得到了大家的认同，老刘的工作保住了。
　　离开宾川前夕，我返回插队的余家庄，路上与老刘狭路相逢，再一次见识到了那阴毒的目光。工作的纪律不允许我讲出会议讨论的实情，我心胸坦荡，微微一笑，转身离去。
　　我想，如果老刘知道我曾在会上为减轻他罪责而努力，为保留他的工作据理力争，他阴毒的目光也许会化为感激的泪水。
　　不过，也许……
　　 [ 本帖最后由 袁光熙 于 2012-6-5 11:16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