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网驻站内刊征文参赛作品 《在金牛寻找“大家”》
在金牛寻找寻大家
周 庆
2021年12月20日，金牛区文联副主席、作协主席杨君伟一行中午时分来到了西华街道青杠社区的青杠六队，他们在竹林深处觅得了一处残垣断壁。从破败不堪的墙梗和尚未倒塌的一些房梁屋架看，它是多间纵横交错，用穿斗式穿枋屋架相连，形成一榀榀房架，檩条直接搁置在柱头，在沿檩条方向，再用斗枋把柱子串联起来而形成的一座较大型的建筑群。房屋以木格打框、篾笆编墙、敷以草泥白灰，屋顶领条上盖以小青瓦，无处不透露出典型川西民居的特点。
宅居建筑是为满足人们生存、生活最基本的工具和场所。由于社会经济地位、自然环境和人文条件的不同，它所形成并代表的结构形式与个性气质也不尽相同，会给人们留下不一样的印象和感觉。这处宅院，虽已破败得不成样子，但仍能从局部的细节中看到它曾经的与众不同及优雅。在里面一些尚在租用的房间屋梁上你可看到加工细致的楠木圆柱、制作精美的穿斗龙头和雕梁画栋的网格花纹；在一些房间里尚存木框嵌玻璃的隔断；在外面残存屹立的柱头上仍能发现残留的兽头雕刻；在倒塌的墙垣断壁上还能看到曾用装饰木板装修过的墙裙。它的优雅和辉煌虽已远去，但留给人们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与环境观的痕迹仍依稀可见。
趁着冬日正午的骄阳，杨君伟先生情不自禁地举起手中的手机，从多方位、多角度地拍摄了数十张遗址照片，嘴里却喋喋不休：“可惜了，可惜了……”
那么，这处遗址的主人又是谁呢？
当地人热情地介绍说：“这里是‘叶家染房’大院。原来这个大院挺大，跨我们青杠六、七两个生产队，每天来这里染布的‘鸡公车’都要牵线线。”而当时的“青杠染”，染出过民族的“中国蓝”。这个“叶家染房”是指叶伯和家族的染房。
叶伯和其人
说到叶伯和其人，在清末民初，那可是在川内乃至全国都是叫得响的人物，他不仅是四川新音乐的启蒙者和奠基人，也是白话诗文第一人。
在《叶氏宗族全谱》里是这样记载叶伯和的：“叶式倡，字伯和，学名式和，成都府学附生，日本法政大学东京音乐学院毕业，曾任国立成都高等师范教授，成都市政府参议院。生清光绪己丑年六月二十七日丑时，娶廖氏华邑恩溥公次女，名赞和。”
叶伯和天资聪颖，三岁启蒙，随母亲背诵诗文；五岁跟父亲学习经史，十三岁应童子试，名列榜首，被誉为“神童”。中秀才后，考入四川省城高等学堂（四川大学前身）。叶伯和在《二十自叙》中曾这样介绍过自己：“十二通经史，十三入党庠；十五学科学，十八走扶桑。”
叶伯和的祖父叶祖诚是清光绪年间的五品光禄寺署正，浩封朝议大夫。父亲叶大封也做过清附贡生，还被纳入预备官员之列。但还没有等到做官的那一天，父亲就感到清王朝不保，于是在1907年秋，带上18岁的叶伯和，及12岁的弟弟叶仲甫东渡去了日本求学。叶伯和在《诗歌集》自序中写道：“从此井底的蛙儿，才大开了眼界，饱饮那峨眉的清秀，巫峡的雄厚，扬子江的曲折，太平洋的广阔，从早到晚，在我的眼前的，都是些名山、巨川、大海、汪洋，我的脑子里，实在是把诗兴藏不住了，也就情不自禁地，大着胆子，写了好些出来。”叶伯和的白话诗写作就是从这时开始的，他对诗歌和音乐的热爱，直接影响了他的人生选择。
原本，父亲打算让叶伯和与自己一样去学法政，回来好以实业救国，谁知叶伯和却偷偷报考了日本音乐的最高学府——东京音乐学院，一度惹得父亲大为不满，觉得他不务正业，有种“商女不知亡国恨”的颓废。但事已至此，也就只好由了他的兴致去。而事后，让父亲万万没料到的是，由于儿子对音乐和诗歌的酷爱，使他成为中国白话新诗的先驱者之一，也是有史可查的四川新诗第一人，以及新音乐的启蒙者和奠基人。
叶大封本人在日本读的法学，回国后曾一度出任四川省公署秘书长、四川高等检察厅检察长，后来又在指挥街挂牌替人打官司，与巴金的叔父李华峰一起被称为“南北二峰”，在民国年间是成都有名的大律师。
从《叶氏家谱》中可看到，叶伯和是从一个传统文化浓郁的家庭中长大的，诗歌教育是从母亲引领背诵古体诗开始的，而澎湃的诗情要冲出格律的栅栏，他还不知道怎么把它们变成华美的诗行，所以叶伯和也经历了“一句都写不出来”的苦闷阶段。
但叶伯和似乎很快便找到了这把钥匙，通过诗歌和音乐的融合，就能够打开通往新诗歌的大门。而这时，叶伯和邂逅了爱伦·坡的诗意，爱伦·坡是19世纪美国浪漫主义诗人，他关于诗歌音乐性的主张让叶伯和找到了知音。爱伦·坡认为诗与音乐是不可分的，“音乐通过它的格律、节奏和韵律等种种方式，成为诗中的如此重大的契机。”“正是在音乐中，诗的感情才被激动，从而使灵魂的斗争最逼近那个巨大目标——神圣美的创造。”叶伯和认为爱伦·坡的诗比很多中国诗“更真实些，缠绵些”，从那时起西诗的自由表达方式开始走入了叶伯和的灵魂。
随着视野的不断扩大，他又喜欢上了泰戈尔，认为其诗“含有一种乐曲的趣味”。他把爱伦·坡和泰戈尔当成自己的偶像，原因是他们与音乐的亲密关系，音乐正是叶伯和心中万千诗情的催化剂。“才罢琴音又读诗”（《伯和诗草》），在诗与音乐水乳交融下，叶伯和就想“创造一种诗体”，叶伯和《诗歌集》自序里记录到，他甚而大胆地想：“不用文言，白话可不可以拿来作诗呢？”在当时，新文化运动尚未开启，他这样的想法可谓惊世骇俗。他的好奇与敏锐具有先知的意味，也让他成了中国新诗最早的实践者之一。
宋代史学家郑樵说“诗者，人心之乐也”，叶伯和深为赞许，并为此写过26首《心乐篇》，心乐二字就源于此。《心乐篇》中的诗歌华丽、唯美，是叶伯和最早创作的一批白话诗，也是他一生中艺术成就最高的诗作。他在《新晴》中这样吟诵道：
当那翠影，红霞映着朝阳的时候；
仿佛她戴着花冠，羽饰；穿着黄裳绿衣；
——亭亭地站立在我的身旁。
我想和她接吻，却被无情的白云遮断了！
听呵！山泉儿流着，好像特为她传电话。
小鸟儿歌着，又像是想替她做邮人。
我忍不住了，便大声呼她——
但她只从幽深的山谷中照着我的话儿应我。
《新晴》是《心乐篇》中的一首，就艺术性而言，在当时白话诗中堪称杰作。把天空下新晴的景象比喻成一个幻美的女郎，语言的转换自然、纯熟，不依托古诗意象，借法西诗技艺，想象极为瑰丽飞扬，可以说这首诗达到了中国早期现代诗歌的某种高度。1923年4月，叶圣陶在看了《心乐篇》后，曾经在给叶伯和的信中写道：“读《心乐篇》与我以无量之欢欣，境入陶醉，莫能称誉矣。”
留学日本这一段时间，是叶伯和的创作高峰期，他写的不少白话诗收入了他的《诗歌集》当中，开我国白话诗之先河（这应该是在胡适之提倡写白话诗之前）。《诗歌集》1920年5月由上海远东印刷所出版发行，共收入诗歌84首，被称为新诗时代的一只萤。诗集甫一面世，就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得到了蔡元培、郭沫若、周作人、叶秉诚等人的赞誉，同时也得到了很多读者的响应，有成百上千人写信找他交流切磋，以为知音同道。
叶伯和对新文化和革命事业的贡献
叶伯和学成归国应该是在辛亥革命这一年，归来后应四川大汉军政府之请，参加军政府并主持财务工作。军政府为了笼络人才，曾以8万元“军券”赠送叶伯和，但他生性耿介，无功不受禄，着仆人将全部馈赠如数退还。实际此刻的叶伯和的心已有所系，他不仅用所学知识为中国社会生活注入了新鲜活力，还为中国文化的传承开辟了新天地，这可从民国元年（1912）正月他提倡音乐学，向政府申请开办音乐学会剧部实习处的呈文中看到。同年，叶伯和自己出资在成都祠堂街关帝庙中成立“和字班”科社，以丰富的戏曲形式，培养年轻的音乐人才，开创社会新风。
与此同时，他还设立“剧部”，给学生提供实习和公开演出的机会。后来，他又成立了成都第一家民间乐社“海灯（海顿）乐社”，每个周末在他家中排练，平时在大中学校与电台演奏贝多芬、海顿、柴可夫斯基等大师的名曲，乐社也经常到剧场演出。为新音乐在西南地区的启蒙和群众文化生活的推广发挥了积极作用。民国初，成都社会风气较为闭塞，妇女极少参加社会活动，剧场也不允许妇女入场观看演出。叶伯和历来主张社会平等，他们的演出允许妇女购票入场，率先打破禁锢，给妇女以自由权。
1914年，在叶伯和的倡导下，四川省高等师范学校（四川大学前身）在全国高等学府中，率先设置乐歌专修班，叶伯和被校长吴玉章聘为音乐教授，后又出任四川高等师范学校音乐科主任，开设乐歌、唱歌、乐典、乐器使用法、理论、和声学、中国音乐史、西洋音乐史等课程。是中国西南地区第一个教授西方音乐理论、五线谱、钢琴与小提琴演奏的音乐家，我国西南当之无愧的新音乐启蒙者与奠基人。
在四川高等师范学校任教期间，同时还兼任成都县中、成都女子师范学校、益州女子学堂、高师附中、岷江大学等校的音乐课，并为以上学校谱写校歌，着力普及现代音乐。为了能够将新音乐知识更“接地气”地传授下去，叶伯和创作了不少“乐歌”。他说：“我在高等师范教音乐，坊间的唱歌集都不能用，我学的呢，又是西洋文的，高等师范生是要预备教中小学的，用原文固然不对，若是用些典故结晶体的诗来教，小孩子怎么懂呢？”
于是，叶伯和便做了“白描的歌”，用白话文谱上旋律拿来一试，没想竟受到了大家欢迎，被青年学子们广为传唱。据说叶伯和把自己的诗歌创作分为“诗”和“歌”两类，他说：“没有制谱的和不能唱的在一起，暂且把它叫作诗。有了谱的和可以唱的在一起，叫作歌。”所幸的是，今天我们在叶氏的《诗歌集》中还能读到他创作的一部分歌词，乐谱却因年代久远基本无法寻觅，尚能看到的，便是他作词作曲的《府河榴荫小学校歌》至今仍被成都铁中府河学校作为《校歌》传唱。
1924年，他出任成都通俗教育馆（文化馆的前身）音乐室主任，便致力于开展各种群众性的音乐活动。除中西乐演奏外，还举办昆曲、京戏、川剧演唱会等，十分活跃。并开办了钢琴、风琴、提琴、胡琴、昆曲、唱歌六个补习班，组建了成都第一支中西乐混合乐队，举办了成都最早的声乐演出。1927年在我国西南地区第一次举办了“德国音乐家贝多芬音乐会”，以纪念贝多芬逝世一百周年。从叶伯和辛亥革命回国到此期间的所作所为看，叶伯和也堪称群众文化生活推广的第一人。
五四运动时期，在欧洲中心论的思想影响下，许多人不重视传统文化的民族特点，一切用西方的标准来衡量。怀着傲慢和偏见的西方学者们认为：“欧洲的艺术是其他各族人民所努力追求而不能达到的最标准的艺术，欧洲的音乐才是真正的音乐。”在这样的思潮中，叶伯和毅然奋笔撰写出密切联系我国人文科学发展而又突出时代精神的《中国音乐史》。上卷于1922年10月由成都昌福公司出版发行，这应该是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音乐史，同年11月上海《益世报》全文连载，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下卷1929年由《新四川日报》副刊发表。这是十分难能而可贵的，从而奠定了他新音乐奠基人的地位。
至于其对中国革命贡献，叶伯和的新诗经常在五四时期颇有影响的《星期日周报》《人声报》《直觉》等进步刊物上发表，在青年学生中引起了很大反响，激励了一大批有志之士。
叶伯和关心人民疾苦，1923年成都平原发生特大洪灾，他及时组织乐社开展义演活动，将所得款项全部捐赠灾民。1937年，还组织参与了纪念鲁迅、王光祈逝世周年的隆重纪念活动。他热爱祖国，关心祖国命运，抗战开始后，他多次组织乐社义演为抗日前线募集寒衣、为“献机”运动筹集善款购买飞机，这可从目前保留的一张当时募捐飞机活动后他们在成都少城公园楠木林中的合影照得到印证。他对中共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寄予很大的希望。他说：“我看未来的希望在共产党……”
叶伯和在府河雍家渡的家
提到叶伯和的家，叶伯和先生1920年在《诗歌集》的自序中有一段描述：“离城20里许，是我们的田庄，有一院中国式金漆细工加上雕刻的宅子，背后是一大森林，前面绕着一条小河，堤上栽着许多杨树、柳树，两岸都是稻田……”
他所指的田庄和宅子，就在今天的金牛区西华街道青杠社区的府河星城一带。随着熟悉人的引领，我们来到了西华街道的位置，他们指点说叶家金漆雕刻的院子就在这里，原来这里有棵百年以上的大白果树，就是叶家大院的标志。叶伯和先生就出生在这里，它原属青杠一队的地盘。抗战时期为躲避日机轰炸，成县女中（今成都七中前身之一）300多师生曾迁到大院办学，叶伯和与妻子廖赞和、长女都曾在成县女中和榴荫小学代过课，指导学生排练文艺节目、组织学生开展课外音乐活动，深受师生爱戴。现在金漆雕刻大院和白果树不在了，却变成了西华街道办事的大院，而老院的风采我们只能在叶伯和与廖赞和留下的照片里去捕捉；背后的青杠树大森林也不见了，抬眼望去是林立的高楼大厦，四周也已被各种建筑所占据，当年宁静的乡村景象已不复存在。不远处那条清澈的府河却依然流淌，过去叶氏族人常常坐船进城，平畴远风，良苗怀新，这条小河也曾给两岸带来过诗情画意。
而实际当时叶家的房产是由“叶家大院”“叶家祠堂”“叶家染房”等构成的。叶家祠堂——受枯堂，在青杠三队的位置。按《成都市金牛区民间文学集·榴荫丫头办学堂》的记载，传几百年前，叶家的一位老爷续娶了女儿（难产而死）的陪嫁丫环榴荫作填房，榴荫为老爷生了九个儿女。老爷死后，榴荫拿出部分家产，在祠堂办起私塾学堂，让叶家子孙学文化、驱愚昧，做有学识的达理之人，走科举仕途之路。后来也确实培养出了不少人才，进士、举人就有一大堆，叶家后裔为了纪念这位老祖，便将学堂叫作“榴荫学堂”。民国时，叶家又进城发展，在鼓楼北面的红庙子置办产业、修祠堂，也将榴荫学堂迁到了这里，并改名叫“榴荫小学”，叶家子弟免费入读，还有奖学金。抗战之时，由于日机多次空袭成都市区，城内已不安全，又将榴荫小学疏散回老家青杠村“受枯堂”。解放后，榴荫小学改为公办完小，现在学校已改制扩建为九年一贯制的铁中府河校区。从上述这些不难看出，当时的叶家无论在人或物上都为社会作出过积极的贡献，是不应被这一片热土所忘记的。
时光如箭、白驹过隙，现在这一切都已地是人非，望着也将濒临消亡的府河叶家青杠染房遗址，想着温江的杰出音乐家王光祈仍活在人民心中（温江有王光祈纪念馆，每年有“王光祈音乐节”），杨君伟先生不禁感叹道：“不知在天有灵的民国音乐教育家叶伯和先生有何感想！叶伯和先生就是金牛寻找已久的大家！”而这一方人民又该作出如何思考？这方热土又该交出何等考量……
参考资料：
1.龚静染《四川新诗第一人叶伯和》
2.成都GO《指挥街上的叶伯和，成都近代历史上的传奇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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