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院春秋志
一
我的故乡是山东鲁中山区一个叫分水岭的小村，位于京沪高速公路和莱新高速公路交接处以北约3公里。元代至顺年间建村，因处于东汶河与柴汶河的分水岭上而得名。村中有个老宅院，是我们血脉的发源地。这个北方常见的普通宅院，四面是房子，中间一个天井，郭家几代人都曾住在这个宅院里，我幼年时的许多温馨记忆也是由它承载的。
二
宅院坐北朝南，从我能记事的时候，老爷奶奶就生活在这里。院子北侧一溜五间瓦房，中间三间是老爷奶奶住的大堂屋，里面清一色的老式家具。东西各一间小堂屋，用来存放粮食和一些不常用的家什。院子东侧是两间东屋，土坯墙，茅草顶，用来做饭。屋内有两个泥巴炉子和一个摊煎饼的鏊子，还堆了一些煤和柴火。常年做饭的烟熏火燎把屋里熏得黑黑的，虽然有个木质窗户，但整个屋子还是黑乎乎的。院子西侧是两间西屋，早先也是坯墙草顶的，在我四五岁的时候翻盖成瓦房。老爷在里面给人家补锅、修壶、打水桶，这是他施展手艺的地方。院子南侧是三间南屋，也是坯墙草顶，放了一些农具、高粱秸秆、玉米棒子之类的杂物，老爷赶集推的独轮车也放在里面。小院西南角是牛栏，养了几只鸡，兼做厕所。去上厕所，几只鸡在周围晃来晃去，很好奇的盯着人。牛栏顶上用水泥抹平，做个平房，秋天用来晒粮食。小院东南角是一到土坯拱门，出去拱门就是院门了。
小院的天井里有两条十字交叉的青石板铺的路，通向各个房门。下雨天，石铺路被水一冲，非常光滑。西屋窗前有个石磨，虽已多年不用，但保存完好。老爷在石磨南边种了两棵葡萄，葡萄藤顺着木架子蔓延开来，覆盖了三分之一的天井。小时候，每当葡萄要熟的时候，葡萄藤下总少不了我们小孩子期盼的眼神。小院不大，但建筑很紧凑。老爷奶奶在这里过着温暖而平静的生活，日月变迁，四季轮回，小院的景色也跟着浓妆淡抹，各有风味。
每每第一缕春风吹过小院，拂过新年才贴的春联，那些在屋子里躲了一个冬天的花儿就被陆续搬到院子里，在明媚的春光下舒枝展叶。墙角下一些光秃秃的枝丫也冒出了新芽，东屋的烟囱开始飘出了袅袅的炊烟。一场绵绵的春雨把旧年的灰尘冲洗的一干二净，小院焕然一新。枝头上鸟儿也活跃起来，在花盆间玩耍的小猫听见鸟鸣，悄悄的绕过石磨，跳上院墙，望着树梢的鸟儿发呆。很快，烟花三月来了，葡萄架也悄悄的变绿了，院子里的花木枝繁叶茂，枝头春意盎然，花儿含苞待放，蜜蜂和蝴蝶也飞来了，小院开始热闹起来。待到槐花飘香的端午前后，新收的麦子一夜之间就铺满了天井了。仿佛不经意间，夏天就随着花枝上的第一个蝉蜕到来了。
夏天，葡萄架越发茂密，有些青藤悄悄的爬上了西屋的窗台。表哥经常会睡在西屋的床上，我在屋里陪着他玩，有时会爬上窗台，扯几根从窗外伸进来的葡萄须放进嘴里。老爷赶集回来，总能从独轮车里拿出几个瓜果来哄几个小孩子。天气渐渐炎热起来，奶奶铺个凉席在堂屋地上，再切个西瓜或者洗几个桃子一起吃。吹着风扇，吃个瓜果，再在凉席上打几个滚，经常不知不觉中就在喧闹的蝉声中睡着了。盛夏里，丝瓜爬上屋檐，碧绿的叶子遮盖了半面墙，墙角的一串红和凤仙花也开的正红，花红叶绿，煞是好看。如果被大雨一淋，色彩更是鲜亮。大雨初歇，逼人的暑气一扫而空，天井水流沽沽，我就赤着脚去踩水花。
待树上的蝉声渐渐的稀疏而高远，秋天的脚步也近了。这是个收获的季节，秋高气爽，天高云淡，老爷带我们去广袤的田野上收秋，掰玉米，刨果子，收地瓜，把一年劳作的果实运回家。天井里很快就堆满了粮食，平房顶上也晒的满满。石磨边的菊花不知何时悄悄的开了，一朵朵桔黄的小花在凉爽的秋风里摇曳。晒着粮食，如果飘起了绵绵秋雨，那就赶紧拿出大块的塑料布，把粮食盖好。农谚有云：三麦没有一秋长，三秋没有一麦忙，是说秋收比夏收要长的多，所以等秋收结束，树叶都被秋风吹落，凉爽的秋风也渐渐有了寒意。
不知是哪一阵北风带来了冬天的讯息，光秃秃的树枝被风吹的呜呜直响，冬天到了。立冬前后，红萝卜大白菜都收回家藏在屋子里，怕冻的花木也搬进屋里过冬了。天越来越冷，天井里一片寂静，很是冷清，只有屋顶上的麻雀偶尔飞下来啄食。大堂屋里生了炉子，做饭取暖，一举两得，房顶烟囱里冒出的炊烟在凛冽的寒风里四处飘散格外温暖。常常是一个大雪压弯枝头的日子，老爷把门关的严严实实，让奶奶在烧的旺旺的炉子上炖一锅菜，拿出一个咸鸡蛋，慢慢的享受他的小酒。外面雪花飞舞，银装素裹，屋里热气腾腾，饭菜酒肉香味四溢，农家的日子其乐融融。
三
在这淳朴的田园生活里长大后，我离开了故乡到江南生活，但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想起故乡和这宅院，就涌起一种久违而熟悉的温馨。它见证了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也同样见证了家族几代人的世事浮沉。这是一座老宅院了，岁月的沧桑早已使往事变得模糊不清，没有谁能确切的理清它所经历的一切，只有片简只牍的往事躲过了时光的冲刷得以浮光掠影般的留存下来。
向前追溯，我的高祖父是这个宅子最早的主人。宅子最初有东西两个院子，大门很宽，进来大门就是一个宽敞的棚子，棚下靠墙摆着一个摊煎饼的鏊子，在我年幼的记忆中还能依稀记得家人在那里摊煎饼的情形。棚子迎面是一个山墙，顺着山墙向西走，进了土坯拱门，就是老爷和奶奶住的这个西院。顺着山墙向东走，就进了是东边的院子。东院比较小，只有北面三间屋子，用来存放粮食和草料。东院天井也小，有两个大牛栏，养猪养牛。
高祖父有五个儿子，都出生在清朝末年，排行老二的二太爷是我的曾祖父。村中原本没有郭姓住户，根据族谱记载，村中第一个郭姓先祖是从小协镇郭家泉村迁来的，高祖父这一代是村中的第三代郭家人。高祖父没有多少家业，地也很少，五个太爷幼年经常挨饿，甚至要过饭。腹中空空的日子里，一切可以塞进嘴巴聊以果腹的东西都不会放过。高祖母煮了豆叶，放在石磨顶上晾着，准备炒糠菜，小兄弟五人饥饿难耐，见了这白水煮的豆叶就偷着吃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太爷们十几岁就开始给别人家打短工，放牛，喂驴，还帮着给人家种地。到了二十多岁，农闲时候就推起独轮车去推煤推盐，挣点运费。一家人经年累月的勤扒苦做，慢慢的攒了些钱，高祖和几个孩子合计着在村边上盖了这个宅子。
太爷们长大后陆续成家，但高祖父没法给每个成家后的太爷都单独再建个房子，大家还是都住在这个院子里，也并未分家，一起过日子。作为一家之主的高祖父和大太爷住在北面三间堂屋里，二太爷住在东屋，三太爷住南屋，五太爷住在西屋，四太爷住在东院的那三间屋里，整个小院挤得满满当当。
家里住的拥挤倒还能凑合，但自己没有多少地，作为农民，太爷们总归心里不踏实，太爷们就寻思着攒钱买点地。土地是农民的命根，但农民也并非都是勤俭能干之辈，同样的土地在不同人的手里会有不同的收成。另外，天灾人祸这些不可预知的因素也会在人们之间制造贫富差距。因此，有人要卖地，有人会买地。在农村，原始的土地买卖一直存在。每当村里有人家卖地时，太爷们就尽量想法去买来。后来还买到了附近村里的一些地，最后都有六十多亩地了。有了地，辛勤耕种，勤俭持家，粮食多了，家业也慢慢好起来了。
进入而立之年的兄弟五人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共持家业，碰到春种秋收，自己忙不过来都要找人帮忙。大太爷是一家之主，把家里家外的事情都安排的井井有条。农忙时节他安排好几个太爷和帮工们下地忙农活，就去赶集买菜招待大家。知道大家劳累，尤其是忙碌的麦收时节，他都给大家吃米煎饼。几个太爷都是做农活的好手，据父辈们讲，他们一个早晨就能锄完一亩地的草。家里还养牛养猪，还养了头驴推磨运货。经过多年的辛劳，幼时饥肠辘辘的太爷们终于迎来了地广粮多的小康日子。
大太爷是个严厉的人，保持着一家之主的威严。晚饭时他要不说喝酒，其他几个兄弟是不会提出要喝酒的。只有大太爷说“今天累了大家都喝点酒吧”之后，大家才敢喝。严厉归严厉，兄弟五人还是相当的尊重彼此，从来不红脸，凡事都一起商量着来。农闲时节不管谁去赶集，临出门前都要到大太爷屋里问一下需要捎带买什么东西，和睦的兄弟关系伴随了他们的一生。那个年代的兄弟都这样中规中矩的尊长爱幼，既是发自内心的亲情使然，也是怕关系不睦伤了面子，被村人笑话，所以即使有些分歧也互相包容。
1930年，二太爷添丁增口，郭家有了新的一代人，这就是我的老爷。此后的11年间，人丁不断增加。太爷们一共有六个儿子，统一排行，排行老大的就是我的老爷。人丁兴旺，小院里住的满满当当，家境比较殷实，整个家族进入了一个持续了将近十年的黄金时期。老爷这一辈人的童年生活应该是不错的，到了读私塾的年龄，我的老爷还去学过一点启蒙课。
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换来美好的生活，这是最伟大的事情，也是天经地义的人间正道。然而，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这个宁静的小村也无法偏安于乱世，家庭的安宁生活最终被国家的战乱和民族的不幸所碾破。
1940年，国军和日军在山东境内的拉锯战已经进入了第三个年头，国军的物资消耗很大，当时的一项政策是，家境好一些的人家要给国军捐钱，不管是否愿意，都要强行征收。当年，本村的秦贞修向国军打小报告，说郭家兄弟五人家境比较殷实。国军很快就派人带信来要捐钱了，只要钱不要粮食。太爷们请村中有头面的人托关系去帮忙说情，力图免去这场无妄之事。家中置办好丰盛的酒席，请国军头目来赴宴。国军来了，带头的是个团长，当地人，东边田家林村的，还来了个副团长，是邻村周家沟村的。一行人来到家里耀武扬威，把桌子掀翻。临走上马，要大太爷趴在地上给他垫脚上马。人上了马，一脚把太爷踢开，说：“屁劲没有，要跌了我就枪毙你。”小红马扬长而去，留下的是从未曾有的恐慌和担忧。已经快五十岁的大太爷很快就被抓走，关在青沙庄捆起来打，让家里人拿钱去赎。家人卖掉了仅有的七八个猪，一头牛，还卖掉了几乎所有的粮食，东拼西凑，把所有能凑的钱都凑上，这才把大太爷赎回来。有谁体会过这种一二十年的努力才走过苦日子过上好日子，却很快又归于一空的凄凉与悲愤吗？
走投无路的太爷们商议一下，决定当年腊月分家，各家从此单独过日子了，土地均分，一家12亩地。马上就是农历的新年了，邻居们都沽酒买肉置办年货。搁在往年，兄弟五个也是忙着赶集买年货做新衣了，可这个年头，别说买酒肉，就是吃的粮食都所剩无几。过年了，每家只能分到一大瓢面。在辞旧迎新普天同庆的日子里，兄弟们关起大门，在家徒四壁的光景里抱头痛哭，哭的是命运的不公，哭的是强权暴政的欺凌。
家业从此走入下坡路，老实本分的太爷们在以后的历次世事变迁中再也没有重新恢复当年的日子。读了几天书的老爷也中断了学业，不识字成了他一生的遗憾。作为家里的长子，老爷年幼的肩膀从此挑起了养家糊口的胆子，挑水，喂猪，卖豆腐，都帮着家里做。好在地没卖，只要有地，农家的日子总能过的下去。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许多的变故是无法预知的，更是无法自主的。倘若能够随遇而安，也就算是荣辱不惊了。在以后的十几年里，家人继续默默耕种着自家的田地，养几只鸡喂两头猪，农闲时候会推起独轮车出去挣点钱。曾经从东面的旦埠镇用独轮车推着花生往西面的东都火车站送，步行三十多公里，送一趟四块钱。有几年也曾去东部外县推煤推鱼回来卖。那时的独轮车是木轮子，不像现在都是橡胶轮胎，推起来很费力，一路颠簸，一路汗水。
我们无法得知偷偷打小报告的乡邻在得知了自己的疯狂举动是如何将一个小康之家推入无底深渊的时候，他是否有过些许的愧疚与不安。我们也无法知道是怎样的龌龊时代把人的内心扭曲的如此不堪。也许举头三尺真的有神明，种恶因得恶果，迟早是要报应不爽的。二十多年后，那个乡邻因犯公案而被拘留在新泰，最终死在法院，不得善终。当年的国军副团长是邻村周家沟村的，建国后划了阶级成分自然没有好果子吃。1966年六老爷当兵回家探亲，赶集时碰见抖抖索索的他，当时恨不得杀了他。二太爷曾去胶县看望在那里当兵的六老爷，部队领导想让二太爷给大伙讲讲那段备受欺凌的日子，诉诉苦。六老爷和二太爷都推辞说“庄户人家嘴笨，不会说话”。在骨子里，谁都不愿意再去提起那段充满着屈辱和磨难的日子。
世事难料，福兮祸兮更是无人能知。这场捐饷变故带来了一时的恐吓与煎熬，家财流失，人祸一场。但戏剧性的是，从现在的角度看，如果不是那场变故导致兄弟五个分家分地，那么1949年后就凭那七十多亩地，十之八九要被划成地主成分。这一带划为地主成分的人家，历次运动都被打被骂，饱受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摧残，逃的逃，伤的伤，死的死，苦不堪言。有的雪天穿单衣挨打，有的罚跪在石渣上，有的逃到新疆十几年不敢回家，有的逃到山里最后嘴里咬着草饿死在山里。不光地主自己受折磨，子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也跟着抬不起头。事后诸葛的看待当年的捐饷，人的福祸实在有太多不可描述的因素。
遭逢坎坷的1940年终于过去了，1941年来了，新年新气象，然而厄运再次降临在这个家族。农历二月，四太爷和村里几个人每人推着一辆独轮车，合伙去东部地区一带买盐，想买点盐回来卖，赚点钱。兵荒马乱的年月里，出门带钱是有风险的。大家把钱集中起来藏在四太爷的车子里。几个人推着车子一路向东，在蒙阴县东南方向的垛庄镇，碰见了扫荡的日本鬼子，其他人把车子一扔，四散而逃。而四太爷还记挂着他车子里的钱，那是大伙凑的钱，不能丢了。因为这个钱，他躲藏的迟了，从此下落不明，其他人后来四处找，也只见到了一只四太爷遗落的鞋。家中的慈母刚刚经历了家境的跌落，转眼刚到不惑之年的儿子又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最终杳无音信。伤心欲绝的她终日以泪洗面，硬是哭坏了双眼，从此再也看不见这个原本就暗无天日的世界。这年，二太爷最小的儿子，六老爷出生，这是老爷一辈人中最小的一个兄弟，也是如今唯一一个尚在人世的。许多老辈们的故事，都是从他那里听来的。
可惜的是，即使六老爷也没有我高祖父的印象，只知道他过世的早一些，在农历的7月份过世，但具体的年代和他当时的年龄也没人记得了。他辞世时适逢大太爷在东北待的那一二年期间，没有电话电报，隔着千山万水，大太爷无法回来，其他几个太爷白衣白帽，纸幡飘飘，送走了我的高祖。时间太久远了，已经无法得知1941年前后家族遭遇坎坷时他是否尚在世。如果那时他还在世，年龄大概有七八十岁了，作为家族的长者，在迟暮之年目睹家族接踵而至的两次不幸，他得有多么的悲伤与沉痛。
兵荒马乱，鬼子走了，国军和共军又在齐鲁大地开了火，村中不时有部队经过。据说有一次，国军部队一整天都不间断的从村子经过，向西开拔，村前的一个水塘都被马匹喝的见了底。乱世的日子还在卑微的继续着，种地养猪推车送货。老爷在帮着二太爷卖过几年的豆腐后，开始糊纸元宝四处卖，逐渐的攒了一些钱。从此，二太爷靠着老爷的收入，在以后的岁月里，一直是兄弟五个中生活的最好的。
村中古老的丧葬风俗是同一个姓氏的族人在村外选块地，族人过世后都葬在这块地中，称为林地。郭家林地在村外西北岭上，老祖宗的坟在中间，其余的都围绕在四周。每次清明上坟，都会先给他上，然后再给其他的直系先人上坟。大约在1953年前后，太爷们看那块林地已经埋满了，就找来风水先生再选块地做新林地。大伙领着风水先生在村外转了一大圈，他看中了村外西南沟的一块地。那块地是别人家的，风水先生说这是块好地，哪怕用几倍的地来换，也要换。大太爷二太爷三太爷三家凑了地，以多换少，与村人换来了那块地，成了新的郭家林地。风水先生还说：“这块地，如果家中男人先入葬会更好。”
1955年人民公社成立，村里大部分人都入了社，在队里集体劳动，种庄稼修河道建水库。干多少活就记上相应的工分，收了粮食后凭工分分粮食，不能干农活就意味着没有粮食吃。社员们吃饭也在队里的集体食堂里吃大锅饭，各家的锅碗炊具都收到食堂里，队里有专人在食堂给社员们统一安排饭食。那时大太爷已经70多岁了，他和二太爷三太爷因为年龄的原因都不便于参加这种统一的体力劳动，都没有入社。在那个人民公社遍地开花的时代，虽然政策允许农户不入社自己单干，但单干户总给人与社会主义发展大潮背道而驰的印象。村人陆陆续续的来劝三个太爷入社，次年他们只好随大流也入了社。太爷们年龄都大了，干不了多少农活，主要靠下面的几个老爷挣工分分粮食。
加入了公社，很多私家的财物都成了公家的。老宅东面的村边在多年以前有一片松林，是郭家的，有一百多棵松树。村中要架电线通电，队里出人砍了那片松林做了电线杆，从汶南镇一路架到村子里。眼看这片自家栽种的松林要被公家无偿砍伐，祖辈们都不舍得，却也无计可施。有天五老爷和六老爷夜里起来，趁着天不亮，悄悄的砍了一棵，抬到外村的木匠家里，卖了两块五毛钱，次日夜里又砍了一根抬去卖了，还是两块五毛钱。那一片松林，家里只得到了这五块钱。村外的郭家老林中有三棵几人粗的橡子树，已经长了好多年，也被生产队里伐走了。
高祖母高寿，年龄已经过百岁了，但每逢年节来拜年的乡邻问起年龄，她总说99岁，不说百岁。高祖父过世后，她跟着大太爷住在大堂屋，各个太爷家轮流给她送饭，一家送一天。眼睛看不见，生活起居都要人照顾，高龄的她脾气很大，经常嫌伺候不好而发火骂人。有次轮到四太爷家给她送饭，送的菜不合她的心意，她非常生气，大骂“狼糕子！”到了最后几年里，她的精神也似乎有些异常，有时发火就难免会有出格的举动。1957年农历的8月20，经历了一个世纪的风雨，历经三个朝代的高祖母过世了，与高祖父合葬在老林地中。
大太爷没有子嗣，老早就定好了过继我的老爷。老爷26岁结婚，不久就跟着大太爷过日子了。老爷常年做小买卖，每次赶集回来，卖元宝卖席子的钱还像以前一样都如数全部交给二太爷。实际上，老爷不但要负担亲生父亲二太爷一家的开支，大太爷家的开支也迟早由他来负担，只是他暂时没意识到而已。奶奶私下跟老爷说“你自己得留点钱，大爷一家以后的事情也是你的，得我们自己花钱。”老爷初闻此话甚是不悦，怪奶奶多管事，说“郭家来了能人了”。后来他自己也慢慢想明白了这一点，就陆续的自己留点钱，预备给大太爷用。大太爷虽说没有亲生子女，但由于老爷做家庭副业，手头一直没缺钱，大太爷在生活上也没有多少为难之处。
时间很快到了1959年，故乡槐树很多，街头巷尾，院子里外，到处都是。槐花是乡人喜爱的，可以生吃，也可以和面油炸，还可以包饺子吃。那年暮春时节，大太爷让老爷折来槐花，老奶奶连叶带花蒸了，中午大家吃了。太爷吃了开始咳嗽，怪老奶奶蒸的咸了。老奶奶不服气，说：“咱家里都吃了，就你咳嗽，哪里咸了？”咳嗽一直没停，到了夜里大太爷感到憋闷，他也觉察到了不是槐花蒸咸了的问题。他喊来老爷，说：“我不是咳嗽，可能不行了。你打算怎么发送我？”老爷指着放在屋内西房梁下的两幅棺木说，棺木早已做好，送终的衣服和鞋奶奶也早就做好了。大太爷点点头，不久就过世了，那天是农历的3月26日。他成了第一个葬入新林地的人。当年选这块地时风水先生说过，要是男的先入葬会更好。大太爷埋入新林地后的岁月里，大老奶奶、四老爷、四老奶奶都陆续葬入那块林地。
大太爷过世后的那个秋天，三年的困难时期开始了，几乎家家户户都饿肚皮。在人民公社成立后最初的年头里，队里粮食充足，社员们都吃的不错，但从大炼钢铁后就慢慢不行了。大炼钢铁时各家能拆下拿走的铁东西都拆了去炼钢，甚至连门锁都被撬下来。土造的小高炉日夜不停火，不知砍了多少树做柴火，最后连社员们家里桌椅等家具的雕花饰件都全部拆了拿去烧火炼钢。青壮年劳力都去炼钢，自然影响了田里的农活，成熟的庄稼来不及收割，很多烂在地里，紧跟着就是三年困难时期。
粮食渐渐不够吃了，队里食堂每顿饭都只能做野菜面糊糊。如此的饭食根本难以果腹。饥饿的人们把花生皮磨碎，拌上地瓜面蒸了窝窝头吃。这窝窝头没有面粉，一咬就散成小块和粉末，双手捧着吃，还唯恐掉了一些渣子。就是这种窝窝头，能吃的到就是幸运的了。天天挨饿，许多人严重缺乏营养，浑身浮肿，一到夜间就看不清东西（因营养缺乏导致的夜盲症）。生产队种花生，为了防偷吃种子拌牛粪，即使这样都无法阻止偷吃，饥饿的人们悄悄搓掉牛粪偷着塞嘴里，还不敢大动作的嚼。更多的人开始吃野菜树叶树皮，等到村里的树叶，村外的野菜都被吃光了，可怕的事情就发生了，开始有人饿死了。最糟糕的一天，队里抬出去了三个人。几个太爷互相帮持着，总算一个不少的走过了那个面黄肌瘦的年代。
老爷是兄弟六人中的老大哥，又过继给了大太爷，大太爷过世后他就搬进了大太爷住过的大堂屋（老奶奶搬进了老爷之前住的东小堂屋），并最终成了这个院子的下一代主人。在以后的年月里，随着我父辈们的到来，小院是无论如何也住不下了。在院子里挤了半个世纪后，两个太爷开始陆续往外搬了。1962年，老爷出钱盖了新宅子，那时老爷的妹妹已经出嫁，二太爷和老奶奶带着老爷的三个弟弟（四老爷、五老爷、六老爷）搬进了新宅子。新宅子建在村子边上，是坯墙草屋，那时父亲还小，常常跑到新宅子里找二太爷他们玩。二太爷在老宅里原先居住的三间南屋，顺理成章的成了老爷的。再后来，五太爷一家也搬出老院子另建新宅了，他在老宅里住的西屋归了老爷，自然老爷也是花了钱买来的。三太爷没有子女，二老过世时都是老爷出钱出力操持的后事，他们住的东屋也归了老爷。这样到了1983年，这个院子就完全成了老爷家的了，其他人搬出的搬出，过世的过世，都离开了这个老院子。老爷那些年为了房子不知花了几份钱，因为每一次都是老爷花钱办事买下腾出的屋子。好在他常年做手艺活，经济上有这个能力。这一年，老爷还给父亲盖了新宅子，就挨着早些年给二太爷盖的那个宅子。转年又翻盖了老宅中的五间堂屋，坯墙草屋变成了砖墙瓦屋。在农村建宅修屋是大工程了，连着两年盖了两个房子，村人纷纷惊叹于老爷的财力。老宅的东边小院里一直是四太爷家住着，只有三间屋。四太爷早年在战乱中失踪，小院后来就是他儿子我的二老爷的了。
时间指向了1966年，这又是一个糟糕的年份，四老爷因病早逝。老爷这代人里，兄弟几个脾气都很大，唯有四老爷例外，他脾气很好。可惜的是，他正值壮年却得了病，医药不见效。也到六老爷当兵的部队医院治疗过，还是没看好，年仅26岁就病逝，尚未成亲。其余几个老爷都得以善终，只是由于性格差异造成的各自命运有所不同。六老爷从部队复员后，安排他到镇上的煤矿上班，他不肯去，做了一辈子农民，还在村中小学里当校工看了多年的学校。他没有多少收入，又未成家，生活勉强度日，平常几个晚辈时常给他点东西照顾一下他的生活。去煤矿当工人的名额给了五老爷，他成了家里的第一个工人。但五老爷当时比较懒，经常不上班，又能吃能喝，所以没有攒下多少钱。他脾气也不好，据说到了结婚的年龄，安排他去见见女方，不知什么原因，他一听就生气的骂，最终单身过了一辈子，晚境比较凄凉。二太爷的四个儿子里，只有老爷成家有了后代，传统思想浓厚的二太爷不知会有何感慨。其余两家，三老爷过世的也早，当时他最大的孩子才17岁。二老爷一生务农，年过花甲把住了大半辈子的三间草房翻盖成了瓦房，住进了新房子，数年后因病过世。四太爷早年失踪，作为家中唯一的男孩子，二老爷理应早早的勤劳当家。但他比较懒，很多时候都是家里的老奶奶自己推磨干活操持家务。他经常不去生产队里上工，分的粮食自然也少，子女常常挨饿。有年麦收后分粮食，二老爷竟然只有半个工分，那好几个月里他只到生产队里拔了半天的地瓜苗。村支书有次去家里催他下地干活，他说:“你看看我家里有啥？”支书进门看看，屋里没点吃的，几个孩子都饿坏了。支书回去端来一瓢子麦子给了二老爷。我的老爷刚好相反，一生勤劳，又会点手艺，生活上一直没有为难之处。人的品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几个老爷原本手足情深，后来却慢慢闹僵了关系，直到年事已高身体欠佳时，他们才唤起那曾经的手足之情又重归于好。二老爷住在东院里，和老爷一墙之隔，却跟老爷经常吵架，关系很僵。到了二老爷病重后，两家才摒弃前嫌重归于好。二老爷做五七时，老爷施展手艺为他扎了很多扎彩，送他最后一程。老爷、五老爷和六老爷三个亲兄弟之间竟也不可思议的闹了隔阂，很少有来往。老爷2002年生病后，两个弟弟才第一次踏入家门来看他。老爷过世时，六老爷在院子里放声大哭:“哥啊，你去找咱妈妈了。”也许只有到了那一刻，他才深深的体会到一母同胞无论有过怎样的隔阂，那血浓于水的亲情是注定割舍不断的。五老爷最后的日子里，也是六老爷隔三差五到床前照料一下，并在他故后郑重的收藏了其遗像。
大约在1975年前后，大老奶奶过世了。自古以来的中原地区传统入葬是土葬，穿戴整齐，殓入厚实的棺木中。不巧的是，这年恰逢土葬被禁止，要推行火葬了。大老奶奶是村中第二个火化的，骨灰放入棺木，和大太爷合葬。才不到一年，1976年，大规模的平坟运动开始了。村中的平坟运动相比席卷全国的两次运动（大跃进和农业学大寨中有两次平坟运动）算很晚了，据说是上面指示:粮食生产任务很重，不能让死人跟活人抢土地。中原人民历来对祖先的长眠之所充满了敬畏之心，人们相信，祖先坟墓的风水与安好，关系着后人的祸福兴衰。不但选林地非常慎重，修坟也舍得花代价。除了节日、祭日的家中祭拜外，人们还会到祖先坟墓上去祭拜，点香烧纸添土拔草。尽管谁都不愿意拔掉祖坟，但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谁也不敢不去平坟。
村中组织了三伙人，由各队的队长带队，在村外各个家族的林地中平坟。坟子一个个被扒开，坟中的砖头石头和陪葬品取出，棺木和骨骸就地填埋。墓穴的四周一般用石头砌成，这石头都挖出去挪作他用，有的运到十几里外的李仙修了河堤，有的拿走建了村东头的小学。时间不长，林地里馒头般的坟墓就都不见了，荒唐的腾出几块平地来，却把列祖列宗丢失的一干二净。姑姑当时已经十几岁了，跟着队里去平坟。在西南沟的郭家林里平坟时，出现了令人惊讶的一幕。大太爷和老奶奶的坟扒开了，大群的蟋蟀蜂拥着跳跃而出。老奶奶的棺木里有双随葬的新鞋，鞋里神奇的长出一棵小松树，贴着棺材内壁斜斜的向上长了出来，翠绿中带点透明。虽然才入土一年多，但鞋中松树已有十几公分高了。我们也由此深深的相信当年选这块地的风水先生说的，这真是块好林地。见了空气，小松树一会就变黑枯萎了。老爷曾几次惋惜的说:如果不是扒坟破了风水，后代人一定有做大官的。四老爷1966年因病入葬时还没实行火化，要扒他的坟时，六老爷说“他得癌症死的，传染人，你们扒他的坟吧。”这招果然奏效，大伙被唬住了，于是这个坟头成了当时村中唯一幸存下来的老坟子，如今还在原地。每逢祭日和清明，家人们都会去祭祀烧纸。
传统文化里有个养儿防老的思想，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如果没有儿女，老年的日子会很不容易。三太爷的后半生就真实的验证了这句俗语。他结婚后没有子女，过继了六老爷，但在生活中他常听信五老爷的话。时间久了，六老爷就生气不跟着三太爷过了。三太爷年轻的时候自己耕种，过着平常的农家日子。后来入了公社，随着年事渐高，他逐渐就干不动农活分不到粮食了。好在生产队里特殊照顾，每次收了粮食都会给他分一些，仅能维持生计。他和老奶奶生活清苦，每日数米而炊，饭是地瓜干煎饼，菜是地瓜秧放点豆子面炒的，只有到了生日才舍得买四两豆腐来炒半碗菜。常年营养不良，眼窝深陷。长夜梦回，他应该会不止一次的依稀想起中年时代那衣暖饭饱的生活吧。
在老年的艰苦日子里，三太爷不指望这辈子能有多少好盼头了，只希望把自己身后的阴宅修的好好的，以待百年之后有个体面的去处。他常年辛辛苦苦从牙缝里攒点钱，买了上好的石料，在郭家林中修了坟，还备置了好棺木。殊料人算不如天算，老天似乎连三太爷这点最后的卑微心愿都不能满足。几年后遭逢那场扒坟运动，坟中的石料自然被生产队里悉数挖出挪做他用。我们无法想象三太爷面对这种无法逆转的结果得有多么心疼，他好歹哀求着留下了几块石头，用小车推到村南的山岭上。那里是村中才指定的公共林地，以后所有的人过世都要埋到公林里，不能再往家族的林地中埋葬了。他在公林里简单的新修了一个坟，用上那几块劫后逢生的石头聊以充数。多少年省吃俭用买下的石料，最终自己用上的，就那么区区几块，好在他置办的那副好棺木最终用上了。
平坟后没几年，三太爷在人生的夕阳里悄悄的走向了另一个世界，年逾80。家无长物，已经拿不出东西来操办他的后事了，二太爷和老爷几家人凑了粮食为他料理了身后事。几个人用小推车推着他的遗骸去火化，连同他饱经风霜的一生也化作了青烟。才划定不久的公林里还没有埋入逝者，他是第一个，孤孤单单的埋到了那片荒山顶上。
人世间的暑雨祁寒伴随了三太爷的半生，也许渐行渐远的他并不会太留恋这个尘世里的今生，唯一让他记挂的也许只有陪伴了自己大半生的家室。三太爷过世后，留下了那个老奶奶，形影相吊，日子过的就更为艰辛了。本来家里就贫寒，年龄大了，没有子女床前膝下的照顾，生活的困苦可想而知。晚辈们不定时的送她些煎饼，给她端一瓷缸开水，维持着她潦倒的生活，直到她1983年过世。
过去农村人极少有机会照相的，几个太爷里，只有二太爷留存了一张照片。他1966年去胶县时在照相馆里照了一张相，这张照片成了家族里最古老的照片。在我的记忆里也没有太爷们的印象，我出生时只有二太爷还在世，他年事已高，眼睛已经看不见了。次年夏天，二太爷抱过我，摸着我滑溜溜的，他说:“像个小猪子。”不久，他也离开了人世，时年1983，享年87岁。此前，五太爷已于1980年过世。至此，太爷们都走了，带着他们一生的故事变成了家谱上一个个亘古不变的名字。
与那个时代无数的农民一样，太爷们终其一生都是老实本分的庄稼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始终靠着自己的诚实劳动努力去追求着小富即安的生活。给别人种过地，也雇人给自己种过地。在自家地里种过地，也在生产队里种过地。养过猪，推过木车子，有过贫寒，有过富裕，喜过乐过苦过忧过。童年时代，他们有过追逐蝴蝶捡拾落英的嬉闹，也有过饥肠辘辘食不果腹的无奈。青年时代，他们有过勤恳耕种满怀憧憬的期盼，也有过烈日秋霜筚路蓝缕的艰辛。中年时代，他们有过安康富足安顺处常的知足，也有过饱受欺凌无处可诉的委屈。老年时代，他们有过闲看夕阳不论魏晋的淡然，也有过数米而炊难解人事的困惑。他们相信只有勤劳才能过上好日子，但是终生的勤劳并没有能够全部换来好日子。这自然也并非完全是个人努力或者性格命运造成的结果，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社会对个人福祉的无暇顾及或者主观漠视，不论在烽火连连的战乱年代还是入不敷出的公社时代。
四
在太爷们的年代里，老宅院里如同举办了一场热闹的酒席，你来我往，人声鼎沸。酒席终究要结束的，太爷们走了，几个老爷也陆续搬了出去，父辈们成家后也都另建了新房，宅子终于慢慢疏朗了。西面的院子老爷住着，东边的小院子二老爷住着。后来两家闹了矛盾，就把大门拆了，从中间用石头垒了一道略高出地面的界墙，各家走各家那边，两个院子从此分开。十几年后，东院的二老爷和二奶奶相继去世，东院空了，晚上黑黝黝。奶奶觉得害怕，就在1999年把那道界墙砌成高高的砖墙，把自家的大门建了起来，盖了顶棚，西边的院子又成了一个完整的宅子。2004年村中修水泥路，道路要取直，就拆了人去院空的东院子。
老爷和奶奶成了这座老宅最后的主人。经历了这么多年的风雨，坯墙草顶的屋子已经不牢固了，最近十年几间草房都陆续拆了。先是院子西南角的牛栏在大约2005年的一个夏天的清晨由于一夜风雨的浸湿坍塌了，连带着相邻的南屋也坏了一间，只好把南屋也拆了，做了一个小菜园。东屋是奶奶做饭的屋子，土坯的外墙也摇摇欲坠，出于安全考虑，2007年也把它拆了，重新搭了个棚子让奶奶做饭。当时老爷还在世，这是他生活了一辈子的院子，每拆一间屋子，他都很心疼，不得不拆，却又不舍得拆。西屋是砖墙草屋顶，2012年屋顶漏了个大洞，只剩下了老爷当年翻盖过的北面那五间堂屋，砖墙瓦顶，岁月的风雨是不能奈何的。
2008年的盛夏，老爷过世，奶奶成了小院最后的守望者。奶奶说“当年这个家里住了22口子人，都慢慢的走了，就剩了我一个。”奶奶静静的守护着这座祖辈几代人生活过的院子，闲来无事的日子，她一定会想艰苦岁月里的那些人那些事，也一定会慨叹岁月的流逝是如此的无奈，带走了那么多人那么多事，给人恍如隔世的感觉。
父辈们都在村子里生活，到了我这一代，基本都在外工作，分布在天南地北，时空的阻隔加重了故乡和老宅在我们内心的份量。每次节假日回家，站在小院里，总能依稀感觉到那些先祖曾经生活过的气息。这儿一棵树是先人亲手栽的，那儿一个地方是我们和先人嬉闹过的，好像他们刚刚还在这里生活着一样。我知道，这是一种心灵上的共鸣。这座宅院，就是我们不变的血脉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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