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烟杆
长 烟 杆
再次看到那根长烟杆，是在去年秋收季节特意回农村老家吃包谷粑时。
长烟杆，其实就是长烟斗。记忆中，这种烟斗一端装上较长的铜烟锅，另一端装着铜烟咀，中间则是一米多长整根光滑的细竹杆。通常，祖父把铜烟锅里塞满金黄的烟草，埋到火坑里柴火堆中点燃，再把铜烟咀放嘴里叭嗒着，惬意地吐出一团团烟雾飘散到空中，不时又夹杂着烟丝儿吐出几口口水到火坑的灰里，然后开始摆永远摆不完的龙门阵。
我和兄弟姐妹们小时候每一个冬天的夜晚就是靠在火坑边，看着烟斗上的火星离开火堆又伸进黑夜中闪耀，同时听着老人反复说过去的事，直到前俯后仰打瞌睡。那种在寒夜里的絮叨和着离不开的温暖,共同营造着一种生活习惯。我们的耳朵和心房还是磨起了老茧，因为每当反复说这些，都伴随对我们这些小辈坏习惯的批评,抵触情绪油然而生。
所以，老人的碎碎念，一度成了我们的耳边风。
然而，多年后，成长到中年的阅历和认知，让我对时代变迁和生活变化有着越来越深地感触，再加愈加深厚的家乡情结，我开始对从前嫌弃的“老掉牙”的故事有了兴趣。
这次回老家，我特意看望了姑公朱兴国。近九十岁的姑公朱兴国依然口齿清晰，侃侃而谈，我听得津津有味，以至于热气腾腾的包谷粑还没尝到味道就吃完了。祖父去世后，姑公也用起了那根长烟杆，说的大致也是当年祖父说的那些事。认真地聆听，使姑公的话像开闸的水，滔滔不绝。那张本来充满喜悦的脸，沉浸在过往的回忆中变得哀伤起来，深深的皱纹和银白的胡须随着他的声音一抖一抖的，仿佛在争抢着表达岁月的沧桑。铜烟锅依然从火堆里满意地拔出来伸到一边，烟咀在嘴里有滋有味地叭嗒着，不时也吐几口口水。不过，这一切的过程，不再夹杂着对我们小辈的批评了。
解放前，整个世界都天昏地暗。老朱家因躲国民党抓壮丁举家从江西逃荒到了偏僻的贵州，最初是在缠溪镇打杵坳，又再到这个大山的深处。那时，人们的心中，越是交通不便、越是封闭的地方，越是一片世外桃源。
“饿死的，病死的，一路上都有有死人，我们也没得力气走路了……”说这话的时候，姑公的声音在情感中变了调，脸上生出一种绝望，眼神空洞得令人害怕。“我妈就是死在路上的，得了个糠饼放在荷包里几天了，后来她叫我妹和我弟分吃了，她就……”转而，老人不再清亮的眼睛里泪光闪现。
“先是逃命，再才是活命”
从姑公的口中知道，不管是打杵坳还是后来大山深处的旺田坝，作为外来人，老朱家一家无田无土。为了一家人活命，他们去求当地的地主，用全年帮地主干农活的辛苦，换取几分粮食应付肚子。
尽管如此，吃饱肚子还是相当的奢侈。辛勤劳作换的粮食大多是红苕、洋芋、包谷等粗粮，且为数还不多。产出的稀少和地主的吝啬，再加沉重的赋税，一年到头几乎吃不到一顿饱饭。实在饿极了，逼得人去山上找吃的。大自然中寻得的有些东西实在吞不下去，想法子加工一下再吃，比如蕨根用来碾碎制作蕨泥子粑粑，红籽可以用来捣碎弄成红籽粑粑……这些，让肚子里到是有东西了，却使人消化不良。那时流传一句俗语：红籽红籽，吃了拉不出屎……不过，比起天天躲“抓壮丁”，这样的日子到是安稳一些了。
在这个寨子里，地主们这样的“土著”居民只有两家，其他大多数人都跟老朱家一样，是躲战乱、逃饥荒先后迁来，使这个大山深处的自然村落逐渐形成。
早听说过黔地的人口多由省外迁来，原来是这么回事。听姑公这么一讲，我也想起祖父在世时说过，咱老严家也是解放前为寻求生机从江西迁过来的。哎！那世道，天灾人祸，民不聊生，老百姓们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寻求生机。
“解放后就有变化了，老百姓当家作主，没地主了，共产党一直带老百姓找致富路，在六七十年代时，国家经济也还是不太好，搞建设受到很多挫折和坎坷，又还要勒紧裤带还苏联的债，经过了大跃进和‘大锅饭’、‘文革’，土地下放后日子就好起来了……”姑公的神情渐渐有些轻松了，兴奋之余磕掉燃烧不彻底的烟锅巴，再掉过烟杆的头，重新塞着烟草。
“党中央还是厉害！从搞改革开放起，国家就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说话间，不光是姑公伸出大拇指，连在一旁切腊肉，性格内向的表婶也点头称是。
在长辈们称好的同时，我再次凝神看了看那根长烟杆，烟杆的杆身已不再是竹子的颜色，变成了棕乌相间的油亮，烟锅黑灰相间，烟咀被吸吮得锃亮。仿佛，我通过烟杆又看到了祖父的音容样貌以及他和姑公说的那些久远的事。良久，视线离开又伸入火堆的烟杆，我的思绪转而飘向了那个我自己已开始有记忆的年代，我想，用心记录着这一切，在岁月里反复咀嚼，字里行间，也算是我在“叭嗒”着我自己的“长烟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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