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苏轼借鼠咏志小赋《黠鼠赋》（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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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鼠胆小，胆小遂以狡黠为补，这是众所周知的现象，但是，老鼠狡黠到如东坡《黠鼠赋》中所写的那一只，却是很少有人遇到的。
《黠鼠赋》是一篇大约三百字的小赋，与其说它是赋，倒不如说它是一篇优美的政论小品文。有叙事，有细节描写，有议论，抒情的色彩较淡。
东坡夜间坐床看书，橐中传来老鼠的声音，东坡令童子捉拿。童子持烛揭开橐的盖子，老鼠不再叫了，童子却发现橐中是一只死鼠，东坡还以为自己刚才听到的鼠声是幻觉呢。童子把死鼠倒出来，不料“死鼠”一落地就嗖的一声跑了。这是此赋前半部分所叙述的故事。
接下来，东坡进行大量的议论。作者首先对鼠的狡黠作出直观的理解：“不啮而啮，以声致人；不死而死，以形求脱”。接着，东坡由鼠及人，感慨道：“人能碎千金之壁，而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他以鼠的狡黠参透了人的某种弱点。
前半部分咏物，看似只咏一物；后半部分议论，看似只作一论。其实不然，前半部分咏物，非独咏鼠，作者实际上更是咏朝廷上那些善于钻营的狡黠的当权派；后半部分议论，非独论人，作者实际上更是感慨自己纵然有抗击不公处分的勇气和能力，却依然不能免祸，因为政敌善于伪装，令人防不胜防。短短小赋，语中有语，物我相融，非东坡不能作也。
那么，东坡《黠鼠赋》中善于伪装的政敌会是什么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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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府藏本《东坡全集》把《黠鼠赋》确定为东坡十一岁时所作，古代的这个编辑确实没有理解这篇小赋。《黠鼠赋》中透出的政治思考显然来自东坡人生的后期，当是东坡元佑年间（1086-1093）在遭遇新党、旧党轮番政治打击下所作，当时，东坡试图以自己的机智躲避追杀，这从东坡后期的书法作品中也可见一斑。
元佑二年（1087），东坡在经历了王安石及其变法派的长期打击之后，新得势的司马光保守党启用“同党”东坡为翰林学士承旨。面对司马光尽废新法的举动，东坡进行了严厉批评，甚至当面骂司马光为“司马牛”，于是他又遭到保守党的打击。由于经历过多年的政治斗争的磨练，东坡具备了一定的抗压柔性，他巧妙的跟变法派和守旧派周旋着。
元佑六年（1091），东坡用楷书抄写了欧阳修的《醉翁亭记》。选择欧阳修的作品，显示了东坡的政治原则性，即如同欧阳修那样的中正；选择《醉翁亭记》则是东坡为了麻痹政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东坡的这件书帖在书法艺术上的自我突破。东坡中年之前的楷书深受颜真卿影响，以超越颜真卿的丰腴为主要特征，黄庭坚曾取笑东坡书法因用墨太丰沛而使字如同“石压蛤蟆”。《醉翁亭记》虽然未脱丰腴的本色，但是却不再过分，而是肥而不腻，且笔笔有骨，体现了东坡对用笔浓淡的巧妙把握，就如同他对不同时期不同政敌的斗争程度把握的恰如其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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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黠鼠赋》，东坡所谓的“黠鼠”更多的应该是指保守派，特别是保守派中的“洛党”（东坡自己是所谓“蜀党”领头人）。
元丰七年（1084），遭遇变法派多年贬官的东坡到江宁（今江苏南京）会晤变法派的精神领袖王安石。通过彻夜长谈，东坡意识到自己多年来全盘否定新法的幼稚性，真诚的向王安石道了歉，王安石则劝东坡不要再搞政治了，并邀请东坡干脆举家搬到江宁来跟他为邻。东坡没有接受王安石的好意，他知道，宋神宗病重，变法派正在衰落，保守派领袖司马光正为上台跃跃欲试，东坡自己会迎来生命的春天。
东坡跟王安石的这次会面所得到的启迪就决定了元佑年间他的主要斗争对象是新的当权派——保守派中的极端派“洛党”。当年变法派大权在握，对包括东坡在内的保守派的打击是公开的，短兵相接的；而正是由于东坡属于保守派，那么来自本派的斗争才会隐秘，隐秘的政治对手才需要具备“黠鼠”一样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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