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弦歌不绝的书院
唐代书院从《全唐诗》中考证有11所，从地方史志中有17所。清代，耒水流域有70多所书院。岁月斗转星移，如今这些书院不复存在，我们只能透过残存的瓦片或者泥土，寻找那些弦歌不绝的背影。
一
湘南四季分明，温差大，湿度大，雨水多，房屋强调依山傍水，坐北朝南，通风采光。书院建筑亦如此，地址选择风景优雅的郊野，山环水绕，朴素大气，力求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讲堂、书斋、后花园，布置有序，从匾额、楹联到植物，呼应文雅的气质。
杜陵书院建于唐哀帝天佑四年(907)，比岳麓书院还早几十年。耒阳知县朱昂感念杜甫，在耒水河畔的杜甫墓前建杜陵书院，为四合院封山式，有房子10余间，分为讲学、藏书和供礼三部分建筑，各祭文碑刻环刻于石栏上。杜陵书院先后培养出12个进士。抗战时期，耒阳成为临时省会，薛岳多次在此办公，苦苦思索保卫长沙之策。他的天炉战术，成为日寇的克星。如今，杜陵书院只剩下孤零零的杜甫墓，一块残缺的石碑，让人倍感惘然。
选山水名胜之地为院址，这是兴建书院的共同特点。资兴县的焦氏书院地处耒水上游，村庄山水环抱，石歧蟠伏左右，“状若龙虎注江，诸峰列峙于后，而塘西三峰特耸于前，中峰尤高，望之犹笔架然。”焦氏书院始建于何时，焦姓族谱无考。据旧志记载：“元季毁于兵”。可见，元代就有了书院。明洪武初，族人在旧址上重新修建焦氏书院，面对三座山峰，取名“文峰书院”。承文峰之灵气，培养了众多饱学之士。永乐戊戌(1418)，焦起良考取进士，担任户科都给事中(正七品)，“温雅而文，久居近侍，蔼然著声绩于时”。焦起良之子焦从周为明正统四年(1439)进士，任福建瓯宁知县。焦氏父子继登甲第，成为文峰书院的佳话。
桂东县乌石寨金台书院的遗址，草丛中还看得到屋基。书院建于清道光十一年（1831）。跑道在半山腰，从跑道往山岭上行几步，便到了操场，往上走就是书院。村中退休的何老师告诉我，金台书院全是土木结构，墙体为干打垒，盖着小青瓦，书院大门外有两根木柱。进大门处有两个石门墩。大门进去，靠西是校长室，靠东是教导主任的住房。挨近天井是宽敞的大厅。后进为大成殿，正房供奉有孔夫子像，东西两侧是两排长长的廊屋。西边是书院的读书室、厕所和低年级学生教室，东边的是高年级学生的教室、宿舍和厨房。书院四周筑有围墙，植有梨、梧桐等树木。几任山长（院长）是陈泰然、何承德、方传学，先生有黄守规、何志良、王明玉。那时有田租作为办学经费，学生不交学费。初小课程有国文，算术，图画，音乐，高小增加了历史、地理两门功课。科学家王光前在金台书院读完小学。
二
唐代的书院，基本由富室、学者筹款，于山林僻静之处建学舍，或置学田收租，以充经费。到了北宋，改由朝廷赐敕额、书籍，并委派教官、调拨田亩和经费，逐步变为半民半官性质的地方教育组织。北宋仁宗庆历年间，各地州府皆建官学，一些书院与官学合并。神宗时，朝廷将书院的钱、粮一律拨归州学，民办书院一度衰落。
历代统治者认为，岭南一带的人，野蛮未开化，把南越地区视为未教化之地，而教化之始，则是兴办社学。元代统治者歧视汉人，推崇蒙古文化，抵制汉文化，不重视科举，但重视书院的教化作用。全国修复唐宋旧书院112所，新建书院296所。统治者将书院等视为官学，书院山长定为学官，颁布法令保护书院和庙学，是书院官学化的开始。他们将书院和理学推广到北方地区，缩短了南北文化的差距。明代，王阳明上任赣州巡抚后，推行《南赣乡约》，要求道、府、县官员必须严格筛选教师，为他们提供优厚的待遇。他认为：“民风不善，由于教化未明”。在这样的背景下，书院开始多起来，耕读之风甚炽，人文蔚起。
我曾到汝城桂枝岭濂溪书院参观。刚进大门，便听到清脆的读书声。“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原来，这是孩子们在朗诵《太极图说》。宋代，汝城县名桂阳，周敦颐担任县令五年，创县学、兴水利，发展农业，政绩显著。其理学思想也是在这一时期孕育。为纪念周敦颐，宋嘉定十五年(1222)，知县周思诚建书院于桂枝岭，置学田40余亩，以奉祀并名“濂溪”。宋、元之际，书院废。明正德间，邑人捐资请知县陈德本重建。嘉靖三十三年(1554)，知县余兆先增建讲堂、学舍。清顺治八年(1651)毁，十五年后，知县黄应庚重建，以僧守之，遂供佛像。又十年，知县盛民誉筑庵于旁，迁去佛像，扩建讲堂、斋舍，可容生徒百余人。光绪末年，书院改为濂溪高小。
“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站在书院高处，凭栏远眺，见耒水呈S型曲贯，以水分土，现阴阳两半。S形南边地势较高，为阳；北边地势较低，为阴，构成一幅天然太极图。《汝城县志·艺文志》载：“周子凿池种莲，著《爱莲说》”、“周子著《拙赋》”。周敦颐创建理学之后，汝城文运昌盛，人才辈出，自宋至清，出状元1人、进士39人。这当中有：状元朱经贯、左中大夫朱辂、两广总督朱英、监察御史范辂，工部尚书曾鉴、翰林院何庆元。一个偏远小县，涌现如此多的杰出才俊，真是难得。理学思想的浸润，还使汝城出现了罕见的 “监察御史世家”。宋代，朱辂曾任监使，邵叶曾任监议。明代，朱英与朱守孚父子、朱海与朱守恕父子、范渊与范辂叔侄，还有范永銮、朱炳如等众多监察御史。这些从汝城走出去的官员，清正廉洁、刚正不阿。
明代书院分两类：一种考课式书院，重授课、考试，同于官学；另一种是讲会式书院，教学与研究相结合，各学派在此互相讲会、问难、论辩。后者多为统治者所禁毁。在这种情况下，书院沉沉浮浮，四起四落。成化、弘治后，书院逐渐兴复。嘉靖十六年（1537），世宗以书院倡邪学为由，下令毁掉私创书院。到嘉靖末年，内阁首辅徐阶提倡书院讲学，书院方才得以恢复。崇祯帝即位后，除恢复历朝历代原有300多所书院外，新建书院1699所，全国书院接近2000所。
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马宣调任耒阳知县，在庞公祠内建学宫，受到郡守蔡汝楠赏识。因为蔡汝楠号白石，学宫就叫白石书院。巧合的是，汝城县也有个白石书院，层楼垒阁，若隐若现宁丛林之中。院内曲径宛转，幽雅清静，风轻鸟呜。此书院曾培育出4个进士：朱海、朱英、朱守孚、朱守恕。新中国开国上将朱良才，幼时曾在白石书院读书，少年时遇到朱德率部发动湘南起义，便赶到耒阳投奔朱德，成为军部秘书。
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安仁知县谢之藩创建南湫书院，后毁掉了。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知县谭崇易重建，改名“宜溪”。置外舍为考棚，内舍为诸生藏修之所，“规模宏敞，堂阶肃然”。嘉庆间制订条规，规定每年招童生正课12名、附课20名；诸生各立功课簿1本，将清晨、午间、灯下功课逐一开入。每日上堂讲书，每月官课2次，馆课4次；每课“四书”文1篇，诗1首，间出经文、经解、策论，每篇约300余字。课卷发下后，弟子转相阅看，落后者阅前列之卷，前列者阅落后之卷。又订有《经费章程》，规定掌故束修、生徒膏火，及门夫斋夫工食银之数。
今天资兴一中的前身是建于明朝的汉宁书院。天启年间，兴宁知县汪梦尹建文昌书院，明末废。清康熙八年(1669)，知县耿念劬重建，并捐俸择师，以授俊秀子弟。此后五十年，书院先迁至县学东，后迁建于城西北隅，有大门、敬业堂、魁星堂、文昌楼四进。另辟射圃、射亭、关帝祠(武庙)。聘“端士”郭启悊为山长，前来参观的很多。后来，知县罗绅扩建斋舍10间，改前半部为考棚，可容纳五六百人。嘉庆十五年(1810)，教谕孙铤、山长段鹤园扩建考棚，加号舍60间。自后多有修葺，兴学不断。
明永乐间，宜章县邑人邝玺在玉溪河畔创建养正书院。清乾隆年间，邑人吴德汉迁建于城南水口山，有讲堂、文昌楼等，能容纳生徒八九十人。后来，知县卫际可认为规模太少，改桄榔山景星观为书院，更名“养正”，有敬业堂和果行、育德二斋。道光二十九年(1849)，知县邵绶名重修。咸丰年间，乡绅蒋启贵增修讲堂，题名“讲易山房”。光绪二十八年(1902)，书院改为高等小学堂。旧址今为宜章县一中，书院遗迹荡然无存。
三
古代书院发展史上，乡贤发挥了推动作用。乡贤都是有德行有才能有声望的人物，主要由科举及第未仕或落第士子、有文化的中小地主、长期赋闲居乡养病的中小官吏、宗族元老等构成，明清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掌控了特权。乡绅不等于乡贤。乡绅中有热心公益事业、乐善好施者，称之为善绅；有胡作非为、武断乡里、欺压百姓、敲诈劫掠者，称为劣绅。当然，即使是善绅，对于施善举动，也有着不愿为外人道的远谋深算，无非是借此提高自身及家族的威望。不排除有少数善绅的乐善好施，完全不为个人与家族利益、全心全意为了乡村发展。这种乡绅贤达，我姑且命名为贤绅。研究古代书院，就会发现，自南宋以后，尤其是明清时期，大多数书院都是善绅、贤绅捐资兴建的。
南宋绍定四年（1231），资兴县程水河畔七里柏树村曹氏家族，为培育家族人才，兴建了观澜书院。书院的创立者，就是进士出身、官至巴州刺史的贤绅曹行锡。书院面对回龙峰，左有天平仙寺钟声缭梁，右前方有笔架山和七宝山相拱，后有青松翠竹相拥，前有醽醁泉潭，两侧有河流缨带左右，又名酃醁泉书院。在历代科举考试中，观澜书院出了1个状元、6个进士。尤其是元成宗时大放异彩，11年间出了3个进士，状元曹一本官至二品，同科的堂兄弟曹一筵，也金榜题名，得二甲传胪，官至翰林学士。同期稍后，曹一本之弟曹一鉴也高中进士，曾任知州、户部郎中。兄弟联袂登皇榜。清代，张之洞为观澜书院题写对联：“虽富贵不易其心，虽贫贱不移其行；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
南宋咸淳九年(1273)，资兴贤绅袁文敷在石山创建辰冈书院，为袁氏宗族书院。书院设义庄以供费用，设堂长掌教学，设掌庄管理经费。明洪武三十年(1397)，族人给事袁克俊迁建于辰冈山阴，各家积极捐钱，增置田产，作为教学修葺之资。书院人才辈出，袁氏一门出了九位进士，其中袁玘官至刑部郎中，以清节著称，被后人称做“清郎中”。 人们相传，科考前若辰冈岭发出鼓声，则试者必中，加上辰冈岭古木苍天，风景秀丽，因而被纳为资兴旧八景之一“辰冈应征”。辰冈书院历经元明二朝数百年风雨沧桑，到清嘉庆间，终于圮废。同治二年(1863)，资兴知县万时建书院于辰冈书院故址，取名“程水书院”。光绪三十一年(1905)，改程水书院为程水高等小学堂。1951年改称辰冈高小，文革时期拆除。
桂东县有所培英书院，建于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部分乡贤合建。书院规模宏敞，内有学舍22间，角门、大门、讲堂、含辉阁(祀文昌帝君)、倚山阁、临江楼、光霁亭、爱莲池、花园，一应俱全。乡绅郭义贤等人捐田租200石，作为先生的报报酬。道光五年(1825)，乡贤拿出修燕崖桥的余资，将培英迁建于沙田清平市北石冈山。同治间，培英书院废。
雍正二年（1724），徐德泰赴任耒阳县令，乘船过耒洲渡，抵铜锣洲，发现青麓山青麓山似一葫芦，在葫芦瓶颈的岸上、凌云塔的右边，相距里许是文昌宫。文昌宫与凌云塔之间有块空地，险而夷，高而坦。徐德泰看后，心想张应星建塔以植一邑之风水，我何不办书院以振一邑人文？于是，他找到县绅黄定周、李三侯、谢彝重、梁子凤捐资建书院。他们主其事、购木石，纠工匠，备材料，向全县乡绅募捐学租田2243担，有田租669石，解决教书人员的薪俸。青麓书院培养出举人21人，恩赐举人4人，进士12人。1928年青麓书院焚于战火。1939年，湖南省政府播迁耒阳，在青麓书院、文昌阁两处旧址创办精忠学校，直到五年后省政府迁出。
耒阳官府大力支持民间乡贤力量办学，陆续建成四所书院。一是紫云书院，嘉定二十年（1815），小水铺乡贤曾宏中、曾玉川、谭宪榜、萧文发等人发起，在县南黄冈铺创办紫云书院。二是义兴书院，清嘉庆二十年(1815)，县西十里洞，乡贤蒋占魁、谢龙章、郭翼之等人，创办义兴书院。三是仰高书院，同治五年（1866），上架乡绅陈耀芳出资，捐田租两百石，在上架桥创建仰高书院。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改为上架中学，笔者曾在这里就读过。四是淝江书院，光绪初年，村民在淝江与耒水交汇处的洲上，兴建淝江书院。史载，从1724年到1901年的177年中，耒阳县共考取举人18人，进士12人。
我曾到过淝江口寻找书院遗迹。当地贤绅资柏丞，五十岁回到家乡淝江口，兴建了淝江书院。王闿运写有《资柏丞先生家传》。书院青砖灰瓦，雕梁画栋，兴旺时有房四十多间，水田六七十亩。厚重的大门顶，有二龙戏珠，与两边码头石狮相呼应，寓为淝江入耒河口为龙口，淝江书院乃龙珠。书院旁边的石壁，被人称为状元壁。陈简青十六岁时求学于淝江书院，师从资笃生先生。王闿运曾赞誉简青的作文为“美女绣花”，誉其文采秀丽。陈简青后来也成为乡贤，毕生致力于办学，创办广湘中学。民国银行家资耀华先生，曾在淝江书院启蒙，后来从淝江口搭小船，东渡扶桑，留学日本，终成金融界泰斗。
四
清代官民两种力量共同努力，创建兴复书院5836所，基本普及城乡，打破宋元以来所谓天下四大书院的局限。朝廷颁布优惠政策，集中地方人力、财力与学术人才资源等优势，在各省省会建设好一到二所重点书院，使其成为一省的文化、学术、教育中心。新的形势下，各县知县也特别重视书院的建设，坚持官办与民办结合的发展之路。
书院的生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儒童，就是初级班。他们通过在书院学习，准备获取秀才。另一部分是已考中秀才的生员，相当于高级班。他们在书院通过深造，准备参加乡试，夺取举人。永兴县金陵书院就类似初级班，而安陵书院类似高级班。清雍正九年(1731)，永兴知县刘崚生创建书院于按察司街，取名安陵书院。乾隆初，知县侯国正迁建于梧桐山凤凰宫左，此后再迁至县署东宋濂溪书院故址。知县李荣陛三迁至布政司街，前建考棚，后为书院，祀文昌，集诸生肄业其中。自乾隆十年开始，书院置学田129亩，年收租谷以供馆师束修、聘金、生童膏火及月课、酒席、纸笔之费。其址今为永兴一中操场，院舍无存，仅遗石狮置于校门前。永兴这座青山绿水的城市，竟有湖南书院、安陵书院、金陵书院、石屏书院、濂溪书院、紫泉书院、松山书院、石屏书院、三洲书院、文峰书院、梅轩书院、文塔书院、北泉书院，多达十多所。
书院的负责人叫山长，由知县（县令）或者选聘地方名儒、学者充任。还设副山长，也是本县有名的宿儒，学识渊博，协助山长工作。书院里的学长、讲师、教习、经师、监院、门子等一应人员，均有山长聘用。书院学额，少则二三十名，多则四五十名，经考试择优录用，免收学费。由于修业没有年限，生员要读到考中秀才、举人为止。因此，生员中，年长者有三四十岁，年幼者只有十几岁。教学内容主要是儒家经籍、八股制艺，学生要熟背四书五经、唐诗宋词。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郴州知州刘世喜建东山书院，三年建成，有大门、朝门、讲堂、饭堂及斋房40间。书院聘请“江南名士”狄西岩主讲。其设教，“忠告善诱，严肃整齐”，“一时担簦景从者，不但本州文人，即各属有志之士，亦皆于于而来，无不心悦诚服”。嘉庆间，捐置银钱、田亩者不断。嘉庆二十五年(1820)，又并入濂溪、景贤、白莲三书院田租205.6石，以资生童膏火，规定每年二月初三祭文昌后起学，十一月初三散学，馆师束修、薪水、聘金、节仪等银269两、米7.2石，生童月给膏火银3两，看司、更夫工食银各6两，门役月给米3斗，菜钱150文。
清道光三年(1823)，嘉禾知县鄢翔捐俸倡建珠泉书院，规定每年招正副课生员15名，正副课童生30名，补课10名；每月官课1次，馆课5次，正课连考3次列三等者降为副课，副课连考3次列一等者升正课；聘“人品学问优崇者”为山长，“按期讲贯经史”。后来，知县达麟兴增建珠泉亭。知县哀慧业、陈仲国相继增置田亩，聘请山长费用有了可靠保障。先后主讲者有善化吴绂荣、临武黄云汉、桂阳邓丙明、祁阳李馥、县人廖如遂等，“皆重品节”，“笃学尚志，以励士习”。今为嘉禾县一中，书院建筑尚存前厅、珠泉亭等16间。
清朝乾隆年间，清泉县建有岳屏书院，知县陈三恪创建。戊戌维新时期，曾改课新学，以应改革形势。光绪二十八年(1902)改为高等小学堂。岳屏书院可视为解读清泉县的历史密码。据清编《湖南通志》记载，乾隆二十一年（1756），把衡阳县以“路当要冲事繁难治”为由分东南之境置清泉县，西北为衡阳县。清泉县就是今天的衡南县，因境内有清泉山，为酃湖水之源，以此山名取清泉县。史载，清泉县贡生蒋文璋的儿子蒋一璁考中进士，致仕回乡后,与贡生蒋文诱、蒋一现捐银六百两,捐田租以为膏火,创修东洲书院。乾隆三十九年，他又与知县陈三恪取东州书院、白沙书院之材，建成岳屏书院,士林感颂。
清光绪十年(1884)，桂阳县邑人、兵部侍郎陈士杰带头捐资，在大凑山南麓建成龙潭书院（今为桂阳一中）。书院有讲堂、大花厅、至圣殿、文昌祠、奎星楼、斋舍等。书院订立学约12条，章程19条，规定招生“按捐定额，凡一团一族有捐钱至八百串以上者，永定课额一名”，“另设公课四名，通州人士皆得与考”；肄业生由知州甄别录取送院，每三年甄别1次。时山长为“湘中夙学”文纬，其学重训诂，“朝夕与诸生网罗旧帙，驰骋百家，以求各有心得而后已，暇则涉猎徘偶、声律之学，以备选举”。光绪二十九年(1903)，书院改为中学堂，民国改名省立第十四联合中学。
书院是历史的缩影，见证了风云变幻。书院的兴盛与衰废，折射古代文化教育的变迁和社会激荡变化。耒水之滨那些弦歌不绝的书院，早已随着岁月风雨而消失，它们留下的历史印痕，宛如璀璨的星辰划过湖湘文化的高空，留给后人无穷的追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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