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存渡口：铁血中的温情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才知道我的家乡有一个渡口，叫仁存渡口。那时它已经是一个消失的古渡口了。而我寻访仁存渡口的过程，时间跨度长达二十年。这种无从探访却又割舍不下的感受，席慕蓉的诗作《渡口》，倒是比较贴切的表达：
让我与你握别
再轻轻抽出我的手
知道思念从此生根
浮云白日山川庄严温柔
仁存渡口的名字应当是演化而来的。渡口以地命名，历史上这儿叫做任春堡。宁夏作为边塞地区，很多地方以军事堡塞命名，而堡塞又往往以人名来称呼。“任春”就是堡塞守将的姓名。由“任春”演化而成“仁存”，由体现某一个人转而体现人们的某种普遍向往和坚持，这肯定是一种进步。“仁”是儒家文化的核心要义，有一个丰繁完备的思想体系，我还能记住的，就是大学时老师讲过的一个概念：仁者爱人。
渡口是迷人的。“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秦少游的这一句诗，便足以引发我对渡口的无限迷醉。更何况是消失的渡口呢？在现实中繁华过的人和物，一旦缓缓隐入苍茫的历史烟尘中，立刻就有了充满朦胧意蕴的诗意和让人思恋的温暖情愫。
我第一次看到仁存渡口，是在一张纸上。
那时我刚参加工作，分配到一个有着一座废弃电影院的偏远乡镇。工作单位的宿舍不够，便把电影院放映大厅前端的几间小房子清扫出来，给我们几个年轻人当宿舍。沉闷庸俗的现实生活让我陷入苦闷，人生开始迷茫。当时有一个同事说附近有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我竟然十分向往，跑出去寻找了好几次，但都没有找到。我再去向那个同事询问更多的细节，他藐视而又奇怪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就不肯理我了。我才明白他大抵是随口一说，也许就是吹牛呢。这让我颇有些失落。
恰在此时，有人给我看一幅印在旧纸上的黑白照片：木刻似的黑白印刷，仰拍的半截木牌楼，简易而单薄，牌楼上三个圆木牌上书三个黑字：仁存渡。
就是这张不够清晰的图片，一下子让仁存渡口入心了。
我一直想去看看，但渡口太远。我的交通工具就是一辆自行车。那个时候，拥有一辆摩托车，还是一个奢侈的梦想。有一天我骑着自行车从县城前往黄河边，刚出县城是柏油路，不久变成土路，过了黄渠以后，就剩下一条更为窄小的土路，最后土路也消失了，变成了窄窄的一线田埂。我咬着牙坚持来到的黄河岸边，一条横亘在田埂尽头的石子路。这是防洪堤，官方规定的河岸。站在石子路上，狼狈的我没有看见黄河，茂盛的树木和农作物遮挡了我的眺望，目力所及不过数米。前方已经彻底没有了路。看着向两边钻入蓊郁杂乱灌木和庄稼之中的石子路，又看看已经走向昏暗的天空，我明白沿着黄河边再上溯几十公里路寻找仁存渡口，是不现实的。我只能把仁存渡口折叠成一张小小的邮票存放在心里了。
时间一晃就是二十年过去了。这些年我很现实地投入现实的生活。但仁存渡口确实在我心里埋下一个种子，一个不大的种子，但种子就是种子，总有一天要发芽的。忽然有一天，探访仁存渡口的念头就像种子遇到了春天和泉水，一下子膨胀似的生长了起来，有点无法遏制。
于是我开始出发。感觉开始得有些任性。
当然任性也是有条件的。如今寻访仁存渡口，交通已经非常方便。发达的现代文明铺陈在古老的黄河旁边——崭新平整而又宽阔的滨河大道黑漆漆地纵贯南北，四五十公里的路程，我开着二点五排量的SUV，沿着黄河可以倏然而来倏然而往。
根据我做的一些功课，又问过了两个路人，终于找到了疑似的仁存渡口的位置。古渡口没有留下来一点遗迹，只是一片与其他河岸没有什么区别的滩涂，滩涂上有人们种植的树丛，一条沟从滨河大道下面钻了出来，直通黄河，沟中的水和黄河水是一样的颜色。
我站在河边，眼前是无以纪年的黄河，平静地从南而来向北流去。身后是新修的滨河大道，沿着黄河向两边延伸而去，无数的汽车呼啸往来，显示着一种热闹和繁华。上溯不到百年，这种繁华是在我面前的黄河里，而不是在我身后的公路上。“渡者蚁集河湮”“舟楫如林”，那时黄河里船只穿梭往来，热闹非凡，是比陆路更为重要的交通要道，渡口也一如现在的火车站一样喧嚣拥挤。
“造成荡荡摇摇棹，渡尽忙忙汲汲人”。延续了一千五百多年的黄河水运，让黄河成为一条经久不息热闹拥挤的通道。
开启黄河水运的人，叫刁雍。
公元444年，刁雍来到了宁夏。
北方的鲜卑族政权北魏刚刚消灭了匈奴后裔赫连勃勃建立的胡夏王国，占据宁夏地区，在此设立了九大军镇之一的薄骨律镇，刁雍前来担任这个地方的军政长官——镇将。
当然，刁雍来到这里看到的景象应该不出意料，是长时期的战乱摧残后的渠道崩颓，农田荒芜，人烟荒凉，民不聊生。
面对这样的现实，刁雍睡不着觉了。“夙夜惟扰，不遑宁处”，白天黑夜地担忧，吃不好，睡不着，难以安心。
当然，这片曾经富庶美丽的地方，现在被糟蹋成这个样子，也的确容易让人痛心。
黄河穿过全国地理中心兰州后折向北流，流到阴山山脉之下，一连做两个九十度的剧烈转弯，好像天神抛的绳索，恰恰套住鄂尔多斯高原和跟他上面的鄂尔多斯沙漠。
柏杨先生所说的“天神抛的绳索”套出来的，就是包括宁夏平原在内的河套平原。河套平原最早被称之为“河南地”，自秦末蒙恬对河南地开发以来，河套地区到汉代发展成为“饶谷多畜”的新兴经济开发区，国家财富之源，“因渠以溉而独擅黄河之利”，成为“有桑林果园之养、水木万家之盛的塞上江南”，繁荣闻于天下。东汉尚书仆射虞诩这样描述刁雍看到的破败之地：“沃野千里，谷稼殷积，水草丰美，土宜产畜，牛马衔尾，群羊塞道”。
焦虑让刁雍的足迹踏遍黄河两岸的渠道和田塍，致力于整治水利，恢复农业生产。他整饬旧渠，开凿新渠，修复田塍，甚至他会象一个农业专家一样亲自去探索总结水稻灌溉的经验。人勤地不赖，过了两年,这里就恢复了农丰畜旺的繁荣局面。刁雍又多了一项甜蜜的烦恼：粮食太多，都没地方放了，只好把粮食露天堆放在地面。
于是北魏朝廷命令他征集五千辆牛车，运送五十万斛粮食到八百里外的沃野镇，“以供军粮”。面对大好的表功机会，刁雍没有立即去征牛征夫，开始热火朝天地运粮，却有了另外一个担心：征牛伤农。从薄骨律镇到沃野镇，沿路尽是沙漠地带，滞陷难行，每辆车配二人二牛，需要万人万牛。每次运粮十万斛，一百多天往返一次，一年最多能运送两趟，要三年时间才能完成任务。这样必然“大废生民耕垦之业”，本来“国有储粮，民用安乐”，为了运粮而劳民伤财，有违初衷。
刁雍把这笔账老老实实地算到了北魏皇帝拓跋焘面前，又提出一个开拓性的建议：造船二百艘，通过黄河水运运送军粮，方舟顺流，一次可以运二十万斛，六十天就能往返一趟。从三月到九月往返三次，可以运送六十万斛粮食，所用人力有一千人就足够了，只是牛车运送的十分之一，而且不费牛力，不会让农民们为运粮而荒废种田。关键是只用半年的时间,就能完成需要三年完成的任务。
算账的同时，刁雍在奏折里还不忘将皇帝一军：您之前安排我来这里，可是明确交待有可以便国利民的举措，要及时向您汇报啊。
拓跋焘是个明白人，没有怪罪刁雍多事，反而很满意，同意了他的建议，并要求以此次水道运粮为开端，“永以为式”，运粮的船队也定为永久船队。
于是，公元446年的一天，黄河岸边一个很不起眼的地方——疙瘩梁，忽然变得热闹起来。
众多的士兵和赶着牛车的百姓向这里汇集，不断地把用麻袋包装的粮食从附近的仓城运到河边。黄河河面上，二百艘高大的木船汇集水边，两艘联结成一舫，排成一条长龙，船上旌旗猎猎。粮食被一袋一袋地装到木船上。所有的船舫装满以后，船队缓缓地驶入河道，向北而行。
疙瘩梁，就是后来的仁存渡口。宁夏黄河水运就这样开始了。
这样一个场景，在那个时代，是独特而温暖的。
当时正值南北朝五胡乱华十九国，中国历史上最为混乱、荒诞而黑暗的时代。“一百三十六年当中，几乎一支军队就建立一个帝国。蓦然间一批人集结在一起，马上组织政府，封官拜爵，发布文告，自称圣君贤相，还没等到人民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它已烟消云散，之留下无数尸体和无数哭泣的孤儿寡母。”在纷乱频繁的战争和政治纷争中，铁血仇杀、权力争夺和人性泯灭几乎每天都在浓墨重彩地上演。
宁夏这片地方的上一个统治者，被北魏驱逐并消灭的胡夏王国的建立者，赫连勃勃，应该是南北朝的成功人士，他标准性地代表着那个时代的底色。在纷乱的时局中，他从一个逃亡的孤儿，最终建立起自己的王国，达到了权力的峰顶。赫连勃勃本姓刘，宗族五千多人被北魏斩杀，只有他得以逃脱，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后秦的高平公没羿干收留了他，并将女儿嫁给了他，他也受到了后秦国主姚兴极大的信任和宠爱。但当他得知后秦要和自己的仇人北魏通好，立即袭击并杀死了自己的恩人兼岳父没羿干，背叛后秦，依靠良好的军事才能和恩将仇报与背信弃义，他最终建立了自己的王朝。登基后，他要忘掉自己姓什么，改刘姓为赫连，改名叫赫连勃勃，“帝王者，系为天子，是为徽赫，实与天连，今改姓赫连，庶协皇天之意。”
赫连勃勃“性骄虐贪猾，视民如草芥”。掌握了至高权力后，立即展示权力带来的任性和放纵，开始建设自己的豪华都城统万城。大概他认为都城的牢固代表着他的王国和自己威势的长久，为保证城墙坚固，他蒸土筑城，“锥入一寸，即杀作者，而并筑之”，历经千年，青白的残败城墙至今依然高高耸立在陕西榆林青黄的土地上，俗称为“白城子”，顽固地跨越时空展示着赫连勃勃的残暴。
所以，刁雍的心态和行为还是让我感到有些奇异。他是一位久经沙场的将军，看惯了战争的残酷，他的那颗心应该是冷硬的。一般情况，此时的他应该是擦干留在刀口上的血迹，疲惫麻木地看一眼匍匐于凋敝荒芜的土地和沟壕间挣扎的百姓，甚至都不会看一眼，然后走上长城的烽火台，向敏锐的狼一样注视敌人的动向，像狡猾的狐狸一样关注中央朝廷的风向，殚精竭虑地寻找机遇建功立业，然后走向更高的朝堂，甚至去建立自己的王国。是什么原因，让刁雍这颗久经战火铁血浸润的心灵还依然如此敏感多情呢？
就在大多数人像赫连勃勃一样，在纷乱的时局中充分放纵人性的贪婪，依靠战争杀伐和权谋机变奋力争夺煊赫权力和富贵荣华的时候，刁雍却目光温润，看到荒废的田野和在黄土沟壑间哀嚎的百姓，他看到了更多的人最真实的需求，看到了社会应该具有的面貌，看到了国家的根基和社发展的动力之所在。当他从战斗中脱身出来，管理一方的时候，他的脚步毫不犹豫地深入到广阔的土地之间，努力让土地焕发出应有的生机，让土地上那一张张黧黑的面孔在踏实的劳作和安详的生活中露出笑容。
在南北朝被铁血染成黑红的杂乱的时代背景里，刁雍发出了蜡烛一样温暖的光亮，让时代的黑暗减退了许多。
我的疑问也就此产生。为什么刁雍能够悖离那个时代？
也许，刁雍的成长历程一直被爱笼罩着？
实质上，刁雍有相当的理由选择仇恨的。他和赫连勃勃有过类似的身世。当年他家在西晋为官，刁家一族是京口一带的名门望族。后来刘裕夺取权力成为东晋的实际统治者，因为刁雍的伯父刁逵曾将欠社钱三万而不肯归还的他给抓起来过，便诛杀了刁氏全族。只有刁雍被父亲刁畅的一个旧吏藏了起来，才得以脱身，投靠后秦姚氏，后秦灭亡后，又投奔北魏，一直战斗在与刘裕建立的宋国的交战前线。
一个身负血海深仇，像铁木真一样逃亡的人，却没有让鲜血和仇恨包裹了心灵，这是个奇迹。面对一个仇杀的时代，刁雍炼秉持了一颗仁爱之心，作了另外一种选择，一种对抗整个时代的选择。在一个独特的时代里，刁雍完成了对自己的救赎，也对那个残暴的时代进行了救赎。
我没有找到一个充分的理由，来证明这种升华。刁雍这个人性格宽柔，明敏多智，怡静寡欲。他有一个秉持终身的爱好，就是读书。这可能是原因之一。这也让我惊诧于书籍对人的巨大的塑造能力。
刁雍在宁夏呆了十一年，在他的治理下，薄骨律镇人们丰衣足食，经济繁荣发展,社会安定平稳。我最感念的是，他把河西的这一片土地变成了和河南地一样的富饶之地。我的家乡就在河西，我小时候，村庄周边阡陌相连、田塍齐整、沟渠纵横，我的祖祖辈辈就在这里讨生活。
朝廷封刁雍为特进，召回朝廷。“特进”有两层意思，一是特别晋升；二是作为一种官职，授予有特殊地位的人。刁雍面容祥和地直走到了九十五岁的高龄,朝廷赐他的谥号曰“简”。刁雍在一个疯狂争夺和肆意攫取的时代保持了简单，他在自己简约的人生留下了一道千年难以磨灭的水痕。
宁夏的黄河水运一直延续了下来，成为比陆路更为热闹和便捷的通道，经历千年的繁华，牵带渡口千年的兴盛。
其后由文明程度相对落后的党项人建立的西夏，统治了包括宁夏在内的广大地域。这个被蒙古人几乎彻底消灭的王朝，留下的史料不多，但有限的记载显示出西夏境内有众多的渡口，仅官渡就不下三十处，而私渡不载于史册，兴废无常，数量更是难以统计的。大大小小的渡口密集地依附于黄河岸边，就像一点点远古的灯火，在黄河两岸形成两条明亮的灯带，遥远地传送而来，辉映出西夏黄河水运的异常繁盛。
西夏把黄河水运拓展到了国域全境。黄河在西夏全境流程近两千公里，其中宁夏中卫以上近一千三百公里水域水流湍急，礁石密布，险滩重重，木船难以在河道中航行。“不用轻帆与短棹，浑脱飞渡只须臾”，西夏没有采用传统的木船，而是普遍地使用了一种独特的运输工具：浑脱。
早期北方民族中用整张剥下的动物的皮制成的革囊或皮袋，将其称为“浑脱”。西夏创造性地使用羊皮浑脱，作为黄河上的运输工具。羊皮浑脱就是用整张羊皮缝成密不透气的皮囊，吹足气，再把数只甚至上百只皮囊组并成筏，其实就是羊皮筏子。
当时中国大地的人们对“浑脱”这个词并不陌生。在此之前的大唐，人们耳熟能详的“浑脱”是一种舞蹈，浑脱舞。这种从西域传来的民间舞蹈在唐朝曾盛行一时，却依然保持了原始粗犷得有些野蛮的风格。后来唐玄宗李隆基废止这种舞蹈，但却把浑脱舞曲用作教坊曲名。浑脱舞者跳舞时，戴一种高昌国妇女戴的油帽，叫做苏幕遮，为浑脱舞伴奏的乐曲就命名为“苏幕遮”。后来“苏幕遮”又用作词调。范仲淹写了一首有名的词作《苏幕遮.怀旧》：
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高楼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创作这首词，范仲淹正担任陕西四路宣抚使，主持防御西夏的军事。作为一个高级统帅，去国离乡，远离亲人，困守边疆，犹是如此酸苦。那些基层士兵，每日里刀头舔血，长城吹风，会如何悲苦？而那些饱受烽火之苦的百姓，又是怎样的离乱和伤痛呢？
五十二岁的范仲淹临危受命，来到宋夏交战前线，并有效扭转了宋军屡战屡败的局面，使西北战事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边境逐渐稳固。西夏首领李元昊逐渐认清了形势，夏宋双方最终达成“庆历和议”。这次平等和议换来了宋夏将近半个世纪的和平，让饱受战争之苦的两国百姓终于有了一段修生养息的美好时光，得以安心过日子。双方还在边境设置贸易市场，恢复了贸易往来。以后几十年间，经济文化交流十分密切，呈现出一派繁荣祥和的面貌。
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时期，从西夏到大宋有一条道路一直是通畅的。这就是国信驿路，大宋与夏国之间信使、国书所经行的官道。这条路从夏都兴庆府（今银川）经静州过黄河吕渡，穿过西夏灵州出青岗峡，沿白马川，由宋朝庆州（今甘肃庆阳）、环州（今环县），经洛阳至宋都开封。吕渡是现在的仁存渡口，西夏第二大渡口，是连接西夏与北宋的纽带。战争时期，当所有的道路都被阻隔，仁存渡口依然浑脱往来，它承载着人们对和平的希望；和平时期，仁存渡口和其他渡口一样熙熙攘攘，它承载着人们对生活的期盼。
１２７１年，马可波罗离开家乡威尼斯前去探访神秘的中国，他从霍尔木兹登上陆路，经过伊朗沙漠，帕米尔高原，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从丝绸之路进入中国，到达武威，又“骑行八日”，穿越腾格里沙漠，来到今天的宁夏境内中卫沙坡头，在这里他遇到了黄河，也多了一个选择，可以重新进入水路前行。元世祖忽必烈下令建立黄河水驿，“凡在属国，皆置驿传，星罗棋布，脉络相通，朝令夕至，声闻毕达。”黄河水驿开通后，形成了以银川为中心的河套丝路，使元大都北京到西域属国的距离大为减少。马可波罗到达中卫，从中卫到内蒙托克托县的水驿刚开通不久，于是他毫不犹豫地登上了驿船，沿着黄河漂流而下。坐在船上，没有了陆路骑行的颠沛之苦，沿途览山阅水，欣赏西北塞上独特的风光。沿河所设崭新的驿站管吃管住，服务周到，对外国人还提供酒肉之类的特殊待遇。四百多里路，三天时间就到达银川，这几乎就是“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的感觉。船上的这三天，马可波罗简直就像是在度假，竟然是他两年多来最舒心的日子。来到银川，他看到“城中所制驼毛毡，是为世界上最美丽之毡。”这些用白骆驼毛擀制的精美白毡，也通过丝绸之路远销世界各国。离开银川后，马可波罗继续乘船顺流而下，来到元朝的上都，见到了忽必烈。
１６９６年，有一个人从横城渡口登船北上前往包头。他每天都要坐上打渔用的小划子，到“河滩湖朔”网鱼。他的小渔船旁边，紧跟着三艘楼船，楼船前后，是一支由一百零一艘船舰组成的庞大船队。这大概是黄河之上所见到的最独特的渔夫，他的真实身份是清王朝的康熙皇帝。他每天出去打渔，“以减轻地方供应负担”。其实这完全就是作秀给地方官员看，以期引领这些官僚们能够关爱民生，减轻民众负担，稳定民心。这是康熙第三次亲征葛尔丹，他选择从宁夏发兵。此次共调集十万大军，大军所需粮食多数从宁夏运往包头。康熙打算由陆路运输粮饷，督运大军粮草的于成龙则提出从黄河水路运输，睿智的康熙皇帝很快明白了这一提议的正确性，让了一大步，决定以水路为主，陆路为辅，运输粮草。于是征调一百零三艘运粮船，先行将粮草从黄河水道运往包头。随后康熙带着一百多艘的御用船队，也从横城渡口出发，前往包头。这批军粮运至包头后，葛尔丹自杀，战争结束，没有派上用场。康熙下令将粮食沿黄河顺流运至山西保德州低价卖出，以解山西省粮荒，拯救无数人于困厄之中。在此之前因中原王朝与蒙古族处于敌对战争状态，从银川以北的黄河都不能通航。康熙的主导的这次军事行动，也让宁夏黄河水运，从明代的衰败中恢复过来。
1935年，鉴于日寇对西北地区的蚕食侵略，著名记者范长江为了让国民深入了解西北地区的历史和现状，不惧艰险前往西北进行考察采访，采写的新闻通讯在大公报上连续发表，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后来结集为《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影响深远。到兰州后，范长江“遵黄河以赴宁夏”，他看到“西北水上交通，皮筏较木船为普遍”。“浑脱”仍然是黄河水运的主要交通工具，但经过长时期的发展和完善，“浑脱”的种类和规模则更全更大。范长江搭乘着由一百二十个牛皮浑脱制成的皮筏子，从兰州漂流到宁夏中卫。这样的皮筏平稳宽舒，坐着，躺着，看书，都很舒服。“筏上如设帐篷，则立即可以布置成宽敞的水上行宫，空气与光线皆十分美好，用桨板划动或随河水自由漂流，可以供旅游者惬意观赏两岸的景致。”
过了中卫，黄河流入平原地区，河随平野阔，水流开始舒缓平稳，范长江却下了皮筏，走出渡口，上了陆地。“皮筏上的滋味，已经尝过了，落后的交通工具，虽然可以满足到西北游人们的好奇心，等到实用起来，这些东西到底不行。西北本是多风的地带，这样见风就停的筏子，如果要一直坐到包头，那只怕要急白了旅客几根头发！中卫到宁夏已有长途汽车，而且当日可到，于是我们舍筏而登车。”
心忧天下的范长江很着急，悠然漂流的牛皮筏子让他感到无比缓慢。而在已经出现的公路和汽车、铁路和火车、甚至飞机这些现代化交通工具面前，运行了一千多年的黄河水运终于露出了落后于时代的老态，但却毫无疲惫之感。宁夏至包头近千公里的黄河航道上船筏络绎不绝。除了排筏无数，河面上还行驶着七站船、五站船、高帮船、小划子等等各种各样的木帆船。被腾格里沙漠、乌兰布和沙漠、毛乌素沙漠甚至还有巴丹吉林沙漠，严严实实地包围起来的宁夏，因为黄河水运，就有了一条与外界相联的粗壮的血脉。此时的宁夏，有“西北贸易门户”之称。
仁存渡口也在这个时候进入最辉煌的阶段。当时仁存渡口连接了宁兰、宁平、银川至盐池、银川至豫旺四条公路，成为当时宁夏的主要交通枢纽，南北交通的咽喉，一跃成为宁夏最大的车渡。
解放后，仁存渡口作为当时宁夏最大的渡口，却成为首先消失的一个渡口。上世纪七十年代，宁夏境内第一座黄河大桥开建。作为宁夏四条主要公路的交通咽喉，仁存渡口自然是首选地址。但开挖地基发现这儿的地质条件不适合建桥，于是上移五公里，在叶盛建了第一座黄河大桥。虽然隔着五公里，一桥飞架东西之后，仁存渡口还是逐渐消失了。
此刻，站在河边，我看看身后宽阔平整的滨河大道，完全更能够理解，包括仁存渡口在内的黄河渡口的逐步荒废消亡，是源于陆路交通的逐步发达。
从陆路到了河里，又从河里到了陆路，这不是简单的重复，每次变化所蕴含的都是时代的进步。看看身边宽阔平整的柏油路面和闪亮崭新的汽车，我的心头抹过一阵的安心和熨帖。虽然没有了渡口的渡船，但在出行的方面，我要比我的前辈们少了许多艰辛，多了许多的便捷舒适。对于渡口的消失，我怀念，但并不伤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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