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舟溪和舟溪人
杨育泽
一
“舟溪”是我老家，是一处乡级行政区的小地，叫“舟溪镇”。
自然，有“舟溪”，也就有属于舟溪的一群人，叫“舟溪人”。
今天，一听到“舟溪”这地名，很给人一种婉约、柔情和绿色的感觉，并联想起波光潋滟、轻舟泛过的一景，很舒心！
曾经，作为一名舟溪人，我久久地想过：“舟溪”这二字是如何得到的呢？是谁赋予了它这么一个很好听地名的呢？它又代表什么意思的呢？
后来，我才知，原来，很多本地学家都认为，其乃为“可以行舟的河溪”之意也。即是说，在过去，流出境内的一条溪水是可以行舟划船的（过去的水要比现在的大得多），故官方才拿出一个“舟”字来命名。
的确，这说法可说得走。因为，在古代，很多地名就是以当地环境特征来命名的，典型的有如“燕山”“黄河”和“长江”等。而当我去打开《凯里市地名志》时，发现对这二字的诠释也是这么白纸黑字地说的。
看来，这已没什么可争议。
我继续打开史籍，发现《元史》上对舟溪先后记载的是“恭溪”和“恭焦溪”。到明朝后，《明史》上才有了“舟溪江”的记载。可见，这二字为明代时启用。至于元代的“恭溪”和“恭焦溪”是什么意思？它们在今天的现代汉语释意下为何还没找到答案？是不是出自于古代仫佬语中的谐音？还值得我们探秘下去。
但是，经我再细细忖量一番后，却蓦然发现，这个解释也许只说到了一半上，或者说，它的解释还在过于简单化，难以服众。
因为，普天之下，凡是足以载舟划船的大江大河比比皆是，而舟溪的这条小溪（今叫“鸭塘河”），仅仅为清水江上游一条体量很小的支流而已，在全市的主要河流中都排不上名，即便在过去能行船，也无非是狭长的小独木舟之类，且每条船的排水量不会超过400公斤，加上数量也不会多，难道，仅凭此，就足以令殚见洽闻的官方抛出一个豪华的“舟”字来命名？或者说，难道人家官方见过能荡舟放船的江河还少了？
看来，这地名还远远达不到依照地理特征命名的层级上。
再者，过去统治者对苗疆地名的命名，大多是简单粗暴而又带着贬义的，如什么“老虎苗渡口”“猴子岭”和“乌鸦坡”等等，那又何以单独对舟溪用上这般温婉文雅的地名呢？
于是，我在这个认知上又出现了一些堵塞。
我继续想，要将这个推理找到一个更合理化的解释，真正做到以理服人，这恐怕还得将视角延伸到苗疆浓浓的历史烟云中去，去筚路蓝缕地凿通一条舟溪的历史隧道，才有可能将“舟溪”二字诠释个通透、明白。
因此，我在这条认知的羊肠小道上继续攀爬前行，而远处微弱的光芒也越发明亮了起来。
我们都知，在明代，官方对苗疆地名的命名无外乎两种模式，一是“反映地理环境特征”的，二是“反映统治者意志”的。其中，以第二种模式为主流。
而以我之见，“舟溪”的命名，其实就应属第二种，即“体现统治者的意志”，而非多数人所认为的第一种。或者说，地理因素在这里仅仅是个由头而已。
由是，我这名热衷于刨根究底的舟溪人，便去对这个小镇一身厚厚的历史外衣抽丝剥茧，也终于找到了一个自以为是的答案，并一意孤行去求解。
二
历史上，陆地交通非常落后，尤其是在群山耸峙、丛林莽莽的苗疆地区，“跬步皆山，恒多阴雨”，每走一步都得披荆斩棘、付出代价，因而，国家势力很难插入，而统治者想要将政治宏图推广到四方角落，就得必须具有可来可往的交通条件。
于是，一种最为便捷的交通形式出现了，成为开发落后地区、推行国家意志的第一动脉。
这，就是后来人人皆知的“黄金水路”。
即是说，在历代皇家的政治思维上，很是看中舟楫能通之地的。只要舟楫可达，则信息可达、军事可达、贸易可达、文化可达、政治可达，是一个可争取纳入版图的化外之地，可列入国家军事征伐上的首选，这是先易后难的战略。所谓的“舟楫所通，莫不宾服”和“舟楫所通，莫不为郡县”，就是这意思。它与汉朝时的“凡日月之所照，江河之所至，皆为汉土”一句，具有异曲同工之处。
就是到了今天，国家修建的高铁、高速，也同样不仅仅具有简单意义上的民用物质交通运输动脉，更多的是还具有更高层次的军事因素、战略因素。
而当我们再将视野扩展到整个世界史的话，也都昭昭若然地发现，凡是行者无疆的殖民者，无一不是摇着船只纤纤而至，而一旦下到了陆地上后，就展开毫无慈仁的厮杀。
因而，大河大江，成了宏大战略的开进之道；而小河小溪，则成了微观战略的开向之途。反正，只要能行舟，只要能输送军队，只要能最大化地减少运输上成本，便可首先放进官方拓展地缘政治的视野内，可列入头一批征伐对象。
远古时，来自4600多年前蚩尤部落的苗族先民，在中原地区退出了逐鹿争霸的主战场后，一路磕磕绊绊地长途西迁，于南北朝时将风尘仆仆的脚步延伸到了贵州高原东南部的雷公山山区上。从此，疲惫不堪的他们在恶劣的环境里休养生息，安居乐业，就像《桃花源记》里描绘的一样，两耳不闻山外事，一心只居深山中，逐渐形成一个浓度很高、区域面积只有半个台湾岛大的“生苗区”，安然度过了南北朝、隋朝、唐朝、五代、宋朝和元朝的上千年，成为一个妥妥的土著族群。
而地处雷公山西北面外围地带上的舟溪，最起码在唐宋时期，首先有了仫佬人的入住，成为第一批“舟溪人”。
当时光再滚到元泰定年间（1323-1328）上时，随着雷公山腹地的榕江、剑河、丹寨、雷山和巴拉河流域等处的人口密密匝匝地增多起来，终于有第一批苗族人口挤压到了这一方山地上，以寻求新的“诺亚方舟”，成为第二批入群的“舟溪人”。当然，这让仫佬族和苗族首先在对彼此的惊讶中完成了第一次会面，也最终成为一对友善的天使。
这里，明媚的阳光、潺潺的溪水、温馨的空气、茂密的山林、幽静的坝子、活跃的飞禽走兽等，这一切构成一个十分理想的乌托邦，大家都庆幸找到了一个可以寄托的田园牧歌王国。人们一边农耕，一边放牧，一边狩猎，近水知鱼性，近山识鸟音，活得很是惬意。
自然，因有鸭塘河的存在，舟溪人也有了较为频繁的中短途水上航运业，甚至都可能有过口头的《舟溪行船条例》。
还有，因具有这样的生活土壤，也就有了舟溪人充溢诗情的歌舞文化发端。
再后，即再进到明朝的各个时期上后，随着一个接一个的苗族宗族踉跄而来，脚印越发密集，声音越发喧哗，舟溪一地上便是挤满了最弦的苗族风，风靡着苗语之音、木鼓之声、芦笙之舞、短裙之韵和酸汤之味，很快取代了以仫佬族文化为主旋律的状态。大家在这块新地上抱团取暖，不断凝聚出“舟溪人命运共同体”。
但与此同时，随着洪武皇帝朱元璋（1368-1398）在他开国后不久，为了拓展地缘政治空间上的需要，掀起了一场浩浩荡荡的“西部大开发运动”。于是，又有着大量江南地区的汉军和屯民一下开进了云贵高原上，打破了千古平静，也在快速地改变着云贵的文化结构。再后，很多地方都成了重兵之地，让这块高原之地有了新的忐忑和不安。
一开始，经明朝政府与当地土著发生很多激烈的摩擦，许多苗区开始瓦解、妥协，逐渐演变成灰色地带的“熟苗区”，逐渐使用上汉文化的姓氏，也开始接受汉家的礼教和文字。其中，有如黔东南的镇远、清平、麻哈、旧州、隆里、黎平和黔南的都匀等地。
然而，却唯有雷公山“生苗区”因有一层层山峦作为铜墙铁壁，针难插进、水泼不入，于是，尽管被众多的屯营“O型”包围，却成为一块顽固不化之地，一根令明朝政府伤透脑神的“硬骨头”，一个牛气冲天的独立王国。大家在群体意识上只知有“苗王”，压根不知有什么“洪武帝”和“建文帝”，因而，一致拒绝溶进大汉文化体系。
即是说，在当时的认知条件下，一个个长发打髻、服饰粗糙的苗族愤青，一谈起祖国统一的大事时，还远远不懂，而一旦有外人进来构成威胁时，就立即持刀弄戈予以尖锐反击，毫无商量余地，且也获取过不少的告捷。
毕竟，在当时苗族人天天都唱的《苗族古歌》中，有关先辈们战争流亡的内容太多太多了，让大家早已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过敏症，只要一言不合就动武。而一旦跟你动起手来，个个都是游击战和麻雀战的行家里手，而且不屈不挠。
难怪，在《明一统志》上，曾有“（苗人）勇于战斗”等的记载，而明朝负责治理苗疆的重要官员马协也感概：“畏苗如虎，自视如鼠也！”。
而舟溪、鸭塘、翁义、铜鼓和摆仰一带，由于地处在雷公山西北面余脉的方位上，前面是敞开着的、汉文化已有了一定“暖床”的麻哈（麻江）、清平（炉山）和旧州（黄平）之地，安插着一个个重兵把守的军营，后面则是一个封闭的、仿佛一座北极冰川的“生苗区”，生活着一个个尖角锐鳞的苗族部落，加上有一条涓涓细流（鸭塘河）自清水江这条最大航道的右岸沿顺而上，因而，便是成为明军撑船开进“生苗区”的第一站。
再说，在清水江上游右岸的多条支流中，也唯有鸭塘河伸进“生苗区”的路径是最短的。
就是说，尽管这条河溪在我们看来并不显眼，但在当时官方的眼中，其战略地位却是非常被看重。
于是，以“舟”字命名便成了一种可能，而“舟溪”之名也足以见到统治者不言而喻的“昭昭之心”，并被标注进了明朝的军事地图上，成为一个重要的地标。
说白了，以“舟”命名，应为一个政治和军事上的分水岭，即表明官方的神经末梢可安插到此，为临界之点。往上，尚充满未知；往下，则易于征服。这是军事上的“目标管理法”。反正，它与浙江舟山的“舟”字，绝不会是同一性质。
的确，我们去再打开相关文献时，学界上的研究成果也历历昭昭地表明，在很多古代地名的命名中，是藏着官方一定“军事秘密”的。
三
然而，尽管“舟溪”二字彼时已写进了冠冕堂皇的皇家史籍上，但当时的舟溪人并不知道什么“舟溪不舟溪”的。因为，在这儿，向来都是我的江山我做主，我自有我的一套苗语文化，也自有我的一套命名方式，根本不需要你的汉文化到我的场子里来指指点点，再说，我所命名的各个山水田园地名，已经频频运用于生活中了。
于是，舟溪还有一个已沿用多年的苗语地名——“亮高”（音译，或“良高”，或“亮告”）。
其应出现于明代的前期，为舟溪的一级苗语地名。毕竟，那时随着舟溪人已组成一个较为成熟的社会，人们有了一套完善的苗语地名系统。
当然，到了汉文化已经普及的今天，我们反倒觉得曾经作为第一苗语地名的它，却是显得那么的陌生和神秘，甚而还带着几分的生僻。
那么，“亮高”二字究竟蕴藏什么意思的呢？
凭今天我们细细咀嚼，总觉得它似乎要比现在的舟溪镇行政地域要小一些，即不包括1992年合并过来的青曼乡，但却又似乎比1992年之前的舟溪乡范围要大一些，但又没有一条清晰的界线，乃为一种泛指，相当于过去古人对中国所称的“华夏”一名，为文化发祥之地。此外，也可理解它相当于波斯语中的“斯坦”，可称为“亮高斯坦”。
曾经，就有一位当地的学家这样分析：“亮高”的区域，应包括到下游鸭塘镇的“穿岩洞”处，即由此算起。
其认为，从前古人们撑船顺河而上时，遇到此洞，阴森森然，不敢贸进。但进来之后，却又发觉里面豁然开朗，别有洞天，似乎走到了另一个世外桃园上，故取此名，即“亮高”应为“亮姑”，“姑”为苗语“断开”之意。以此为界，里是里，外是外。
原来如此！
如果，这个分析成立，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以地理特征命名”模式，因为，它没有蕴含谁的任何政治企图。
这么一说，可见今天的“舟溪”，并不完全等同于“亮高”，但二者却有着较大的交集，一个因统治者的政治意图而得名，为他称，一个则因古苗人的朴素认知而得名，为自称，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核心区就在“舟溪大坝”和“平中坝子”这两个平地上。
当然，对于“亮姑”的释义，我觉得还可有另一种解读，即因境内两个近在咫尺的大坝子，中间是断开的，上是上，下是下，就像今天有人形象比喻为“葫芦坝”的一样，故得名。此处，“亮”为“一片地方”之意，“姑”乃为“断开”之意。
四
不过，纵观史上，尽管有一条鸭塘河蜿蜒而入，为舟溪的北大门，为唯一的出口，且提供有行舟上的一定便利（我们可称为“鸭塘河走廊”），但明朝军队在撑船开进来时，却同样遇到了很大的困阻，也同样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非所谓的“舟楫所通，莫不宾服”，相反，却是步步惊心、刀刀有挡，让很多的闪电战沦为消耗战。
换句话说，彼时，在这条自清水江河口到舟溪两岔河、长约15公里的“鸭塘河走廊”上，既有“渔舟晚唱”的柔婉，也有“破釜沉舟”的撕裂，两道风景更迭频繁。
而当我们再去翻开一堆历史的故纸，包括到当今的《凯里市志》和《麻江县志》时，都可看出，在整个明朝当政的几百年间，由于官方一直推行“要成功，先发疯”的强硬军事手段，加上贵州自明朝永乐十一年（1413）开省建衙之后，它更是加大了对各地苗、彝、布依、侗等少民族的征服，因而，与苗疆的冲突此起彼伏、多如牛毛，乃为军事冲突最激烈的一个朝代，数量远远超出后面的清朝。一方，我想要你立马臣服，跪地求饶；而另一方，我则要死守家园，有力回击。所谓“三十年一小反，六十年一大反”，也是官方总结出来的。
其中，发生于雷公山苗区西北面外围，即麻哈、清平、香炉山、凯里、黄平一带的战火，更是多得夸张，有洪武十九年（1386）的麻哈苗民起义，有宣德三年（1428）的平乐苗民暴乱，有弘治四年（1492）年的清平苗民暴动，有景泰十二年（1451）的黄平苗民起义，有正德十一年（1516年）的香炉山苗民起义，有嘉靖三十六年（1557）的麻哈苗民起义，有万历七年（1579）的宣威苗民反抗斗争，有万历十三年（1585）的麻哈苗民暴动，有万历四十六年（1618）的平定、清平、兴隆苗民起义，有天启三年（1623）的凯里苗民围攻战，有崇祯十五年（1642）的清平苗民围攻战等。
每一次，都是应者云集、刀枪并举，致整个苗疆骤然告急，都能成功围攻新添、清平、兴隆和平越等多个卫所，都令明王朝紧急调集湖广、四川、云南和贵州的不下10万兵马展开围剿。
而这些大战，仅仅是已被官方记入了史册上的，还有那些小规模、未入史之战，更是贯穿了所有的时间段。
我们都知，世上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从内核、到中层、再到外层的结构，雷公山“生苗区”亦不例外，即舟溪、鸭塘、翁义、铜鼓和摆仰等地，正好地处在外层的位置上，也就是最容易受到伤害的保护层上，所以，伤筋动骨必成常态。
而对舟溪人来说，后面，是我背靠着的坚强后盾——雷公山“生苗区”，乃为安身立命之根本；前面，则是我对峙着的一个个汉文化前哨——下司、麻哈和清平等，乃为剑拔弩张的死对头。自然，在这风云激荡之下，在这事关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原则问题上，我必须称职地扛起近在咫尺的使命和压力，时刻准备战斗。
于是，顺着鸭塘河这条溪流，舟溪人一手抓军事，一手抓生产，与明军展开起了断断续续的常年战火。
要知，当时舟溪为寨繁人稠之地，只要大家组合到一起，实力不可小觑。
因而，作为苗彊的重要前线，每爆发一场战争，都要波及到舟溪，也都让舟溪人组成一支牛股呼啦啦地响应，一次都不能少，冲突时常由“近距离”变成“零距离”，为重要的战区之一，有很多狂殴与明军在“鸭塘河走廊”上打成了一摊浆糊。我们敢说，舟溪人在明朝的出镜率还是很高的。
有一段时期，打疲了的明朝官方，不得不抛出“苗区威胁论”的政治言论，并推行“苗不出境，禁止交往”的边界政策。
当然，这对舟溪人来说，也采取了“闭关锁乡”的政策，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反正，你当你的官，我砌我的砖，只要井水不犯河水。
可惜，由于苗区没有文字，而汉文化记载又难于插足，才导致今天的我们很少知道它究竟发生过几多激动人心的事。应该说，舟溪的历史盲区不知比明区还要大多少倍，也不知还要精彩多少倍。
为了证实这一点，于此，我们可借助历史神话传说，去过滤出一些有价值的文化残屑。因为，虽古神话虚无缥缈，但却也是一个地方历久不衰的文化基因之一。
在古代战争中，很容易诞生神话英雄和崇拜对象的。
在舟溪经年累月的抗明战争中，也诞生出一位叫“往斗娄勾”（他称“哑巴王”）的神话英雄。
按舟溪人的说法，“往斗娄勾”的家就住在境内北面的牛厂寨辖地上，即鸭塘河的东岸侧边上（今“高速南站”对面底下），也传得有鼻有眼、有声有色，几乎达到以假乱真地步。
传其原是一名哑巴，却意外获得两把神力无比的“鱼鳞剑”，只需对着远处的官兵使力一抽，即可杀敌数十里以上，碎尸万段，血流成河，令官军对苗疆无可奈何。
不得已，高明的皇家便使出一条极为城府的“美人计”（这是古代皇家对少数民族地区最习惯施用的一条计谋，而且百用百灵），即暗中派出一名外貌妖娆的美女深入苗区，找借口走近“往斗娄勾”，并成功嫁给他，最终找到了机会将“鱼鳞剑”整治失效，致苗疆大败。
据分析，这位大咖级人物的实际原型是有的，为真实战争中演化起来的传奇，实为一位很了不起的抗明苗王，说明在咱们这快苗疆之地上，曾冒出过一些地动山摇的豪杰。
但我认为，其不一定是舟溪人。
因为，这个传说在今天的凯里各乡镇及周边县都有大同小异的版本，一直到了下游的施洞、台江都有，而且各自都是有板有眼地认为，其为本乡的古代英雄，家住于某某处等。
而由此则可推算，其应为清水江流域中自凯里到台江这一段产生的人物，因粉丝们都超级崇拜他，故除了将其神化起来外，还以歌谣的形式广为传颂，甚而虚拟地将其说成是本乡之士，以及说成居于某某处等。
于是，这里便弹出一个问题，即舟溪人何以将这个神话“设置”于鸭塘河中断这方位上的呢？而又不会是别处的呢？
其实，这正好证实了我们刚才所说的“鸭塘河走廊”观点，即明军最为需要实现军事目标的一条溪流。
因为，此处乃为官军进入舟溪的唯一通道，乃为唯一带来硬伤之方位（其东西两面为高耸入云的牛角坡和长岭岗，已为两道天然屏障）。只要明军一旦突破了鸭塘一带的封锁线，即可大驾光临舟溪的大门口。同时，舟溪人所有捍卫家园的战斗，也都是群体性冲锋到此后而展开的抵抗，因而，所有的战火也都发生在这一段上，为主阵地，加上此段河道在折弯上是最多的，可形成进可攻、退可守的天然关隘。
当然，除此之外，其西面还有一条自上而下的石青河小支流，官兵亦可自铜鼓、摆仰方向顺河而下杀入，可视为第二通道，但也得经过此处。
因而，将“往斗娄勾”的传说设置于此，才说得走，也才具有可信度，且还可以起到风水上的驱凶辟邪镇关作用。
的确，从今天的各种传说来看，这一带留下的早期军事地名和战争传说也是最多的。
说到这里，我们很感谢“往斗篓勾”的故事，因为它填补了那一段时光在记载上的空白，已成为舟溪文脉中的一大笔。
而又从现实中的地名上看，此处的苗语地名很早以来就叫“甘囊引”，为“位于河下游的兵营”之意，也足以说明斯地一直为兵家必争之地而得名。
这乃是明军利用溪流和舟楫，将军事力量渗透到舟溪的一段穷兵黩武血腥史。
其时，明政府对清水江下游的木材开发已经如日中天，但还远远没有搅挠来到这一方山水上。其与上游的关系，还仅仅限于军事上。
最终，双方在互相暴揍了五、六十年之久后，尽管舟溪人的抗打击能力很强，但鸭塘河上的胶着状态还是被打破，宣告官方终于达到了对舟溪的军事目的，而政治的神经末梢也随着延伸到核心区内。据推算，这大概是正统年间（1436-1449）上的事。
不过，尽管官方史料上有关舟溪的记载少得可伶，但再到了后面的记载中，却也留下有关“鸭塘河走廊”极为珍贵的一条，可以再次佐证我们的观点。
《凯里市志》载：明景泰二年（1451）十二月，黄平苗族首领韦同烈联合各地举行一场规模甚大的武装起义。其中，在攻打清平卫失败时，有一支义军顺着西面的下司、摆仰、石青等地逃往舟溪，后面则有一支官军紧紧地追赶。当撤退到牛厂寨处时，这支义军立即设卡把守。当官军追赶至此时，但见河谷复杂，多面险要，不敢冒进，只好兴叹而退。
其实，我们可肯定地说，这支撤退的义军实为参战的舟溪人。当逃回到家乡后，熟悉地形的他们立即于此展开有效的抵抗。
五
接下来，明政府面对舟溪最大的事，就是如何施展教化。
彼时，舟溪正处在宗法社会的旺盛期上。
其中，在境内的各宗族中，实力最强大的当属“吴氏宗族”，为第一宗族。就是到了今天，其依然为民间上的扛把子。
据《凯里市志》记载，其于元后至元年间（1335-1340年）就由丹寨迁入，为早期加盟“舟溪群”的宗族之一。今其后裔们已遍及境内的黄金、甘超、茶林、甘必建、街上、屯上、岩头、苗岭、养甘郎、董公、平中、石青、大塘、乌东、麻拐滩等15寨，还有诸多外迁的不算进来。
今天，我们也可从其集体传说中去捕捉一些蛛丝马迹。
因为，凡是说到明朝的那些事儿，吴氏宗族都从不缺席。在舟溪人与明朝政府的种种抗争中，其始终当好大佬级的旗手，一直发挥中流砥柱作用。
当然，一提到吴氏家族，首先提到一个早期的苗族社会制度——“鼓社制”，并有必要科普一下。
其立鼓为社，为一个由各氏族、各部落联盟到一起的社会组织体制，为一个具有独特而又完整自治体系的民间社会组织。其中，在舟溪，到明朝前期时，“鼓社制”就已有了很高的成熟，而且普及率很高，每村每寨都有。
首先，其根据苗族人自古认为祖先神灵“居住”在木鼓里的原始信仰，搭建起一个个由各村各寨自行组成的小氏族部落，即一个个具有稳定婚姻、血缘、宗教的小单位，称“鼓社”，设有大鼓头和副鼓头若干人，12年为一届，届满时另选。在选举了鼓头后，全鼓社的人都尊之为长官，听其号令，心往一处想，智往一处谋，劲往一处使，包括到对外军事行动。
然后，又根据苗族社会内部六通八四达的关系，再搭建起一个由若干鼓社组成的大集团，称“议榔”。于是，便有了一个具有两层“行政”的大联盟，也即一个人心齐、泰山移的“大公司”，设有榔头、巫师和分管军事、主持司法的头领。其小的包括数个毗邻的山寨，大的则包括到数十个乃至上百个山寨。反正，不分姓氏宗族都可参加。一旦发生战乱，其可发动军事群挑。
“鼓社制”和“议榔制”有一个发号施令的重器——“木鼓”（后改为“铜鼓”），为祭祀和战斗的两用利器。只要鼓声一响，所有成员就会云集而至，或共同举办一场祭祀大典，或一起应对一场重大战事，故古时有“鸣鼓而聚之，击木而召之”说法。
平常里，这个木鼓都被置放于某个山洞之内，以免祖先们的灵魂受到打扰。只有到了“翻鼓节”时，才由巫师和寨佬去洞里“请”来。所以，这个洞叫“藏鼓洞”，许多村寨都有。
彼时，这个原始自治制度很好地维护过整个生苗区的社会治理，也很好地激发过苗族人的热血。在“议榔”立法、“理老”司法、“鼓社”执法的光辉照耀下，人人共治、秩序迥然、全疆共和、民主从不失灵，并形成一套有着古歌、苗年节、芦笙节、爬坡节、闹冲节、吃新节和祭尤节等、自成体系、丰富多彩、自得其乐的文化生活系统，让所有的人都能灵魂丰富、美丽生存。
所以，你可别小瞧了这个隐藏在深山老林里、充满了神神秘秘色彩的小世界，虽还在结绳记事配置很惨，虽GDP的指数远不及格，但GNC的指数却早已超级达标，乃为一个世外的神农世界，而非外界汉民族的观察家们透过一层薄纱去了解，认为一盘散沙、无序运转、没有约束、野蛮彪悍的那样。
今天，这个制度，我们还可从雷公山腹地的雷山、榕江等县的乡村文化遗存中了解到一二。
其中，“吴氏鼓社”为境内体量最大、又居于核心区上的一个鼓社，因而，在多届的议榔大会推选中，主要担起了一方的“榔头”。
也因此，在前述的多次战火中，正是在吴氏宗族的领头之下，舟溪人很好地运用“议榔”机制，给了明军很多的“见面礼”。
于是，这时，在明政府看来，这个制度乃为诱发民众聚众反抗的根源，为影响社会维稳的第一“杀手”，为开化工作的第一障碍，便视为眼中钉、肉中刺，非常忌讳，恨不得立即废除。
尤其是，其击鼓之声很具一呼百应的号召力，能激起中枢的兴奋，能随时激发舟溪人生死不顾地冲锋陷阵，就跟军事中“击鼓前进，鸣金收兵”的功能一样。
就是说，这种鼓点，在你听起来悦耳动听、文艺小资，而在我听起来却刺耳难闻、蛊惑人心，就像“警报声”一样。
的确，当时，不光是舟溪，就是在整个苗疆，由于客观存在的文化传统和民族冲突，很多头破血流的事件都是由击鼓传声挑动起来的。
而再反观历朝历代，所有官方都是非常忌讳民间集会的。因为人群一旦集中到了一起后，往往只需一句流言蜚语，便可引发星火燎原。
还有，舟溪人在敲鼓时所吹奏的“赶略”（音译，即“鼓笙”）一曲，歌词均为缅怀先祖血海深仇和激发抗击外族斗志的内容，乃为一首昂扬斗志的“进行曲”，对教化非常不利。
由是，为了取缔“鼓社”，为了清除一切威胁到江山社稷安全的隐患，便是引发起了舟溪人特别是吴氏宗族与明朝政府之间的百年斗争，舟溪也因此而被列为禁鼓的首当其冲之地，重中之重之地。
六
从吴氏宗族的传说看，其自迁到舟溪后，为了兴起境内的文化娱乐生活，很早就开办起了大型的“鼓藏节”，堂址位于“养告英”（地名）下方的河沙滩上，时间为每年的苗年节。
一时，鼓声咚咚，笙歌悠悠，四方集合。男女老少跟随鼓点轻歌曼舞，煞是热闹，人数达到上万，让舟溪有了歌舞之乡的雏形，有了文化艺术的灿烂曙光。
同时，借这个节，帅哥美女们还可开展集体“游方”活动，情歌绵绵，众里寻偶，可抱得美人归。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也就是，在鼓笙会举办了数十年后，当时光滚到明朝的中期上时，时刻关注舟溪人一举一动的官方，便开始动用铁腕手段对这个鼓声堂实施野蛮破坏，动用武装人员驱赶人群，而且一次比一次狠。
要知，对舟溪人来说，你取消鼓社活动就是取消我的信仰，取消我的天，如何了得！再说，按照舟溪人的“底层逻辑”，我敲我的鼓关你卵事？犯上了上天的哪一条、哪一款？
当中，又因历史的盲区太大，此处究竟发生过几多刀子对斧子的事儿，我们今天已无法求解。反正，双方都是非常的不爽，也都头痛如劈。一方非得不折不扣禁止活动，一方则刚毅果决一定举办；一方输不起面子，一方输不起里子。由于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吴氏的木鼓被砸破在了地上，芦笙也被折断在了手上，甚而官方以“非法集会罪”的名义，动手捆绑吴氏的头人。
结果，鼓笙场成了一只火药桶，双方的群架打了起来，有些人横尸在河沙坝上。
当然，这时一些明朝官员也万万没料到，在这个深山老林里的地方，居然会碰撞到另一个绚丽多姿的价值系统，也被折服得肃然起敬。只是，遵命在身，别无选择。
看来，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绝无高低优劣之分。
而此时，面对一次次的高压政策，在吴氏宗族的高层上，也开始出现了“鹰派”和“鸽派”的两派人。一个主战，一个求和。
但一开始，“鹰派”就斩钉截铁地表示：有必要再干一仗！
可想而知，为了捍卫自身文化，为了捍卫民族尊严，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在吴氏族人的呐喊下，又有过多少的舟溪人一起扛过刀、度过江、负过伤。
打疲了，大家又来敲木鼓，吹芦笙，唱古歌，喝米酒。
所以，在教化工作的初期，舟溪成了官方的一个“烫手山芋”。
然而，实事求是地说，这个制度毕竟是一种原始文化，存在先天不足。
其在抵抗一次次的外来侵犯中，倒是能瞬间聚起众人攻守同盟、奋力杀敌的力量，但在范围上却是太小，影响力也太小，远远赶不上王权所具的巨大号召力，无法链接起一个一呼万应的大网络社会组织，无法喷发出全民的蓬勃力量，而只是凭着大家的一腔热血，在十几个村寨之间聚聚合合，胡闹一下，而一旦遇到强大的来侵之敌时，也就很难与体制成熟的官方军队展开群殴。
因而，我们往往看到，当舟溪正与入侵者打得昏天黑地时，旁边领地上的苗族兄弟却都在喝酒吃肉、划拳打码、事不关己。而当敌人下次打到了他们那儿时，别的兄弟却又在旁边当吃瓜群众。
就是说，尽管在雷公山的丛林中养精蓄锐了上千年，却没能衍生出一个更加强大的文明，乃是造成苗族社会失败的原因，包括到后面。
最终，还是因为胳膊扭不过大腿，吴氏家族经过几经斟酌和通盘考虑后，不得不达成了妥协，中断了活动，并与官方签订口头上的《禁鼓协议》，尽管心里依然不快。
毕竟，经过近百年毒打，吴氏宗族也学会了一些忍让。当然，这主要是“鸽派”在起作用。他们识大体、顾大局，不愿将全民再次拉进“火坑”。
从此，舟溪人只好与鼓社痛别，与鼓文化痛别。
据《凯里市志》记载，这是正统末年（1449）上的事。
呜呼！
自此，没了节日，没了歌舞，舟溪进到了“静音模式”，进入了至暗岁月，一片死寂，人们的心中少去了节日的仪式感，俊男靓女更是少去了交友成亲的平台，人人心灰意冷。
故《吴氏贾理》有唱词为证：“建笙堂，笙曲震天响，帝王心狠毒，砸鼓禁吹笙，七代静悄悄，男女难成亲”。
然而，这势必影响了舟溪内部社会的正常娱乐和交流，违背了人类对精神文化之根本需求，并关乎到我的人口发展大计、社会和谐大计和幸福指数大计。
所以，在之后的几十年里，面对死气沉沉的社会，吴氏宗族也有变得不理性的时候，一次次暗暗地违约举办集会，即你来了我就散会，你走了我又集中。
为此，双方又不知撸起干过几多次，也导致舟溪一方一直成为治安复杂地区之一。
此处，又可回到《凯里市志》上。
据记载，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不知是别有用心的谁人，竟传出“高南、高苗二人非法率众10余万”和“约在三月内劫掠舟溪等处，欲为大乱”的不良信息。
于是，这迅速引起了北京、贵州两级政府的巨大惊恐，便是紧急按照制定的应急预案，调取湖广、四川、贵州三省共计4.5万的兵马，来到了几十公里开外的清平（今炉山），齐刷刷地汇集，准备由此赶往舟溪等地实施弹压。
一时，兵临城下的苗疆，一片恐慌！
不过，在当时信息不灵的情况下，官方也不敢对舟溪等地轻举妄动，而是先派出特务机构的地下工作者，化装成凭肉眼看不出来的老百姓，悄悄摸进境内勘察一番。
然而，当见到静悄悄的一派景象时，方知是出乎意外的一场虚惊。
得此消息后，舒了一口气的各路人马，这才打马回巢，闹了一次“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的笑话。
但笑话归笑话，却说明远在彼时，舟溪一直是国家维稳的最敏感地带之一，以至于都动用到了最高端的特务机构。
而从这次特务事件发生的时间上看，正是官方将鼓藏活动一次次打压下去、又一次次死灰复燃的时期。
这是汉文字上舟溪第一次冲上热搜的记录。
但可惜，此后，舟溪再也没有出现在汉文化典籍上，一直到了清代以后又才重新露头，这是后话。
再后，因明政府一直处心积虑地实行动态清零、顶格封杀政策，弄得舟溪人的心情搞坏了，口味搞败了，也就再也不想敲鼓了，再也不敢吹笙了，只好将所有的木鼓、铜鼓都埋藏到山洞里去了，从歌舞上、制度上都取消掉，故至今仅留下一个个“藏鼓洞”的山洞。
不过，还有东面的里禾和西南面的曼洞、情郎这两地，因地处于舟溪的两翼上，距离较远，官方触不可及，故才遗存少许的鼓文化下来。当然，这已弥足珍贵。
就是说，舟溪的“鼓社制”正是在十五世纪风起云涌的禁鼓运动中，成了落日。
呜呼！这是舟溪在历史上遭遇的第一次“破四旧”运动，是舟溪文明经历的第一场撕裂，是全体舟溪人经受的一场巨痛！
然而，明朝官方却根据政治思想工作需要，利用话语权美其名曰：“过‘鼓藏节’杀牛杀猪浪费太大，禁鼓是为了引导移风易俗”。其实，这不过是舟溪历史上一张最大的遮羞布，一直掩盖事实至今。
毕竟，成王败寇，史书都是由胜利者书写的。
今天，当我们再去叩开一个个埋藏湮灭已久的文明古洞大门时，都忍不住苍然泪下，发出千年一叹！
鸭塘河磕磕碰碰，艰难而流……
七
当时光再滚到成化年间（1465-1487年）上时（据推算），也就是再过了风雨晦暝的30多年后，即到了吴氏宗族的第6代先祖——“奖英”“乜英”“祷英”和“雷英”（均为音译）4兄弟已当家做主时，芦笙文化一直潜伏于心的他们经商议后，决定再冒一次险，冲破禁忌，掀起芦笙歌舞的救亡图存运动。
此时，距离大明王朝开国时已有了110余年，“土司”势力有了较大的推进，雷公山的外围社会与明朝政府已达成了较多的妥协，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境况少去了不少，就连一些技术含量高的汉族阉猪匠和补锅匠等，已都可大明其白地步入苗疆之内寻求市场，受到欢迎。
于是，吴氏众族人按照“苗例”，直接出动一大队的人马，共抬出猪99头、糯米饭99箩和米酒99坛的重礼，渡过清水江，去到40里开外的马田寨（今属万朝镇）恭请“笙魂”。在回来的当晚，就大张旗鼓地在新场地上开张了。
一时，笙歌震天、人群舞动，十数寨的男女老少纷繁聚拢而来，黑压压的人群密密麻麻，轰动了十里八乡！
这个新场地，就是一直沿用至今的“甘囊香”芦笙堂。
此处，为一个非常理想的河沙坝天然场所，宽40余米，长500余米，可容观众数万人。
当然，这一次，聪明的吴氏族人还是考虑了一下官方的情绪和感受，打了个很好的擦边球，即打了个“只吹笙不敲鼓”的折扣，并将原先含有反抗内容的“赶略”（鼓笙）一曲抛开，而由名师们创造性地推出一曲“改累”（音译）的新曲子。在这里，“累”为“顺”之意。
这首很具歌功颂德意味的“太平曲”，歌颂的是“天下太平，家顺国顺”之形势，很是符合当时官方报喜不报忧的口味，加上有吴氏立碑为证，最后令双方皆大欢喜，说明试水成功！
于是，“甘囊香”芦笙堂有了它光辉的起点。
也因此，“甘囊香”芦笙堂几百年来只许吹奏“改累”一曲。
随即，受吴氏宗族的影响，舟溪所有村寨的芦笙歌舞也纷纷振兴，吵醒了一地。
由此，舟溪如同拨云见日，进到了一个文艺复兴的时代，出现一个芦笙歌舞和诗词歌赋的文化巅峰，有了第一次集体审美的大爆炸，让历史的眼睛为之一亮！
要知，其时，西方那场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也刚在拉开序幕，与舟溪同步。
也由此，“甘囊香”年年举办盛会，加上舟溪处于三县通衢之地上，再过100多年到达明朝的末期上时，规模已成为一方之最，有了“歌舞之乡”的美称。
说到这里，我们必须强调一句，上述的“奖英”“乜英”“祷英”和“雷英”四位吴氏先贤，对舟溪后世的文化繁荣功不可没，可称为历史上“最美舟溪人”。正是他们，让舟溪人重新有了除开口语之外的另一个表达情感的漂亮声音。于此，让我们向遥远的他们肃然致敬！
不过，此期，为了植入儒家文化，以促使舟溪走向开化，明官方也曾挖空心思做过不少推动的事，但却收效甚微，即强弩之末下，仅仅相当于“武大郎打虎”而已。
当然，对于“甘囊香”年年万众聚汇的芦笙会，官方并不放松，仍以高压的态势实施管控，不敢麻痹大意。
再后，随着明王朝进到了人生的下半场，随着全国各地的农民叛乱潮涨潮落，随着皇帝昏庸、奸臣当道、土地兼并、吏治腐败、军备废弛、女真扣关等一系列的病种攻击肌体，导致官方对于收复雷公山的军事行动已力不从心，政治势力也仅仅推进到舟溪为止。由是，其仍处于“无君长、不相统属”的状态，仍为自主自立的“化外之地”，仍游离于中央帝国的版图之外。
最终的结果，就是到了明王朝灭亡的那一天，也就是到了崇祯十七年（1644）上时，尽管共消耗掉276年的寿命，也没能将这个“生苗区”撼动下来，而舟溪人虽被打了个三分熟七分生，却也还是一副我行我素、可以奉陪的样子。
没法，这个王朝将贵州最大的一个历史包袱，扔给了新上任的大当家——“清王朝”。
不过，沧海桑田，时过境迁，以今天的思维看，舟溪奇形怪状的历史又怪谁呢？
你说官方有错吗？
我想，他们不错，他们不过是为了推进中华民族的大融合进程，是为了将四方夷族尽快纳入中华民族的大体系之内，是为了尽快构建出一个更加庞大的民族共同体而已。再说，谁的文明之路不都是用刀戈开建出来的？
那你又说舟溪人错了吗？
我认为，他们也没错，他们也不过是为了追求根本的生存权和文化生活权而自我保卫，以让自己的信念、习惯和价值观等元素保留下去而已。再说，任何弱小的民族，谁的特色不是愤青十足地捍卫出来的？
说来说去，怪就在古代社会中，苗和汉仍是两个不同文化的族群，就像牛和马一样，很难以通融。
就是说，这个矛盾是时代大环境下决定了的，这个梗本身就难以过去。今天，我们只能说，彼时舟溪人的思想开化不可能有那么快，需要一个慢热和慢接纳的过程，而官方却根据它地缘政治的需要，根本不可能有耐心去等待这个时长。
总之，古往今来，无论何吋何地，国家发展形势需要与地区传统观念之间的较量，从来都是一个艰难漫长的过程，往往欲速则不达，这在舟溪的历史上看得最清楚。
而每当我们再目眸一部黔东南的历史时，也正因有了舟溪、铜鼓、摆仰、翁义和鸭塘等外围社会的常年殊死抵抗，才使得雷公山腹地的社会生活一直安安稳稳，基本上没大的动武，也才使得各种原汁原味的原生态文化很好地保留下来。
它们，实际上一直起到保护层的作用，就像一枚带刺的板粟，里面很香，外面很辣。正当你莺歌燕舞、小资情调时，我却炮火连天、人仰马翻！
今天，雷公山腹地的“鼓藏节”依然隆隆重重地举办，不少文化甚至被列入了省级乃至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我们永远不能忘却这些为捍卫文化而做出过种种牺牲的人们。
然而，曾经，因社会进化不同而造成的认知不同，雷公山腹地的兄弟们对舟溪的兄弟们是很有陈见的，即当听到取消了“鼓藏节”时，一度口沫四飞地狂喷，认为这是“立场不坚，投降汉化”，是“叛徒”行为，弄得舟溪人就像个“夹心饼”，里外不是人。就是再到了后面的清朝，当听到舟溪取消“苗年节”而改过了“春节”时，也一度指手划脚地破骂。
殊不知，未经别人苦，不知其中味，这是说话不怕腰杆痛。
请问，舟溪人几百年间所承受的一次次遍体鳞伤，你又能了解多少？
再说，由民族认同走向国家认同的浩大洪流，整个世界都在势不可挡，难道你能阻挡得了？
闲话休扯。
此时，随着舟溪的各条驿道即“舟溪-麻江”“舟溪-凯里”“舟溪-雷山”和“舟溪-丹寨”成形起来，舟溪人已不再依赖一条鸭塘河的航运。从此，河面上的舟楫已变得孤身只影。
再后，人们再也见不到了小船，就连影子儿都没了，让“舟溪”二字变成“徒有虚名”，成为美好的回忆。
然鸭塘河依然与时光相伴，汩汩而流……
八
当时光滚进清王朝的前100年上时，由于层峦叠嶂的存在，雷公山“生苗区”与清王朝之间依然保持着微妙的平衡，皇家对插入政治势力仍是一种很大的奢望。
因而，在中华这个大帝国上，其仍固如金汤、铁石心肠，仍像一钵孤独存在的“酸汤”，仍被封建王朝称为“生界”，仍由大大小小的苗王们各自为政、各唱各戏。苗民们只知有“苗王”，压根不知还有“顺治帝”和“康熙帝”。
自然，这个时期，各地苗民与清军之间时不时发生一些摩擦，发生一些很是犀利的互殴。
同样，舟溪人动不动也还是一副“朋友来了有好酒，敌人来了有苗刀”的样子。
好在“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口号并没有在苗区中叫响，这个铁腕政策只针对汉区，因而，相比于汉区内沸沸扬扬的场面，这里面显然要安静得多，也让很多地区的苗服和苗饰得以幸存下来。
但相比于明朝，由于少去不少武力，苗疆地区又得到一定的喘息，歌舞文化长盛不衰。
因而，在“吴氏宗族”的长期坚持主导下，吹笙跳月一直是舟溪文化的主旋律。
当然，每当面对一年一度“甘囊香”芦笙会万夫集结的场面时，清政府也同样保持高度警惕态度，不敢松懈，并与吴氏宗族签订下很多口头协议，确保维稳事故零发生。
曾经，有若干次，即一遇上动乱的年头，清政府就强令停办芦笙会。为此，双方又发生N多动粗。在“吴氏家族”立碑为证后，又才得以“活”下来。
此时，卫所和土司的势力虽已较多地插入于此，但屯军屯堡还不可能。因而，很多的时候，指挥使和土司们仍看着苗王的脸色行事。
而这时，仍有多个苗族宗族栉风沐雨地迁徙而来，不断加入“舟溪群”，使得人口、宗族和寨落继续增加。
然而，任何事物都有个尽头，从没有什么可永垂不朽。
那是当时光滚到了雍正五年（1727）上时，随着国家势力已强盛起来，一直隐忍的清王朝，已有足够的精力和实力来清除雷公山“生苗区”这个贵州的第一“钉子户”，于是，不惜拿出“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的态度和决心，不惜调集数省兵力和动用数省财力，不惜使用一切武力手段，在云贵总督鄂尔泰、贵州按察使张广泗这两个大拿的领头下，对黔南、黔东南开起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武装征伐！
以官方的说法，这是：秤砣砸核桃，看你还硬到几时！
这次征伐的路线是：从都云（都匀）开始，经都江（三都）、古州（榕江）、八寨（丹寨）、丹江（雷山）、台拱（台江），最后到达清江（剑河）。
于是，一路上，到处硝烟滚滚、血流成河，仗打得白热化。
一时，面对突如其来的战火，从未受到任何教化、不知天外有天的苗民们为了捍卫家园，纷纷启动原始的“鼓社制”和“议榔制”机制，火速联络“苗族群”内的所有成员，奋起反击、誓死不从、血战到底，使得整个苗区就像一个被捅破了的马蜂窝，全民皆兵，人人参战，抄起家伙就上，一上就砍，到处高喊出——“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抵抗之责任！”
然而，由于这里地形复杂、险而多山，加上民风凶悍、散居各寨，因而成为全国“改土归流”战火中难度最大、用兵最多、战斗最为激烈之地。
不过，如前所说，还是因为苗族的斗争向来都具盲目性，缺乏大局观，加上始终没能建起一个统一集权的王权政体，没有一个上下、左右联动的顶层设计，因而，根本无法形成高效的组织性，而使得一个个民兵空有一身武力，也空有一套游击战术，却难以跟体制正规、长驱直入、步伐有序的国家军队相媲美，因而便是因短板不断显现而连连惨败。
于是，作为这条征伐线路上一个重要的节点，舟溪也迎来了一场地毯式的烧杀，成为重灾区之一。
当然，凭着这时的社会条件和军事能力，对于舟溪的征讨，清军已用不着再去考虑绕道“鸭塘河走廊”这条小道，也用不着再去考虑能否具备行舟的交通条件，而是直接马踏山河地从舟溪的背后、即丹寨方向一路杀来，一寨一寨地大玩摩擦。
一时，大塘危急！情郎危急！曼洞危急！枫香危急！青杠危急！青山危急！黄泥危急！乌东危急！黄金危急！虎坪危急，甘超危急！舟溪危急！平中危急！大中危急！石青危急！白狮危急！新光危急！营盘危急！里禾危急！
当然，一名名勇敢的舟溪战士，也无不升腾出万丈怒火、提刀抡棍，跃身投入到刀光剑影、狼烟滚滚的厮杀中，与清军展开零距离的砍杀，很多刀口都砍成了锯口。
顿时，舟溪碧血满山、万鬼千嚎，成了一片火海，鲜血染红了鸭塘河。
最终，强悍的清军在肆无忌惮地杀了个心满意足后，才从董公寨折向雷山杀去。
写到这里，笔者留意了一下：今天，假如我们在地图上将“丹寨-舟溪”和“舟溪-雷山”连成两条直线，就会发现这两条线组成的一个锐角，居然只有60度，说明一支朝廷大军在征伐的总体路线上，竟然为了一个小乡之地特意折向而来，足以看出是将舟溪列为重点打击片区的，也足以看到舟溪在官方“维稳办”那儿，一直是挂着号的。
在整整用兵五年后，雷公山“生苗区”还是因为块头太小，无法抵挡来自大汉文化的巨大撞击力，共有几百座苗寨焚毁于战火，共有数万的苗民惨死于屠刀。
说白了，这场大战，一方乃是世界东方的霸主，一方则仅仅是西南边陲的一个弱势民族，胜败岂有悬念。
呜呼！满清王朝，这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在镇压别的少数民族上，却照样毫不手软、旷世杀戮，双手沾满了鲜血！
到雍正十一年（1733）上时，雷公山地区所有生苗基本归顺，从此改旗易帜，被大汉文化绑定到一起。而整个中华民族，也由“散装”变成了“瓶装”。
随即，清政府在新苗疆内建立“新疆六厅”，即“都江厅”“古州厅”“八寨厅”“丹江厅”“台拱厅”和“清江厅”。其中，舟溪的地盘隶属“丹江厅”。
不过，想一想，从明洪武到清雍正，这两朝共用了365年才将这个“生苗区”撬动下来，足见工程之巨大！
这时，面对满目焦土、一切清零，舟溪人又在废墟上重建家园。
随即，苗疆之内各村各寨的芦笙又吹响了起来，激励人们告别巨痛，面向明天。
九
然而，安静的日子还没过上两年，到雍正十三年（1735）上时，因一些苗王和民众根本没从内心上真正屈服而时刻图谋复辟，加上一些流官患上了严重的强迫症后，经常施以抢掠财物、增加赋税和兴派劳役等热暴力，因而，令心脏很是不爽的苗民们，再次将仇恨写到脸上和拳脚上，又爆发起了一场由苗王包利揭竿而起的“雍乾苗民大起义”。
义军势如劈竹，很快攻占古州、台拱、黄平，包围丹江、凯里，焚掠黄平、施秉，使得整个苗疆都炸锅！
自然，舟溪人再次卷入一段血雨腥风的岁月。
没办法，雍正帝又紧急调遣贵州、广西、四川等行省大军入黔会剿。在重拳出击之下，到乾隆元年（1736），这场叛乱才在雷公山上燃尽最后一束火焰。
当中，义军在舟溪境内东面的够末也、乌鸦坡、牛角坡等山头上，共打下半年之久的游击战。
不过，这场起义被镇压后，清王朝还是给了苗疆民众一个超国民的地位：从此免征苗粮。
接着，清政府按照治理需要，于清乾隆二年（1737年）在舟溪建立“千箱堡”（位于今天的街上），在各村设立保甲制，用最新的政治体制模式展开治理，以让舟溪人相互监督、担保，标志官方对舟溪的国家化正式实现。
由此，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地同域、量同衡、币同形，舟溪的一切与国家接上轨。
“千箱堡”隶属“丹江卫”，为新设立的13堡之一。第二年，就近改隶“凯里卫”。
当然，高明的清政府也是考虑到舟溪人感受的，因而，并不是将土司和苗王们一锤子打死，而是换成一个“土流并治”的缓冲过渡期，即由“流官”“土司”和“苗王”三方一起搭班子共事，出现一道“混合政体”景观。
也由此，“舟溪”之名在使用了近400年后，结束使命，换成了一个叫“千箱”的新地名。或者说，“舟溪”二字沦为了一个二流的地名。
“千箱”者，乃为“千仓万箱”之意也，说明舟溪在当时官方的眼中，为雷公山区域产粮最多之地，为第一粮仓。
然这一地名，虽看似以环境的特征来命名，但却仍然还是体现着统治者的浓厚意志。其用意是：“你是个有吃有喝的地方，难道还不懂得安安心心过好日子吗？以后不要造反了”。
它与一同命名的乐土堡（今平乐）、惠泽堡（今三棵树）、永宁堡（今地午）、怀恩堡（今平乐）和乐安堡（今湾水）等，都含着重口味的儒家教化理念，都是为了开化各地的苗夷民族。
当然，这地名一开始就受到了舟溪人的点赞。
于此，我们还可看到，从明朝的“舟溪”之名到清朝的“千箱”之名，反映了从军事意蕴到喜庆意蕴的转变，从军事地名到经济地名的转变。
在安屯设堡时，清政府引来了徐氏、王氏、余氏、戴氏、左氏、张氏、陈氏等一批的汉民，成为第三批加盟的“舟溪人”。
于是，有了街上、屯上、余家堡和上堡这几个文化味道迥然不同的屯堡（今上堡的汉文化已完全消失），也让舟溪共有了苗、仫佬、汉三个民族之花。
其目的仍昭然若揭，一是为了适当稀释当地苗族成分，二是为了引入先进的汉族手工业和商业。
接着，武戏下岗，文戏上岗。
信仰上，清官方在舟溪修建一批学宫、庙宇、牌坊等，引入儒释道文化，以改变舟溪人的信仰观。其中，于舟溪大坝上建立苗塔一座（后毁。也有一说是其最早建于明朝）。其突兀而起，煞是抢眼。
姓氏上，以汉文化姓氏张冠李戴地给舟溪人命名，纳入中华民族的“百家姓”体系，登记入册。于是，忽如一夜春风来，令舟溪苗人突然有了潘、李、王、龙、杨、文、罗和胡等的一大堆姓氏（除吴姓早就使用外）。
节日上，令苗民们取消传统的“苗年节”，强行推行汉文化的“春节”。当然，根据舟溪人的意愿，可在春节正月期间嫁接芦笙会，由各村轮流举办。于是，有了一道节日文化杂交的异彩。
教育上，大力倡导和推行义学，兴办“希望工程”，灌输三纲五常、忠臣孝子价值观，以改变舟溪人的原始风俗。于是，有了“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的郎朗书声。
在一套高明的思维陶染下，舟溪人终于有了“睁开眼睛看世界”的认识，也开始有了朦朦胧胧的国家观、天下观，在自我认定上实现了从“舟溪之舟溪”到“中国之舟溪”的飞跃。
不过，这当中，也发生过许多苗和汉之间瞪眼瞪出白内障的对怼。比如，苗人们集体约定不赶汉人的集市，不买汉人的豆腐、布匹和食盐等，一度让汉人们的生意卡过壳。
但最后，在商业文化的巨大魅力诱惑下，双方还是握手言和，共用一个集市，共赶一个乡场（今舟溪街上）。
由此，舟溪有了一个“兔日”的赶场日，苗语叫“享摸”，四县民众趋之如鹜。
本来，一开始，“享摸”二字只是一个二级地名，即仅指这个赶场的集市。然因这集市影响力越来越大，后居然成为炉山（凯里）东部最大的一个，结果越叫越响，一跃而变成一级地名，泛指到了整个舟溪，与“舟溪”和“亮高”二名平起平坐。
于是，舟溪又得了一个“享摸”的苗语地名，为一个没有任何政治企图或贬低之意的中性地名。而舟溪人也得了一个“享摸乃”的苗语称呼。
这时，舟溪人在芦笙曲调的改良上，已有不少演变为“爱国歌”。每一曲，都是讴歌国家的大好形势和时代的美好生活，都是官方最想要的正能量，唱响了一地！
一切，都彰显出，舟溪有了笑声比哭声多的开端。
看来，舟溪这条小船，在经历了一段很长的汹涌湍急河段后，也有一路潺潺欢行的时候。
十
之后，在“雍乾盛世”的红利下，舟溪又进到了一个100年之久的平静期。
当中，舟溪人一手抓生产，一手抓文化，安然度过了乾隆、嘉庆和道光几代领导人执政时期，而“甘囊香”的芦笙歌舞也得以星火传承一段很好的时光。
当然，针对“甘囊香”每年万人云集的状况，清官方依然坚持威压政策，一再防止群体性事件发生。如有意外，唯吴氏宗族是问。
此时，舟溪的义学得到了较多的播种，也有了不少识文断字的苗族读书郎。而汉民们也普遍会说了苗话，让双方在沟通上已实现“零障碍”。
当时光滚到了咸丰年间（1851-1861）上时，始于明朝前期的清水江下游木材开发市场，终于蚕食来到了上游上，因而，鸭塘河想不到再次发挥航运的作用，即有几多的舟溪木材顺河而下后，进入清水江，然后直达湖南洪江，标志这条过去的战争之河，已演变为经济之河，让舟溪的一些商业冒险家们实现财富之梦。
这些冒险家们，一直包括到后面晚清民初屯上村的王庆昇等人。
同时，随着木材的大量外运而换来了大量的白银，让银饰品普及到了苗族少女们的衣饰上，而且呈几何级数地流行开起来。每到“甘囊香”芦笙盛会举办时，出现一个宛如白雪皑皑的歌舞海洋，令人叹为观止！
这是舟溪人的又一场集体审美大爆炸！
然而，正当此时，大清王朝在建国了200多年后，却也走出了它的生理旺盛期，而步入了各种社会疾病都在活跃、涉及到政治腐败、土地兼并、贫富悬殊、民族压迫、社会动荡、人民反抗等等病种、困扰着垂危肌体的老年期上。
接着，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打响，又给华夏大地带来一场或烧杀淫掠、或反抗侵略、或割地赔偿的大紊乱，到处都冒出枕戈待旦闹革命的绿林好汉们。
有道是，世道太乱，不服又干！
于是，在黔东南这块山地上，各种啸聚山林的厉害角色，也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大添乱事件，都在争当历史的推动者。
其中，咸丰五年（1855），台拱的张秀眉大咖也掀起了一场“咸丰苗民大起义”。这场宏壮的武装事件，一经爆发便是呈指数级数疯长，长驱直入、势不可挡，共波及湘黔两省，都异口同声地高喊口号：“驱杀官家，夺回土地！”
一时，各方纷纭响应，矛头直捣各地行政中心，一直波动到了舟溪。
打就打呗！
因而，又有很多人舟溪人也操起家伙跟随大流干了起来，纷纷入伍，冲上火线。
这时，舟溪的屯田、学田和庙田等，以及逃亡地主和土司的土地，也都被执行“土改”政策的起义军，以最快的速度分送给了特困户们。
这场战争一打就是18年之久。
不过，尽管世情纷乱，舟溪人的芦笙活动却年年照样举办，而使得文脉健健旺旺的。
然想不到的是，到时光滚到同治十年（1872）初上时，并非主战区的舟溪，由于有25万之众的起义军和难民，因实施战略转移，纷纷从雷公山及全省各地汇集到境内的乌鸦坡和牛角坡上，于是，舟溪骤然变成了整个贵州的战争中心。
随即，湘、黔、川、滇等五省共计８万兵力，自雷山、丹寨、麻江、清平、台江等方向包抄了过来。
一时，舟溪战争阴云浓稠，人人恐慌，成了全省乃至大西南一个最火的打卡地，舟溪人也因此而又被裹挟进一场刀光血影之中。
在当时同仇敌忾的民族精神鼓舞下，加上有甘超寨的吴开先、大营盘的杨文才等人苦口动员，还是有很多的舟溪人家主动向义军捐粮，有很多的青壮年人争相参战。
又因这段时间恰好处在春节的正月上，面对战火就在身边的势头，所有的节日文化活动包括“甘囊香”芦笙会、斗牛赛等，都不得不停了下来。
在铁桶围困了半个月后，清军从两岔河到翁堤一线发起猛烈总攻。顿时，两坡上烽烟滚滚、杀声震天、惊天动地、死伤惨重！
在整整鏖战了17个昼夜后，最终以苗军失败而告终，宣告波澜壮阔的清咸同苗民大起义降下帷幕。
看来，这场起义，还是因为只有大量逼上梁山的农民工入股，却没有几个满腹经纶的读书郎参与，所以还是熄火了。
战后，整个舟溪东部变成一片焦土。
于是，浴火重生的苗疆，又迎来了一个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转型。
此后，又经过若若干干的磨合，加上清王朝的怀柔政策已越来越深入人心，以及大家对恩恩怨怨都早已是心力憔悴，因而，在心门上都高度愿意接受对方的存在，而清政府也加快了对苗疆的合理化治理。
这时，在舟溪，已有了很多对由苗人和汉人结交的好朋友，也有了好几桩由苗人和汉人结合的婚姻，说明民族团结有了第一篇华美乐章。
由此，舟溪走进了一段社会关系平和的温开水时期，芦笙又吹得响亮亮了起来。
此时，经多年教化后，舟溪有了遍布山乡的私塾学堂，也有了一大批读书破百卷的苗族塾师。他们犹如一把把火炬，点亮着各个苗寨的传道、授业、解惑之业，标志汉文化教育有了较多的开花结果。此外，个别读书郎如黄金寨的吴开泰等，成功入仕，成为第一批进入国家体制内的文职官员。
一切，就像鸭塘河一样，在汇入了清水江之后，奔向大海而去！
然而，想不到的是，到光绪三年（1877）上时，尽管“千箱”一名已经使用了140年，但不知官方是如何想的，却将“千箱堡”改称“舟溪堡”，也就是又回到了“舟溪”之名上。
由是，这二字又得以复活，一直沿用至今。
然细思一下，这其实也很好理解。
因为，其时，苗疆社会已有较多成份溶进了汉文化体系，而对舟溪人来说，其实早就忘掉了“舟溪”二字当初的真实含义。再说，从字面上看，“舟溪”显然要比“千箱”好听得多，也富有诗情画意，因而，给今天的我们留下一个极具原生态意味、且令人神往的好地名。
这时，随着官方对苗区、彝区、布依区和侗区的政治影响力，基本上达到了“鼻子大了压住嘴”的地步，许多方针政策在贯彻落实上已是一杆子插入。
再后，在清官方“颜色革命”的长时间渗透下，舟溪的土司、苗王等自然领袖们终于不攻自破，纷纷“下岗”，唯有负责祭祀的芦笙头们才得以世袭制地保留下来。
到清宣统三年（1911）上时，以屯上的张文彩等人创建的“屯上初小学堂”为标志，正式开启了汉文化的新模式教育，一些苗、汉、仫佬学子开始接受到了来自西方的最新的算数、物理、动物等学科知识。
然此时，大清帝国的夕阳之光也在照射到了舟溪这一方山水上，宣告一个寿命长达296年的朝代已经落幕。
鸭塘河流得更欢，舟溪人的芦笙吹得更亮！
十一
当时光滚进了中华民国（1912-1949）上时，在经历过了晚清时期一系列挨打受辱的风云后，中华各民族普遍有了国家意识，特别是自辛亥革命以后，随着四方夷族均已归拢到一国之内，共同迈进了一个现代中国，舟溪人终于有了较为清晰的民族大义，也基本上溶进了国家的主流之中。
就是说，到了这时，舟溪已不再抵制来自外面的冲撞，而是越来越主动接纳。
因而，敢为人先、勇于进取的舟溪人，在新文化、新思想的启发下，先后有以黄金的吴炳寿、屯上的王鼎基、平中的徐锡瓒、黄金的吴道华、虾耙的龙居富、大中的罗寄帆等为代表的第一批儿郎，背上行囊，将背影留给家乡，踏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同时，舟溪人在政治、教育、交通等方面上，也开始在学会对家乡的建设，学会对山川河流的改造利用。
1930年，由舟南、舟溪两村民众于鸭塘河的支流——“青山河”上，动手兴建“黄金沟”，共长1公里，共灌溉580亩耕地，标志舟溪人头一次将古代的战争之河，成功改造成利民之河。
1930年，平中的罗云开等人创建“大中小学”；1932年，舟溪街上的陈荣源等人创建“舟溪小学”；1942年，曼洞的龙明珊等人创建“曼洞小学”，标志“国运兴衰，系于教育”的理念终于浸润到了这一方水土上。一时，读书习字之风蓬勃盎然，培养出了一大批的苗、仫佬、汉族学子，甚至都有了“女子班”。
1932年，舟溪之地正式置“乡”，标志舟溪的乡村治理与全国同步，用上了现代社会最为新式的政治管理体制。
1941年，平中的徐锡玖大胆引进美国的“黄金烟叶”试种。成功后，又创办出“徐氏黔中烟厂”。在短短数年间走上了巨富之路，标志舟溪头一次有了农、工、商三业的一体化开发。
1945年，由大中、平中两村民众动手修建的“两岔河大沟”，共长2.2公里，共灌溉560亩耕地，标志舟溪人再次成功驯服鸭塘河，更多地为我所用。
同年，出自舟溪街上的女学生陈默溪一举考入贵阳师范学院，标志舟溪人终于冒出了第一个接受到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其毕业后，投身于苏北解放区火热的革命斗争中。
1946年，“凯里-雷山”公路动工修建。尽管工程修修停停，但到1948年上时，“凯里-舟溪”段还是被打通了，标志舟溪正式迈进了现代交通时代。
据说，在上述这些大事件的庆典会上，舟溪人都拿出最炫的芦笙歌舞来表达。
此时，历经了四百多个年轮洗礼的“甘囊香”芦笙堂，因一次次群体效应而产生新质，已演变成全体舟溪人一个最重要的文化娱乐中心和宗教信仰中心，一个舟溪文明的最大穴位。在舟溪人的心中，它相当于藏民的“布达拉”。
可想而知，四百多年来，不知有过几多灿烂如星河的舟溪吹手、歌手和舞者，才使得古老的文脉一直绵延不息、芳香四溢。
同时，我们不得不佩服，正因为有“吴氏家族”的存在，正因为有他们一次次在血火风云中敢于冒着杀头危险振兴芦笙会，才使得舟溪的文脉一直强强悍悍地接续。可以说，假如没有“吴氏宗族”，舟溪的历史一定会被改写。
至此，历经数百年的花样演变，舟溪妇女们的发式和服饰形成了极具舟溪特色的样式，既带有典型的唐宋遗风，又与其它地方的截然不同。
其中，发式风格上，头顶挽发髻，又于发髻和头额之间的前沿及两侧挽出一片波浪状的发檐。服饰风格上，上装为青色亮布半袖对襟衣，衣袖大而翻卷，手杆戴袖筒；下装为百褶短裙，前后加围巾，脚上缠绑腿，脚板着穿绣花布鞋。
然此时，舟溪却想不到发生一场极不和谐的狗血事端。
原来，民国政府的高人们突发奇想，妄图推行一场少数民族改装的同化运动。
在政令启动后，民国炉山县政府、麻江县政府采取卑鄙无耻的法西斯手段，立即派出张牙舞爪的保警兵和乡保丁扑进舟溪、大中，高喊“如不改装，以奸匪论处”口号，干起了强迫妇女们脱掉苗装、剪掉头发的武力事儿，强行汉化。
由是，舟溪的民族仇恨再次被激发，一片火药味。所有舟溪人都咬牙切齿地发出抵抗，誓与苗服共存亡。
结果，由于所有的苗区、彝区、布依区和侗区都一致投以反对票，加上这场闹剧实在令人消掉大牙，没多久，民国政府只好草草收场，舟溪的秩序又才恢复。
最终，历史规律还是像鸭塘河一样，后浪推着前浪走，前浪死在沙滩上。这个习惯违背各民族意志的民国政府，结束了它在中国大陆上38年的短暂寿命。
要知，温顺的鸭塘河有时也会发怒，翻卷惊涛，剧烈拍岸！
十二
舟溪真正迎来红日映照、发生历史性巨变的，还是到了1949年以后。而舟溪人真正活得有尊有严、挺起腰杆来的，也是从这时起。
不过，一开始，因光明和黑暗一时难以分辩，舟溪人也经历了一段发生于1950年的土匪暴乱时光，说明当国家政权一旦出现真空状态时，一些人就会露出獠牙地跳将出来，舟溪亦不例外。
从资料上看，因距离雷公山“黔东南绥靖区”太近，舟溪的匪乱可谓群魔乱舞、触目惊心。其参匪人数之多、悍匪嚣张之程度、仗打得之激烈，可以用上“严重”二字形容。
其中，以大中的陈国英、屯上的王统基、王昌基、平中的徐刚柔、白狮的李鸿昌、甘超的吴德成、里禾的杨正祥等为代表，在自封为“团长”“营长”和“支队长”等大大小小职务后，共吆喝出上千名匪徒誓死“反共救国”。
一时，境内枪声密集，飞弹如雨，甚而众匪徒还武装袭击了舟溪乡政府和下司镇政府，打死打伤干部和群众多人。
然而，舟溪也从来不缺富有正义精神的血性男儿。
在以黄金的吴道华、白狮的李文升、李文彩、甘超的吴德俊、茶林的吴学新、吴周宜等为代表的一批进步青年带领下，全乡民众一致支持解放军的剿匪作战，有的坚守阵地，有的提枪出击，有的翻山带路，有的提供食宿。
最终，乌云遮不住赤轮，黑暗挡不了光明。团结如一的军民，彻底歼灭了境内的匪群，并取得了“雷公山合围”告捷，又迎来乾坤朗朗的第二次解放。
而这也就是说明，这场由人民解放军自舟溪发起主攻而取得的胜利，还标志新的国家政权再次突破“鸭塘河走廊”，延伸到雷公山的褶皱内。
1951年，“舟溪苗族自治乡人民政府”成立，宣告舟溪人终于有了第一个由自己当家作主的政权。从此，在党的领导下，舟溪一步垮百年，直接被拉进了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崭新时代，而舟溪人脸上绽开的笑容，远远超过了任何一个前朝。
同时，共产党还破天荒地给舟溪人确认了“苗族”“仫佬族”和“汉族”的几个标签，并记在每一个人的身份识别证上。这让学会了思考的舟溪人，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也更加认识了自已。
同样，在舟溪背后的整个雷公山区域内，也都跟舟溪一样，不但结束了所有的不爽，而且政通人和、寨泰民安、山也乐来水也乐。
之后，随着国家不断颁布出一条接一条符合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让舟溪连连获得时代的红利。而胸有丘壑、不甘平庸的舟溪人，凭着一股股烈性，也络续将一个个壮丽的奇迹，书写在舟溪历史的细节上，与全国各族人民同步向前。
于此，林林总总，仅贝海拾珍。
教育上，到七十年代，已建有了舟南小学、新光小学、营盘小学、翁堤小学、石青小学、枫香小学、青杠小学和情郎小学等一批学校，也有了大中的罗云开、潘登廷、新光的潘永章、营盘的杨化龙、杨化坤、石青的杨利民、枫香的潘成四等一批名师，到处都有儿郎们背着书包进学堂的景象。其中，1956年，大中小学的罗云开出席了“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大会”；1971年，营盘民办小学一举夺得“贵州省先进教育单位”。
农业上，1965年，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舟南村群众掀起了修建“栏山沟”的壮举，有效收集雨水灌溉“望天田”，成为全州、全省一个重要样板。一时，各地取经团纷至沓来，让舟溪直上热搜、火了一把。大队长吴德良因此参加“全国少数民族观礼团”进京，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接见。
工业上，1976年，“舟溪水泥厂”轰烈创建，为白手起家的社办企业，为全乡人民突破经济增长瓶颈的一个大手笔。试产成功后，第一年年产1100吨，有力地支持了周边的城镇建设，成为全市乡镇企业中最鲜艳的一枝花。
水利上，1977年，凯里县在鸭塘河支流——“里禾河”上游修建“里禾水库”，为全县最大蓄水工程。很多舟溪人与来自全县各地的民兵日夜奋战。由是，高峡出平湖，成为凯里城区一个最大的“水缸”，而舟溪也变得更靓了。
文化守护上，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青曼、新光、营盘三村就着手自身文化保护，开始了特色村寨的创建。1996年，新光村斩获“贵州省芦笙制作艺术之乡”称号；2010年，芦笙制作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7年起，营盘村、曼洞村先后斩获“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称号。此外，曼洞村还夺得了个“苗族刺绣之乡”的美称。
旅游上，早在1984年，曼洞村就被列为第一批贵州东线民族风情旅游景点；2021年，又获评国家级3A景区。2015年，集生产、科研、科普、展示、休闲、观光为一体的农业旅游综合体——“云谷田园”，因充分依托舟溪的田园风光和苗族风情，入选“省十佳农业旅游景区”；2017年，荣升4A级景区。
总之，这六、七十年来，舟溪和舟溪人的一切，在全市、全州乃至全省都是响当当的！
同时，自1949年以来，一批批走出舟溪的好儿女，在加入到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洪流中后，在各行各业上也奉献出了一份杠杠的“舟溪力量”。
政界上，重要代表有大中的罗寄帆、茶林的吴周宜、吴学新、曼洞的龙明伍、黄金的吴德海、甘超的吴德坤、吴如贤、新光的潘炳刚、冷水的潘元恩、望舟的顾斌、平中的潘德林、情郎的李聚镛、石青的杨贞杰、青杠的龙兴安等。
企业界上，重要代表有茶林的吴庆国、吴庆立、街上的吴泽远、黄金的吴如常等。
当然，最值得一提的还是“甘囊香”芦笙会。
1986年，“甘囊香芦笙堂碑”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990年，“吴氏家族”打破数百年禁忌，宣布除了古老的“赶略”（鼓笙）一曲外，所有的曲调均可吹奏。由此，“甘囊香”进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代。
有道是，你若盛开，蜂蝶自来。
自此，“甘囊香”年年观者都达到四、五万，闹响了一地！
2007年，“甘囊香芦笙会”和“苗族芦笙舞”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由是，“甘囊香”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大苗族芦笙堂之一，舟溪也因此而赢得一张“中国芦笙歌舞之乡”的镀金名片，知名度蹭蹭蹭而升。
2010年，第一届“甘囊香国际芦笙节”隆重举办。几天中，所有的歌舞极致绽放，各方人群就像大风刮来似的挨挨挤挤，达到了5万，出现壮丽爆发！
在全国各大媒体集体轰炸下，舟溪人C位出镜，嗨了一把，表情包超级可爱，官方相关文字均用上“百牛争霸”“千对银角”和“万把芦笙”的措辞表达，令万众瞩目。舟溪和舟溪人终于迎来高光时刻、人生颠峰！
自然，舟溪镇一跃而成为全市乡镇中的第一文化综合体。
至此，舟溪人在自我认定上，又实现了从“中国之舟溪”到“世界之舟溪”的飞跃。
再到今天，经400多春秋的孕育，舟溪的芦笙曲子共有了10余支，即除了一直沿用的“改累”（太平曲）一曲外，还有“鼓点调”“锦鸡舞曲”“单身汉曲”“迎客曲”“迎宾调”“讨花带曲”“鱼鳞曲”“拍手曲”和“磨麦曲”等。每一曲、每一调，都是芦笙曲中的天花板，堪称神曲。
同时，新光村打制的6管传统芦笙，经常年改良和不断融入现代元素，共有了8管、9管、12管、15管、18管、19管、21管、22管、24管、25管、27管、28管、29管等的诸多种类，可吹奏出很多高难度的乐曲，也更富于表演性。舟溪因此又荣膺一个“世界芦笙制作之乡”的美称。
这时，鸭塘河也被驯服得温温柔柔的，成了一道流动的绿色风景，与两岸上的民居、田园和油路互相衬托，美如彩带。
舟溪，这条一直在时光长河中漂流的小舟，在不知历经了几几多多的跌跌撞撞后，终于笑到最后，抵达歌舞升平的今天！
而这一路下来，也终让我们明白，“舟溪”一名来之不易，“舟溪人”这个群体来之不易！
十三
硝烟散去苗山亮，几多往事已成昨。
今天，当我们用上一双史家的眼光，去回眸舟溪的历史时，不由感叹它命途上遭遇太多的折腾、蹇厄和不幸。
元明清以来，对于舟溪的治理，官方一直是煞费苦心的。
当然，最大的良策就是分而治之。
元代，始有中央的“土司”政权插入，即于至于二十一年（1284）建起了一个在地盘上相当笼统的“恭焦溪军民蛮夷长官司”，并明确挂牌为“军民”体制，相当于今天的“生产建设兵团”，算是对舟溪有了头一遭的划地为牢。
但彼时，由于元朝政府对西南地区的管控仍力不从心，所以，这个土司的实力不过是“被窝里伸出的一只脚——不算老几”。
自明朝洪武年间一直到清代前期，随着土司势力不断蚕食推进，加上官方和土司的军事活动层见迭出，谁先抢、谁先占，指地为牢，舟溪之地也就卷进了被肢解和被分治的命运旋涡。
四百多年中，先后染指的有“平定长官司”“凯里安抚司”“凯里长官司”“平定下司”“丹江卫”和“凯里卫”等，所以，在插花地上一直是朝更夕改、犬牙交错，出现一笔很大的历史糊涂账，加上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至今已很难厘清辨析。
到清乾隆年间，虽建起了一个“千箱堡”的正式机构，属“凯里卫”，但整个地盘仍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平定下司”，也就是为了继续削入舟溪片区力量，仍由清平、麻哈两地分治。这种状况一直保持了200多年。
就是到了1932年正式置“乡”时，在簸箕大的一块地方上，仍弄出“舟溪”“望溪”“望洲”“翁堤”“凤凰”“漫洞”“情郎”和“大中”的八个乡来，依然为两县分治之地。这种状况一直包括到再后建立的“舟溪堡”。
自1936年后，最先属于“舟溪联堡”行征区划的，只有冷水、杨家寨、望舟、白狮、李家寨、新寨、阳光、崩坡、上堡、养甘郎、街上和屯上12寨。到了1941年，麻江县的里禾、大营盘、小营盘、甘超、上坪、下坪、虎坪、苗岭、岩寨、茶林11寨这才划入。而到了1942年设置“舟溪”和“大中”两乡时，“大中”和“曼洞”两地本属同一个乡，却也被隔离成两个遥相而望的“飞地”。
新中国建立后，随着舟溪片区社会关系和谐发展，党和政府一直致力于舟溪的合并。到1962年时，麻江县的青山、黄泥、乌东、平中、余家铺、甘必建、茶园、大中、牛厂、石青（含5寨）等14寨终于被划入。再到1992年上时，已属于“凯里市青曼乡”的新龙、虾耙、青杠、枫香、曼洞、情郎、大塘、乌雅等8寨，又终于被合并了进来。
至此，我们今天所知的大舟溪，这才完成了统一，进到同一个盘子上。
当然，自1992年以后，面对新时代和新开发的就近管理需要，杨家寨、冷水和石青这3寨又先后离开而去，变成了“鸭塘镇”和“白午街道”的所辖。
所以，光是在从1936年到2021年的短短80多年中，舟溪人可谓云卷云舒、聚聚合合。
于是，可想而知，在1941年之前，本为“麻江县人”的“营盘人”，当出门去到麻江时，必须借道凯里的地盘（崩坡、上堡），在下山过了河后，又才回到麻江的地盘上（平中）。在1956年之前，本为“大中乡”的“黄泥人”，当出门去到大中时，也得借道舟溪的地盘（街上），在走了一段路后，又才回到大中的地盘上（平中）。在1992年之前，当你从青曼乡的新龙寨只出走1公里到达舟溪乡的岩头寨时，就已有一种“出境”的感觉。其它寨子亦为如此。反正，不是我借道你的门口，就是你借路我的屋后。
今天，这种文字表述，就连舟溪人自己看了，都累！
所以，这个状况，往往造成小小的舟溪之境，在执行官方政策上都存在毗邻的两个村之间严重不一。
其中，抗战时期，为了逃避炉山县苛刻的征兵政策，逼得茶林寨的一些村民们踉踉跄跄地下山后，只需在距离1公里处另劈一个新居地，就成了麻江县的居民，也就只需承担较轻的兵灾，最终诞生出“甘必建”这个苗寨。
还有，今天的“舟南”一名，也是因统治者硬生生割离而造成的。
舟南，为“位于舟溪之南面”之意。
这地名我不知于何时启用，但从方位上看，“舟南”和“舟溪”其实就近在咫尺、伸手可及。然而一听，却恍如天涯。
按说，巴掌大的一个地方，大可不必用上“东、南、西、北”这么大的方位词。因为，类似的地名，我们看到的多是“山东、山西”和“湖南、湖北”等省区一级的。
然彼时，它们的确是近在眼前、却远在天边的两个辖地，前者为“凯里卫”的地盘，后者则为“平定下司”的地盘；再大而言之，前者为清平县的地盘，后者为麻江县的地盘，在行政管理上是有着两个不同的“土皇帝”，中间是隔着一条县一级“疆界”的。直到了1941年，“舟南”片区才被划入舟溪乡。所以，“舟溪之南面”的概念，其实早就深深地烙印在了那几代人的心上，是有着一条巨大的心理鸿沟，于是顺理成章。
此外，由于舟溪在明代时为两省交界之地，在清代和民国时为四县交界之地，到了共和国时期后，在州政府和县政府尚未迁入凯里之前，距周边的四个县城仍都遥远，因而，造成历代的新文明都难得眷顾，在社会进步上一直挂末。
当然，过去，对舟溪人来说，虽“舟溪”和“大中”是两个爹妈不同的行政乡，但却始终像一对情感盛浓的闺蜜，“一乡一坝子，两乡共条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唇齿相依；虽“舟溪”“大中”“青曼”三地长期看似各是各的，但却也一直是“三位一体”地紧密相连，在婚姻、文化和经济等生活上，谁也离开谁。这是舟溪人的人性使然！
只有到了今天，舟溪各种牛是牛、马是马、你是你、我是我的陈见，这才一去不复返了。
十四
最后，我们落脚到当下的“舟溪”。
今天，在凯里市的各个乡镇中，舟溪的地理位置是有着一定奇特的。
在这块方圆只有115平方公里、“从三山夹两河到两山夹一河”的雄伟山地上，既有最高的三座“屋脊”——“够末也”“乌鸦坡”和“牛角坡”，又有一条最长的“屏障”——“长岭岗”，也有两个最大的“平原”——“大中大坝”和“平中大坝”，还有两个最大的“奶瓶”——“里禾水库”和“醉约河水库”，因而，一直被州、市两级政府看重。
今天，“舟溪”二字已没了别的含义，也没了“野渡无人舟自横”的凄凉。唯有，可令我们联想起一幅很具有国画感的古典画面，对于发展文化民族旅游业非常有利。我们敢说，“舟溪”之名，完全可列上“凯里市最美地名”之一。
今天，由于苗族文化的长期垄断，造成舟溪在地名和人名上依然奇奇怪怪，还保留有苗语、汉语两套地名系统，并都自带一定历史信息，也造成很多地名依然非常的生僻。其中，苗语上的“舟溪”，至今仍然令外人听成莫名其妙的“亮高”“良高”或“亮告”，以及“享莫”“想摩”或“想摸”。
今天，舟溪的各种特色节日如芦笙节、游方节、四月八、粽子节、爬坡节、粑糕节、祭尤节、木鼓节等，以及各种特色文化如银饰、刺绣、织锦、情歌、古歌、酒歌、斗牛等，依然生机葱茏、魅力缤纷，让处处都有呐喊和激情。
今天，虽来自于汉文化中的“天地国亲师位”香火神龛，早已取代了苗族远古的“木鼓”祖先崇拜文化，但舟溪东面的里禾和西南面的青曼、情郎三寨，木鼓和铜鼓依然“咚咚！”地敲响，回荡群山。它们，虽失去了号召集合的祭器功能，沦为纯娱乐之乐器，但仍唤醒着舟溪人对远古的一份眷恋，并成为一道与芦笙文化不分轩轾的鼓舞文化。
今天，舟溪这个具有一千多年仫佬族居住史、六百多年苗族居住史、二百六十多年汉族居住史的民族之乡，依然是这三个民族的共同家园。2022年，共有人口2.6万人，分别占3%、94%和3%。
今天，舟溪这个承载有明清历史悲欢和芦笙艺术精华的小镇，越来越吸引到世界的目光，越来越彰显出它的特殊文化价值，也越来越受到州、市两级政府的宠爱。
今天，因有镇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舟溪的各方面事业一直保持着持续、快速、稳定、健康的发展势头，各方面建设也都已今非昔比。
于此，仅提几个数据。
教育上，共有幼儿园1所、小学7所、初中1所；科技上，共有市科技推广机构5个；文化上，共有文体广播电视中心1个、卫星地面接收器786个、有线电视用户1103户；医疗卫生上，共有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15个、病床20张、专业卫生人员18人；邮政电信上，共有共有邮政网点1个、电信服务网点1个；基础设施上，共有给排水100立方米水池1座，供水主管道总长800米，分水管道总长1800米；供电上，共有变电站1座、变压器3台；交通上，有了高铁时代下立体交通体系的建立，村村道路也都全部水泥硬化。
而这一切的一切，让“舟溪”一名完全有了新的内涵。
今天，修葺一新、年年如期举办的“甘囊香”芦笙堂，已成为舟溪一个最大、也最漂亮的“客厅”，让古老的歌舞在现代文明生活中永久绽放异彩。
今天，尽管鸭塘河这条舟溪古文明最大的经络，虽与现代交通文明无法重叠而早已被忽略不计，但每当我们站在牛角坡和长岭岗脚下、眼观缓缓而逝的河水、吐纳着悠远的历史时，都情不自禁地感叹一句：“逝者如斯夫！”，并为舟溪的今昔巨变而泛出闪闪的泪光，不由涌起与诗人艾青一样的诗情：“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俱往矣！
今天，历经上千个苦难岁月洗礼磨练的舟溪镇，唯见新人笑，不闻旧人哭，已成为几多人的诗和远方！
十五
当然，既说了“舟溪”，还得说说“舟溪人”。
人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的确，相比于其它乡镇，舟溪人是具有一些特殊气息的。
首先，舟溪人的文化向心力较强，这是它的地理环境决定了的。
因为，它三面高、中间低，周围的人们凡出门赶场、看会，哪怕就是只买一斤盐，都得通过中间的地带，加上有“甘囊香”这个文化娱乐和宗教信仰之地凝聚，以及同赶一个场，因而很容易培育人们依附中心区域的文化心理。它不像有的乡镇，地势敞开、纤陌纵横、过于通透，因而形成的中心意识较弱，在凝聚力上也较弱。
所以，过去舟溪人凡是出门到了外面，是很容易结合到一起的，而一旦遇到了打架上的事儿，只要一听囗音，也很容易互相帮忙的，往往撸起袖子就上，故舟溪人有句话叫：“ax dios ghab qenb mens，seix dios ghab qenb fangb”，意为“虽不是一个娘肚生的，但也是一个乡窝子里出来的”。
而舟溪人在走出了家门后，胆量不差，脑子也不差。其中，光是进入体制从政的这部分，据1998年出版的《凯里市志》显示，在从1949年到90年代中后期的全市第一波人才成长中，舟溪的数量就位居各乡镇中的第二位，其中晋升到行政高位的厅级干部就有5名，民族文学重量级作家有1人。
要知，舟溪是个开化很晚、汉文化浸润才有两百来年、到了1949年尚有高达95%文肓率的乡镇，却能在90年代末获得这样的成绩，已算难能可贵。
当然，到今天，仍有以营盘的杨培璋、杨育平、苗岭的罗健、董公的杨光文、街上的凯群莉、甘超的吴兴良、屯上的戴世驹、养干郎的吴新波、岩头的吴如金、石青的王贵宏等为代表的一批政坛新秀，如雨后春笋，活跃在省、州、市三级政坛上。
历史上，由于长期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锻造了舟溪人刚正、勇敢的秉性，也养成了直来直去、就像冲锋枪上的通条一样的性情，所以，在面对很多难事时敢作敢为，也习惯一通百通，一扭百扭。用外人的话说，就是有一点儿“苗”。
其中，民国时甘超的“打虎英雄”吴德俊，乃是一个时代的特殊人物。其一生打死过9只老虎和多次除暴安良的壮举，至今依然脍炙人口。
就是到了20世纪的七八十年代，舟溪人仍以好勇斗狠而闻名，爱打架、抱腰。当中，以屯上的吴老辣、平中的吴如飞、曼洞的罗化军和茶林的吴庆立为代表的一帮硬汉，一个个都是有点招惹不起的硬茬子。
人说，服装是穿在身上的历史。而今天我们来看舟溪妇女的装束，也是最具武士风格的。
舟溪人说话嗓音较大，直截了当，话语中最习惯带上一连串“骂句”，不带就觉得嘴巴不爽，而且男女老少习以为常，但却话糙心不糙，听者亦能接受，这又是一大特点。
舟溪人很好吃，也很会吃，而且吃得有点“苗”。在这里，吃酸就不用多说，就连别人瞧不起的牛肠、牛肺和牛肚，都能吃出个名堂来。今天，“舟溪牛遢邋”已成为一道下里巴人的美食，风靡了凯里。
很早以来，由于芦笙文化已融入到舟溪人的文化基因中，因而就是到了当今，人们仍为了一个芦笙堂的主权纠纷而打群架；一些远在沿海地区打工的女孩，仍然为跳一场芦笙而千里迢迢地赶回。
固然，打架并非好事，法律亦不允许，但却看出舟溪人在芦笙文化上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集体人格。也正因有着这么严重的文化偏科，舟溪的芦笙文化才是这么纯粹，也才成为世界上传承苗族芦笙文化最好的地方之一。
当然，舟溪人既有优根性也有劣根性。
一是过于嗜酒，也很能喝。很多人一喝起来，菜可不讲究，但酒一定不能少，米酒苕酒都行，而且必须用大碗喝，往往第一碗两三口就翻碗干了，第一轮交锋必须毫不犹豫地干掉三大碗，到散席时每人至少装进一公斤，一桌人非得有一半以上的人躺平不可，结果废掉了不少很聪明的好汉。
二是比较保守，死要面子，不愿出门。最典型的是，在“改革开放”之初，本来与凯里城仅有一步之遥的舟溪，却很少有人进城摆地摊、捡破烂，结果让外地人抢先占领市场而发了财后，才醒水过来，结果造成接受市场经济意识慢了半拍。
今天，舟溪人仍有一个能背诵和读懂古代囗头《贾理》经典的祭司阶层，仍有很多天花板级别的芦笙手，而且村村寨寨都有。
今天，舟溪人都明白，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因而，还在有以苗岭的吴德美、杨光莲、新光的潘柔达、潘华明、曼洞的潘英、枫香的潘永瑞、青杠的龙鸿飞等为代表的一大批非遗传承人，顽固地传承自己的文化。
此外，还在有以石青的杨贞德、王廷胜、平中的杨茂锐、潘志斌、茶林的吴如标、营盘的杨育泽、黄金的吴如宽、曼洞的龙俊成、甘超的吴定等为代表的一批本土民俗家和文艺家，专注于舟溪题材的创作，放大舟溪的文化。
今天，虽已远离了古代的宗法社会，但“吴氏家族”仍以集体传承人的方式，按照古老的信仰、仪式和流程，虔诚地掌管着“甘囊香”的一切，守护着老祖宗的文化。而境内的潘、龙、李、王、杨、罗、文、张、戴、徐、余、陈、左、凯等所有的家族，也都仍秉承着各自优秀的家风和族风，以及传承各自的祭祀、节日等文化，可谓族族仍有料，房房仍斑斓。
今天，舟溪人仍具有浓重的神秘主义色彩，仍有人还在信奉神灵，也仍有外人将“舟溪人”叫成稀奇古怪的“享莫乃”“想摩奶”或“想摸乃”。
今天，所有的舟溪汉民依然会说一口朗朗上口的苗语。
今天，不管从哪一方面看，舟溪人的出镜率依然是很高的。
今天，历史已不再重演，但舟溪人都明白，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今天，所有的舟溪人都拥有一个生机勃勃的灵魂，都充满精气神。而且，很多人已撒布到了全国各地上，甚至跨海越洋。
今天，舟溪人已不再撑着远古落后小舟，而是乘着时代的列车，奔向前方！
而舟溪人的芦笙歌舞文化，也将永远在路上！
2023年2月于凯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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