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餐桌
作者：刘金江
小时候，我家人多，吃饭的餐桌很小。它不但小，而且一条腿有“残疾”，所以，每当吃饭时，都要在这条残腿下垫块砖头。人多桌小，我和弟弟们就经常捧着饭碗站在地下吃。
父亲对母亲说，咱换个餐桌吧？让孩子们吃饭舒坦点儿。母亲点点头，说把那只灰山羊卖了吧。过了几天，父亲从母亲手中接过皱皱巴巴的一沓小面额的钱，小心翼翼地揣在贴身的衣袋里，又用手拍了拍。父亲徒步十几里，从吕桥集市上背回一个方方正正的大餐桌。我们欢呼雀跃，围着桌子转来转去。
餐桌是放在炕上的，名字很好听，叫炕八仙桌。而放在地上的八仙桌叫地八仙桌。过去，村里日子过得宽裕的人家，大都摆放地八仙桌，桌两旁各放一把椅子，一般很少用于吃饭，多用于接待客人，或主人闲暇时坐在椅子上，跷着二郎腿抽烟喝茶。
新买来的八仙桌，放在炕上能坐八、九个人。桌子的质量不是很好，桌面粗糙，腿也摇摇晃晃。不管怎么说，我们一家都能坐在炕上围桌吃饭了。我和弟弟们高兴地拍手嚷道：我们成“神仙”喽！
有了新餐桌，母亲也异常兴奋。那天，特意为我们做了“贴饼子、豆腐炖白菜一锅出”大餐，以示庆贺。
那时，物质匮乏，精米白面稀罕。白面馒头只有过年等几个大节日才能见到。所以，我家餐桌上，一年到头只有玉米饼子和高粱窝头，下饭菜更是四季不变的咸菜和虾酱。
当母亲把刚做得的两大搪瓷盆豆腐菜和一大盖帘的贴饼子端上八仙桌，盆尚未放稳，我们八个严阵以待的“小神仙”的筷子，则以迅雷之速在盆与嘴之间往来起来。转眼，盆中的菜和盖帘上的饼子不见了。这时，饱餐的我们，歪斜着身子，打着饱嗝，瘦削的小脸上全是幸福和满足。
从此，我们天天在新餐桌上吃饭，不知为什么，同是玉米饼子高粱窝头，总觉得比以前站着吃时好吃了，饭量也大了许多。其实不然，主要是我们在一天天长大。
后来，我们家又换了新餐桌，是支放在地上的那种圆桌，在这种餐桌上吃饭更舒坦了。过去，在炕八仙桌上吃饭，需盘腿而坐，这对于站习惯的我们是一种变相惩罚。此时，餐桌上的食物也有了变化，玉米饼子窝窝头变成“两面发”，就是白面和玉米面掺在一起蒸的馒头，比贴饼子软和好吃多了。下饭菜也不光是咸菜虾酱，隔三岔五地也能吃顿炒菜和带点儿肉的豆腐菜了。
再后来，餐桌上就全是白面馒头了。这时的生活虽然像芝麻开花节节高，但父母头上的白发却日益增多，奶奶也去世了。
先后成家立业的我们兄弟姐妹，为父母翻盖了三间砖瓦房，换了新家具，餐桌当然更漂亮。每到过年过节，尤其母亲节、父亲节时，我们都会回到老家。餐桌上摆满了各种荤素炒菜，当十几只高举的酒杯碰在一起时，父母笑得合不拢嘴，脸上的皱纹显得更深了。
发表于《渤海潮》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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