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刊征文参赛作品：阳光和暖的地方
阳光和暖的地方
王以刚
一
我的家乡“阳和”,在腾格里沙漠边缘。1977年的秋天，我出生在阳和村家中的沙炕上。
新的生命要降生，母亲在炕上疼得打滚，父亲套起驴车，去浩瀚的腾格里沙漠，挑最洁净最细软的沙子装在架子车上拉回来，倒在炕上，把炕烧热，准备迎接新生命的诞生。
我呱呱坠地，外祖母用满是老茧的双手捧起热烘烘的沙子，擦拭我身体上的污秽。腾格里沙漠离阳和村只有五六里路远，那里的沙子长年累月被风吹日晒，没有一点灰土，极为干净。
那些被污染掉的沙子，直接倒掉，再换新的，反正腾格里沙漠里的沙子就像大海里的水一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外祖母用热沙擦干净我的身体，便把我放在绵软温暖的沙窝窝里，盖上我哥盖过的小被子，我就像在母亲肚子里一样，惬意地睡着了。倘若便溺，外祖母只需把弄脏的沙子继续换掉，完全不用什么尿布。
阳和村和我年纪相仿的人，几乎都诞生在沙炕上。
腾格里沙漠的沙子，不仅擦拭掉了我们身体的污秽，甚至，仿佛赐予了我们巨大的能量。我们就像红柳一样长得一个比一个结实。
小时候，倘若有人吹嘘自己出身与众不同，我们便会嗤之以鼻：“谁还不是沙炕上生的？难道你妈把你养到红毡上了？”
红毡是我们能想象出来的最好的东西。城里的孩子，恐怕一落生就躺在红毡上，开启了他们的生命历程吧。
贺秃子的妈是南方人。她的老家据说离阳和村有几千公里。
知青“上山下乡”的时候，贺秃子的妈插队到了阳和村，后来就和村支书的儿子结了婚，当上了村小学的民办教师，像一丛被风卷来的蓬草，扎根在了腾格里沙漠边。
贺秃子快要出生的时候，他爸去腾格里沙漠挖来了一车极细软干净的沙子，烧好了沙炕。可是贺秃子的妈却坚决不用这样“野蛮”的习俗生孩子。她是有文化的人，怎么能接受这么不卫生的习俗呢？
于是，贺秃子的妈连夜拍电报给千里之外的母亲。贺秃子的外祖母听说她的外孙一出生就要滚在沙子里，顿时急了。坐了火车坐汽车，坐了汽车坐驴车，走了半个月，历经了诸多艰难，终于从东南沿海来到了西北腾格里沙漠边的阳和村。
贺秃子出生后，他的外祖母就用热水给他洗身子，每天洗了尿布给他换。可是贺秃子却满身起了红疹子，头皮慢慢溃烂，原本不多的头发也开始掉落。他日夜不停地号哭，没有片刻安宁。一家人都急了，赶紧请来了村里德高望重的赤脚医生。
“睡沙炕就好了。”医生只说了六个字就走了。
贺秃子的奶奶不再理会南方的亲家母，赶紧烧起了热沙炕，把贺秃子放进沙里整个埋起来。到了晚上，贺秃子就不哭了，吃饱了奶像小猫一样沉沉睡去。没过几天，贺秃子身上的红疹子便一一褪去。
赤脚医生解释说，阳和村的井水盐碱和氟的含量很高，大人洗了脸都一个白印，刚出生的孩子细皮嫩肉的怎么能受得了？而腾格里的沙子经过太阳光紫外线的消毒，十分干净，不仅能拔除孩子体内的胎毒，更兼爽身粉的妙效。所以，阳和村的孩子，还是生在沙炕上最健康。
贺秃子得到了腾格里的护佑，茁壮成长，惟一遗憾的是头发一直不长。他头顶锃光瓦亮，只有后脑勺飘着几缕稀疏可怜的黄发。
儿时的我们淘气，常悄悄走到贺秃子的身后，忽然伸手抚摸着他的光头大叫：“光葫芦头，抹香油，不睡沙炕不如猴！”贺秃子的妈就在一边红了眼睛。
二
小时候一直不明白，先民们为什么要给这些沙漠边上的穷乡僻壤取这么文绉绉的名字？我不知道“阳和”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还有南边的“暑适”和东边的“调元”。
我的大姑妈就嫁到了调元，我三妈的娘家也在调元，调元还有我两个干爹。
后来我学习了一些知识，查了一下调元的含义。
调元，最早出于《尚书》，意思是调理元气，调和阴阳，多用来形容宰相执掌大政，权衡天下。唐代李益有诗：“调元方翼圣，轩盖忽言东。”清代唐孙华有赋：“调元归保傅，预政戒中涓。”
而阳和居然有好几个意思。
“阳和”指春天的暖气，借指春天，又可以用来形容暖和，温暖，还可以形容和悦的脸色，它还代指阳气与祥和的气氛，甚至，它还可以用来代指好消息。
汉代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里写道：“维二十九年，时在中春，阳和方起。”
唐代的大诗人李白的《古风》里写道：“阳和变杀气，发卒骚中土。”
唐代陈子昂在《谏刑书》里说：“狱吏急法，则惨而阴雨；陛下赦罪，则舒而阳和。”
明代的刘基，也就是刘伯温在《梅花》一诗里写道：“不是孤芳贞不挠，阳和争得上枯枝。”
知道了村庄名称的含义，不禁佩服先民的睿智，为自己的无知而汗颜。
在和暖阳光地照拂下，我们渐渐长大，能帮着大人赶着牲口到腾格里沙漠边去放牧了。
牲口们啃食着刚刚冒出来的冰草，我们就在土里刨“马佬芽子”吃。“马佬芽子”其实就是蒲公英的根。蒲公英是宿根，地面上看起来还是去年枯萎的样子，可用铲子挖下去，就能看到它洁白丰满的根。我们刨出蒲公英如同豆芽般的嫩根，随便搓搓泥就扔进了嘴里，崩溅的汁液里有销魂的甜味。倘若蒲公英的根长老了，我们也不会放过，仔细地剥去皮，慢慢地咀嚼，苦中有甘。
吃过了“马佬芽子”，我们就去滑沙。沙子极为干净，我们翻着跟头从高高的沙丘上滚下来，围坐在平缓的沙湾里，用羊骨节或者涂了红蓝墨水的杏核，玩一种“吃子儿”的游戏。野兔就在芨芨草边呆呆痴痴地看着我们，一点都不怕人。直到我们追到它跟前了，它才箭一般飞奔而去，钻进远处草窠下的洞里，无影无踪。虽然我们知道绝不可能追上兔子，可每次发现，我们都会兴奋地去追。
杨树刚刚发芽，我们就折了树枝“扭咪咪”。其实就是制作一种哨子。我是手艺最差的，可也能含着一寸长的哨子，吹出“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曲调。
夏天的腾格里沙漠就更有趣了。
炎炎夏日里，我光着屁股爬上外婆家的大杏树，朝南边的“暑适”村望去，远处村庄的画面晃晃悠悠，诡异地抖动，仿佛有什么神秘的力量在操控着。
后来我上了物理课后才知道，这是地表温度极高，水分蒸发形成的景象。
每到暑天，我总是想去“暑适”村，在我觉得，那里既然叫“暑适”，顾名思义，在暑天肯定十分的凉快舒适。
可是，暑适村离我们阳和村有好几里地呢，我的小短腿可跑不过去。更何况，母亲和外婆也不会让我去。外婆可以不用理会，她捣着小脚是不可能撵上我的，可母亲用白杨树条抽我光屁股蛋可不是闹着玩的。
因此，小时候一直没有去过暑适村，总觉得那里是个神秘凉快的好地方。
后来等我长大去了暑适村后，却发现那里一点都不神秘也不舒适，而且比阳和还热。
腾格里沙漠里，到处都是小贝壳和小螺壳，证明这里曾经是一片汪洋大海。
我们把贝壳用草茎穿了挂在身上，叮当作响，仿佛将军的铁甲。不过，我们也不能只顾着玩，还得时刻紧盯着牲口的屁股。如果谁家的牲口开始拉粪，我们顿时像听到进攻号角的勇士，提起芨芨筐一拥而上，争抢着热腾腾的粪便。没有谁觉得脏，在我们眼里，牲口的粪便可是极为重要的战利品。天黑回到家，倘若粪筐没有拾满，做饭的母亲拿起烧火棍劈头就是一顿暴揍。牲口的粪便，是冬天烧炕的重要燃料之一。
秋天，大人们套起了车，准备好几天的口粮，进入了腾格里沙漠的深处铲草。
一些地势低的沙窝里，长满了一人多高的芦草。阳和村的人把芦草割回去晒干，就是冬天牲口最爱吃的草料。漫长的严冬，只让牲口吃“蓊子”（小麦脱粒时产生的细碎草料）可不行。
铲草的活动一去要好几天，大家就都带了口粮。最常见的是“西瓜泡馍”。
阳和村几乎每家的街门道里，都吊着一个用葵花杆子做的“馍架”。蒸好的馍馍放在馍架上，几天就被腾格里干热的风吹得酥脆，没有一点水分。酥脆的干馍一泡进“瓜碗”里，就像海绵一样，吸足了西瓜的甜汁，美味无比，既充饥又解暑。
也有人家带了面粉的，放在盆里和成拉条子，煮在篝火上的铁锅里，做成极粗极筋道的“驴肚带面”。驴肚带，是驴拉车的时候肚子底下的一条粗皮绳。
不想吃“驴肚带面”的人，就把面团用手压成薄薄的圆坨，煮在铁锅里做成“坨坨子”，有些类似于古人的“汤饼”。
吃过了饭，根本不用水洗碗，操起一把沙子放进碗里，撺几下，碗就明光锃亮了。这可不是为了节约水。那时节，长满芦草的沙窝里，用手往下刨半米深就有水渗出来，水质甘甜，比村里水井的水好喝多了！
秋天的腾格里沙漠，简直就是聚宝盆。锁阳，苁蓉，黄蒿籽，茅条籽……采摘了都可以卖钱。“酸胖”捋来晒干，冬日里熬了喝，酸酸甜甜的还能祛风解表治感冒。还有美味的沙葱和沙米。就连芨芨、红柳，都可以编织篮筐或做扫帚。
入冬后，阳和村家家户户的烟囱里，都冒出了带着驴粪味的烟。晒干的驴粪烧着火炕，整个屋子都暖洋洋的。村小学的教室里没有火炕，冷得就像冰窖。大人们又套起了车，进腾格里沙漠里拾柴。倒伏不朽的胡杨，歪脖子的干枯沙枣树，还有越割长得越旺的红柳、芨芨。
每个家长都要往村小学交一定量的柴，就码在没有顶的夯土柴房里。每天上学，值日生就去柴房里领了柴，劈成短截抱到教室，放进柴炉子里烧。教室里就渐渐暖和起来。
在沙漠里拾柴的时候，大人们遇到被风吹卷在一起的蓬草，就集中在一起点燃取暖。蓬草烧完后，再浇上水，就会结晶出“蓬灰”。用蓬灰水和面，面条色泽金黄，筋道美味，成为极具特色的“民勤碱面”。
母亲每次用蓬灰水做碱面，哥哥和我都吃得直不起腰来。
王维有诗“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诗里的征蓬，就是腾格里沙漠里随处可见的蓬草。
俗话说，靠山吃山，阳和村靠沙吃沙。
腾格里沙漠在别人看来是荒凉之地，可在我们看来，她就像是一位无所不能的母亲，我们缺什么，只管去找她要，她总会想办法满足我们的要求。
不过，我们也不能太贪心。
一段时期，为了多收麦子，腾格里沙漠边缘就打了很多眼机井，没有节制地浇水，导致水位急剧下降，沙漠就像奶水枯竭的母亲，好多东西都消失了，就连一向水波粼粼的青土湖都干涸了。阳和村的好多人只好背井离乡，去了外地谋生。
阳和村的阳光虽然很阳和，可有人的地方总会有纷争。娃娃们还曾传唱过一个自创的歌谣：
“一队的瓜，二队偷，三队的胡萝卜四队挖……”
我们二队不怎么种瓜，隔着水渠的一队却有很多瓜地，而且就在路边，所以，经常被我们二队的娃娃们偷。
一到秋夜，我们便出动。瓜棚里看瓜老汉早睡熟了，鼾声“呼噜呼噜”地响。
我们鱼贯而入，像一群老鼠溜进瓜地，借着微弱的月光揪了瓜抱起来就没命地跑。看瓜老汉猛地惊醒，跑出瓜棚大骂。可我们早就跑进了水渠。水渠里是厚厚的细沙，还留着白天太阳的温度和气味。
用力地拿手拍，西瓜就裂成两半，我们便着急地啃了起来，吃了好几口才发现瓜还没有熟，有一种生葫芦的味道。可偷都偷来了，即便生瓜，也要把它吃完，这可是来之不易的“战利品”！
实在吃不完的瓜，就在渠底的细沙里刨个坑埋起来，等第二天挨完打了再来吃。
看瓜老汉其实早就看到了我们，第二天就会找上门来。我们被大人用树条抽屁股揍一顿是难免的。其实，天黑的时候才吃了母亲做的“甜中面”（一种没有任何菜的白水汤面条）。之所以偷瓜，或许是为了享受那份口感刺激和获得感。一队和二队，就经常因为我们娃娃们偷瓜的事情，闹闹哄哄的。
即便我们二队内部，也不那么祥和，左邻右舍，常常会因为一些小事吵得不可开交。
有一次，对门的彭姐和我母亲因为一件小事吵得“惊天地泣鬼神”，可没过两天，彭姐就提了一筐沙葱给母亲送来，两个人马上就又亲亲热热地拉着手说话了。
乡里乡亲，远亲不如近邻，吵过也就吵过了。
一队二队虽然经常吵吵闹闹，可冬天过年的时候，我们这些孩子都穿了新衣服，去一队里给长辈拜年，因为，一队和二队的人大多都姓王，据说是宗亲。
拜年的时候，即便是看瓜老汉，也会笑眯眯地捧出油馃子和糖让我们吃，似乎忘记了我们偷瓜的事情，一派祥和。
三
阳和小学就在大队部的旁边，是村里最“阔”的建筑。
我还没有上学的时候，就跟着外公去看他们修学校的围墙。
村里的大人们把松木椽子和木板绑在一起，做成“版”，然后在里面填上富有粘性的黄土，再拿“石夯”夯筑。
“夯哎！夯哎！”
他们喊着号子，一起抬起巨大而沉重的石夯，一下一下地砸着黄土，墙越筑越高。
虽然是春寒料峭，可他们都脱去了上衣，古铜色的身上汗水滴落，筑进了黄土墙里。后来我学“傅说举于版筑之间”的时候，不禁想起了村里的大人为我们修筑学校围墙的情景。
阳和村的大人们，大多都是“睁眼瞎”，所以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念书，改变命运。尽管阳和村是腾格里沙漠边的偏远乡村，可从名字里就能看到，它是个有文化的地方。
我的太爷爷是方圆百里惟一的秀才。
据说，他曾经在红崖山的一处上古石刻边研究上面的崖刻文字，所以被称为“红崖秀才”。他还当过县里管水的官吏。在水比油金贵的腾格里沙漠，管水的官吏是极为重要的，所以，我爷爷被誉为“三渠名望”，记录在我们家的家谱里。
所谓“三渠”，是指我们县境内灌溉农田最重要的三条渠：西渠，中渠，东渠。县里几十万人口，全赖三渠滋养。“三渠名望”，自然是很高的称誉。
爷爷生逢民国乱世，没有功名可考，就做了“骆驼客”，领着驼队穿越往来于腾格里沙漠，创立了有名的“永盛合”商号。
做驼商也得有文化才行，不然，连账本都看不懂。父亲说，爷爷是个嗜书如命的人，晚年为躲避战乱，变卖商号，隐居在阳和村，成天拿着书看，吃饭都叫不应。奶奶就把他的书藏起来，害怕爷爷看魔怔了。
父亲八岁的时候，爷爷就去世了，家道中落，父亲就没有念书，成了“睁眼瞎”。父亲说，他曾经参加过干部选拔考试，却连题目都看不懂，交了白卷。但凡上个高小，他肯定也能当个大干部。所以，父亲的理想就是让我们兄弟俩能读书识字，不要像他一样。
村里的大孩子们一上学，庄子里就空荡荡地没有了生气，我好像被世界遗弃的孤儿。我偷偷跑到学校大门口，羡慕地听大孩子们在教室里朗读课文，唱歌，嬉闹。下课后，他们就在院子里“抗咚咚”，打沙包，吃子儿。
学校里的老师们都穿戴得整整齐齐，说话文质彬彬，和村子里的大人们完全不一样。对于我来说，学校就是最神圣有趣的地方。
因着我的强烈恳求，老师破格让刚刚六岁的我跟着大孩子们一起上学。
春日，我们背着母亲们用碎花布拼出的五颜六色的书包，吹着用杨树枝扭的“咪咪”，成伙结队地去学校。
我哥的书包是大姑妈给他做的，用了一整块蓝色的条绒布，上面还绣了红色的五角星。这在上世纪八零年代的阳和村，可是最拉风的书包。我们的衣襟纽扣或者裤带上，都吊着一把折叠小刀，是用来削铅笔的。不过，我们经常用它削树枝扭“咪咪”，切偷来的瓜果，雕刻橡皮。
阳和村的孩子把钢笔叫“水笔”，那可是上了初中才配有的高级货。即便是大人，谁要是有了钢笔，就端端正正地插在胸口的衣兜里，表示他是个“文化人”。
如果再能戴个眼镜，那简直就可以算是大学者了。就连阳和村小学的校长，也只插着钢笔，没有戴眼镜。
校园里打扫得干干净净，课桌虽然被“前辈们”刻满了乱七八糟的字和图案，但却摆得整整齐齐，学校毕竟是有纪律约束的地方。
我们这些在腾格里沙漠里疯跑大的孩子，就像一群没有笼头的小马驹，陡然被关在了一张张的课桌后面。
我们在学校里被教会的不只是课本上的“大小多少，土木山石”，还有做人的规矩。
最为开心的是，快乐的六一儿童节就要到了。
刚过了五一，我们就开始排练节目，准备去镇上集体汇演。要求必须穿蓝色的裤子和白色的上衣。母亲们都着了急，抓紧筹办我们的“行头”。
上衣好办，大不了熬夜织布，缝一件“汗褂子”就行。尽管织的土布不够白，但也可以将就。蓝裤子可就麻烦了，镇上的供销社门市部里，蓝布可不便宜。于是，母亲们就买来了染色的染料，把白布染成蓝布，给我们做裤子。染色有深浅，我们的蓝裤子也就蓝得参差不齐。这且罢了，要是遇到下雨可就糟了。蓝裤子遇雨会渗出蓝水，把塞在裤腰里的白上衣也染蓝了。好在大多时候的六一儿童节，老天爷似乎都很给面子，不大下雨。
我们低年级的孩子就像不受管束的羊群，不能表演复杂的节目，只能组成花束队。母亲折一根分叉很多的树枝，用绿色的皱纹纸裹缠住树枝，用五颜六色的皱纹纸做成纸花，再用面粉打成“浆子”，把纸花粘在树枝上面，花束就做好了。
高年级的同学，就要排练复杂有趣的节目了，这让我们羡慕不已。我三爹家的芳姐五年级，排练的节目是“大刀舞”。
三爹用木板削出一把大刀，然后贴上烟盒里的锡纸，大刀就变得银光闪闪，熠熠生辉。三妈再把一块红绸栓在刀把上，那叫一个漂亮！
芳姐和一帮女同学跟着老师挥舞着漂亮的大刀，有板有眼，虎虎生威，煞是好看。
终于到了六一儿童节，所有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徒步十五里路，去镇上参加汇演。太阳晒得我们又黑又亮，汗水和油仿佛一起从额头上流下来。不过，我们都很兴奋，一点也不觉得累。
节目表演开始了，我们用力地挥舞花束，扯开了喉咙，齐声高呼着事前练好的口号。“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汇演结束，老师打来一桶井水，用陶瓷缸子舀了让我们喝。冰凉的井水，从喉咙一直冰到心里，每个毛孔都凉爽无比！
来时精力旺盛，热情高涨，回去的时候，我们却累得像残兵败将，溃不成军。好不容易到了村口，就都扑进了早等着的母亲怀里。
我们兴奋地给母亲讲述着一路的辛苦和表演的情况，如同凯旋的士兵。
母亲们听着孩子们的诉说，看着孩子疲累的神情，赶紧地做碱面犒劳。
就在那一年立秋时候，母亲得了肺结核，去县城住院治病，我被寄养在了外婆家，跟着两个表姐一起上学。
上学路上，会路过很大一片苜蓿地。紫色的苜蓿花地里，有很多漂亮的蝴蝶。顽皮的我脱下汗褂子，猛地扑住花上的蝴蝶，然后小心翼翼地卷起衣服，抓了蝴蝶和表姐玩。蝴蝶翅膀上五颜六色的细粉，就抹在了我们的手上和脸上。
苜蓿地边有一家人，不知道为什么花钱请来了电影放映队，学校联系了一下，想让孩子们也去看一场电影。那家人愉快地答应。但是每个学生要收两分钱，是给放电影人的酬劳。
上学的时候，外婆把两分钱缝在了我的衣襟里，千叮咛万嘱咐，生怕我给弄丢了。当时的两分钱，在大队的小卖部里，是能买一大把缝衣针的。
电影是国外的，好像叫“动物历险记”，说的是飞机失事，一群人流落荒岛遇到很多野生动物，最后脱险离开的故事。具体剧情已经记不得了，我只记得电影里许多稀奇古怪的动物。一个人坐在石头上，石头却忽然动了，原来那是一只巨大的鳄鱼。一个人在上厕所，老虎却包围了他。还有黑猩猩，大象，蛇……
好多孩子都是第一次看电影。第一次在电影上看到了飞机和大海，看到高鼻子外国人，看到腾格里沙漠边没有的稀奇古怪的动物。那种震撼，简直无法形容！
世界居然这么大，居然有这么多有趣的事物，长大了，我们一定要出去看看！
秋去冬来，上学就变得艰难起来。
腾格里沙漠的冬天极为寒冷，我即便穿了母亲做的棉鞋，又在里面塞了羊毛，还戴上了棉手套，可手脚还是被冻肿生疮流脓了。从家到学校，虽然只有三四里路，我却一瘸一拐地要走好久。母亲每天给我用热水洗脚，让我请假在家休息。
可我在热炕上呆了一天就呆不住了。
父亲和哥哥都在城里，家里只有母亲在缝纫机上缝制过年的衣服，我简直都要闷死了。学校里有老师，有同学，还有不能落下的功课。更何况，冻肿的手脚在热炕被窝里变得奇痒难耐，却又不能抠挠，那滋味，还不如继续冻着呢！
第二天，我坚持要去上学，母亲拗不过我，只好把一个大搪瓷缸子上穿了铁丝，做成一个简单的手炉，里面放上了炭火，让我提着取暖。
我和三爹家的小哥一起上学，每遇到干枯的芨芨墩或者蓬草，他就用火柴点燃，让我烤一下手脚再继续往前走。
我从小体弱多病，干活打架都不行，惟有学习考试每次双百，这是我惟一可以显摆的，所以，我坚决不能落下功课。老师们也都很喜欢我，因为我不仅成绩好，还不打架闹事。
一年级的班主任姓刘，很严厉。有次我被评为“优秀少先队员”，得了一个塑料皮的小笔记本，就四处吹嘘，却被刘老师在课堂上叫起来，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说我骄傲自满，还说要没收我的奖状和笔记本。
我吸着鼻涕，无地自容，真恨不得有个地缝让我赶紧钻进去。奖状也就罢了，那个笔记本上已经被我画了很多乱七八糟的大头娃娃，要是被刘老师没收回去看到，可就全完了！
幸好，刘老师批评完后好像就忘了，没有再提没收笔记本和奖状的事情。
自那次以后，我学会了谦虚恭和，不敢再骄傲。
二年级的班主任姓李，是个秃顶的老头，戴着铜腿的石头墨镜，一副老学究的样子，念课文的时候，总是抑扬顿挫，很有味道。
李老师拉得一手好二胡，又会唱戏，除了语文还教我们音乐课，不过，他不会唱音乐课本上的歌，只会教我们唱“小红花，爱太阳，小朋友们热爱共产党。”
三年级的杨老师，会识谱，他穿着整洁的中山装，胸口的口袋里插着闪闪亮的钢笔，站在讲台上，打着拍子教我们唱音乐课本上的“太阳出来喽喂，喜洋洋喽哟喂...”
杨老师的兄弟，后来又是我在县城上初中时候的体育老师，他虽然个子不高，一跃而起却能攀住房檐爬上房顶，简直就和飞檐走壁的大侠差不多。
三年级的时候，父亲就给我转学去了县城读书，我们一家就住在父亲不足二十平米的宿舍里。父亲虽然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厨师，却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学习条件。
阳和村里的其他人家也都一样，十分注重孩子的学习，父母都盼着孩子能靠着学习改变命运，走出腾格里沙漠，去不缺水的大城市生活。他们都想尽千方百计，把孩子转到城里去上学，阳和村小学的人就越来越少了。
后来，阳和村小学停办了，村里的孩子只能去镇上的小学上学。表哥的儿子才六七岁，就要背着铺盖卷，去十五里外的镇上住校，可他却把自己的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不慌不忙，实在令人感叹。
不过，镇子上的小学条件和师资力量都很好。只要能让孩子们接受到更好的教育，受点苦又算什么呢？
我十岁的时候就离开了家乡。成年后，只有在上坟祭祖，或者参加亲戚孩子的升学宴时，才回一趟老家。
家乡阳和，早已翻天覆地，大变了模样。柏油马路直接修到了家门口，没有了以前半尺深的溏土。
阳和村里，当真是一派阳和。
路边的庄稼地里，是成片的向日葵，据说每年都能卖好多钱，比当年种西瓜可强多了。大家都在新的居民点盖了新房子，水龙头连通到了每家每户，大姑娘小媳妇再也不用担着扁担去水井里挑水。南墙根里也早没有了晒太阳捉虱子的老汉。老人们都在用手机直播唱传统小曲，好多都成了网红，颇有“鼓腹而歌”的盛世气象。
我太爷爷的坟就在沙漠边上。前几年回阳和村上坟的时候，发现腾格里沙漠边拉上了铁丝网保护起来，不许人和牲畜随便进入。沙地里的蓬草有齐膝高，茂密的沙枣树上全是鸟窝。红柳、芨芨墩边有巨大的洞，不知道是刺猬还是兔子的家。沙地上草木繁盛连片，生态环境有了极大改观。
上完坟，我带着女儿赤脚爬进了腾格里沙漠，她马上就被浩瀚的沙海惊呆了，兴奋地翻找着美丽的贝壳。
我抓起一把沙子闻了闻，依旧是阳光和暖的味道。腾格里沙漠，在我的生命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现在的阳和小学，已经成了村委会所在地，翻修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一副新农村欣欣向荣的气象。有一次我去办事的时候，费了好大的劲，才找到了刘老师批评了我的那间教室。从阳和村里走出去的孩子，应该都和我一样，怀念曾经那个条件艰苦却充满希望的阳和小学吧？
阳和村的环境虽然相对艰苦，可这里的人们，却像向日葵一样，一直在追逐着阳光，向阳生长。
每当在城市里忙累到喘不过气来的时候，我总会回到腾格里沙漠，静静地躺在沙丘上，一如出生时躺在沙炕上一般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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