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的那些记忆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醒了整个中华大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故乡的人也慢慢富起来了。我渐渐长大，父母却日渐衰老了。家里没有好劳力，我又常年在外面上学，光景每况愈下。好几次我都要辍学回家，却被父亲断然拒绝。我和父母就这样熬着，一连熬过了七个年头，一直到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
日子再苦，年还是要过的。好在一家只有三个人，过年倒也没缺过什么。这七年的腊月，我除了在家里帮年迈的父母办年茶饭外，就是上山替父亲砍柴。照样是杀猪、做豆腐、压粉条子......然后我便拿上斧头和皮绳上山去。一天砍四背沙棘柴，在硷畔上整整齐齐地垛起来。年关越来越近，柴火垛子越来越高。村里人都在赞叹我这个读书人能下得了这个苦。这个时候，父母便骄傲而满意地笑着搭话。闲暇之余，我也不出门去，喜欢躺在家里的铺盖上，懒懒地看书。村里凡是有藏书的人家我几乎都借遍了。我在炕上看书，父亲在我身边抽旱烟，母亲在屋子里来回忙活。日子就这样安安静静地从指缝间溜走。腊月二十五一过，父亲便不让我出去砍柴了，让我背上挎包和他到七里外的大队去赶集。父亲背着手走在前面，我默默跟在身后回答着他时不时的问话。父亲还是像往年一样给我买一大墩大炮和两挂鞭炮，另外又加了两个二踢脚，然后再称上几斤花生和枣什么的。卖货的喜欢打趣他没牙咬不动这些东西，他总是微笑着说：“我还有个吃东西的大娃娃呢！”最后，父亲总忘不了买一本新版的农历，再买一瓶墨汁和一支毛笔。爷爷不在世了，写对联的重任便落在我肩上了。回到家里，父亲细细地数过家里的门窗，然后把对联都裁好，给我摆好桌子，伺候我写字。他老人家有一句口头禅，我一连听了好多年：“别小看写对子，我小时候，十里八乡的人赶上毛驴请先生写呢。如今，咱家有你这个先生了。”一句话说完，他先笑起来，我也跟着笑。一幅幅对联便在温馨的氛围中写好了。村里照例还会有人来找我写对联，但家家有了识字人，加之我的毛笔字远远没有爷爷写得那么好，门庭若市的热闹场面再没出现过。但我没有失落过，父亲也没有。我和父亲早早便会把对联一丝不苟地贴上门窗，母亲也不失时机地给新糊的窗纸贴上窗花。阳光照在窗户上，屋子便显得格外地亮。我和父亲便盘腿坐在炕上玩牌闷胡（陕北一种纸牌游戏）。一玩就是一个上午或者下午。期间也有一些人来串门，经常会羡慕我们父子的快乐。
大年三十又如约而至了。吃饭——上坟——打扫卫生——吃猪排——守夜，一切都按部就班进行着。母亲总是把家里最好吃的东西都拿出来摆在炕上，一遍遍督促我吃。我把枣核去掉，把果肉喂进父母的嘴里。母亲把猪蹄丫子用菜刀割开，蘸上蒜递给我。我把煮绵了的皮喂给父母吃，然后有滋有味地啃着每一根筋。我拿着鞭炮出去放，父母便认真地坐在家里听响声。只要能让我开心高兴，不管我做什么他们都感觉很有意思。第一次放二踢脚，不敢拿在手里，便平放在猪圈的墙头上，不想放反了方向。第一声响的时候，二踢脚竟然朝着家的方向飞过去了，一声巨大的响声，新糊的窗户纸被震坏了半边。我惶恐地站在地下看着窗户，父母走出来也看着窗户。父亲笑着骂我“给老子找麻烦”，母亲笑着说“火烧财门开，斗大元宝滚进来”。母亲把另一个二踢脚递给我，父亲陪我一起出去。这一次端天放置，没出现意外。二踢脚飞得很高很高，声音很响很响。大年初一太阳下来后，我站在梯子上糊窗子，父亲在梯子下递纸张。母亲又在精心挑拣着窗花。硷畔上经过的庄邻们大声地调侃我，我在屋里大声地招呼他们。父母的慈祥，我的感恩，让这个年三十过得别有意义。父母尽管穷，但是因为有我他们感觉富足。我很平凡，但是因为有了父母的呵护，我没在意过穷日子，也没怕过穷。可生活毕竟是生活，一些难题不得不去面对。年后的每一个夜晚入睡后，我和父母常常彻夜难眠。父母在熬煎我的学费，我在伤感着父母的老迈和不易。父亲出去借钱，我在家里等待开学的日子，母亲变着花样给我做好吃的。就这样，和父母相携而行，在清苦中熬过了七个年头，终于熬到了我的大学毕业。
1995年7月我工作了，有了自己的薪水，心里涌塞着不同于别人的激动，逢年底父亲再也不用愁着脸去和别人借钱了。刚开始参加工作时工资只有260元。我每月最多花60元，其他的都攒起来年终了拿回家去。原来过年是父亲给我零花钱，今年过年是我给父亲一大把的钱。父亲笑得合不拢嘴，把满把的一百元票子递给妈妈，妈妈眼里含着喜悦的泪花。钱被放起来了，他们舍不得花，留着给我娶婆姨用。过年的节奏和用度几乎和往年一样，但这一次过年的心情明显好过往年。父亲乐呵呵地东家门进西家门出，说话大笑的声音都明显有了底气。庄里人见到父亲也明显地多了几分尊重。父亲就这样快乐着，乐此不疲。母亲又在为我做各种我喜欢吃的食物。只要我在家，面前总要堆上一大堆，就好像我是出远门归来的贵客一样。母亲就这样忙忙碌碌，似乎永不疲倦。我知道父母的心思，也就坦然地享受着。记得有一次，我无意间在母亲跟前说起大学里的排骨特别香。母亲就追问那排骨怎么做。我只是吃过却没见别人做，就根据自己的想象对母亲说：“好像是把排骨粘上淀粉放在油锅里炸，然后再放在锅里炖吧。”说完这些后，我便没有太在意，出门去转了。下午回来看见母亲满头大汗唉声叹气。我问她怎么了，她什么也不说。见我追问的紧，她便从灶台上端出了半盆子我叫不出名字的食物。我问母亲这是什么，母亲讪讪地说那是排骨。我才注意到盆里是做熟的凝固了的洋芋淀粉，淀粉中间分明是排骨。我见母亲难过，就用筷子抄起一块排骨大吃起来，顺便赞叹这肉很有味道。母亲的眼里泛出了光泽，低下的头也抬了起来，一直盯着我把盆里的排骨全部吃完。母亲如释重负，其实我没吃出那天的排骨究竟是什么味道，只感觉我把母亲浓浓的爱一口口吞在口里，咽进肚里。父亲喜欢听书，喜欢听戏。这次回家我给父亲买了一个小录音机和几盘陕北说书的磁带带回家。每天吃过饭，父亲便会让我把录音机摁开，录音机的声音引来了村里的几位老人和孩子，父亲一边听着，一边给别人讲述着故事情节。别人也一边听着一边问着父亲。父亲俨然一个知前朝、懂古文的大学问家了。我能感受得到，父亲很享受这样的氛围。
又到了置办年货的时间，我和父亲又结伴到大队去赶集。这次和往年不同了，我背着上大学时用的大背包，父亲跟在我的身后。父亲见人就打招呼，笑着告诉他碰到的每一个人他去置办点年货。到了商店，我把背包的拉链拉开，然后让父亲报他要置办的年货的名字。父亲说买上一斤糖，我就说来上二斤。父亲说买上一双袜子，我就说拿上两双，就这样背包很快就鼓起来了。和父亲站在一起的老年人谁也没他置办的年货多。商店的主人让父亲付账，父亲笑着摆手：“今年我领了个出钱的，不用我开钱了。”父亲大声笑起来，跟前的人都附和着笑起来，我在父亲的眼睛里读出了满足和自豪。我又给爱抽烟的父亲买了两条卷烟、两条过滤嘴香烟，父亲就那样抱在怀里招摇过市。要买炮仗了，我买了各式各样的炮仗，还买了两串五千响的鞭炮，买了三大捆子的烟花。平时过日子很节省的父亲并没有怪我花钱太多，而是乐呵呵地替我收拾起来。又跟店主要了个尼龙袋子一股脑儿背在肩上。父子俩一前一后有说有笑地踏上了返程的路。
大年三十又不知不觉地到了，一切还是按往年的节奏进行着。吃过年夜饭，听了一会书，天便黑了下来。往年的这个时候，邻居家的炮仗声便会此起彼伏地响起来。我和父母坐在炕上听，母亲总会不无醋意地说：“那些人好像钱可多了，多得好像花不完了。”那时候我就在心里暗暗下决心，领了薪水的第一年，一定带着父母亲一起放一次烟花爆竹。五千响的鞭炮燃起来了，火苗在跳跃，声音在脆响，父亲和母亲脸上的笑容忽明忽暗，他们夸张地用手按住耳朵。鞭炮响了好长时间终于停了下来。父亲感叹着，用脚踢着炸碎的红色纸屑，直说现在的炮仗好，没有假的。开始放烟花了，一个个礼花弹第一次升上了我家的天空漫天绽开，父母亲惊叹着，指划着，一下子好像年轻了几十岁。邻居家的小孩也被吸引来了，父亲大声招呼着他们注意安全，不要被炸着。爆竹声声辞旧岁，红花点点映新春。这一次大年是我记事以来过得最奢侈的一年，它真真实实地在我的生活里诠释了苦尽甘来的滋味，让我对接下来的幸福日子更加珍惜，更加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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