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 仇

　　 复仇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二十三年了。一直身体健康，几乎从不生病的父亲，之所以刚进晚年，就匆匆离我们而去，则是源于1968年“1.16”事件所遭受的磨难。而他面对磨难的态度却使我终身受益。
　　这是下关文革中一次极其惨烈的武斗。由于一支以山东支边工人组成的“滇西挺进纵队”，要为一月五日苍山饭店武斗中惨死的五名支边工人报仇，“大联合”要为被“四二0”杀害的本派头头萧槐复仇，下关两大派八派“四二0”和炮派“大联合”之间的武斗演变成一场大屠杀，大灾难。三百多“四二0”群众被杀害，数千人被抓进临时监狱，惨遭迫害。（参看《“狱”中记实》）
　　我们全家在父亲所在的州商校被抓以后，由于我曾与“重犯”一起关押，遭受捆绑毒打，因此与家人分散，不知其下落，心中焦急万分。我不顾周身的疼痛，拼命查找，但却无能为力。直到第二天早晨，牢房人员调整，才见到了年幼的四弟小伟。他急忙挪到我身边，拿出一只手表，眼泪汪汪地告诉我，父亲被人从牢房里提走了，临走前偷偷把身上所有的钱、粮票和这只手表交给了他。看来父亲已经预感到情况不妙，作了最坏的准备。我的心情沉重到极点，父亲对党和人民极度忠诚，对工作极端负责，我清楚地记得，在州商业局工作的几年，他摆下饭碗，离开床铺，就去工作，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不知花费了多少时间和心血，终于多年的乱帐整理清楚。他多次得到表彰，他的会计水平和工作能力，在业界得到一致的公认。如果不是因为在抗日战争中，参加过国民党军队，他早成为领导干部了。他忠厚善良，文革中只是一个普通的群众，从未有过过激言行，更未伤害过任何人，难道也要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父亲是家中的顶梁柱，他用自己微薄的工资，养活了一家六口，失去父亲，我们将不知如何生活。
　　天已经黑了，父亲仍音信全无，我实在忍不住了，决定不顾一切，一定要找到他。这时，从半开的门，我突然看到一个全副武装，手执冲锋枪的人，正是我的初中同学马年安。我不顾守卫的阻拦，冲出门去，一把拉住他，急促地说：“老同学，赶紧，帮帮忙。”他听我说明情况后，毫不犹豫地，端起枪，带着我一间一间地查找。终于，在一个牢房的角落里找到了身负重伤的父亲。在马年安冲锋枪的威慑下，一路畅通无阻，我把父亲带回自己被关的地方。
　　父亲衣服上洒满了鲜血，头上裹着厚厚的绷带，有些血已经凝固了，有的仍有鲜血溢出。走路一瘸一拐，好象腿部也受了伤。坐下后他告诉我：早上他被州商校的炮派头头吴某拖了出去，骂他是国民党特务，不问青红皂白，照头上就是几下，立刻鲜血淋漓，昏倒在地，倒地后，腿上还被一个“滇挺”踢了一脚，也许是看到出血太多，怕出人命，也许是遇到某个好心人，才有人给他头上包了点纱布。
　　过了几天，母亲和弟弟被放出。父亲头上的伤势渐渐好转，但腿却越来越痛，甚至无法动弹了。解开一看，大腿上有一个深深的洞口，四周一片乌黑。原来，哪里是什么踢一脚，而是被带毒的刺刀刺中。实在太歹毒了，竟然下这样的狠手，真可谓灭绝人性。父亲与“滇挺”素不相识，这仇恨不知从何而来！说来说去，都是吴某干的“好事”，我暗下定决心，此仇不报，誓不为人。
　　我找到“监狱长”李某，要求给父亲治疗，对方置之不理。眼看父亲身体越来越差，但我自身难保，虽绞尽脑汁，却毫办法。这天，我中学的老师，“大联合”头头马才顺来监狱视察，我与他虽属两派，但在校时关系尚可。我向他谈了父亲的情况，他当即决定，将父亲放出。
　　母亲和年幼的弟弟来接父亲，父亲已无法走动了。他们费了好大的劲将父亲抬到街上，却再也无力送到家中。这时遇到了我的同校初三同学李克谦，他见状立即找来一辆手推车，和我母亲弟弟一起将父亲送回家中。母亲对李克谦感激万分，终身难忘。在临终前，她还特地要我和弟弟买上礼物，到李克谦家，再次表示感谢。在我们告知她，已完成她的嘱托之后，才安详地闭上了双眼。
　　父亲回到到家中，急需治疗，但当时全市医院均已关闭，无处寻医问药。幸而有人提醒母亲，找部队想想办法。在众人帮助下，父亲被送到下关师部医院。军医看到父亲伤势严重，且拖延多日，立即为父亲实施了手术。从大腿上挖出大块被毒坏的腐肉，从而使父亲转危为安，保住了性命。在整个手术过程中，父亲以坚强的毅力，忍受巨大的痛苦，不吭一声，也没有掉一滴泪。手术完成后，他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悲愤和委屈，放声嚎啕大哭。此后，行走如风的父亲变得一瘸一拐，昔日敏捷的思维逐渐迟钝。
　　血债要用血来还，罪恶应当受到惩罚。几个月以后，州市革委会成立，开始清算“1.16”事件的罪行。许多杀人凶手，打人者或被绳之以法，或被受害者及家属批斗、痛打。炮派头头，市革委会副主任马永泗，在街头被愤怒的“四二0”群众当场打死，我报仇雪恨的时候到了。由于刺伤父亲的“滇挺”分子已被解放军剿灭，指使并打伤父亲的吴某便成了我复仇的唯一对象。我找了几个人，准备好好教训吴某一顿，出出这口恶气。谁知此时，饱受磨难的父亲却坚决反对，他说：“大家都是革命群众，‘大联合’中也有好人，昨天他们打我们，今天我们报仇打他们，明天他们再复仇打我们，冤冤相报，何时是个头？”我根本听不进去，带人冲进吴家，知道他已被本校学生打伤住院，又赶到医院。只见吴某头部、手臂缠满纱布，气息奄奄地躺在病床上。体弱的妻子和幼小的孩子，可怜兮兮地守在床前。见我们进来，惊恐万分，知道来者不善，即将大祸临头。看着他目前的惨景，想想父亲的话，我紧攥的拳头松开了。以后，我在调查“1.16”事件的各类案件中，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与人为善，和为贵的原则，使我免遭了在当时复杂多变的政治斗争中，各种可能的厄运。
　　事实证明，父亲很有远见。几年以后，炮派翻身，当年整过他们的八派又倒霉了。批斗挨打不说，有的还进了监狱，丢了工作。我有几个同学，当时不过打了对方几拳，1977年参加高考时，虽然成绩优异，却因政审不过关而未被录取，葬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而我连最恨的吴某都未动过他一个指头，因此平安无事，顺利工作、入学。
　　那位帮助过我的同学马年安，“1.16”事件后，逃往缅甸，成为了缅共人民军的一个班长。回国后因参与武斗和其他问题，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但我仍对他心存感激，我们成为了朋友。可惜另一个帮助过我的马才顺老师，作为帮派头目被批斗后，回到老家昭通，失去联系。
　　父亲头部的伤势看似已经痊愈，其实埋下祸根。十几年以后，尚在工作的父亲突然昏迷不醒，经住院治疗抢救后脱险，此后精明干练，思路清晰的父亲变得行动不便，痴呆呐木，再过六年便以不到66岁的年华溘然离世。
　　那件洒满父亲鲜血的血衣，母亲费了很大力气，洗了好几遍，才将上面的血迹基本洗尽。后来这件血衣伴随我度过了三年的知青生活，至到父亲去世，才与父亲遗体一起火化，随风而去。
　　在父亲的葬礼上我这样说道：“父亲的一生没有显赫的业绩，没有高贵的地位，他是个普普通通的人。普通得就象海边的一粒沙子，那样的平凡，那样的不引人注目。但他勤奋工作，把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了党和人民。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深明大义，有宽广的胸怀。这些就是父亲人生旅程中一个个坚实的脚印，这就是他生命长河中一串串闪光的珍珠。”
　　 [ 本帖最后由 袁光熙 于 2011-1-4 11:07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