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乡情更怯

近乡情更怯
□ 林文华

像我这样少小离家的人，经常会遭遇里外不是人的窘境。在家乡人看来，我在城里安了家，算是城里人；但在城里人看来，我三天两头往老家跑，每年都回乡下过年，是地地道道的乡巴佬。
年前又回了一次老家。经过核桃坡，我指着坡下那一小块油绿的麦地，故做漫不经心地对儿子说：“这是你爷爷种的麦子，也是他专门给自己选的一块墓地。他百年之后我们就把他埋在旁边的坡上，我死了以后你也把我埋在这里吧！”儿子不做声，继续往前走。我带他去给他二姑漆墓碑。
早些年，核桃坡是生产队的经济林，也是我们儿时的乐园。坡上长满了青翠茂密的核桃树。春天发新叶，树下能闻到浓郁的芳香；夏天撑绿荫，老师带我们到树林里上珠算课；秋天结果子，我们在核桃树下捉迷藏，趁机偷青核桃吃。多少年过去了，核桃坡现在光秃秃的，伤痕一样矗立着十几座大大小小的坟堆，成了我们生产队的公共墓地（说“我们生产队”有点一相情愿）。这是一段向阳的土坡，风水绝佳，我愿死后在此陪伴双亲。如今在汉山陵园买一墓块地要5000多一平米，比活人住的房子还要贵。不只是钱的问题，这涉及叶落归根的夙愿，可将来的事谁说得准？父母百年之后，我在故乡的根也就断了。故乡还肯收留我这个在外漂泊的游子吗？儿子就更没戏了，他的根在城里。
八年前安葬二姐。我和姐夫一起找到当时的生产队长老弯，送了点小礼。老弯随手一指核桃坡最南边的一块胡豆地说：“就埋这吧。”胡豆地旁边住着刁老三。下葬那天，老三媳妇跟我们吵，不让二姐埋在那，说她害怕，甚至还去乡政府告状。官府来人一看，见埋的是骨灰盒，撂下一句“可以埋的”，就走了，老三媳妇气个半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老三几个月前也死了，就埋在他家屋后的麦地里，天天陪着他媳妇，不知道他媳妇怕不怕。老三比我还小两岁，是出门打工死在外面的。山体滑坡，人埋在里面，尸首没找到，捏了面人儿下葬。家里人都说这是报应，谁让他媳妇当年从中做梗。
我不这样看，老三是个老实人，比他哥哥老二德行好得多。
刁老二是我的小学同学，我们原来关系还可以，每次见面都是他主动招呼我。他逢人就说：“这是我们班里学习最好的一个。”可自从他有了钱以后，就开始装大了。我招呼他，他故意把脸别到一边去。我也是有尊严的人。村道上遇见了，我们就形同路人。老二早些年在城里卖羊肉串，后来开货运信息部发了财。所谓货运信息部，就是在环城路租个门面，安一部电话，到处联系货运信息，靠耍嘴皮子，把司机货主两头来吃。生产队里很多人都在做这一路生意，乡亲们把他们叫“撵汽车的人”。遇到他们家小孩，问他爸哪去了，孩子准会说：“撵汽车去了。”一个“撵”字道出了这路生意的特点，很有些死缠烂打、坑蒙拐骗的味道。说实话，我很瞧不起他们这些人。当然，他们更瞧不起我。有一次，刁老二当着好几个乡亲的面大声问我：“听说现在教师待遇好多了，你一个月能挣多少钱？”说这话的时候，他故意举起套在右手无名指上的一枚硕大的金箍子，朝上面哈气。我回他一句：“一分钱不挣行了吧！”转身就走。身后是小人得志的很嚣张的笑，笑声让我不寒而栗！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怯于回乡下，怕再次被羞辱，只是打电话问候两位老人。
故乡的风气早被刁老二之流搞坏了，他们衡量一个人的价值的唯一尺度就是钱。在这个尺度面前，我是个失败者，混得还不如做苦力的乡亲。但我不想申辩，也无力申辩。我总不能对那些半文盲的人说“我比你们有文化，文章写得比你们好”吧？在他们眼里文化没有用，文章不值钱。在他们的影响下，年轻人好逸恶劳，不好好读书，初中没上完了回到家里玩，稍大一点就跟他们的老子一起去城里撵汽车。挣到钱以后像他们的父辈一样玩女人，喝烂酒，打麻将，甚至抽大烟。
撵汽车做的是无本生意，的确很能挣钱。刁老二的月收入起码在8000以上。最勤奋的是邻居刘老大。据他自己说，生意最好的时候，一个月能挣18000元。刘老大会挣钱不会花钱，钱都让他老婆攒了起来，据说有好几百万了。刘老大也很傲慢，只是不及刁老二那样过分。我们之间的对话通常是这样开始的。刘老大貌似关切地问：“你还在那个学校吗？”言下之意是怎么不想办法挪个窝，比如去区政府，最好去国务院，那样我可以公车回乡，他见了我一定会十二万分的尊敬。我的回答只有一个“是”，接招乏力。他继续问：“听说你当主任了？”他故意刺激我，我不上他的当，就不卑不亢地回他：“你以为当个主任就很了不起吗？”可惜他不知趣，仍继续消遣我，还裹了貌似关切的外衣：“你比我还小，怎么头发都快掉光了？”我终于怒不可遏地吼道：“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你会说话嘛？”他也不说“对不起”，撂下一句“过来耍”，骑着摩托车进城去。
刁老二跟我比谁更有钱，我输了，输得很惨；刘老大不知出于什么目的，天天盼着我升官，我也让他失望了。在乡亲们眼里，我是个百无一用的人。这不是我的失败，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失败。在美国，据说一个知识分子的月工资是体力劳动者的五倍，但在中国却正好相反。我越来越怕回乡，怕遇见刁老二、刘老大那样的势力小人，怕遭到他们无休止的揶揄，怕丢了全中国知识分子的脸。我想不通，自己上过大学，在学校里也是个受人尊敬的教师，怎么一回到故乡就斯文扫地？！
想起了前几天看过的一篇小说《挣扎》，这会才深刻理解了主人公内心的痛。读到“我”终于由教师改行当了公务员的时候，我的内心一阵悲凉！“我”之所以改行，是迫不得已和自己的高中同学张啸较劲，向他发起反击，是为了让乡亲们也看得起。因为那时候张啸已经当了城建局长，经常开着公家的车衣锦还乡，前呼后拥。“我”后来也开着公家的车回到故乡，重新赢得了乡亲们的尊敬！小说是杜撰的，现在改行搞行政也很难，但我知道主人公和我一样，面对着的是一个非常鄙俗的故乡。
这些内心的挣扎我从没跟母亲说，但她老人家经常有意无意在我面前絮叨：“刁老二个驴日的不是个东西，大眉日眼的，有什么了不起。”我不敢搭腔。她又说：“刘老大买了个汽车，花了十几万哩。”这给我带来不小的压力。我大姐家买了，四姐家也买了，她们家的孩子开着车去看他们的外婆，让母亲何等风光。我想对母亲说：“全国人民都开私家车，是一种不道德的生活方式。”可母亲能懂吗？她老人家从没到我学校去过，也不知道我的职称，不知道我从教二十多年所赢得的荣誉。即使让她知道了，她能理解吗，难道要她在乡亲们面前宣传这些东西吗？别的母亲在她面前曾经这样夸耀自己的儿子：“我家小平又离婚了。”好在我的母亲还没糊涂到也劝我离婚。
我得承认，我和乡亲们之间，甚至和自己的母亲之间都有了隔膜，而且越来越深，深到像鸿沟一样不可逾越。故乡变了，变得让我越来越不认识了，她不再是我心中的曾经淳朴厚道的故乡。一如消失的童年的核桃林，一如《圣经》故事里的伊甸园，我的故乡正在不可救药的一天天离我远去。要是没有双亲这根线拽着，我这只风筝早已飘荡得无影无踪。至于叶落归根的想法，现在看来也太自做多情了。伟人曾言“埋骨何须桑梓地”，信然也！

2011年1月30日(279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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