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的遮蔽与突围 盛文强

散文的遮蔽与突围 ——山东省作协高研班发言 盛文强 散文是什么？按照通行的经典教材或词典的解释，散文是小说、戏剧、诗歌以外的文学作品，也就是说，散文概念的界定是建立在否定的基础上，暧昧不清的原初身份或许昭示了散文的坎坷命运。作为地方晚报的副刊编辑，我也接触了大量的作者来稿，无非是写父亲母亲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公公婆婆岳父岳母。当下散文给人的第一反应是门槛太低。公务员、家庭妇女、教师、学生、职员，他们都兴高采烈地来客串一回，还有网民们随手敲下的网络心情文字，都自我标榜为散文，它们以强大的合力谋杀了散文。如果你站出来说不是散文，马上会遭到强有力的反击：散文不是你们家的，散文不是你们的专利，你能写我为什么就不能写？在民主社会，我们不敢轻易否定任何一个人，可以说是喜忧参半，喜的是群众民主意识和权利的空前提高，忧的是价值标准的混乱，标准亟需重新建立。而眼下我们看到的是，普通群众对作品的判断标准丧失殆尽，在花花绿绿报纸和时尚刊物的助力下，在书商的叫卖下，普通读者甚至作者眼花缭乱，信，还是不信？电视上说的难道会错吗？报纸上白纸黑字，难道会错吗？现代传媒使种种不怀好意的遮蔽如虎添翼，这是老一辈作没有遇到的问题。

　　 一位民间画师，曾长期流落在民间，后来以擅长画领袖像著称一时，乃至受邀参加国庆观礼，他后来著文记录此事，并在结尾处感叹道：这真是文艺最繁荣的年代啊！而我们看到文中提到的时间是1970年，不禁会哑然失笑，那恰恰是文艺最凋敝的年代，十亿人民只有八个样板戏。一己的兴衰际遇，却足以遮蔽真像。当然，老画家的赞美是由衷的，历史局限性在他这里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我遇到他时，他把忠诚和感恩向我传递，在我们的时代，我们是否也有同样可笑的历史局限？它是什么？我们被经历的历史左右，或者受惠于历史，陷入时代的纠葛，被某种观念或情结左右。

　　一个人靠自己本身的智慧抵达真相是最难的。在散文的界定和具体实践上，我们受到多重遮蔽：比如教育的遮蔽、市场的遮蔽、地域的遮蔽。这其中，教育的遮蔽威力最为生猛，也造成了我们对散文的根深蒂固的误解。“形散神不散”的黄金定律，主题先行的作文教学，比喻排比拟人等黄金法则，框住了多少人。很多人在阅读纯文艺作品尤其是现代派作品时，普遍的一种说法是：“看不懂。”为什么看不懂？因为我们在按照教育的方式方法去总结文章的宏大意义，冠冕堂皇的中心思想。写景状物的，就是表达了作者对祖国壮丽河山的热爱，写古建筑的，就是表达了对古代劳动人民勤劳勇敢善良的优秀品质的赞美，找到这些宏大的主流意识形态，就算是读懂了，正经的艺术作品里，怎会有这些虚假的政治辞令呢？长久以来，我们习惯了主流意识形态，多年的训练已经形成条件反射，看到文章，我们的全部思维都飞奔向冠冕堂皇的宏大意义，这固然是一个公民的本分，却不是一个写作者应该做的。钟鸣的散文《旁观者》一百多万字，上中下三卷本，有人或许会说：这怎么能是散文呢？这又是教育的遮蔽在作怪。我们在教材上接触的散文多是短小精悍、千字左右的，除此之外，也有很多形态是合法的存在，但不为我们所知，故而它是被遮蔽的。我们不知道的，并非不存在的。有一次我谈到散文可以虚构，并因此和一位教育工作者产生了争论，按他的意思，散文必须写真情实感，这不是他的想法，还是教育在作怪。一些理念，和我们的思想总是不合拍，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其实我们的思维方式已经不是我们自己的了。打破这个瓶颈，不单靠智慧，也需要大量的阅读和训练。教育是整齐划一的活动，然而艺术的道理和科学的道理不一样。长乘以宽等于面积，我们掌握这条公式，就可以出去丈量土地，然而艺术的道理说出来却不是人人都能理解。于是教育在找一种易于操作的普及的方式，艺术学科亦复如是。习惯于听从说教的我们也开始对别人说教，我们自己在哪里？此外，市场的价值标准也在左右着我们的判断力。书店里摆在显眼位置的书，报纸上连篇累牍介绍的书，往往是需要警惕的书。作为写作者，不能把自己的阅读标准降到普通读者的层面，我们不但要做有难度的写作，还需要有难度的阅读。

　　在层层遮蔽下，我们如何阅读？教育部指定的所谓名著，还有市场上铺天盖地的通俗读物，这些书，课堂上老师在推荐，书店里被摆在显要位置，报纸、电视都在宣传，个体的判断力瞬间便灰飞烟灭。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别的途径吗？如何去寻找，成了一道尴尬的难题。缺少阅读，精神背景缺失，是难以弥补的创痛。社会对作家的要求往往是一种道德要求，而非审美要求。譬如要求作家成为时代代言人，成为大合唱的领唱者，这些都不是作家的职责。精神背景的建立，首先需要确立写作的主体意识，形成自觉的写作意识。我们常看到，很多写作者为报刊而写，报刊需要什么，他就写什么，系统内部有什么征文，他马上就写，说到底，这些都不是有主体意识的写作，写来写去丧失了自我。然后是写作的根性和谱系。一个人不能总靠才情写作。说到这里，我忽然有一个建议，在座的诸君，每人推荐几本对自己创作有过帮助的好书，写下书名、作者和推荐理由，大家汇总一下，就是一笔可贵的财富。

　　2008年底我开始长篇散文《半岛手记》的写作，以童年时期在胶东半岛的生活为基础，以迥然有异于体制散文的语言和方式，融合了神话传说、历史考据、风俗习惯，以及绵密的诗歌意象，把半岛人作为一个部族来写，他们长期在海洋的亚环境中，自有其相对独立的心灵史，与农业文明差异明显。当然也不乏“偏颇”的价值观。我甚至认为早年间的半岛生活，和我离开半岛以后的生活是一一映射的关系，看到渔民的上衣口袋里杂乱揣着火机、烟卷、海螺、竹梭，毫不相干的东西放在一起，就不难理解以后遇到的荒诞境遇和人生的悖谬，看到船老大都来请父亲入伙，只因为我们有一位祖先在传说中成了水神，他常搭救自家的子孙，船老大总是希望安全的，回忆到这里，就不难理解离开半岛以后所遇到的靠祖宗吃饭的普遍现象，“没有什么是可以惊愕的了”（胡塞尔语）。八十年代出生的人，面临着与父辈们不同的尴尬境遇，与人们印象中的叛逆、娇生惯养、不负责任相左，他们也有新的困境，譬如就业、房价等。《半岛手记》的写作，是把现实和历史的揭示化为结合着自我审视的反讽和见证的叙述，它不指向宏大叙事和公共语境，而是把时代的阵痛和悖谬化为深刻的个人经历，于是自然法则与秩序形成了一套自圆其说的环形结构，长久以来的体制蒙蔽在这里轰然塌陷。《半岛手记》是认识世界的个人谱系。

　　刚才说到，在《衣冠冢》里，我写到一个遇到海难的先祖，他在民间传说中变成了本地的水神。当我的船浮在海上时，总会感到他在水底仰头望着我的船，他的目光穿越了层层的鱼群，阳光照透水底，不时有鱼影在他脸上闪过。我心头一阵微温，从此再也不用看老天的脸色。在《李状元村》中写到几百年前的一个学童在海边吃了一只巨型的海螺，不料这是一只神螺，这个孩子从此聪明伶俐，过目不忘，并一举考上了状元。李状元进京后，他家祖宅忽然冒出了无数海螺，像毒蛇一样嘶嘶鸣叫，第二天海螺退去了，院子里的梧桐树却枯死了，一个月后，京城传来了李状元被贬岭南的消息。去我的老家，不会找到衣冠冢，也不会找到李状元村，这两个故事都是不存在的，它们所带来的愤怒和荒诞却是真实的。山东的作家道德感深重，总认为在散文中虚构就是有愧于良心，艺术的真实有别于生活的真实，这与道德无关。

　　 除了职业作家，写作者大致可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人以工作的身份介入到写作活动中来，时时不忘体制身份，充斥着大话空话，还有体制身份的洋洋自得，我们在观察问题的角度上，在对细节的把握和处理上，会不会受到工作环境的影响？会不会戴上一副职业的眼镜来看问题？我接触过几位教育工作者，喜欢把教育学生的方式拿到家庭里来，教育妻子，教育孩子，教育老人，结果适得其反，闹得家庭不睦，其实他也是入戏太深。写作有写作的规律，不能混为一谈。第二种人以一个优秀的写作者的身份，在体制内谋食，以他的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和语言上带来的优越感，在工作上与周围人高的关系极度紧张。工作之外找到支撑点。写作上的优越感不要带到工作上，这和工作当然也是两码事。写作者应该把自己分成两个人，我们需要有这种“分身法”，佩索阿、卡夫卡，都是使用“分身法”的高手。写一篇文章、发表一篇文章，在当下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没有必要自我膨胀。我在报社工作，我的工作貌似和写作有关，在外行人看来，都是字嘛，正如杜鹃和杜鹃，看似一回事，实际上一个是鸟，一个是花，完全不同的范畴，没有任何关系。同事们很少知道我写作，写作是卑微的事情，是个人的活动，不像唱歌跳舞一样可供现场观瞻，而且在这样的年代，暴露自己的写作者身份，有时不但不会有荣光，反倒会自取其辱。一个人拿着自己的作品到处炫耀，地方小报上发个豆腐块也要搞得近人皆知，那么，他所自我标榜的写作者身份是可疑的，是站不住脚的。

　　无可否认，我们所处的年代是最适合写作的年代，没有来自上层建筑的压力，却意外出现了更多的自我放弃。放弃写作的一个有力理由是时间。宣称时间不够用，还是因为不够热爱，热爱到了一定程度，连吃饭和睡觉都可以忘记。写作不得法，长久不得发表，这时写作容易沦为茶余饭后的消遣，坚持固然可贵，重要的是做有效的坚持。现在，剩下的唯一一个借口可能就是贫穷。常有人自称穷得吃不上饭，有老婆孩子需要挣钱养，这和写作有什么关系吗？人一写作就会变穷吗？写作和经济的虚妄的对立关系，是来自写作群体外部的一种强加的妖魔化，再者，一个作家难道只有吃着燕窝鱼翅，住着花园别墅才能写作吗？
（11月28日，根据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