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伤口

　　 两个伤口
　　
　　　　　　
　　1968年5月，下关“1.16”事件结束之后，我从避难的大理返回满目疮痍的下关。这时“滇挺”已被解放军剿灭，几个月前不可一世的炮派“大联合”气焰一落千丈，“1.16”事件中受害的八派“四二0”群众开始寻找遇难者的尸体，追查杀害自己亲人的凶手。
　　这天傍晚，一个同学匆匆找到我，说：“老袁，有个案子，请你帮我们审一下。”我问：“谁的案子？”“张建新。”听到这个名字，我惊呆了，昔日的往事，张建新的身影，立即展现在我的眼前。
　　六十年代的高中岁月比起现在为高考而拼命的高中生来说要轻松得多。每天下午两节课后，就是我们自由活动的时间。我常和同学们去打篮球，或到葱绿的石榴园中玩单双杠。在石榴园中我们常常遇到一个相貌英俊，身材健美的青年。他在杠上舒展的动作、优美的身姿、高超的技艺曾使我们惊叹不已。打听后，才知道他叫张建新，是高我们一级的学长。我们暗暗模仿他的动作，经过一段时间，居然学会了简单的几招。但他那些高难动作却怎么也学不会。至于惊险动作则连学都不敢学，更使我们增添了钦佩之情。难道这个风华正茂的青年，这位我所钦佩的人，也在“1.16”事件中遇难？
　　我急忙动身，边走边询问详情。这位同学告诉我：1月16日张建新从关外经黑龙桥逃往关迤，爬上豆糠坡，刚要拐进一条小巷，眼看就要进入安全地带时，被一颗罪恶的子弹从背后打中腰部，伤势严重。按他的要求，同伴把他送到他的女朋友——关迤城楼旁的张丽云（化名）家。可是第二天张建新却死在收容“四二0”伤员的临时医院里，而且身上有两处伤。张建新的家人一口咬定是张丽云家见张建新伤势严重，怕影响女儿终身，便将张建新杀害，再丢到临时医院去的。证据便是张建新新增的伤口。张丽云家自是坚决否认，并拿出张建新的遗书予以证明。双方争执不休，亲家变成了冤家。
　　我们匆忙赶到审问的地点——市自来水公司会议室。只见在灰暗的灯光下，十多个凶神恶煞的壮汉正在逼问一个五十多岁的干瘦老头。老头畏畏缩缩地站在中间，一脸的恐惧和无辜。显然，他就是张丽云的父亲。
　　干部调查中取得的成绩和几个案件的侦破，使我小有名气。见我到来，大家停了下来，目光注视到我的身上。我认真听取了情况介绍，询问了张丽云的父亲，感到事情十分蹊跷，绝不是随便审一下就能查清的。虽然我极想尽快替张建新找到杀害他的凶手，以告慰他的在天之灵，但象他们那样审法，拳棒威胁之下就想得出真相，不出冤案才怪呢？“1.16”事件已经使许多人无辜受害，在我手上绝不能再出现新的冤鬼！想到这里，便严肃地说：“建新是我的老朋友，这个案子我接了。在事情查清楚以前，任何人不得对张丽云家采取任何行动，否则，我立马走人，你们另请高明。”张建新的家人和朋友经过商议，答应了我的要求。
　　我接手此事后，到张丽云家向张丽云的父母详细询问了事情的经过。他们告诉我，张建新送到他家后，伤口疼得厉害，还几度昏迷。他们尽心照顾，张建新非常感激，还专门写下了遗书。但家中没有药品，根本无法救治，万般无奈之下，只得把他送到临时医院。至于张建新身上如何多出一个伤口，他们也是莫明其妙。他们的话合情合理，但两个伤口之谜却无从解释。我查看了张建新住过的房间，那是事发时外出的张丽云的闺房，虽然简陋，但却整洁，比老两口住的房间强多了，看来两位老人确实对张建新没有慢待。仔细勘查也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我索要张建新的遗书遗物，特别是受伤后换下的衣物，得知已全部被张建新的家人带走。我到张建新家，请张建新的父母认真辨认遗书，他们承认前半部分肯定是儿子的字迹。但后半部分，特别是“张叔叔、张妈妈对我很好，你们要好好报答他们”几句，字迹太过潦草，是否是张建新的亲笔，就说不清了。对此张丽云家的解释是：张建新写到遗嘱的后半部，伤口疼痛加剧，他痛得手发抖，所以写得比较乱，这也是说得通的。
　　可现在张建新的父母、弟弟一口咬定就是张丽云家害死了张建新，张丽云的父母则大呼冤枉，这事只有几个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知情，没有其他目击者，没有直接的物证，要查清绝非易事。搞不好我费了半天劲，落得个两边不讨好，里外不是人。
　　该怎么办呢？是知难而退，置身事外，还是迎难而上，彻底查清事情真相。想到这里，我和张建新的交往再次在脑海中浮现出来。
　　在石榴园的单双杠旁多次相逢以后，渐渐地大家熟悉起来，他常常给我们指点几句，讲讲动作要领，或做个示范，纠正我们的错误。这样，我的单杆技术有了较快提高。以至十几年以后，我在大学课间操时所作的一次单杠表演，竟赢得了全校同学热烈的掌声和惊叹声，使我成了全校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人物。
　　这天，我们在一起练了较长的时间。临别前，他告诉我，他马上就要毕业了，以后难得相见。我不在意地说：“没关系，只要有单双杠的地方，我就能找到你。”他笑了。我万万没有想到，这次见面竟是永别。几年以后，当我和他再次“相见”时，见到的却是他的遗物、遗书和一段扑朔迷离的案情。
　　往事的回忆坚定了我查清案情的决心。我决心倾注自己的全部精力，一查到底，既不冤枉一个无辜者，也决不放过任何一个凶手。
　　我再仔细用放大镜查看了遗嘱，发现虽然后面的文字较乱，但书写习惯是相同的，而且从墨迹看，是用同一支笔，在同一时间书写，由此认定遗嘱为真。于是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两个伤口。经多方努力，我找到了提供张建新到临时医院后有两个伤口的人。这是一位退休的小学教师，姓王，“1.16”时，她自愿到临时医院照顾伤员。她回顾说：1月16日深夜张丽云的父母把张建新送到医院，张建新当时已经昏迷，两位老人恳求医院收留并为张建新治伤。她一看，张建新曾在她任教的小学读过书，也算是自己的学生，于是她重新为张建新清洗包扎了伤口。张建新醒来，认出自己的老师，双方交谈起来。张建新叙述了受伤的经过和在张丽云家的情况，张建新还说：他身上有两处伤，一处在腰部，还有一处在胸部。王老师解开他的上衣一看，果然在胸部有一个很小的伤口。好象是用刀刺的，但刺得很浅，流血也不多。不久，张建新再次昏迷，以后就再没有醒过来。第二天，“大联合”占领关迤，冲进临时医院，枪杀了所有的伤员。
　　至此，可以肯定，张建新在临时医院时身上确有两处伤。问题是，这伤是怎样来的？我先怀疑是否在中枪的时候，子弹从体内穿过，而出现两个孔，但查看了他中弹时穿的衣服，只在腰部有弹孔，胸部没有弹孔。当时正值隆冬，天气很凉，不可能敞着胸怀。问了几个当时在场的人也证实，中弹前后他一直衣服紧裹。这样他第二个伤口是在张丽云家才出现的确定无疑。
　　腰部的枪伤已无可置疑，关键是胸部的刀伤是怎样来的。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是张丽云家的人干的。但这却有诸多疑点及不合情理之处。首先张丽云的家人无作案动机，杀死张建新对他们毫无益处。更何况，张建新是几个人送来的，人死在他家，将来如何交代。其次，张建新与张丽云是恋人关系，张建新受伤后主动要求到张丽云家，说明了他对张丽云及家人的信任，也说明了他们的亲密关系。他在张丽云家得到了应有的照顾，他亲笔书写的遗书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再者，张丽云家真要杀死他，这么可能不疼不痒，只在胸部浅浅地刺上一刀，然后在他活着的时候送到临时医院，再笨的凶手也不会这样干。最令人费解的是，如果是张丽云家行凶，张建新见到自己的老师，谈到了自己的伤势，为什么要为张丽云家隐瞒？如果他连张丽云家刺伤了他都不知道，他怎么能说出自己有两处伤口？
　　经过认真思索和分析，我找到了真正的“凶手”，就是大家都忽略的张建新本人。张建新是有自杀动机的。他明知伤势严重，在当时缺医少药的情况下，难有生还的希望，因此绝望而写下遗嘱。他疼痛难忍，想尽早结束生命，解除痛苦，也非常自然。由于伤重体衰，手足无力，或者自己对自己难于下手，或者害怕被人发现，只在胸部刺了浅浅的一刀，是合理的推测。由于他是脱掉外衣，躺在床上自杀的，因此外衣胸部没有弹孔和刀痕。因为是自己刺的，他当然知道身上有两处伤口。也正因为是自己刺的，他当然不可能向王老师说出伤口的来源。张建新自杀的推断能完满地解释所有的疑问。为了进一步证实我的推理，我再次来到张丽云家，在张建新睡过床的夹缝中找到了一把粘有血迹的削铅笔的小刀。张丽云的母亲说这把刀一直放在女儿床头柜的抽屉里，不知为什么后来就找不到了。这时任何一个头脑健全的人都能想象得出事情的真相。可惜当时我无法进行DNA检测和指纹鉴定，否则只要查出小刀上有张建新的血迹和指纹，就铁证如山，无可争辩了。
　　我把调查的经过和结论告诉了张建新的父母，他们沉默了。虽然我说的有道理，但他们内心却难以接受。我没有力争，我想时间会说明一切。
　　几个月以后，我当知青下到宾川农村，收到了张建新母亲托人送来的一包饼干。这表达了她的谢意，也表示他们终于认可了我的调查结论，我感到十分欣慰。我欣慰的不仅仅是查清了这一疑案，在清查“1.16”事件的过程中，一些受害群众及其家属对当时的施暴者和凶手进行了疯狂的报复。有的只根据一些无端猜测，便大打出手，刑讯逼供，使许多“大联合”的群众无辜受害。而我在所有经手的案件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深入调查研究，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因此未出现一例冤假错案。因此这包饼干，不仅在我生活最艰苦的时候，给了我物质上的帮助，更使我感到一种巨大的精神享受。
　　四十多年过去了，已经年过花甲的我，不可能在单杠上翻腾旋转了，但张建新当年在单双刚上那矫健的身影，飒爽的英姿还时时在我的眼前闪现。这样一位优秀的青年，原本应有自己美好的人生，给家人带来幸福，为国家做出相应的贡献。而现在，他只能和三百多个“四二0”的冤魂一起，静静地躺在苍山脚下，躺在一点红的山坡上。永远诉说着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和灾难深重的岁月。
　　　　
　　 [ 本帖最后由 袁光熙 于 2012-11-16 20:08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