牌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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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湘潭市既是伟人毛泽东的故里，可也是打麻将成风在地方，举凡工厂、农村、学校、机关、商店，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有人砌长城；麻将队伍之大，也是任何一支队伍所无法比拟的，无论是干部、教师，还是工人、农民，或者是商店老板，都是其中成员；年龄则是老少不拘，大至八九十岁的老头子、老太太，小至不到十岁的男孩、女娃。为了提高积极性，保持牌友的旺盛情绪，总要来点甜头，即所谓“意思，意思”。这“意思”可大可小，随行就市，最小者一手一元，放炮加番，至于有钱人玩麻将，规矩是多少，我是局外人，自然是不知个中内幕。不过听人说，公安局抓赌时，一个牌桌可以捞上几十万。虽说时下中国社会的诚信度很低，可到了牌桌上，不管是父子，还是兄弟、夫妻，倒是“麻将桌上人人平等”，输就是输，赢就是赢，该掏多少就是多少，那怕父亲输给了儿子，儿子也会毫不客气地把手伸得长长的，说：“爷老倌，对不起，请拿来。”做父亲的则是笑笑说：“狗娘养的，晚点就不行吗？”儿子接口说：“不行！等下一觉睡过去，明早醒过来，你说我记不清了，到时我找谁要去。”父亲听后，脸上一紧，极不情愿地从口袋里掏出钱，随手一扔，说：“去你妈的，给！”儿子笑一笑，然后将钱放进口袋里。

　　在湘潭市，好象麻将姓钱似的，玩麻将不沾钱，那简直是海外奇谈，有时某个爷们偶然兴发，说：“今天我们来个文明玩法，不管输赢，都无需意思。”话刚说完，其他牌友就会冷冷地说：“我们不是文明人，不晓得什么是文明玩法，对不起，你去找文明人玩去。”这位提议者听了这话脸上露出尴尬的神色，只得喃喃地说：“算我没说，还是按老法子玩吧。”牌友们一听，马上就喜笑颜开了，于是稀里哗啦地洗起牌来。
或许我对麻将声音有点过敏，一听洗麻将的声音就象受到电击似的，浑身不舒服，因此我虽也会打麻将，可我从来也不玩麻将，一听到麻将声，我就走得远远的。可我也有我的消遣之道，那就是打扑克牌。

　　　　　　　　　　　　　　　　　　　　一

　　我这个人说不上勤奋，但也决不懒惰，退休前一天工作十小时左右。我也有自己的劳逸之道，这就是该工作时拼命工作，该休息时就休息，可我又不喜欢户外活动，什么钓鱼、散步、爬山、打球，我都不喜欢，更不喜欢外出跳舞，这么一来我的娱乐空间就很低小了。怎么办呢？我总不可能一天二十四小时与书打交道吧，我总得设法给自己放松放松吧。记得老师专时，我那时还是个快乐的单身汉，在我的同事中也有几位情况相似，虽有妻子儿女，可因离得太远，周末时也得跟我一样敲着饭盆进食堂。于是大家商量着找乐子，欧阳老师说：“扑克牌很便宜，几毛钱一副，买几副来玩玩，那不就有事干了吗？”其他几位一听，把巴掌一拍，说：“好，就这么办！”从这以后，每逢星期六晚上，我们四位就点灯大战，一直干到有人打哈欠了才罢手。直到一位调往广州，一位调往萍乡，一位英年早逝，剩下我一个独守阵地，这乐子也就玩完了。为此，我还叹息、伤心了好一阵子。

　　以后师专升格为师院，分为南北两个校区。这时，我也已经做了丈夫和父亲，日子再也不象以前那么潇洒了，为了工作和生活，成天就象打仗似的。我和妻子生活在南校区，工作在北校区，每天来回奔波，总觉得累，一有时间就往床上一倒，蒙头大睡。好不容易熬到星期天，才能彻底放松放松。那时，师专的老院子不大，人与人之间低头不见抬头见，一个个都很熟悉。我先是当工会委员，后是当工会主席，中文系的老少爷们都喜欢到我家玩，其中有几位中国象棋爱好者，一有时间就要在我家杀上几盘。大家一边下棋，一边聊天，有时还喝上几杯小酒，也算得其乐也融融。可这样的好景也未能维持多久，九零年学校领导反复做工作，让我搬往北校区，我搁不开面子，只得答应。这么一来，把几位老棋友也扔在了南校区。

　　搬到北校区后，我的工作也更忙了，先是担任教工支部书记，接着又是总支副书记、系主任，而小孩也进入人生的冲剌阶段，先是考高中，后是考大学，我和妻子一点也不敢怠慢，想方设法要给她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这么一来，想玩也玩不成了。直到九八年下期，这种情况才得到彻底改变。

　　这时，小孩已经考上北京的一所大学，我也从中文系的岗位上退下来，并下决心再不兼行政，就这样我的身心得到彻底解放，再也没有什么可以搅乱我的生活了。
　　　　　　　　　　　　　　　　
　　　　　　　　　　　　　　　　　　二

　　闲者思乐，有了空闲时间，总得设法打发日子。正好我的一位姓陈的老同事因不准备申报正高职称，闲暇时间也多起来了，而他俩口子都是湘乡人，与我妻子是同乡，平日往来就多。现在境遇相似，都想让自己轻松轻松。恰巧他们这一对与我们俩个生活习性相类，都是不钓鱼、不跳舞、不打球、不爬山，唯一不同的，就是他们俩位喜欢散步，无论刮风下雨，还是寒天酷暑，从不间断。一次两家碰到一块，闲聊中说到如何找点乐子，打发时光，很快就说到打牌上了。两家一致说定，每逢星期五晚上两家集中到一起，玩玩扑克牌，并说好只是纯粹的娱乐，决不与金钱沾边，也不采取任何惩罚措施。

　　第一个星期五的晚上，他们俩口子如期而至，落座后简单地聊了几句，就摆开阵势干了起来。我们刚开始玩的是两副牌，打的是“２、７、鬼”固定主，八十分下桩，一百二十分的反光。两户人家同性配对，两男对两女，那边都不吃亏。

　　按中国人的传统本是来而不往非礼也，但因两家的生活习惯小有区别，他们家晚饭六点准时开餐，饭后散步成为日用功课，而我家因我懒散成习，晚饭又晚，还坚持每天要看新闻，所以星期五晚饭后还来不及挪窝，他们两位就上门了。久而久之，也就成了规律，总是他们两位服务上门，而我们则很少去他们家。只是有时我俩觉得不好意思了，认为有必要回访了，才特地早早地吃过晚饭，算着他俩散步该结束了，于是前去敲门，而他们往往是刚进家门。

　　我们两对老夫妻性格各有特点：他们老两口性格比较随和，而我们俩个则比较认真；陈老师打牌的作风犹如猛张飞，只管猛打猛冲，既不看别人出的牌，也不记已经出过的牌，时常出些差错，牌好时眉飞色舞，牌差时一声不吭；他妻子小蒋（因她年纪比我整整小五岁，我习惯喊她小蒋）则有点小诸葛的风范，打牌时异常沉静，牌好牌差都不露声色，赢了脸上笑一笑，输了轻轻地叹口气；我的性格则近于关羽，总以为自己牌技好，常摆出一副胜利者的姿态，用一种居高临下的样子看着场面，一旦发现我的搭挡出牌有错，就会出面指责、批评，甚至说他记性干什么用的、脑子是干什么用的；我妻子则有象马谡，看起来喜欢动脑筋，指指点点，可关键时候却难免出错。就因为这种性格差异，所以打牌的场面很有趣：常常是我与妻子讲得多，他们两位听得多；讲的情绪激动，听的无动于衷；赢了时，只见陈老师将袖口往上一捋，口里一哼：“怎么样！还是我们赢了吧。”而我妻子则是哈哈大笑。正因打牌各有风格，各有长短，所以胜负比率相当，几个小时下来，那一对也占不了多少便宜。有时我们也试着拆对，即进行交叉组合：我与小蒋一对，我妻子与陈老师一对，说是“男女搭配，干活不累”。但这种搭配胜负比就显出明显差异了，我与小蒋的胜率要高得多，而内人与陈老师就难免落于下风了。鉴于这种组合容易打破平衡，以后也就很少采用。

　　我们打了一个时期的“２、７、鬼”之后，觉得小牌（３、４、５、６、８、９）太多，玩多了乏味，于是又改打９、１０、勾、蛋、Ｋ，外加２与鬼为基本主，还是两副牌，不过感觉似乎要好一些，至少９、１０、勾、蛋、Ｋ的视觉形象要比那些小牌好多了，牌一上手，觉得都是好牌，心里舒服多了。后来我侄儿来看望我们，他在边上看我们玩扑克牌，看了一阵，他止不住说：“叔叔，陈伯伯，我教你们一种新玩法。拿四副牌，将３到９（５除外）的牌拿掉，一共是一百二十张牌，每人３９张牌，底牌四张，共计四百分，副家五十五分以下为光头，六十分保光，一百六十分下桩，二百四十分为反光，三百二十分为大反光。这幸许比你们现在的玩法有味道。”我们四个一听，觉得这是个新鲜玩法，肯定有味得多，于是立即响应，另外找来两副牌，将那些不要的牌清出来，然后将四副牌合在一块。虽然牌比原来打两副多了好几张，拿在手里有点沉甸甸的，可主的比例提高到三分之一，即使是副牌也好看多了，不是公主，就是皇后，一个个艳丽无比，自然可以提高兴味。

　　从这以后，我们两家就固定采用这种新玩法，别的同事和朋友来我们家串门，看我们玩牌，也觉得新鲜有趣，有时手痒了，也免不了上场试试。

　　　　　　　　　　　　　　　　　　　　　三

　　我们两家四口年龄相差七岁，陈老师居长，我次之，我妻子又次之，小蒋年龄最小。最先退休的是我妻子，接下来是陈老师，我与小蒋都是去年退休的。在我退休之前，两家走动虽多，但玩扑克牌一个星期只有一次，而且仅限于星期五的晚上，其他时间并不在内。我们都有一种自觉意识，即打牌不误工作，打牌不误正业，玩只是生活的一种调节，而不能玩物丧志。

　　同事和邻居们都知道我们两家的这一习惯，每逢星期五晚饭后，看到陈老师两口子往我们家走，就知道我们两家要在一起玩牌了，都免不了善意地开玩笑说：“你们两家又要开常委会了啊。”陈老师和小蒋则笑笑说：“是啊，到周末了，也该乐呵乐呵了。”

　　可没想到的是，自２００８年以来，我家或因横遭祸事而生活大变，或因去北京女儿家而人去楼空。这么一来，不仅弄得陈老师两口子不习惯，也让我们自己很不适应。

　　先是我妻子在２００８年春节冰灾中摔成髋骨骨折，在床上一趟就是半年，两家的常委会自然是开不成了。每当陈老师两口子来我们家看望妻子时，不仅我脸上露出无奈的神色，就连妻子也觉得打乱了两家的生活规律而感到难为情，常常脸上露出苦笑。他们两口子则总是安慰说：“好好养伤吧，快点好起来，到时我们再玩。”等我妻子能坐起来时，他们两口子就说：“魏老师，怎么样？为了给你解乏，我们就在床上摆开摊子，开一个临时常委会吧。”妻子笑一笑，表示接受，于是将床铺当桌子，相隔五个月后，又重开常委会。只是妻子坐不了多久，玩上个把小时就得休息，我们三个只好意兴正浓时收手。

　　２００８年９月，我家搬进新居，离陈老师家有了一段距离，来往不如原来方便了，加上他儿子在长沙成家立业，免不了要去长沙走走看看，因此尽管我妻子恢复得差不多了，可两家的来往却明显减少了。不过，只要他们在校，星期五晚上还是照常来我们家玩，几乎是风雪不误。 　　去年１１月，我和妻子应女儿之邀先去北京，后去欧洲旅游，回到北京后又呆了近三个月，生活规律完全不同于住在湘潭时，时间一长，难免想起科大的同事与朋友，尤其是陈老师两口子。到了今年三月，尽管女儿、女婿一再挽留，可我还是坚持要回湖南，终于在３月６日离开北京，回到阔别了四个多月的湘潭。

　　我和妻子到家的第一天晚上，陈老师两口子散步时看到我家窗户里透出灯光，立即想到应该是我们回来了，于是马上快步走到我们那一栋的楼道口，按响了电子门，我一拿起话筒，立马听到了陈老师那熟悉的声音。只听他高声地喊着：“郭老师，你们好，我们来看你们了。”我一听，心头一热，赶忙说：“俩位好，欢迎光临寒舍。”接着便是开门，找出两双棉拖鞋。刚过了一分钟，楼道里就响起了他俩熟悉的脚步声，还未进门，就听陈老师大声喊道：“终于把你们两位盼回来了，都快把我俩想疯了！”我和妻子赶忙迎上前，紧紧地拉住他们的手，说：“我们在外面也想你们呢。”

　　我们刚到家，本来要收拾一番，打扫一下卫生，可既然老牌友来了，总不能让他们空跑一趟吧。喝过茶，叙了一番话，我主动说：“今年第一次相见，让我们边玩边谈吧。”陈老师接口说：“正是，你们一走，我俩也没地方玩去，都快憋出病来了。”我说：“新年新气象，我们还是打新牌吧。”小蒋听了，笑着说：“好的，打新牌，换换手气，财是发不了了，但愿事事顺利。”说完，大家一起收拾桌子，然后开始了新一轮的大战。

　　打牌时，小蒋深有感慨，说：“你们不在学校，我俩不仅失去了牌友，也少了一个串门交谈的地方，生活也显得没滋没味。”妻子说：“我们离了你们俩，生活也象是缺了什么，乏味多了。”交谈时，小蒋又说：“我媳妇五月份就要生孩子了，到时想玩也没时间了。”

　　这天晚上，我和妻子脾气出奇的好，即使陈老师出错了牌，我也只是笑一笑，妻子也不再指指点点，似乎觉得相聚不易，都在下意识地营造一种和谐友好的气氛。

　　我们两家正在玩牌，内侄女突然造访，一见我们玩得兴致正浓，忍不住似笑非笑地说：“姑父，陈叔叔，象你们这样干玩，也不来点意思，太没味了，现在谁还这样玩。”我一听，有点不高兴，就冷冷地回应说：“你是老板，我们可不象你那样有钱，你们那种有意思的玩法我们玩不来。”她姑姑也没好气地说：“象你那样，一赢好几百，一输好几百，意思是够意思，玩的就是心跳；可我们老了，心脏功能不好，跳得太厉害难保不出问题。我们还只能玩这种不要意思的玩法。”内侄女见话不投机，只好悻悻地走了。

　　或许陈老师两口子意识到以后我们两家在一起打牌的日子会越来越少，因而特别珍惜在一起的时光，原来一个星期来我们家一次，现在两三天就来一次，甚至连续来，中间也不间断。本来我还要写点东西，手头实在放不下，可我理解他俩的心情，只要他们两位一敲门，我就放下手边的事情，立即笑脸相迎，陪他们玩到兴尽才罢手。

　　　　　　　　　　　　　　　　　四

　　我和妻子原以为可以在学校住上一段了，可刚过四十天，女儿就打来电话，说她已经怀孕，妊娠反应很厉害，呕得一塌糊涂。妻子视女儿为她的生命，平日里就象呵护婴儿似的，一听女儿这种情况，二话不说，立即请人买好去北京的火车票，第三天就去了北京。我因手头还有点东西未写完，就一个人留在了湘潭。
过了两天，大约晚上八点左右，我正在电脑前打东西，听见门响，开门一看，原来是陈老师两口子。他们进来后，左看看，右看看，觉得不大对头，就问：“魏老师呢？怎么只见你一个人在家啊？”我只好说：“对不起，因敏敏妊娠反应太厉害，老魏已去了北京，照顾敏敏去了。”他俩不约而同地“啊”了一声，说：“原来是这样。”过了一会，小蒋幽幽地说：“也不知魏老师什么时候回来，只怕我们的常委会开不成了。就算她过些日子可以回来，但我也要做奶奶了，只怕有玩的心思，没有玩的时间了。”我只好安慰她说：“日子还长着呢，在一起玩的机会有的是。”
　
　　在以后的四十多天里，他们有时也上门来坐坐，与我闲聊一番，虽然也想玩一玩，可因没有人愿意与我们这些老家伙玩这种不来点意思的玩法，“曲高和寡”，谁也不愿意来凑这个热闹，而我们这黄金“四人组合”因老魏不在，缺了一角，自然是玩不成了。

　　后来我一个人呆在湘潭，时间一长，也觉得孤独、寂寞，索兴也跑到北京去了。好在女儿妊娠反应已过，情况已经稳定下来，于是我和妻子又在七月十七日返回湘潭。陈老师两口子见我们回来，自然是喜出望外，立即跑来相见。

　　这时，陈老师的孙女已经一百天了，我和妻子想他们俩有了孙女，再要出门玩只怕是不容易了，出人意料的是他们俩还是隔三岔五地来我们家玩。妻子觉得有点奇怪，就试探着问道：“你俩出来了，你们媳妇一个人管孩子管得住吗？”小蒋见问，回答说：“我媳妇奶水很足，孙女也很听话，只要吃饱了奶，就可以安静地睡上几个小时。放心吧，我们只管玩，不会有事的。”听小蒋这样说，我们才感到坦然。

　　玩牌时，我们一边聊着日程安排。妻子说：“我们准备九月下旬去北京，至于什么时候回来，那就说不定了，也许一年，也许更长。”小蒋则说：“我们媳妇十月份上班，我和老陈也得随同到长沙去住，帮他们照顾小孩和家庭。哎，我们两家这次一别，可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面呢。”我心里虽也明白，可又不想让两位女性太伤感，就故作开朗地说：“现在交通那样发达，北京与长沙之间，朝发而夕至，实在想对方了，买个区间快车，十五个小时就到了，不用担心见面不易。”陈老师也接口说：“是啊，什么时候我们想郭老师、魏老师了，买个从长沙到北京的快车，用不了一天就可见面。”

　　如今，交通的确很发达，可后面的事谁又说得清，道得明呢，各家有各家的情况，并非说走就走得了的，但愿上苍有情，会让我们这四位多年的老牌友不仅会重新聚首在一起，而且还会赐于我们几十年的时光，让我们尽兴地玩那无需“意思”的扑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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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潇湘渔父 于 2010-10-4 17:14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