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父亲

一生敬畏四个男人：我的父亲，我的物理老师，还有我的两位兄长。他们曾经在我的生活中是四盏熠熠生辉的明灯照亮了我的少年时代与青年时代。岁月这条奔腾的河流冲刷着我的记忆，在我步入不惑回首往事的时候，忽然发现除了父亲之外的三盏明灯逐渐萎缩了。时光磨去了他们身上的光环，生活的世俗那样真切地凸现了他们。我不否认岁月改变了我的目光，使我不再童真，也不再活泼。对任何人我可以虚伪，唯对他们我必须真诚。然而时光拉远了我们的距离，我已看不清我的老师我的兄长的真面目。

唯有父亲在我生活的喜怒哀乐中保持着他为人处事的风格，一如既往地固执与迂腐，始终令我敬畏。 父亲不拘言笑，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父亲的脸上很少有笑容。我和母亲和弟弟都怕父亲。现在回想起来最有趣的就是喝面条。父亲高兴的时候我们一边吃一边说笑，那面条就吃得很慢。一旦看见父亲不高兴了，我们吓得吃面条都不敢“哧溜”，都是张大嘴巴把面条整根整根地往嘴里放，再猛灌几口汤，之后我们都兔子一般逃掉了。我有错的时候父亲对我不像对弟弟一样“凶狠”，父亲不批评也不打我，父亲用眼睛瞪。那是一种愤怒的，恨铁不成钢的眼神，我觉得那眼神很恐怖。我惧怕这种目光，就想尽一切办法躲避他。这种躲避渐渐就成了抗拒。在我童年的意识里父亲的这种目光是重男轻女的一种表现。我觉得父亲不喜欢我，他喜欢的是他的儿子。我从心里疏远他。所以我一直认为父亲是把我当包袱养活的，这让我畏惧也让我仇恨。 这种仇恨终于找到了发泄的机会。 那是我考县一中的时候。带队的是我的物理老师。我觉得物理老师远比我的父亲更亲切。物理老师曾经病倒在讲台上，后来脸色蜡黄的他又来给我们上课了。这种精神赢得了全体同学的爱戴。我敬畏他就是由此而生的。当时我们看到物理老师就把他当成了英雄。我和我的好朋友说，要是年龄和他差不多就一定嫁给他。我的同学也说着和我同样的话。我们很激动，紧紧拥抱在一起。从那时起，我们俩成了铁姐妹。物理老师带队之前找父亲交涉用车的事。物理老师是不是给父亲出车费了我不知道，那辆大卡车把我们送到东风宾馆就走了。等到那辆车去东风宾馆接我们时，我们发现车上装了多半车箱子煤。也就是说，我们回来时要坐在煤上。我看出物理老师不高兴，虽然他什么也没说但我明显地感觉到了。于是我开始生父亲的气，我觉得父亲拉的是私活，要么就是得了人家的好处替人家办事。碍于父亲的面子司机叔叔邀请我到驾驶室里坐，我说，不。我爬上了卡车的后斗而且坐在了外围。车上的好多人都抱怨着黑乎乎的煤弄脏了衣裳，最重要的是怕有危险。没人在意我的感受。那时每听到一声抱怨我就对父亲的恨增加一份，车子开动的时候我已经移到了最靠边的位置。我想，谁要是再抱怨一声我就从这里跳下去，我要让自己的行动逼他们闭上嘴巴，我要让父亲失去女儿，使他受到惩罚。物理老师好像注意到我的行动了，他开始讲保尔，讲张海迪的故事。虽然大家都在听，我感觉到那是讲给我听的。黑夜里我泪流满面，我终于收回了那个危险的念头。那天回到家里已经是半夜十二点了。不知道是父亲给我惊醒了还是根本就没睡，父亲在床边坐着。我看到父亲就大怒道：你为什么要拉煤？父亲愣了。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面对敬畏的父亲大吵大叫。父亲自然无法接受他绝对的父权受到威胁。父亲怒道：拉煤咋了？爱你啥事了！父亲不能容忍平时猫一样温柔乖巧的女儿对他如此不敬。我说，要是我们摔死咋办？父亲恶狠狠地说，摔死活该！我大叫：你犯法！我扭身就回到自己的小屋睡觉去了。哪里睡得着。我恨父亲，我觉得父亲就是家庭中的一个暴君。 事后母亲说，你咋能怪你爹呢，你爹让司机义务把你们捎回来，又没收你们的钱。虽然心中的怨恨稍稍缓解了一些，但我仍然不理父亲。这件事使我整整半年没叫过一声爹。父亲也不和我说话。在父亲面前弟弟比我乖巧，会招父亲喜欢。有时看着父亲和弟弟说说笑笑无比亲密的样子，我就在一边暗自垂泪。我开始怀疑自己时要来的孩子，是母亲捡来的没人疼爱的弃婴。于是我更加认定父亲是不会喜欢我的。那时我甚至认为父亲对于我来说是可有可无的。 八十年代中期自行车虽然普及，但每家也就一两辆，我们去镇上上学占不住家里的车子，所以就有弟弟妹妹送。我的弟弟当着父亲的面断然拒绝送我，弟弟说，谁管你的事！我觉得那种神气与对我的不屑，分明是在讨父亲的欢心，以此证明她和父亲是统一战线，而我就是他们共同的敌人。弟弟拒绝送我也就意味着我将独自步行七八里路去上学。我转身就走，弟弟的拒绝我并不意外。就在我转身的一霎那听到一声脆响，父亲的巴掌落在弟弟的脸上。父亲命令到：送你姐姐去！我看见弟弟捂着脸推车子去了，自此弟弟再没敢拒绝我的求助。那时我没想到父亲会因为我的事打弟弟。弟弟一路上哭丧着脸，我想弟弟一定会感到万分委屈。父亲是让弟弟记住我是弟弟的姐姐，父亲要我的尊重他的姐姐。自此，我对父亲的怨恨稍稍缓解了一些。 一天中午，我和同学们正在教室里吃饭。一辆吉普车驶进我们校园。那时吉普车在我们乡下还是很稀罕的物件，只有上头领导检查的时候校园里才会有吉普车。住校的老师们不知道上头的啥大人物来了，都放下碗筷慌慌地出来了。我们几个女生隔着窗子向外看，我看到父亲和叔叔从车上走下来。父亲穿着他的羊皮里子的军大衣，在老师群里显得很帅气，我看见父亲和老师握手时就离开窗台回自己座位上了。当别的同学叫着我的名字告诉我“你爹来了”的时候我没好气地应了一声。大家用羡慕的目光看着我，我的心是悲苦的。我还是觉得父亲不爱我。父亲没见我就走了，班主任给我送来了一兜子馍馍，说，你父亲怕耽误你学习，把给你捎的东西给我了。 毕业那年春天，父亲第二次来我们学校找了我的班主任。原因是：一个自称是我化学老师的人到我家要钱，说是要选几个成绩好的学生送到城里上学。那次期中考试我考了全班第二名自然是选送对象，所以要几十块钱给我做生活费。当时父亲不在家母亲做不了主也就没给那人钱。父亲回家后母亲就把这事给父亲说了，还告诉父亲那人是高个子，瘦长脸。父亲就赶到学校问老师选学生的事，也见到了我的矮个子化学老师。知道是骗子骗钱的伎俩，只是没得逞。那个星期天我回家父亲特意安排我：在外边要知道保护好自己，现在骗子多得很。我嗯了一声算是回答，我觉得父亲开始关心我了。只不过不愿意过多地表达出来罢了。我注意到父亲开始和我说话，问学校里的事，他问我答，只要父亲不问我就找不到一句合适的话给父亲说。 父亲对母亲说，这仨孩子就这个妮儿和我的性格一样，善良而固执。这话是我亲耳听到的，一种暖洋洋的感觉袭上心头。后来有一次父亲面对面地称我妮儿，拉近了我与父亲心里的距离。 那天我和母亲在地理剔谷苗，父亲下班早就到地里找我们去了。母亲说，家里和着面得回家蒸馍馍。母亲走了地里就剩下我和父亲。远处的钻井工人站在高高的铁架子上侍弄着叮当作响的钻杆，那个的铁家伙就像个巨型的老公牛“哞——”的一声发出刺耳的叫声。紧接着不远处又传来几声，但分明这不是铁架子发出来的。我向周围看了看又低了头继续干手里的活。父亲的感觉是我害怕了，父亲说，妮儿，别怕。那是一种叫牛蛙的蛤蟆，声音特像牛。我还是嗯了一声没接父亲的话茬。心里却分明感到那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父爱的温暖。 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年代，我是一个失败者。尽管我努力了，作为一个新生却无法从众多的复读生中脱颖而出。我只能选择放弃。十六岁的我心甘情愿做一个农民。于是我和母亲种了四亩棉花，浇地、打药、修理棉枝，我成了主要劳动力。炎炎烈日下我背着比我的脊梁宽出好多的喷雾器在棉花地里喷洒农药。春棉花比我高，我举着喷雾器杆才能给它们喷药。常常弄得一身一脸的药水子。母亲在家准备好了洗澡水让我去去身上的农药毒。那年我练就了一手拾掇棉花的绝技：不管是给棉花修理枝杈，还是摘棉花，我一手管一行效率是母亲的二倍。为了尽快摘完那些开得遍地白花花的棉花，我的双手给花壳子扎得血乎乎的，裂满了口子。那年的棉花挣了两千多元，盖了三间瓦房。父亲虽然没有口头表扬我，但从父亲温和的目光中，感觉出父亲对我的功劳是认可的。就是那年春天，父亲动用了职权为我谋得了一个民办教师的指标，从此我走上了讲台。 上班前的那个晚上，父亲说，你知道有多少人竞争这个指标吗？我摇头。父亲说，争这个指标的高中学生就有好几个。我低着头说，嗯。父亲说，你要争气，不能给我丢脸。 我上班之后不几天就听到了风凉话，说是学生教学生咋就会教好呢。我知道人家对我不放心，不放心一个初中毕业的学生能教好小学毕业班。当时班里最大的学生比我小一岁，最小的比我小四岁。父亲怕我把班给弄哗啦了，就教给我如何管理学生，如何备课如何上课。父亲说，你没课的时候就打听打听看咱们镇上谁讲的课最好，你抽时间听人家的课去。 在家里我还是放不开胆子跟父亲说话，我觉得自己简直就像一块木头，我不愿意多说一句话。对于父亲提出的问题，回答时也只有单调的“是”与“不是”。学校却给了我一片新天地，我和我的学生友好相处简直是亲如姐弟姐妹。大家都叫着我的名字叫我老师，我感觉很亲切。我虚心学习又肯下功夫所以上班那年冬天竞考就考了全镇第一的好成绩，升初中时超过了中心小学又拿了第一。把那些不信任我人的嘴结结实实堵上了。第二年周围村子里的好多家长找到我家要把自己的孩子放在我班里。这给父亲争了面子。父亲高兴。父亲说，像我的女儿，有志气。 后来我们小学附近的一所中学缺语文老师，中学的校长就在私下里找我谈话，希望我能去中学教语文。我们小学的校长不放我走，在僵持的情况下中学校长说，那就看看人家本人的意思吧。我想，教中学虽然有一定的难度但能锻炼我的意志，给我一个上进的机会。小学方面尊重我的意思也就无话可说了。于是我成了一名中学语文教师。从初一开始教起跟到初二那一年，上头来了精神说是民师转正考试不论年限了，只要是民办教师都可以参加考试。那时全镇有近200名民办教师，县里只给三名转正指标。当时联校长传达精神说，教中学的考师专，教小学的考师范。我的档案与职称都在小学部，再加上我没读过高中所以就找到联校长说，我得考师范。 联校长说，不行，你是中学教师，你必须考师专。我想和我同样情况的也有，只要人家能考我就能考，人家不能考，咱就死心了，准备靠师专吧。没想到和我同样条件的教师被准许考师范，我却不能，我觉得联校长故意为难我，气得在办公室里哭了起来。同事看不过，就找到我的父亲。父亲听了同事的叙述很生气。父亲说，联校长和我过不去，我们在一块教书时有过过节，他现在把帐算到女儿头上了。 父亲赌气说，我不去求他看能办成事不！父亲找了镇里抓教育的书记。书记说，这还不是小事一桩么，又不是正式考试，参加了镇里预选，还有县里预选，再之后才是正式考试。就让她参加镇里的预选吧。于是我报名参加镇里的预选了。考试地点在联校会议室，算上我一共是36人报名参加。考试时连校长就坐在我的座位旁边，看着别人抄小抄翻课本，我急得心里像着火一般，碍于身边坐着的联校长，也就只能强迫自己静下心来答题。考完后我说，你监场不能光监俺自己呀，人家看你不管，光管俺。联校长说，你给我说谁作弊了，我当场免了他的考试资格。我自然不能说，我不能得罪同事，不能对不起人家。 发榜的时候只公布前九名，这九人中没我的名字。我以为是自己没考好，同事说，你去找找吧，听咱校改卷老师说你考了第二名呢。我把课安排给同年级的老师就去找父亲了。这是我第一次到父亲的单位，父亲的同事开玩笑说，这闺女长得可真仿你爹。在父亲的办公室里父亲像对待客人一样沏茶倒水，我就把考试的事儿跟父亲说了。我坐了父亲单位的车跟父亲一起去了书记家，书记就差人把联校长和副联校长叫来了。他们一看我和父亲在那里就知道咋回事了。联校长笑着跟我父亲打招呼：老同学，别忙乎了，小妮考得不好，明年考吧。我说，不对，我考得不错，考了第二名！副联校长对联校长说，咱别捂着了，捂不住。这几天天天都有查卷子的，我不能不叫人家查。谁第几名早透出去了。联校长立刻涨红了脸，眼角里起了一层白花花的眼屎，不再说话了。我父亲说，老同学，过去的事就过去了，咱不能难为孩子。今儿个我请客，咱们喝点。联校长说，不行不行，联校那边忙得很，我脱不开我得走。书记说，走啥走，喝点再走。你俩是老同学又是老同事，来了就聚聚。联校长说，实在对不起，那边的事我脱不开，我得走。他执意要走大家没办法，副校长也跟着走了。 由于父亲请了书记的客，我总算能参加县里的预选了。于是我信心百倍地参加了县预选。联校公布所有参加考试人的分数时，没公布我的。这一次我是哭着去找父亲的。父亲在楼前跟会计说话，看见我哭着进来慌慌地问，咋了？我说公布人家的分数了没说我的分数。父亲指着会计说，这是你梅姨，你梅姨有办法，让她给你查分数去。我叫了声梅姨。梅姨说，我跟教育局里好几个人都熟，我跟局长的媳妇是同班同学。查个分数不难。梅姨就领我查了分数，我一看我考了202分，当时全县过 2 00分的没几个人。我的分数在我们镇里是第二名，和第一名差一分。我舒了口气觉得自己还行。梅姨把我的情况跟教育局的熟人说了，熟人对梅姨说，老*咋这样，捂人家孩子分数干啥。话又说回来，县官不如现管，还是不能得罪联校长。教师的基本情况由联校汇报，他说你是中学教师你就是中学教师，他说你是小学教师你就是小学教师。今年是定向指标，所以县里负责改卷，一般情况下联校都是按分数的高低向下排。我就抄了自己各科的分数和总分。梅姨留在城里的儿子家准备住下。我搭车回来，直奔联校。我给联校长说：我去县里看分数了，考了镇里的第二名，县里有我的成绩，咱联校为啥不公布我的成绩。联校长说，你是中学教师不能考师范，你考师范人家就告你。我说，你要是真正按自己说的办我也没话说，问题是咱镇里有这样的情况，人家能考我为啥不能。再说，咱们邻近乡镇也没那么着做，就咱联校特殊，咱跟人家领的不是一道精神？联校长说，我是按制度办事。没你的分数是人家就告你了，说你是中学教师，就告你自己没告人家。我说，你说出那个人，叫我看看他给你写的告状信也行。我不信有人告我，假使有人告也不会告我自己。联校长大怒，说，你胡搅蛮缠！又说，你去教育局开信吧，你开来能叫你考试的信我就叫你考。我说，你说话算数。于是我又搭上车返回县教育。恰巧梅姨在教育局一位姓叶的科长办公室，叶说，多大的事啊这算，我给老*写封信。由于天太晚了，我就住在梅姨的儿子家，第二天我拿了信赶回来找联校长。联校长说，参加考试的九个人都订好了，我把谁掳下来？你有本事自己弄个指标吧，只要不占咱联校的指标爱咋考咋考。听了联校长的话，我真想骂他，终于忍住了。觉得自己毕竟在人家手下当兵，骂了他就会给他得着理。于是咬牙忍住了。我转身去了镇里找书记，书记说，不就是一个虚指标吗，我给要去。让咱联校去10个人参加考试不就得了。你安心复习去吧，别来回跑跑了，耽误学习。 回家我把要指标的事说给父亲，父亲说，这书记还很仗义的。那天我跟父亲说了好多，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和父亲促膝长谈。 父亲说，我希望你能平静地对待这件事。如果这次你能顺利地进入考场考出好成绩，当然是最好的。话再说回来，万一考不成或者是没考好，也别太把这事放进心里去。一个人一辈子都会遇到一定挫折的，这是你生活的开始，以后的路还很长。谁也不敢保证一辈子不受一点挫折，你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才能在今后的挫折中把握好自己，才能幸福地生活。那晚父亲说了自己的童年，自己人生中所遇到的坎坷，也说了他和联校长之间的矛盾。父亲说，那时我是中学会计，联校长是中学校长，校里有一个校办工厂有些收入。我就是那个直性子，账目上丁是丁卯是卯，很得老师们信任，这就得罪了校长。 二十多一点的我实在太年轻，对父亲的话似懂非懂。也没有向深处考虑父亲。我一心一意设计自己的前途：我要考上师范在城里找个对象在城里安家做个城里人。我的这种想法又实在羞于说出口。 总之，我与父亲的隔阂消除了，我对父亲的所有敌意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父亲已经是我生活中真正意义上的父亲了。 书记果然要了指标，联校通知我交两张一寸照片，说是一张贴在准考证上，一张县教育局里贴在存根上。我交了照片，安安心心地复习起来。 就在临考的前两个星期，联校通知我过去。我是骑车过去的，我一边骑车一边背时事政治题。我舍不得放弃一丁点属于自己的时间。到联校之后业务校长把我叫过去，说是你不能考了。我一听懵了，我说，为什么？业务校长说，我不知道，只是联校长这么跟我说，叫我这么跟你说的。这次我没忍住怒火，我哭着说，你们合伙欺侮人！当官的都不是好东西！业务校长说，我真的不知道咋回事，要不你去找联校长吧。 我拿了自己没盖钢印的准考证，来到联校长办公室门口，隔着帘子我看到联校的几个领导都在那里坐着。我那时真是昏了头了，我骂道：里面有个人东西的你出来，不出来我就骂死你！农村泼妇骂街我看见过听见过，我为那些女人感到羞耻。我想，假如我是一个普通的村妇我就会把联校长骂个狗血喷头，我毕竟是一个女教师，是个未婚的姑娘。我对他们骂了一句之后剩下的只有怒目而视了。联校长办公室静静的，没有一个人出来说话，现在想来他们是怕我失去理智骂得下不来台。我又去了书记家，书记说，那指标没给你么？我说，没有。书记说，咋可能呢？我给咱联校要了指标了。书记又劝道：实在不行就明年考，反正你年轻。都这会儿了也不可能再有指标了。后来，我才知道，联校长把要来的指标给了自己的当民师外甥，而他的外甥根本就没参加县里的预选。 那晚我哭得没吃饭就回奶奶家睡觉了，却咋也睡不着。我就哭。奶奶把二叔五叔都叫来劝我。跟我住一块的一个女学生陪着我哭，奶奶疼我，看我哭得难受奶奶也哭。二叔说，好人有好报，孬人天报应，别看他这会儿威风老天报应的时候就威风不起来了。 第二天一早母亲也来了，母亲说，孩儿，你别哭了，你爹昨夜里哭了一夜。你爹说，他后悔自己年轻时太直了，得罪了校长，这祸根就给自己的孩子留下了。你爹说，他对不起你。你爹活了五十多岁就哭过两回，一回是你爷爷死，这回是因为你的事。听了母亲的话我那不争气的眼泪又流了出来。我用力擦了一下，看母亲时，母亲的眼睛早已红肿了。母亲说，认命吧孩子，这时侯了也别找人了，为你的事咱都花了六百多块钱了也没弄成事。 我没想到花了这么多钱，六百多块钱相当于我那时的八个月工资。我终于偃旗息鼓了。 这件事改变了我的婚姻观，我当时想，要找对象就找一个权势上压过联校长的人家，绝不能再受他的气。我想就是那家的儿子是傻是残我都要先应下来，哪怕以后再离婚。虽然我没有按自己的想法去做，却终于走进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胡同。 事情过去几年之后，一次和同事闲聊，同事说，你父亲要是给联校长送礼就好了，他就不会想法子治你了。我摇头说，以父亲的个性，他绝不会给联校长送礼，父亲嫉恶如仇，嫉贪如仇，他怎么可能去送礼？ 父亲在岗位上几十年，退下来的时候没带公家一草一木。村子里跟父亲干临时工的人说我父亲真傻，单位送他的彩电他都不要。父亲说，那东西姓公，咱不沾。 那时已经是九零年末了，我家穷得只有弟弟结婚时弟妹从娘家带来的一台17寸黑白电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