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明黄

一地明黄

　　想起她的时候，我脑子里跃出的就是这样，一地明黄。明黄的色彩、明黄的声音、明黄的身体。

　　跟她在一起时，我就忍不住地克制不住我的优越感，要给她很多我的建议----基本都是命令式的祈使句，我要强迫她做我希望她做的事情。我恶狠狠地骂她脑子笨得像猪一样，给小姑子欺负了，还不知道还句嘴。我把她揪到镜子跟前，让她看自己，一个脸色蜡黄，打扮俗不可耐的妇人。我把她摁在小芳化妆室的凳子上，叫化妆师给她化一个美美的妆。

　　她安静地坐在那里，听话地闭上眼，微仰着脸，让小姑娘给她扑粉，画眼线，涂睫毛膏。我坐在对面看着她，盛夏的阳光透过玻璃窗，打在她的额头上，像一小块金色的翅膀，薄薄，透明地覆盖在她的额头上。那一瞬间我想起她童年的模样。

　　小时候她总比我神气，功课好，是老师的宠儿。放学了，胳膊上带着两道杠的标记指挥大家做清洁，我躲到厕所里，她跑来找我，我说我肚子疼，她歪着脑袋狐疑地瞅瞅我，说“那好，你快点出来啊。”等我回来时，她把我负责的那块地扫好了，抱着我的小书包坐在台阶上等。

　　我经常到她家蹭饭。她跟她爸爸妈妈一样，总是热情地招呼我到她家吃饭，好像他们很喜欢留人吃饭似的。她家的饭真好吃，她家兄弟姊妹多，她排行老四，每顿饭桌上总有五六个菜。她妈妈，这个矮小黑瘦的挡车女工，我简直不知道有什么菜是她不会做的，总是变着法儿叫她家饭桌上的饭菜更好吃些：小得不成样子的小鱼干和着自己做的黑豆豉蒸，腌茄子腌四季豆腌圆白菜，用干辣椒蒸肉的米粉爆炒，香得碗都可以吞下。她的父亲总是笑眯眯地招呼我，用筷子头敲敲女儿伸向菜碗的手背，叫我多吃点多吃点。吃过晚饭，她父亲就端起泡了一大杯酽茶的茶缸子，一手拿只用风湿胶布贴补了的广播，匣子里呜哩哇拉唱着楚戏，慢条斯理地走了，到社区自行车棚里守夜。
　　初三时，她改了年龄顶她妈妈的职到纺织厂做女工。我去找过一次她，她被人从机器轰鸣的车间里叫出来，眉毛上沾着毛絮，她摘下帽子，望我们笑，说不了几句话又慌着跑进去，给一根根线轴上的线打结，连起来。
晚上坐在阳台乘凉时，她很得意地告诉我，她接线接得最好，最快。这个月奖金多了十块。说厂里有人偷布，偷织好的白布，缠在腰上出厂，然后染色，做袋子，做裤子。我问她搞不搞，她说她才不，她怕。

　　很长一段时间，她是我唯一的知己，我最好的朋友。她喜欢跟我说话，我也喜欢跟她说话。挤在她小小的房间里，没完没了地说着我们的话。

　　因为我还在上学，可她早就上班挣钱了，出去玩多半是她买单，我们站在马路边吃臭干子、麻辣烫、煎饺，我抢着要买，她就打我的手，说“你又没上班，等你上班了再请我吧。”说这话时，她的胸脯一挺，就把我挡在了背后。我觉得要是红岩那时代，她大概也要把我赶到后边，就用这大无畏的姿势。

　　有阵子她迷打包来的衣服，就是那种据说从香港台湾，还有说从大西洋彼岸传来的二手衣服，价钱特实惠。样子跟我们这里的衣服不一样，很时髦，料子也不错，有的看起来还是簇新的，毛料的衣服胳膊肘臂弯上连一点磨花起毛的地方都没有。但是这样近乎完好的衣服极少，是凤毛麟角，要耐着性子淘，在大堆乱七八糟的衣服里，找出没有大的瑕疵的来。

　　她跟她同事兴冲冲地跑去专门卖打包衣服的店里淘，有次挑回一条很好的毛料裤子和像007电影里女间谍样的女式长风衣，她一件件地穿给我看，在屋里打着转，让风衣的下摆旋起来，问我“好不好看？好看不？”

　　我从报纸上读到打包来的衣服有毒，有病菌，我把报纸折起来带到她家给她看。她说没事，她挑得很仔细，衣服都是八九成新的，样子很新，拿回来洗了熨了，还托人送到医院的消毒间里，用紫外线消了毒。我还是觉得不安，看着可疑。可她穿那些衣服真是好看，肩是肩、臀是臀、腰是腰的。

　　我看着她刚好两只手拢过来一掐一握的小腰，胸脯鼓鼓的，乌黑的头发缎子一样又顺又滑。她买了口红，对着蛋圆的小镜子，小心地搽满整个嘴唇，然后抿一抿，杏儿一样的红就填满了整张唇。她头上的灯泡是黄的，昏黄的灯把她的头罩在那个不明亮的圈里，她描得很慢很慢，衣褶半天才牵动一下，她的面像显得格外妖艳、美丽，凄迷。

　　我始终不知道我为什么会那么想。我的21岁的闺蜜是个一直生活在小城里的姑娘，她按部就班地上学，按部就班地工作，在青春期结束前，没有从事过其他职业，没有去过武汉以外更远的地方。但是那一刻，我就是觉得她妖艳，艳得不可方物。以致我一直觉得她骨子里是很强的，有着钢铁，哦，不，竹子一样的质地。坚韧的，柔软的，她应该活出一个跟现在不同的她来。

　　但是她让我失望地看到，成为一个孩子的母亲以后的她，跟她的两个小姑子吵架时，一点没有跟我在一起时的伶俐；大伯家拆迁拿了租房安置费要搬回老宅，赶他们出去住时，也完全没有她跟我说的她一定要怎样的狠劲。听她边喂儿子吃粥边眉毛也不皱一下，轻描淡写地说她婆婆吝啬得要命，只晓得找他们要钱，连根纱也舍不得给孙儿买。偏爱大伯的儿子，买了两根棒棒糖，大孙子吃了还要，犹豫了一下，从她儿子嘴里抽出来含得只剩一小坨的糖，塞进大的嘴里。

　　只有一样勉强算是可喜，她老公是个漂亮标致的人。这个漂亮得像明星一样的男人自从纺织厂下岗以后，基本就再职无定所，做过传销、直销、保险业务员、安乐枕推销员、家具城保安、手机销售……，哪一样他都干不了很久，总是一段时间白衬衫、暗花的红领带、黑皮鞋精神抖擞地出去，一段时间又看见他老头衫、大裤衩地坐在泡桐树底下跟人斗地主打麻将。

　　我彻底地被她弄糊涂了，我觉得她就是喜欢讲给我听她家那些杂七杂八的破事，其实她根本不需要我的建议，不需要我狠狠地教她，教她怎样狠狠地对付蹬鼻子上脸的小姑子，怎样跟大伯要回租房子的钱。其实她只是想讲讲，告诉我她生活在一个多么热闹，多么繁杂的大家庭里，她每天有那么的事要做，可做，她根本没有心思听我说哪些书里的事情，哪些地方的人们，他们在干吗干吗。

　　她一概不关心。她只关心她眼皮底下这盒牛奶过期了，还能不能用。懊悔没有早点喝掉，很快她又高兴起来，可以做面膜嘛，还可以浇花，做花肥。说话间，她老公进门了，她立即弹起来去给他开电扇，把扇头扭向他那边，跟我解释说他怕热，又问他中午是赢了还是输了。她老公说输了十几块钱，她轻轻吁口气说今天手气不好，不要跟阿四他们玩，过几天再去。好像全忘了，刚才她跟我抱怨，说他爱玩，总是不知道存钱，有一个花俩个，儿子马上要小考，一点也不知道着急。她跟我叹口气说：我跟你不一样的，你命好，你从出生到读书到长大成人到嫁人找老公，你样样都会比我好，我只能这样的。但是我比你能吃苦，我吃的苦，你肯定吃不消的。

　　我退后一步看着她，我骤然觉得我一点也不比了解她眼珠的颜色、了解她的气味，了解她例假的日期更多地了解她。她比她老公更早地下了岗。在我们这个老工业基地的城市里，改革的刀子首当其冲的就是纺织、钢铁等老企业，大批大批的工人下岗，人们从最初的哭、闹、挣扎，慢慢到麻木、平静，到似乎习惯了，要是听说哪个老厂没人下岗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我们这片七十年代企业盖的职工宿舍楼，刹时间楼前楼后布满了闲人，麻将馆开得遍地皆是，大大小小，黑的红的青的黄的烂砖头石棉瓦搭的偏厦一叠着一间，大群操着郊区外域口音的租客涌进来了，一个新的城中村出现了。

　　她在集贸市场做营业员，卖20块钱一个的皮包、50元一条的梦特娇的裤子，她如数家珍地告诉我市场哪里有卖最好看的包，最时尚的衣服，它们最底的底价是怎样的，怎样跟老板说话砍价会争取到最大的让步。

　　她每天打扮花枝招展，身上穿着在这个小城里最时髦最流行的衣服。街上流行低腰裤，见到她时她一定穿的低腰裤，弯腰，蹲下身理货时，露出腰臀间一大块白白的皮肉和红色的内裤。她给我打电话说给我留着拉绒的保暖内衣，是竹炭的，只要35块钱一套。她们这一块的营业员，还有老板，一人留了一套。她给我也要了一套。我实在不好意思开口告诉她，35块钱的保暖内衣绝对不可能是竹炭的，全棉的，吸水吸湿不变型。我想她是知道的，后来她看见我买戴安芬的内衣，跟她说打了七折的，她再也没有给我留过衣服。

　　那个平常的下午她让我忽然意识到她跟我的不同。我几乎习惯了我们头挨着头地，下雨打着一把伞，在雨地里疯跑。青春期到来的时候，我跟她一样手忙脚乱地迎接它，消化它。我跟她分享几乎所有的秘密。尽管她总是说，凯，我跟你不一样。但是，她的父母，她的姐妹，还有他们53个平方的二室一厅，他们对我的亲切、包涵和熟悉，早已模糊掉了我曾经凭借幼儿的本能认识到的不同。我一直以为我跟她是相同的，我们的骨骼、我们的心灵，还有我们的命运，一定是！

　　但是现在，她终于揭开这个谜底，让我清晰地看见了，我跟她是这样的不同，绝望的不同。像我小时候仰望她的心口算一样，我无法算得比她更快更准，无法比她更讨老师还有同学的喜欢，我怎么努力也做不到！唯一能够做到的，是我跟她的友谊。因为同住一栋楼，上下学奔走出来的友谊。其实我得不到她真心的认可，她始终认为我跟她不是同一类人。比较她，我是锐利的，带着刺骨的棱角，从枝垭地挣扎着伸展出来，我还没有办法彻底地习惯被绑缚、被桎梏，我总是带着股好奇、怀疑与对垒的神气，向我不懂得的，不接纳的，和不懂得我的，不接纳我的东西投出一瞥。因为这种招人憎恶，误会，敌视的眼神，我和一个女孩子扭打在一起。在中学窄小的过道里，我下楼，那女孩上楼，就在我们像两辆南北方向的列车，互不侵扰，互不理睬地交错而过时，我看了她一眼。那一眼引来了一口愤怒的口水，尖利的怒骂。这是个骄傲的女孩子，她迅猛地反应过来，用力从口腔里汇拢一口口水，敏捷地啐出来，啐到我的耳畔。我们扭打到一起，随她上楼的两个女孩子上来拉偏架，架住我的胳膊，搂住我的腰在背后使劲抓我的头发。在教导处的办公室里，这个女孩子用她播音员一样清脆、尖利的声音告诉老师，我在污辱她，无缘无故地污辱她。在这件事发生的很多年以后，我才觉得应该感谢这个敏感的高年级女孩，她用她愤怒的口水早早地提醒我，我那种惹人厌憎的神气，是多么地可恶，多么地该当消灭。

　　而她是块海绵，有着柔软的，似乎没有骨头的躯体，有着巨大的包容性质。也有着海绵一样明亮金黄的色彩。她不费气力地吸收掉生命给予她的一切，丰饶或者贫瘠，就这样认命似地承受着。温驯得让我生气，她慢慢地,笑一下,边干活边讲她跟她婆家的恩恩怨怨。从她那缓慢，有条不紊地给老公熨长裤的动作中，我看不到她的不满。

　　她说起钱的样子是又恨又爱，我怕了她频繁地提到这个字，但是显然地，她从来没有被它逼疯过。我是知道的，她们那批下岗的女工，很多人跟她一样打过各种小工，刨去车费路费中餐费，一天下来落不到几个铜板，不少人去了舞厅做了三陪。比起后来在工作中我见识过的看到过的，那么多被钱逼疯，逼狠，逼坏，逼腐烂的人们，她提起这些时，有优忡，没有怨尤，是个自虐的享受型。

　　从此我很害怕揣测他人。看似再透明再磊落的人，他的内心底都有一个幽暗的深径。即使跟我这么熟，一起长大，一起分享过几乎所有秘密的她，我也不再敢妄自揣测，肯定，做出评断。这个经验正是她告诉我的。她用她把握的一切教给我这个道理。也许她尖叫着抗争过，踢打过不肯接受，像辍学顶职，她沉着脸撅着嘴不吃饭，回她母亲一句“你们就是要我这样，跟你们一样！”。

　　她到底顺从了，对待这样的人为的，无意的，巧合的，凡种种这样落到她身上的安排，她接受得愈来愈安然，愈来愈从容。她成为一个好脾气的橡皮人，推不倒的不倒翁。我一直不解她。很多年以后，我逐渐懂得静下来重读别人的心经，读到亦舒：“若要生活愉快，非得把自己先踩成一块地毯不可，否则总有人来替天行道，挫你的锐气，与其待别人动手，不如自己先打嘴巴，总之将本身毁谤得一钱不值，别人的气也就平了，也不妒忌了。”一丝悲凉从后脊骨滋滋地冒出，我得说这样的句子很符合我时下的心境。不肯服输的心气，是面摆出挑战姿态的红斗篷。总是在激怒别人，激怒老天爷冲杀过来。要么一将功成万骨枯，要么就是这样，被替天行道的人踩得千创百孔，死就死了，还死状难看。

　　我想起了中学那个高年级女孩愤怒的口水，想起了她。原来她悟性那么高，很年轻的时候她就懂得了太极的玄秘，懂得用海绵一样的绵密吞吐吸纳她遭遇的东西，把所有潮湿晦隐的故事装进去，化做一摊污水挤出来，碰上固执的，蛮横的，挤不动的，就这样留着，眼见心也不烦。用我熟悉的，给她老公熨裤子的姿势，安静的，顺服的，垂着睫毛，细瘦的手指撑开，压在案板上，另一只手提起熨斗，用力摁下去，熨出一条笔直的裤线。总有一天她会叫它们在她的五肺六腑里，慢慢地吸收，消失，捋顺每一条褶皱，不留痕迹。至少，外面是光滑的。无疑她是成功的，而我呢，我跟她是那么的不同，可是只要我不想被抛弃，被隔阂，被践踏，迟早我会跟她一样，变成海绵一样巨大的容器。但是，谁能说这不是明智的呢？我应该感到庆幸，我应该匍匐于地，把额头贴在冰硬的土地上，双掌合十，感恩上天没有赋予我和她一样的，更卑微的命运，她说过的“我吃过的苦，你是吃不消的！”语气里一种愉快的炫耀，她得意，她比我拥有更多的苦难，她有强大的消化能力。当生命面临的一切不适，我竟没有向她诉说，跟她比赛的资格。这肯定是我们的障碍，我无法令她同情，我的不快乐在她看来都是矫情的，不屑的。我只能够这样，远远地，深深地注视着她，听她不厌其烦的倾诉，沉默，暗暗流淌着不只关于她的忧伤。

　　旧城改造的工程终于延伸到了我们这块，老邻居们纷纷搬走了，像狂风吹过秋收后的田野，能收的收了，能卷的卷走了，剩下的七零八落地，再也难能碰到一起。

　　碰到她时，我从百货公司里购物出来，迎面看见她站在马路双黄线上，头发扎着髻，手里提只红塑料袋，偏着脸看过来的车，等车过了，赶紧走过来。听见我叫她，站住了，仰着脸眯缝起眼睛看我，她有些近视，笑起来“凯凯！”声音是一地明黄，只有她跟她的一家人是这样，一直喊我的小名。

　　她说她家就住这个百货公司前头，买的二手房。儿子上中学了，成绩很好，不要她操心。我一个个地问，问她的爸爸妈妈，问她的姐姐，问她的儿子、老公，她也一个个地问我，挨个地问，我跟她一声递一声地答。

　　老公把车从停车场里开出来，我跟她告别上了车。忽然听到她大声地喊我，回头看到她举着塑料袋赶过来望我招手说，等等等等。她从塑料袋里掏出一把酸豆角，从车窗里塞进来“我妈做的，你喜欢吃的，全拿去全拿去！”天气热，她脸上汗津津地样子，急切得生怕我不要似的。

　　车开远了，回头看见她穿进花花绿绿的人群，脑后用塑胶夹子胡乱挽起来的髻，几缕碎发随着她的步履，一颤一颤地抖动；T恤有点紧，把她后腰上的肉勒成一束一束的，也跟着身子一颤一颤地。看着她钻入人群，不见了，我忽然觉得眼睛有些酸，想流泪，想说话，想跑过去紧紧地拥抱着她，为我这少女时代的伙伴。我想冲过去大声地告诉她，我从来没有走出过她，我们的命运里一定有种隐秘的契合。不论我看起来是多么地不像她，但是，一定是，肯定是！ （修改完毕）！
[ 本帖最后由 绝版蔷薇 于 2010-9-26 12:19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