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年集
“年”是一个记号，刻在数九寒天的额头。岁月如同一架雄赳赳的马车，车轮辗到这里就“咯噔”一下，产生久久的震颤和回响。而“过年”则更像是生活对乡亲们又忙碌了一整年的犒赏，“新年到，人人笑。小妮要花，小子要炮；老嫲嫲要块大年糕，老头儿要顶新毡帽……”。进了腊月门儿，人们就开始欢天喜地地数着日子准备过年，扫房子，蒸馒头，杀公鸡，炖大肉……不管年成好孬，手松手紧，一家人的年是一定要谋划着好好过的。
小镇逢农历二五八的日子赶集，从腊月二十二开始，就只剩下一年里最后的三个集。乡亲们备年货的活动仿佛是那首激荡人心的《春节序曲》，管弦合奏，锣鼓齐鸣，活动、情绪和氛围都开始进入了高潮。
“拉五块钱的肉，包饺子”，“再买几张年画贴屋里头”，“爹，我要两挂小鞭……”，就着豆豉咸菜，吸吸溜溜地喝着热热的棒子面白粥的功夫，一家人就七嘴八舌地谋划好了赶集要买的东西。吃过早晨饭，日上三竿，赶牛马驴车的，骑自行车的，更多的是步行走着的，十里八村的老头子、老嫲嫲、壮汉、妇女、小媳妇，大姑娘、小伙子，还有拖着清鼻涕的半大小子和小妮儿，都在这一天，戴了棉帽，裹了头巾，锁了自家大门，冒着刺骨的寒风，从四面八方的小路甚至是横穿光秃秃的田野，滚雪球似的向小镇聚拢而来——除了买些过年的东西，男女老少一多半是为了在集上过眼瘾、凑热闹、挤油油儿，享受难得的过年喜庆气氛。
而小镇“目”字型的街道，在乡亲们吃早饭之前，在黑黢黢的夜色里，就已经被大车小辆、各种摊位占据得满满当当。此刻，那些卖年货的大老板、小商贩们正冷冷呵呵地虚位以待，摩拳擦掌，眼冒精光，准备在年末最后的这三个年集里稳赚一笔，一家老小过个盆满钵满的好年。
最繁华的是北街。从小镇北街东首的桥头开始，一直到四中大门口这一段路的两边，有很多存放自行车、地排车的地方。赶车、骑车的乡亲在看车人热情的招呼声中停下车子，按照看车人的指挥把车子挤挤挨挨地放好，看车人把取车的凭证（竹牌）的一半系在车子上，另一半递给车主，取车的时候认牌不认人。车主小心地把车牌揣进荷包里，然后往北街深处走去。
北街集首是鸡鸭鱼肉，活物扑扑楞楞摆一地，鲜肉高高地悬挂在“门”字形的铁杆上。手头再紧也要剌几斤肉，炖大肉、包饺子，一家老小眼巴巴地盼着过年这几天解馋呢。于是，你要三斤血脖，我要五斤后座，猪老板手中的片刀麻利地上下翻飞，一扇猪肉很快就要片瓦无存了。这时候，猪老板又从后面的车里拽出另一扇，吃力地挂在铁杆上……
再往里走是蔬菜和干果。大白菜、红萝卜、藕和韭菜应该是年集上卖得最好的蔬菜了，因为大白菜便宜，炒炖溜皆宜，包牛羊肉饺子的时候红萝卜必不可少，韭菜猪肉馅饺子、炸藕合也是过年必须的。只是韭菜不耐存放，人们只等最后一个集的时候才买，所以在年二十八集上，小镇上的韭菜价格往往会上涨一大截。便宜买多，贵就少买，乡亲们也有自己朴素的购物准则；花生、瓜子多少也要称几斤，家里来客（qiě）的时候，不能干坐着拉呱儿（聊天）。
北街的最西边是卖衣装鞋帽的。大概在80年代，过年的新衣裳、新鞋子还是家里娘们儿手工制作的，劳神费力，点灯熬油，费事把火，程序也是极繁琐。几乎从秋收后开始，家里的女性公民就开始思谋这事，一直延续到赶年集，务必要在大年三十之前，给一家老小每人制一身新衣新鞋。初一拜年，哪里是纯粹地去磕头，那简直就是村级的新衣展览、模特比赛！谁的褂子大小合身，谁的裤子款式新颖，谁的棉鞋合脚别致，娘们儿们都要评头论足，褒贬一番。要是谁家的大姑娘赢得了“手巧”的名声，这一年媒人都要踏破门槛儿呢……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乡亲们的荷包鼓起来了，对穿衣戴帽的追求也高了，随之集市上的卖衣服鞋子的也日益增多。无论是颜色款式还是面料质地，都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接，馋得大人孩子眼里冒出火来。大人可以将就着穿手工缝制的衣服，小孩子却是哭闹着非买成衣不可，于是小镇北街西头衣装鞋帽摊子的数量逐渐扩大，在年集上达到了空前规模。
北街上因为卖东西的商贩太多了，除了街道两边，路中间也摆上了一溜摊子，再加上道路两边固定的门市部，这样就形成了五排摊位，使本不宽阔的街道更加拥挤。赶集的人们不免在一些地方蜂拥在一起，更有起哄甚至不怀好意的楞头小伙儿高喊着“挤啊，挤啊，挤油油儿……”，制造着紧张气氛，专门往大姑娘、小媳妇儿多的地方钻。人们被挤得踉踉跄跄，赶紧拉住吱哇乱叫的孩子，呼儿唤女地使劲往外挤。这时候，有些摆在街道中间的摊子就遭了殃，被大脚掌、小棉鞋猝不及防地踩踏，甚至有的小孩子被挤得扑倒在摊子上。“干嘛？干嘛？踩坏了陪俺！”摊主张皇地叫喊着，招来人们的一片哄笑……
南街的人比较稀量，摊子也没有那么稠，甚至有骑车和赶车的人。在南街西首的路南有一大片洼地，夏天雨水多的时候是一个大湾，没水的时候在这里买卖牲口，年集上成了鞭市。十几辆满载鞭炮的货车和拖拉机早就隔开了距离，各自占据了有利位置，星罗棋布般地分布在洼地里。这时候，每辆车的周围都站满了男人和半大小子，全都把手揣在棉袄袖子里，乐呵呵地看着。卖鞭人站在车斗里，扯着嗓子吆喝着，“哎～哎～，五块钱两挂，十块钱五挂啦……”。人们还是笑眯眯地看着，有人嬉笑着说：“响不响啊？放两挂听听！”“好！好！好货不怕比，放就放……”。于是在各车旁边的空地上，鞭炮、二踢脚、钻天猴比赛似的“噼里啪啦”“叮咣叮咣”地响成一团。男人们听声辨音，计算着荷包里的钱，掂量着回家后自家娘们儿的反应，也架不住孩子的祈求和哭闹，都或多或少地买了一些，提在手里或夹在腋下，笑闹着离开了鞭市。
鞭市往东，卖年画、对联的比较多。上岁数的喜欢买“麻姑献寿”“八仙过海”“年年有余（鱼）”，盼着家里添丁进口的就买“送子观音”、“胖娃娃”，年轻人喜欢买明星画“小虎队”、“四大天王”，也有大着胆子买“泳装挂历”的，回到家免不了被爹娘臭骂一番。每个摊位上至少有两个摊主，因为人少了看不住，看不住就会“跑单”——特别是明星年画，印刷很精美，材质却非常薄，不用力捻开的话，两三张当成一张卖给人家也是常有的事。
在南街和连接南北街的街道两边，还有出门晚了在北街没占到位置的摊位，见缝插针地摆在人多的地方。特别是“目”字下面两横的街道上，人多的也不亚于北街。
我最向往的是卖豆腐脑儿的摊子。城里叫“老豆腐”，我们村叫“喝（hě）豆腐”，意思是可以喝的豆腐。“一碗豆腐，两个馒头”，卖豆腐脑儿的老汉闻言抬头，笑呵呵地接过一毛四分钱揣进荷包里，然后左手托白瓷老碗，右手执扁平的撇勺，十几下就从大桶里撇上一碗，最后再浇满卤子和一小勺老棉油。在豆腐脑儿老汉背后的长条矮凳上坐下来，看见白白嫩嫩的豆腐脑儿在白瓷大碗里颤颤巍巍地晃动着，深红色的老棉油在黑色的卤子里散溢出迷之芳香，这时候再拿上两个热气腾腾的高尖儿白馍馍，简直就是无上的美味，心里暗呼一声“人间值得”——以上是我当年曾经朝思暮想的一幕。然而能够实现的机会寥寥可数，因为我没有一个罗锅爷爷。小时候，我很羡慕二癞子，他有一个爷爷。他的爷爷尽管是罗锅儿，但是经常带他在集上喝豆腐脑儿。回去之后就在我面前显摆，夸张地吧唧嘴，馋得我口水流一地，忍不住跳起来撵他，在他的疤瘌头上狠狠地弹上几个栗凿（脑瓜崩儿）。
大约十年之后，我参加了工作，实现了喝豆腐脑儿的“自由”，再也不会对一碗豆腐脑儿念念不忘。但我还是经常会在吃早餐的时候，想起小镇上那碗求而不得的豆腐脑儿，想起散发着迷之香味的老棉油，想起坐在长条矮凳上的那种满足感。直到现在，我仍然不喜欢在喝豆腐脑儿的时候吃烧饼、加茶蛋，还是觉得高尖儿馍馍和豆腐脑儿才是绝配。
在十岁之前，每到赶年集的时候，我曾经很多次穿着厚厚的棉袄棉裤棉鞋，牵着父母的衣襟，如同一朵小小的浪花，在人潮汹涌的年集里享受着被簇拥被认同被牵挂的初始自我，像扎根在鲁西北平原上无数无量的小孩子一样。那时候，我随着荡来荡去的人群，穿行在小镇狭窄的街道，我看见屠户大叔凌厉的刀锋划开红白相间的猪肉，我听到十字街广播喇叭里奏响激越的《春节序曲》，我嗅见鞭市里飘散开来呛人又诱人的硝烟味道……我捕捉并享受到生活给予一个孩子最大的激励和犒赏。它让我在莽莽苍苍的岁月里，无论走多远、在何方，都能记得来路，不会迷失自我。
小时候天天盼过年，盼着赶小镇的年集，感觉春夏秋冬四季的轮回真是漫长，不知不觉荒废了几多光阴；四十岁之后才察觉岁月的匆匆，三百六十五天的日子只不过是第十二次听到工资到账的“叮咚”之声，只不过是第十二次迈进小区物业室的房门。
如今，离开小镇三十多年了，父母在十三年前已经作古，小镇随着城镇化推进的脚步也早已改变了模样。南北街上，二层小楼林立在道路两边，目字形的街道里到处是小门脸儿，还有几处大超市，每天都是迎来送往、热热闹闹。现代化、科技化、信息化的迅猛发展，也深刻改变了乡亲们的生活方式，线上线下随时可以买到各式各样的生活所需，再也无需等着盼着、蜂拥着赶年底的那几个年集。
然而，我还是想念小镇的年集，想念寒风中的那些朴实身影和笑容。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小镇年集在我心里已经融化成了一幅背景、一个意向。在它里面，镌刻着挤挤挨挨的街道、黑色棉衣的爹娘、一个孩子连篇累牍的记忆，还有他骨子里生就的、至死不渝的懵懂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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